發表時間： 2007-12-22 10:21:36作者：齊戈
所謂中國特色是近年來流行的一個新詞，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等等。這裡有一個基本規律：凡是那些說不清道不明，弊端叢生屢遭抨擊，普天下頗不以為然的制度或主義，只要冠以中國特色四個字，於是乎天下就莫名其妙，並以莫名其妙而不了了之。比如社會主義，毛澤東搞的那一套其實就是斯大林主義，甚至比斯大林還極端。但自蘇共20大之後，斯大林的暴政公諸於世，臭了、不光彩也不得人心，毛澤東就說我們不要照搬蘇聯模式，要自己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言下之意就是我們與斯大林無關，與共產國際無關。並拿出一堆往事來說明：什麼抵制了劃江而治，共產國際打壓過他；總而言之，我們是兩回事而非一回事。其實，明眼人都知道，沒有蘇聯、共產國際在背後插手，沒有斯大林這個太上皇的支持，哪來毛澤東武裝鬥爭的勝利？但得天下之後，毛澤東皇權專制的嘴臉終於暴露無遺，他那個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以土改之名奪人田產，以國有之名霸佔社會；最終走到繼續革命那裡去了，搞得天怒人怨瀕臨破產。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才將這一頹勢挽回。那時鄧小平說了一句大實話，社會主義是什麼我們並不清楚。話雖如此，但他在理論務虛會上卻講了四個堅持，其中一條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對於鄧小平的這個堅持，我們把他理解為政治家有說不出口的苦衷，在沒有名器的情況下，他總不能另起爐灶來搞改革吧？說遠了，還是說回中國特色吧。
對中共來說，以編造新詞偷換概念的手法由來已久，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澤東的延安時期。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做出結論，同時宣布：「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 直到後來所謂毛澤東創造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農村包圍城市等等，這應該是中共的中國特色最早的原型。在歷史的長河中，幾度變遷，幾度打磨，終於成就了「中國特色」這張幌子。其間，還有兩個類似的、最著名的個案，一是所謂的新啟蒙運動，再有是新民主主義，其做法與中國特色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結果無一不是把好事情變成壞東西。對於冠以中國特色的諸多事情，人們最好保持高度警惕，因為中國特色看似四個字，但卻是無法界定，難以確定其內涵的模糊概念。這種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最容易被偷換，最容易夾帶私貨，最後又不知道會搞出些鬼名堂。毛澤東所謂的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最後不是和秦始皇結合在一起了麼？中國特色是什麼？從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來看，從古至今都是落後與進步相伴，糟粕與精華並存， 哪裡有什麼只有正面而無負面的中國特色？不但中國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裹小腳絕對是中國特色，總不能是中國特色了又讓諸位女士把小腳裹上；妻妾制也是中國特色，是不是中國特色了我們又可以娶幾房太太？三拜九叩是中國特色，大講中國特色是不是意味我們見面不再握手，而是要下跪叩首？這些看似荒唐的事，其實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來難以改變的事實。但如果以中國特色敷衍塞責，沒有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擔當，這種荒唐未必就不會再現。所謂中國特色並非只是文景之治、盛唐時期那些輝煌的面子，骨子裡還有更多腐朽落後的東西。更何況我們還背著兩千多年皇權專制的歷史包袱，這也不能不算是中國特色吧？就政治文化而言，中國特色這個遁詞看似聰明，其實是荒唐至極。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特色的荒唐事不是沒有，最荒唐的莫過於太平天國時期洪秀全的「基督教」了。太平天國（1851年－1864年）是清朝後期的一次由農民起義創建的農民政權，從1851年金田起義，到1864年天京（即現南京）陷落，歷時13年。