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22 05:34:54作者：鄒媛巛
當右派這頂沈重而又巨大的帽子，扣到中國知識份子的頭上時，群體中人，他（她）們的孩子有的已經大了，有的孩子還小，有的還沒有孩子。他（她）們的父母，他（她）們的妻子（丈夫）和他（她）們共同經歷了漫漫二十一年苦難的歷程，他（她）們的孩子們也跟著遭殃了二十一年。
閔竹，女，雲南省級機關幹部，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到農場前她已懷孕，孩子生後，因身處逆境，得不到很好哺育夭折了。班長派人用籮筐抬出去掩埋，痛心已極的閔竹還不敢放聲大哭，害怕被認為發泄對黨的不滿情緒，只好默默流淚。
汪君，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後，接受監督勞動的處分。他愛人雖然是醫生，一朝染上右派的病毒，就被弄到農村四處流動行醫，隨時挨批鬥，無法無力無處安置和照顧兒女。汪君只好帶著才兩歲的兒子一起同吃同住在河邊的小棚子裡。荒郊野嶺，舉目四望，一片淒涼。寒風襲來透心涼，苦雨飄灑添惆悵，烏啼雞鳴聲悲切，秀才落泊真造孽。觸景生情，思緒萬千，這昔日硬漢不禁噓欷不已!更令他惴惴不安的是每當夜深人靜時，豺狼繞著棚子轉，嚎叫聲不絕於耳，懷中緊抱著孩子，驚恐、焦急，彷徨，茫然，長夜漫漫何時旦!萬般無奈只好把兒子寄養在一老農家裡。
徐之聰，被劃為「右派」後，愛人受到無端的政治壓力，被迫離婚；丟下四、五歲的兒子，由徐帶來農場。為了兒子的成長和將來，再苦再累再難也要讓孩子讀書，受教育。三角地距場部一公里多，孩子每天步行到場部小學讀書，一天要跑四趟。在一個霜凍白茫茫的傍晚，寒風刺骨，孩子放學回家，來到半途中的十字路口，被兩隻餓狼叼到地頭，把棉衣和褲子都撕成碎片，兩條腿的肉啃得精光，奄奄一息，已經休克。小平地(二隊)的難友赴場部參加集中學習，路過發現，迅即向隊上和場部醫院報告。父親收工回來，打好飯等兒子回來吃。左等、右等不見來，放心不下，就沿路去找。找到十字路口，跑去一看，啊!眼前發黑癱在地上。待清醒時，淚水不住地往下淌，唉!我的兒子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天哪!此時為搶救而攔住一輛過路馬車，急忙抱好孩子和趕來搶救的人坐上馬車往場部醫院趕，口中叫著，要求醫生救救我的兒子，救救我的兒子，醫生趕來被此情此景嚇呆了，不住地哀嘆，整個下肢一點肉都沒有，是一架光骨頭，其狀慘不忍睹，如何搶救呢?!就這樣眼巴巴地看著這無辜的孩子斷氣。兒子死了，完了!什麼都完了!!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楊紹孔，保山縣供銷社工職工，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年近五十的楊紹孔家中丟下年過七旬的老母和多病的妻子，以及兩個未成年的子女。每月領得為數不多的工資後，扣除伙食剩餘的都全部帶回家，幫補家用，自己無錢添置衣物，衣服爛了自己打補丁，補丁重補丁，衣著襤褸，像個叫化子，只是不乞討而已。大躍進時期，飯不夠吃，每餐飯後他都要喝一大碗鹽水，人大肚大，長期餓肚，營養跟不上導至週身浮腫，勞動很吃力，經常受到批鬥。他為了支撐這個家，忍受著難以忍受的痛苦和羞辱，終於熬過了「大躍進」這道關口，他活了過來。1976 年一天夜裡，他突感身體有所不適，急呼同室的趙體華，幫他拿藥 （事先準備好的中草藥），藥拿到時他已不省人事，在送往場部醫院途中死亡。他是不願意死的，因為這個家庭還離不開他；他又不得不死，長期遭受的折磨摧殘了他的生理機能；他死得很乾脆，彷彿是說：我生前沒有給家庭帶來歡樂，我死也不會給他們帶來麻煩。他死後，這個家庭也就毀滅了，老母弱妻相繼死亡，連棺材都得不到一口；姑娘被人拐騙到緬甸；小兒子流浪乞討，因犯法坐牢了。三中全會後，農場補發了當年剋扣他的糧價補貼及一級農工工資，他的份額已無人領取。