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國創建者及思想指導者。原名仁坤。廣東花縣人。道光年間屢應科舉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之教義，創立拜上帝會，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張建立遠古「天下為公」盛世。洪秀全接觸到基督教是從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開始的，這是一本包含九種小書的佈道集，由馬禮遜代輯付印。而這本《規時良言》，卻成為洪秀全基督教的基礎。後有教士美都士（Meadows)在1856年做了一本書，中間論到梁發對於洪氏的影響說：「洪秀全和他的友人馮雲山決意到外省去傳道，而以販賣筆墨維持生計，那是他受了梁發書中所載的‘先知在故十室家外。莫不受人尊敬’的一句話，和使徒行傳十九章保羅傳道事跡影響。」
1843年 7月 洪秀全與馮雲山等人建立拜上帝會，自稱上帝之子，並稱呼上帝為天父、耶穌為天兄。並與楊秀清等以這本《規時良言》作為他們佈道的藍本，雖然如此，但洪秀全並沒有放棄科舉仕途的道路。直到1847年他第三次考試又失敗了，仕途的絕望終於使他決意加入教會，並去拜訪美國浸禮會羅孝全牧師。他與那牧師同住了幾個月，學習基督教的教義，他曾請求牧師給他施洗，可是羅牧師因為他對於神學的認識並不認同，拒絕了他的請求。洪秀全在失望之餘，回去繼續以他的上帝會為依托，廣事宣傳，秘密聯絡。當時清廷對於一切秘密會社，曾嚴厲取締，上帝會自然也在取締之列，他只好逃到香港。在香港又有機會與教會接近，跟隨德國教士郭實獵學習基督教神學，這才使他首次接觸到聖經。洪秀全再次提出加入教會的請求，終因其他教徒的排擠而未受洗。對於洪秀全是否正式加入過基督教，學術界是有爭議的，另一說是洪秀全寫出《原道覺世訓》的同時，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太平天國失敗後，才有人否認他是基督徒。且不論真假如何、參加與否，洪秀全與教會和牧師有所接觸，並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卻是事實。他曾經採取梁發所用文字佈道的方法，也寫了許多佈道小書。雖然如此，對於基督教來說，洪秀全最多是一個剛入門的信眾；就神學而言，他連一個普通牧師的資格都沒有，更不用說開宗立派的聖徒。奇怪的是，就是這樣一個一知半解、連信徒身份都有破綻的所謂基督徒，居然就以基督教的名義，裝神弄鬼地鬧出一場席捲半個中國的大動靜來。
太平天國的理論綱領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覺世訓》、《原道醒世訓》等幾本書之內。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雖然聲稱結合西方基督教義、中國儒家大同思想、農民平均主義，但就基督教神學而言，他幾乎一無所知，最多不過是初入教門的信眾而已。他的思想，其實全部源於當時的中國籍傳教士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後來有外國傳教士知道了這件事，試圖向他講述聖經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為異端。但他卻始終打著基督教的旗號，言必稱天兄天父，口口聲聲「爾等皆天父之子女」，並以此來凝聚人心、鼓舞士氣。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洪秀全起兵於金田村，率眾萬人，不到兩個月佔據永安，擁洪氏為天王。至此，太平軍更是銳不可當，勢如破竹，連奪數十城，清兵望風披靡。不久攻陷湖南，水陸併進，不到八個月功夫，居然攻進南京，逐建立太平天國。太平軍為什麼有這種銳氣呢？自然有民族思想的蠱惑，人人希望驅除韃虜，光復漢家，所以呼滿人為妖魔，以殺盡妖魔為口號，但洪秀全「基督教」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我們往往迴避了這一點。看洪秀全初出兵時的檄文，開端數落滿人的罪惡，接著便說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拯救人民。在這篇長達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一則曰「天父天兄，命我真聖主天工降凡御世」。再則曰「爾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這不但宣傳他起義的目的，同時也是洪秀全「基督教」的佈道。他們的軍隊也為這種宗教氛圍所籠罩，就連太平軍所定的軍規，處處打著著宗教的旗號，如軍營規例中的第一條，便是「耍恪遵天命」，第二條「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等等，沒有一種儀式不是從基督教仿效而來的。即使所謂天條，也披上基督教的十條誡命的外衣。只是又在每條底下，附著一首極普通的七言四句韻語，或者可以叫它是詩：像第一條底下說：「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禮拜自超升，天條十款當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餘各條底下，都有這樣相同的詩，這在形式上與基督教的讚美詩也有有借鑒之處，但在話語上洪秀全卻把它中國化、通俗化了。雖然形式上如此，但在信仰的終極關懷上卻與基督教風馬牛不相及。此外，洪秀全也做所謂新遣詔聖書，舊遺詔聖書這類佈道的表面文章，還把聖經編成三字經讓幼童誦讀，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萬物備。六日間，盡造成，人宰物，得光榮。」之類，但幌子畢竟是幌子，與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可同日而語。
洪秀全的「基督教」畢竟是表面功夫，他骨子裡還是兩千年皇權專制的產物，在他攻佔南京後，這個專制文化的糟粕暴露無遺。正因如此，那些真正基督徒，對洪秀全的「基督教」並不以為然，郝姆士的南京遊記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洪秀全不是一個詐騙者，也必是一個無智識的狂徒；從他的人，都是些危險分子。他的組織，無異於一群盜匪，擁戴他做盜匪的頭兒罷了。」拿基督教說事，繼承皇權專制的衣缽，干打家劫舍的勾當，這才是洪秀全「基督教」的真相。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從洪秀全的「基督教」，看毛澤東發展、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背後難道就沒有洪秀全的幽靈？
洪秀全裝神弄鬼，毛澤東的自我造神，一個以基督教為幌子，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做外衣，其實骨子裡就是一丘之貉。如果說洪秀全以聖庫之名行「共產」之實，霸佔社會財富還有點原創，那毛澤東以國家之名把持和壟斷社會的所有資源，連一點創意都沒有，不過是從洪秀全那裡檢來的垃圾，再給它披上了馬列主義的外衣。就馬克思主義而言，那些國際派的人士並不以為然，不也抨擊毛是山溝裡的馬列主義麼？其實，毛澤東是線狀書養育出來的，骨子裡還是皇權專制、兵家權謀的崇拜者，對馬列主義的水平，也不過是艾思奇《大眾哲學》水平，與洪秀全從梁發的《勸世良言》學舌別無二致。要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洪秀全的「基督教」何嘗不是中國化？要說中國特色，洪秀全的「基督教」絲毫不遜色於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但這始終不過是幌子，揮不去的還是皇權專制陰影，所幹的還是殺人越貨的勾當。中國特色這面幌子被洪秀全、毛澤東發揮得淋漓盡致，早已聲名狼藉；時至今日，仍有人看不明白這點，明明是腐朽一堆，還當成是精華一部，自以為得計，實則是貽笑大方。以中國特色之名，行一黨專制之實，拒絕政治文明，抵制民主憲政，這出假戲還能真唱下去麼？
對中共來說，以編造新詞偷換概念的手法由來已久，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澤東的延安時期。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做出結論，同時宣布：「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 直到後來所謂毛澤東創造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農村包圍城市等等，這應該是中共的中國特色最早的原型。在歷史的長河中，幾度變遷，幾度打磨，終於成就了「中國特色」這張幌子。其間，還有兩個類似的、最著名的個案，一是所謂的新啟蒙運動，再有是新民主主義，其做法與中國特色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結果無一不是把好事情變成壞東西。對於冠以中國特色的諸多事情，人們最好保持高度警惕，因為中國特色看似四個字，但卻是無法界定，難以確定其內涵的模糊概念。這種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最容易被偷換，最容易夾帶私貨，最後又不知道會搞出些鬼名堂。毛澤東所謂的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最後不是和秦始皇結合在一起了麼？中國特色是什麼？