李國雲，保山一中教師，共青團員，整風時得到上級信任任記錄員，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的妻子要到農場來看他，四歲的兒子跟他在一起，孩子聽到媽媽要來很高興，但看到爸爸穿的那條補了許多補丁的褲子，就說：「爸爸，你換一換那條褲子，不然媽媽會難過的。」是呀!連四歲的孩子都看得出憑布票穿衣服時的寒酸，李國雲只好換了條褲子，再去接他的妻子。
張明義，部隊文藝工作者，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一直嚴格要求自己，表現得很好。在農場搞過宣傳，參加文藝演出隊，深得領導方面信任，很早就摘掉了帽子，解除勞教。一句話冒犯了指導員，指導員叫人拿來繩子，親自動手把張明義狠狠捆了起來。在動手之前，張明義請求道：「指導員！我希望不要在這裡捆我。在家門口，當小孩的面，影響不好！」失掉理性的指導員(或者說失去人性吧！)那裡聽得進去，也許他正要在張家人面前耍威風。張的妻子和兩個稍大點的、「懂事」的兒子在一旁默默的淌眼淚，只有尚在吃奶的小兒子嚇得哇哇大叫，緊緊的躲在母親懷抱裡。人們站在遠處，也默默的淌眼淚，靜靜地觀看著黑夜中演出的這一幕。
陳捷，雲南省計委幹部，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是帶著剛會走路的兒子到農場來接受改造的。靠他十六元的生活費維持父子二人的生活是很難的啊!為了生活，他把值錢的衣物都賣了。他身處逆境和勞累，但從不放鬆對孩子的教育，利用空餘時間教孩子識字寫字。孩子不僅失去母愛，同時也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負，打他、罵他「小右派」，他在同學中間是低人一等，幼小的心靈受到創傷。孩子無辜如此受辱，誰不心痛。
瀋迎春，瀘西師範學校黨支部書記兼副校長，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孩子剛滿週歲，送到宜良交給雙目失明的外婆帶著，老人家同時帶兩個剛學走路的孩子，用兩根布帶像栓小狗一樣的栓著孩子，一隻手拉著一個，怕孩子跑出家門出事。
楊群，女，雲南省文化局電影科科長，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拋下四個月的愛子，離開結婚一年多的丈夫，於 1958 年4 月離開昆明去農場，開始了接受監督勞動的生涯。1962 年春節前夕，弟弟帶著她的兒子來農場看她。當時正集中場部學習，準備迎接春節的到來。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先聽到卡車的聲音，接著有人高聲叫著：「楊群，快來接你的兒子!」她急急忙忙趕到車前接兒子，心裏是多麼高興啊!夜已深了，她將弟弟安排在男宿舍裡，抱著兒子返回宿舍。雖然1961 年探親時和兒子相處了十幾天，但母子相聚的時間實在太短了。她是多麼珍惜這次相聚的機會啊!快走到宿舍門口時，兒子突然從她的懷裡掙脫出來落到地上。兒子背對她說：「你不是我媽媽，我不跟你去。」天啊!她驚呆了，俯下身去勸兒子；「你好好看看，我就是你的媽媽。」兒子一動不動地站在寒風中，不斷地重複那句話；「你不是我媽媽!」她的心像被刀刺般疼痛。是誰製造了這人間悲劇，讓母子不能相認。不論她怎樣勸說兒子依然如故。她忍住悲痛，看來今晚要說服兒子是不可能了，她也不忍心讓兒子繼續在寒風中受凍。無奈地推醒已經熟睡的弟弟，把兒子送到弟弟的床上。直到第二天，經過反覆做工作，許多難友也紛紛來幫忙勸說解釋，兒子才接納了她這個媽媽。
張軼中，女，雲南大學教師，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她生第一個孩子時，醫生檢查骨盆太小要剖腹產，因為是剖腹產而輸液，孩子在對面床上，怕孩子被蒼蠅叮，就請人蓋一塊紗巾在臉上，豈知孩子一哭，就將紗巾吸進嘴裡，周圍沒人，她不顧一切將輸液管撥掉，爬下床將其抱到自己的床上，有驚無險。生第二個孩子時，要她在農場醫院作剖腹產手術，想把她作為練手藝的試驗品，後來還是在同病相憐的鄧世佳醫生堅持下，才同意她到彌勒醫院去生產。右派丈夫被派往很遠處挖水溝，放假天也回不來，她一人領兩個孩子，還要照樣出工。
張景雯，女，曲靖縣委文教口副組長，丈夫呂華民是曲靖縣委書記，夫妻雙雙劃右派。第四個兒子出生在那個多難的年代，剛到人間九個多月就在缺奶斷糧中活活餓死。她隨女社員們下田搶收搶種(男強勞動力都外出大煉鋼鐵)。連夜苦戰「放衛星」，下「樣板田」、挑糞、挖板田因勞累過重，患了子宮脫垂的婦科病，仍堅持每天出工，在收工回家的路上還要找好燒柴、野菜，從不因病誤工，發誓要堅強地為孩子們活著。他們不能失去媽媽。 1975 年秋，二兒子下鄉當知青兩年多，他的表現，得到生產隊、大隊、公社的一致好評，被推薦上大學。經過幾個招生單位的體檢、考試、正準備錄取，又被父母有「政治問題」卡住了。一夜之間她急白了頭髮，一向平和從不求人的丈夫呂華民也憤怒了。一對右派夫婦共同去為孩子將被剝奪的求學權利，四處奔走，找有關人員申辯抗爭討回公道；最後以「可教育好子女」名額圓了兒子的大學夢。
盧金凱夫婦，省委黨校教員，雙雙罹難，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女兒學習成績優秀，初中畢業後，農場不准報考高中，但孩子很爭氣，在父母的輔導下，發奮自學完高中課程，考上雲南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
郭家源，元陽縣委機關幹部,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在山丘上撬石頭敲公分石，中午飯不能回家吃飯，他那兩個懂事的兒子，大兒子十歲，小兒子六歲，兄弟倆提著飯盒到山上找爸爸吃飯，不管氣候炎熱，天陰下雨都如此，他一見到倆個兒子送飯來，就含著淚水往下嚥，全身增加了力量，再苦再累要把他們撫養長大，堅強地苦熬人生。
黃梅芳，女，當時27 歲的她，帶領三個孩子(大兒6 歲小兒5 歲女兒3 歲)，前往農場接受監督生產。每月生活費16 元2 角，如四人都在食堂開夥，只夠兩人的伙食費，所以只有她一個搭伙每月支付7 元，其他三個孩子買米回來煮吃。每餐定量分飯，4 張嘴吃一份菜飯當然不夠吃，經常找些山茅野菜如蕨菜、灰條菜、苦蕒菜、馬蹄葉等來摻著餬口。假節日上山撿柴草，苦山桃、紫黃泡、舊軍糧(火棘)等野果就是孩子們童年時的嘴頭食了。所謂的「美味佳餚」也並非沒有享受過，但僅只是一回罷了，那是一個下放幹部丟出窗外的雲腿罐頭盒被孩子撿回家來，拌飯吃，將空罐中的火腿油及殘渣伴得干乾淨淨，聞著噴噴香，吃得舐指頭，可算得一餐「美味珍饈的佳餚」了，多少年後都難以忘懷。隊上幾次供應紅糖、豆腐、餅子等都無錢購買而放棄，為了能買上供應分配的物品，只有想法增加一點收入。雖然過去曾經「十指不染陽春水」，而今只有替人洗衣服(衣服一套一角錢，被子兩角錢)。