從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來看，從古至今都是落後與進步相伴，糟粕與精華並存， 哪裡有什麼只有正面而無負面的中國特色？不但中國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裹小腳絕對是中國特色，總不能是中國特色了又讓諸位女士把小腳裹上；妻妾制也是中國特色，是不是中國特色了我們又可以娶幾房太太？三拜九叩是中國特色，大講中國特色是不是意味我們見面不再握手，而是要下跪叩首？這些看似荒唐的事，其實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來難以改變的事實。但如果以中國特色敷衍塞責，沒有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擔當，這種荒唐未必就不會再現。所謂中國特色並非只是文景之治、盛唐時期那些輝煌的面子，骨子裡還有更多腐朽落後的東西。更何況我們還背著兩千多年皇權專制的歷史包袱，這也不能不算是中國特色吧？就政治文化而言，中國特色這個遁詞看似聰明，其實是荒唐至極。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特色的荒唐事不是沒有，最荒唐的莫過於太平天國時期洪秀全的「基督教」了。太平天國（1851年－1864年）是清朝後期的一次由農民起義創建的農民政權，從1851年金田起義，到1864年天京（即現南京）陷落，歷時13年。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國創建者及思想指導者。原名仁坤。廣東花縣人。道光年間屢應科舉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之教義，創立拜上帝會，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張建立遠古「天下為公」盛世。洪秀全接觸到基督教是從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開始的，這是一本包含九種小書的佈道集，由馬禮遜代輯付印。而這本《規時良言》，卻成為洪秀全基督教的基礎。後有教士美都士（Meadows)在1856年做了一本書，中間論到梁發對於洪氏的影響說：「洪秀全和他的友人馮雲山決意到外省去傳道，而以販賣筆墨維持生計，那是他受了梁發書中所載的‘先知在故十室家外。莫不受人尊敬’的一句話，和使徒行傳十九章保羅傳道事跡影響。」
1843年 7月 洪秀全與馮雲山等人建立拜上帝會，自稱上帝之子，並稱呼上帝為天父、耶穌為天兄。並與楊秀清等以這本《規時良言》作為他們佈道的藍本，雖然如此，但洪秀全並沒有放棄科舉仕途的道路。直到1847年他第三次考試又失敗了，仕途的絕望終於使他決意加入教會，並去拜訪美國浸禮會羅孝全牧師。他與那牧師同住了幾個月，學習基督教的教義，他曾請求牧師給他施洗，可是羅牧師因為他對於神學的認識並不認同，拒絕了他的請求。洪秀全在失望之餘，回去繼續以他的上帝會為依托，廣事宣傳，秘密聯絡。當時清廷對於一切秘密會社，曾嚴厲取締，上帝會自然也在取締之列，他只好逃到香港。在香港又有機會與教會接近，跟隨德國教士郭實獵學習基督教神學，這才使他首次接觸到聖經。洪秀全再次提出加入教會的請求，終因其他教徒的排擠而未受洗。對於洪秀全是否正式加入過基督教，學術界是有爭議的，另一說是洪秀全寫出《原道覺世訓》的同時，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太平天國失敗後，才有人否認他是基督徒。且不論真假如何、參加與否，洪秀全與教會和牧師有所接觸，並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卻是事實。他曾經採取梁發所用文字佈道的方法，也寫了許多佈道小書。雖然如此，對於基督教來說，洪秀全最多是一個剛入門的信眾；就神學而言，他連一個普通牧師的資格都沒有，更不用說開宗立派的聖徒。奇怪的是，就是這樣一個一知半解、連信徒身份都有破綻的所謂基督徒，居然就以基督教的名義，裝神弄鬼地鬧出一場席捲半個中國的大動靜來。
太平天國的理論綱領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覺世訓》、《原道醒世訓》等幾本書之內。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雖然聲稱結合西方基督教義、中國儒家大同思想、農民平均主義，但就基督教神學而言，他幾乎一無所知，最多不過是初入教門的信眾而已。他的思想，其實全部源於當時的中國籍傳教士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後來有外國傳教士知道了這件事，試圖向他講述聖經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為異端。但他卻始終打著基督教的旗號，言必稱天兄天父，口口聲聲「爾等皆天父之子女」，並以此來凝聚人心、鼓舞士氣。