除此之外，夜間點上小油燈替縫紉社鎖鈕洞(一分錢鎖兩個洞)。畢竟孩子在成長，他們希望隔幾天每人能吃上一個雞蛋。她想蛋是雞下的，買蛋不如買雞來生蛋才現實。誰知辛辛苦苦積讚下來的6 元錢買回一支下蛋母雞，下了一個蛋就嗚乎哀哉了，她氣得頭腦發熱渾身無力。雖然孩子們弄來煮吃，可她胸悶氣撐無法消受。有一天小兒子到食堂打飯菜不小心跌了一跤，將唯一打飯菜的土大碗落地開花摔成碎片，地上的飯菜引來了銅嘴鐵爪爭食。面對當時的情景，她咬緊牙關，強忍眼淚，不知是悲是憤低吟出：「落地開花響咣當，一曲悲歌枉斷腸，少兒不知柴米貴，遍撒飯菜作雞糧」。女兒用瓦罐去打井水，將唯一打水罐也葬送了，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好比「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她只有教導女兒：「井裡取水本用桶，無桶用罐也無妨，晃擺千萬要謹慎，一旦碰壁就遭殃。」在那艱辛的歲月裡，她的三個孩子是聽話的，也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買回供應的一個餅子只好切成幾丫，孩子們說：「媽媽，我們那天能夠一人分得一個餅吃就好了。」她聽了心如刀絞，止不住的淚水往下流。孩子們替她擦乾淚水說：「媽媽別著急!我們會長大的。」由於孩子們這句話，使她樹立了對生活的信念，堅定了她克服和戰勝一切困難的決心，她想困難和屈辱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孩子們長大該入學了，學校對困難戶子女免費入學，但做作業的本子和筆又無錢買。孩子們想辦法從地裡肥料堆上拆化肥袋包裝紙(牛皮紙)，拿回來叫她幫他們訂成作業本。寫字用的筆是老師集得短節短節的鉛筆給他們用的。老師借給大兒一支水筆，用到畢業時才歸還老師。至於孩子們穿的衣服，不論是炎夏與寒冬，只是一套衛生衣，所謂「新三年，舊三年，補補縫縫又三年，」就是孩子們當年穿著的寫照 。在艱苦環境中成長的孩子讀書是很用功的，三個孩子都帶上了紅領巾。只是小學畢業就不能升中學了，因為當時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規定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子女不得上中學；雖然他們的學業成績在班上算是最好的，也不能例外。老師都覺得十分可惜又無力回天。真是一人罹難全家遭災，貽誤子孫後代，工、農、兵可以上大學，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年紀輕輕就與書本絕緣，十三、四歲就參加生產勞動，和成年人干一樣的重活。蒼天有眼，當歷史翻了一個坎，土沒有壓住噴泉，孩子們圓了大學夢，成為國家有用之材。
說白了，反右派實際上是以毛澤東思想的名義進行的恐怖運動，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這場運動？古巴共產黨的領袖費代爾• 卡斯特羅幫他說出了他想說而沒有說出口的話：「革命需要有敵人……要發展革命事業，就必須有個對立面，那就是反革命。」就以官方公布的五十五萬人算，他們每個人的背後又都有一大串親屬、朋友，加在一起少說也有四百萬人，都成了不可信任的人。右派的孩子們，孩子們的孩子，以往吃過苦頭的和現在沒有吃過苦頭的，你們是不是想過，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罪惡的根源是毛澤東、卡斯特羅賴以生存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只有埋葬它，吃過苦頭的和沒有吃過苦頭的，才不會再吃苦頭再遭殃。
閔竹，女，雲南省級機關幹部，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到農場前她已懷孕，孩子生後，因身處逆境，得不到很好哺育夭折了。班長派人用籮筐抬出去掩埋，痛心已極的閔竹還不敢放聲大哭，害怕被認為發泄對黨的不滿情緒，只好默默流淚。
汪君，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後，接受監督勞動的處分。他愛人雖然是醫生，一朝染上右派的病毒，就被弄到農村四處流動行醫，隨時挨批鬥，無法無力無處安置和照顧兒女。汪君只好帶著才兩歲的兒子一起同吃同住在河邊的小棚子裡。荒郊野嶺，舉目四望，一片淒涼。寒風襲來透心涼，苦雨飄灑添惆悵，烏啼雞鳴聲悲切，秀才落泊真造孽。觸景生情，思緒萬千，這昔日硬漢不禁噓欷不已!更令他惴惴不安的是每當夜深人靜時，豺狼繞著棚子轉，嚎叫聲不絕於耳，懷中緊抱著孩子，驚恐、焦急，彷徨，茫然，長夜漫漫何時旦!萬般無奈只好把兒子寄養在一老農家裡。
徐之聰，被劃為「右派」後，愛人受到無端的政治壓力，被迫離婚；丟下四、五歲的兒子，由徐帶來農場。為了兒子的成長和將來，再苦再累再難也要讓孩子讀書，受教育。三角地距場部一公里多，孩子每天步行到場部小學讀書，一天要跑四趟。在一個霜凍白茫茫的傍晚，寒風刺骨，孩子放學回家，來到半途中的十字路口，被兩隻餓狼叼到地頭，把棉衣和褲子都撕成碎片，兩條腿的肉啃得精光，奄奄一息，已經休克。小平地(二隊)的難友赴場部參加集中學習，路過發現，迅即向隊上和場部醫院報告。父親收工回來，打好飯等兒子回來吃。左等、右等不見來，放心不下，就沿路去找。找到十字路口，跑去一看，啊!眼前發黑癱在地上。待清醒時，淚水不住地往下淌，唉!我的兒子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天哪!此時為搶救而攔住一輛過路馬車，急忙抱好孩子和趕來搶救的人坐上馬車往場部醫院趕，口中叫著，要求醫生救救我的兒子，救救我的兒子，醫生趕來被此情此景嚇呆了，不住地哀嘆，整個下肢一點肉都沒有，是一架光骨頭，其狀慘不忍睹，如何搶救呢?!就這樣眼巴巴地看著這無辜的孩子斷氣。兒子死了，完了!什麼都完了!!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楊紹孔，保山縣供銷社工職工，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年近五十的楊紹孔家中丟下年過七旬的老母和多病的妻子，以及兩個未成年的子女。每月領得為數不多的工資後，扣除伙食剩餘的都全部帶回家，幫補家用，自己無錢添置衣物，衣服爛了自己打補丁，補丁重補丁，衣著襤褸，像個叫化子，只是不乞討而已。大躍進時期，飯不夠吃，每餐飯後他都要喝一大碗鹽水，人大肚大，長期餓肚，營養跟不上導至週身浮腫，勞動很吃力，經常受到批鬥。他為了支撐這個家，忍受著難以忍受的痛苦和羞辱，終於熬過了「大躍進」這道關口，他活了過來。1976 年一天夜裡，他突感身體有所不適，急呼同室的趙體華，幫他拿藥 （事先準備好的中草藥），藥拿到時他已不省人事，在送往場部醫院途中死亡。他是不願意死的，因為這個家庭還離不開他；他又不得不死，長期遭受的折磨摧殘了他的生理機能；他死得很乾脆，彷彿是說：我生前沒有給家庭帶來歡樂，我死也不會給他們帶來麻煩。他死後，這個家庭也就毀滅了，老母弱妻相繼死亡，連棺材都得不到一口；姑娘被人拐騙到緬甸；小兒子流浪乞討，因犯法坐牢了。三中全會後，農場補發了當年剋扣他的糧價補貼及一級農工工資，他的份額已無人領取。