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洪秀全起兵於金田村，率眾萬人，不到兩個月佔據永安，擁洪氏為天王。至此，太平軍更是銳不可當，勢如破竹，連奪數十城，清兵望風披靡。不久攻陷湖南，水陸併進，不到八個月功夫，居然攻進南京，逐建立太平天國。太平軍為什麼有這種銳氣呢？自然有民族思想的蠱惑，人人希望驅除韃虜，光復漢家，所以呼滿人為妖魔，以殺盡妖魔為口號，但洪秀全「基督教」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我們往往迴避了這一點。看洪秀全初出兵時的檄文，開端數落滿人的罪惡，接著便說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拯救人民。在這篇長達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一則曰「天父天兄，命我真聖主天工降凡御世」。再則曰「爾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這不但宣傳他起義的目的，同時也是洪秀全「基督教」的佈道。他們的軍隊也為這種宗教氛圍所籠罩，就連太平軍所定的軍規，處處打著著宗教的旗號，如軍營規例中的第一條，便是「耍恪遵天命」，第二條「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等等，沒有一種儀式不是從基督教仿效而來的。即使所謂天條，也披上基督教的十條誡命的外衣。只是又在每條底下，附著一首極普通的七言四句韻語，或者可以叫它是詩：像第一條底下說：「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禮拜自超升，天條十款當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餘各條底下，都有這樣相同的詩，這在形式上與基督教的讚美詩也有有借鑒之處，但在話語上洪秀全卻把它中國化、通俗化了。雖然形式上如此，但在信仰的終極關懷上卻與基督教風馬牛不相及。此外，洪秀全也做所謂新遣詔聖書，舊遺詔聖書這類佈道的表面文章，還把聖經編成三字經讓幼童誦讀，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萬物備。六日間，盡造成，人宰物，得光榮。」之類，但幌子畢竟是幌子，與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可同日而語。
洪秀全的「基督教」畢竟是表面功夫，他骨子裡還是兩千年皇權專制的產物，在他攻佔南京後，這個專制文化的糟粕暴露無遺。正因如此，那些真正基督徒，對洪秀全的「基督教」並不以為然，郝姆士的南京遊記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洪秀全不是一個詐騙者，也必是一個無智識的狂徒；從他的人，都是些危險分子。他的組織，無異於一群盜匪，擁戴他做盜匪的頭兒罷了。」拿基督教說事，繼承皇權專制的衣缽，干打家劫舍的勾當，這才是洪秀全「基督教」的真相。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從洪秀全的「基督教」，看毛澤東發展、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背後難道就沒有洪秀全的幽靈？
洪秀全裝神弄鬼，毛澤東的自我造神，一個以基督教為幌子，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做外衣，其實骨子裡就是一丘之貉。如果說洪秀全以聖庫之名行「共產」之實，霸佔社會財富還有點原創，那毛澤東以國家之名把持和壟斷社會的所有資源，連一點創意都沒有，不過是從洪秀全那裡檢來的垃圾，再給它披上了馬列主義的外衣。就馬克思主義而言，那些國際派的人士並不以為然，不也抨擊毛是山溝裡的馬列主義麼？其實，毛澤東是線狀書養育出來的，骨子裡還是皇權專制、兵家權謀的崇拜者，對馬列主義的水平，也不過是艾思奇《大眾哲學》水平，與洪秀全從梁發的《勸世良言》學舌別無二致。要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洪秀全的「基督教」何嘗不是中國化？要說中國特色，洪秀全的「基督教」絲毫不遜色於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但這始終不過是幌子，揮不去的還是皇權專制陰影，所幹的還是殺人越貨的勾當。中國特色這面幌子被洪秀全、毛澤東發揮得淋漓盡致，早已聲名狼藉；時至今日，仍有人看不明白這點，明明是腐朽一堆，還當成是精華一部，自以為得計，實則是貽笑大方。以中國特色之名，行一黨專制之實，拒絕政治文明，抵制民主憲政，這出假戲還能真唱下去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