李國雲，保山一中教師，共青團員，整風時得到上級信任任記錄員，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的妻子要到農場來看他，四歲的兒子跟他在一起，孩子聽到媽媽要來很高興，但看到爸爸穿的那條補了許多補丁的褲子，就說：「爸爸，你換一換那條褲子，不然媽媽會難過的。」是呀!連四歲的孩子都看得出憑布票穿衣服時的寒酸，李國雲只好換了條褲子，再去接他的妻子。
張明義，部隊文藝工作者，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一直嚴格要求自己，表現得很好。在農場搞過宣傳，參加文藝演出隊，深得領導方面信任，很早就摘掉了帽子，解除勞教。一句話冒犯了指導員，指導員叫人拿來繩子，親自動手把張明義狠狠捆了起來。在動手之前，張明義請求道：「指導員！我希望不要在這裡捆我。在家門口，當小孩的面，影響不好！」失掉理性的指導員(或者說失去人性吧！)那裡聽得進去，也許他正要在張家人面前耍威風。張的妻子和兩個稍大點的、「懂事」的兒子在一旁默默的淌眼淚，只有尚在吃奶的小兒子嚇得哇哇大叫，緊緊的躲在母親懷抱裡。人們站在遠處，也默默的淌眼淚，靜靜地觀看著黑夜中演出的這一幕。
陳捷，雲南省計委幹部，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是帶著剛會走路的兒子到農場來接受改造的。靠他十六元的生活費維持父子二人的生活是很難的啊!為了生活，他把值錢的衣物都賣了。他身處逆境和勞累，但從不放鬆對孩子的教育，利用空餘時間教孩子識字寫字。孩子不僅失去母愛，同時也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負，打他、罵他「小右派」，他在同學中間是低人一等，幼小的心靈受到創傷。孩子無辜如此受辱，誰不心痛。
瀋迎春，瀘西師範學校黨支部書記兼副校長，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孩子剛滿週歲，送到宜良交給雙目失明的外婆帶著，老人家同時帶兩個剛學走路的孩子，用兩根布帶像栓小狗一樣的栓著孩子，一隻手拉著一個，怕孩子跑出家門出事。
楊群，女，雲南省文化局電影科科長，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拋下四個月的愛子，離開結婚一年多的丈夫，於 1958 年4 月離開昆明去農場，開始了接受監督勞動的生涯。1962 年春節前夕，弟弟帶著她的兒子來農場看她。當時正集中場部學習，準備迎接春節的到來。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先聽到卡車的聲音，接著有人高聲叫著：「楊群，快來接你的兒子!」她急急忙忙趕到車前接兒子，心裏是多麼高興啊!夜已深了，她將弟弟安排在男宿舍裡，抱著兒子返回宿舍。雖然1961 年探親時和兒子相處了十幾天，但母子相聚的時間實在太短了。她是多麼珍惜這次相聚的機會啊!快走到宿舍門口時，兒子突然從她的懷裡掙脫出來落到地上。兒子背對她說：「你不是我媽媽，我不跟你去。」天啊!她驚呆了，俯下身去勸兒子；「你好好看看，我就是你的媽媽。」兒子一動不動地站在寒風中，不斷地重複那句話；「你不是我媽媽!」她的心像被刀刺般疼痛。是誰製造了這人間悲劇，讓母子不能相認。不論她怎樣勸說兒子依然如故。她忍住悲痛，看來今晚要說服兒子是不可能了，她也不忍心讓兒子繼續在寒風中受凍。無奈地推醒已經熟睡的弟弟，把兒子送到弟弟的床上。直到第二天，經過反覆做工作，許多難友也紛紛來幫忙勸說解釋，兒子才接納了她這個媽媽。
張軼中，女，雲南大學教師，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她生第一個孩子時，醫生檢查骨盆太小要剖腹產，因為是剖腹產而輸液，孩子在對面床上，怕孩子被蒼蠅叮，就請人蓋一塊紗巾在臉上，豈知孩子一哭，就將紗巾吸進嘴裡，周圍沒人，她不顧一切將輸液管撥掉，爬下床將其抱到自己的床上，有驚無險。生第二個孩子時，要她在農場醫院作剖腹產手術，想把她作為練手藝的試驗品，後來還是在同病相憐的鄧世佳醫生堅持下，才同意她到彌勒醫院去生產。右派丈夫被派往很遠處挖水溝，放假天也回不來，她一人領兩個孩子，還要照樣出工。
張景雯，女，曲靖縣委文教口副組長，丈夫呂華民是曲靖縣委書記，夫妻雙雙劃右派。第四個兒子出生在那個多難的年代，剛到人間九個多月就在缺奶斷糧中活活餓死。她隨女社員們下田搶收搶種(男強勞動力都外出大煉鋼鐵)。連夜苦戰「放衛星」，下「樣板田」、挑糞、挖板田因勞累過重，患了子宮脫垂的婦科病，仍堅持每天出工，在收工回家的路上還要找好燒柴、野菜，從不因病誤工，發誓要堅強地為孩子們活著。他們不能失去媽媽。 1975 年秋，二兒子下鄉當知青兩年多，他的表現，得到生產隊、大隊、公社的一致好評，被推薦上大學。經過幾個招生單位的體檢、考試、正準備錄取，又被父母有「政治問題」卡住了。一夜之間她急白了頭髮，一向平和從不求人的丈夫呂華民也憤怒了。一對右派夫婦共同去為孩子將被剝奪的求學權利，四處奔走，找有關人員申辯抗爭討回公道；最後以「可教育好子女」名額圓了兒子的大學夢。
盧金凱夫婦，省委黨校教員，雙雙罹難，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女兒學習成績優秀，初中畢業後，農場不准報考高中，但孩子很爭氣，在父母的輔導下，發奮自學完高中課程，考上雲南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
郭家源，元陽縣委機關幹部,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在山丘上撬石頭敲公分石，中午飯不能回家吃飯，他那兩個懂事的兒子，大兒子十歲，小兒子六歲，兄弟倆提著飯盒到山上找爸爸吃飯，不管氣候炎熱，天陰下雨都如此，他一見到倆個兒子送飯來，就含著淚水往下嚥，全身增加了力量，再苦再累要把他們撫養長大，堅強地苦熬人生。
黃梅芳，女，當時27 歲的她，帶領三個孩子(大兒6 歲小兒5 歲女兒3 歲)，前往農場接受監督生產。每月生活費16 元2 角，如四人都在食堂開夥，只夠兩人的伙食費，所以只有她一個搭伙每月支付7 元，其他三個孩子買米回來煮吃。每餐定量分飯，4 張嘴吃一份菜飯當然不夠吃，經常找些山茅野菜如蕨菜、灰條菜、苦蕒菜、馬蹄葉等來摻著餬口。假節日上山撿柴草，苦山桃、紫黃泡、舊軍糧(火棘)等野果就是孩子們童年時的嘴頭食了。所謂的「美味佳餚」也並非沒有享受過，但僅只是一回罷了，那是一個下放幹部丟出窗外的雲腿罐頭盒被孩子撿回家來，拌飯吃，將空罐中的火腿油及殘渣伴得干乾淨淨，聞著噴噴香，吃得舐指頭，可算得一餐「美味珍饈的佳餚」了，多少年後都難以忘懷。隊上幾次供應紅糖、豆腐、餅子等都無錢購買而放棄，為了能買上供應分配的物品，只有想法增加一點收入。雖然過去曾經「十指不染陽春水」，而今只有替人洗衣服(衣服一套一角錢，被子兩角錢)。除此之外，夜間點上小油燈替縫紉社鎖鈕洞(一分錢鎖兩個洞)。畢竟孩子在成長，他們希望隔幾天每人能吃上一個雞蛋。她想蛋是雞下的，買蛋不如買雞來生蛋才現實。誰知辛辛苦苦積讚下來的6 元錢買回一支下蛋母雞，下了一個蛋就嗚乎哀哉了，她氣得頭腦發熱渾身無力。雖然孩子們弄來煮吃，可她胸悶氣撐無法消受。有一天小兒子到食堂打飯菜不小心跌了一跤，將唯一打飯菜的土大碗落地開花摔成碎片，地上的飯菜引來了銅嘴鐵爪爭食。面對當時的情景，她咬緊牙關，強忍眼淚，不知是悲是憤低吟出：「落地開花響咣當，一曲悲歌枉斷腸，少兒不知柴米貴，遍撒飯菜作雞糧」。女兒用瓦罐去打井水，將唯一打水罐也葬送了，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好比「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她只有教導女兒：「井裡取水本用桶，無桶用罐也無妨，晃擺千萬要謹慎，一旦碰壁就遭殃。」在那艱辛的歲月裡，她的三個孩子是聽話的，也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買回供應的一個餅子只好切成幾丫，孩子們說：「媽媽，我們那天能夠一人分得一個餅吃就好了。」她聽了心如刀絞，止不住的淚水往下流。孩子們替她擦乾淚水說：「媽媽別著急!我們會長大的。」由於孩子們這句話，使她樹立了對生活的信念，堅定了她克服和戰勝一切困難的決心，她想困難和屈辱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孩子們長大該入學了，學校對困難戶子女免費入學，但做作業的本子和筆又無錢買。孩子們想辦法從地裡肥料堆上拆化肥袋包裝紙(牛皮紙)，拿回來叫她幫他們訂成作業本。寫字用的筆是老師集得短節短節的鉛筆給他們用的。老師借給大兒一支水筆，用到畢業時才歸還老師。至於孩子們穿的衣服，不論是炎夏與寒冬，只是一套衛生衣，所謂「新三年，舊三年，補補縫縫又三年，」就是孩子們當年穿著的寫照 。在艱苦環境中成長的孩子讀書是很用功的，三個孩子都帶上了紅領巾。只是小學畢業就不能升中學了，因為當時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規定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子女不得上中學；雖然他們的學業成績在班上算是最好的，也不能例外。老師都覺得十分可惜又無力回天。真是一人罹難全家遭災，貽誤子孫後代，工、農、兵可以上大學，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年紀輕輕就與書本絕緣，十三、四歲就參加生產勞動，和成年人干一樣的重活。蒼天有眼，當歷史翻了一個坎，土沒有壓住噴泉，孩子們圓了大學夢，成為國家有用之材。
說白了，反右派實際上是以毛澤東思想的名義進行的恐怖運動，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這場運動？古巴共產黨的領袖費代爾• 卡斯特羅幫他說出了他想說而沒有說出口的話：「革命需要有敵人……要發展革命事業，就必須有個對立面，那就是反革命。」就以官方公布的五十五萬人算，他們每個人的背後又都有一大串親屬、朋友，加在一起少說也有四百萬人，都成了不可信任的人。右派的孩子們，孩子們的孩子，以往吃過苦頭的和現在沒有吃過苦頭的，你們是不是想過，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罪惡的根源是毛澤東、卡斯特羅賴以生存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只有埋葬它，吃過苦頭的和沒有吃過苦頭的，才不會再吃苦頭再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