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09 20:47:39作者：林炎燮
中共在神化毛澤東的運動中，有一句慣用的宣傳術語：「毛主席是當代的列寧。」在毛澤東及其信徒的眼中看來，列寧是個聖人。但這位共產主義的「聖人」卻另有其見不得人的一面。本文系根據一批最權威的第一手資料，深入剖析列寧的另一面。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歷二月），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克倫斯基領導的民主革命成功地迫使沙皇遜位，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殷，東線俄軍兵敗如山倒，國內飢民暴動四起，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無法號令全國。就在這時，德國皇室政府派了一輛秘密專車把列寧及一小撮布爾塞維克黨人從他們的流亡地瑞士接到德國，再把他們安置在一節密封的火車車卡中，經瑞典和芬蘭潛回俄國。這批人回到俄國後，大搞其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終於在這年十一月（俄歷十月）間，推翻了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而建立蘇聯。
德皇政府急於要媾和
從列寧乘德皇政府的專車返同俄國的一天起，歐洲政壇己議論紛紜，大家都在談論布爾塞維克究竟是否德國的御用間諜？德皇政府把這批人運回俄國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當時的德國政府（尤其是參謀總部）渴望盡早與俄國單獨媾和，以便使東線的德軍脫身，得以調往西線發動擬議中的攻勢。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已斬釘截鐵表示決心遵守與盟國的協約，拒絕與德國單獨簽訂和約，因此德皇政府為謀取東線停火，必須先搞掉俄國的臨時政府。而當時流亡在歐洲各地的各種各樣俄國革命派之中，只有布爾塞維克熱中於立即締和，他們願意借道德國回到俄國去領導「革命」，因為他們害怕如果取道盟國領土的話，將會被盟國政府扣留。
西遜文獻與肯南著作
美國政府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公布了一批檔案資料，即在現代史上極受重視的「西遜文獻」（Sisson
Documents），企圖證明列寧是奉德國的命令行事的，是德皇政府的一個工具。自從「西遜文獻」公布以來，歐美政界及史學界曾不斷辯論一項根本的問題：列寧的秘密旅程及其回國後極力鼓吹締結片面和約的政策，是否足以證明他是個德國間諜，他在瑞士期間以及回國之後是否曾不斷接受德國的津貼？
但在距今十一年之前，西方世界享譽最隆的共產主義運動史學者喬治·肯南博士（曾任美國駐蘇大使，現任普林斯頓大學現代史教授）蒐集了許多資料，指出「西遜文獻」中的一部分檔案是查無實據的。他在「俄國退出大戰始末」一書（一九五六年倫敦費邊出版社出版）中，製版刊出了列寧等人回國之後到「十月革命」前夕為止，與一些名不見經傳的神秘人物之間的通信原稿。肯南的結論中說：
「布爾塞維克黨人在一九一七年春夏之間究竟獲得一些甚麽樣的外來援助，至今仍是一個懸疑難決的問題……在這幾個月間，布爾塞維克領袖們頻繁地與斯堪的那維亞國家中的人士通信；從本書所列出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其中提及的許多人名，信件中隱晦的字句極可能是安排如何把來自某些外國的經費轉交袷布爾塞維克。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但德國政府是否直接參與這些活動，以及這些經費是否由外國的社會黨人和同情者所捐助，則尚待進一步考證。從這些信件中，也許可以獲得一鱗半爪的線索……」
肯南的調子與「西遜文獻」顯然頗有出入，對於「[列寧究竟是否德國間諜」的問題仍未能解決，因此我們必須從德皇政府的檔案資料中去找證據。
齊曼編纂的珍貴資料
德皇政府的這批珍貴資料，已於數年前由英國學者齊曼（Z. A. B, Zerman）編纂，並由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俄國革命與德國——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的檔案資料」。
德皇政府的這批資料中，列出了德國為支持俄國革命運動所花的款項，德皇政府與布爾塞維克及其他俄國革命政團之間的關係。
但這批資料也像任何官方資料一樣有其不夠完善之處，因為凡屬官方資料皆為一面之詞，只能供我們參考而不能作為解決問題的根據。這批文件中提到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付出數額極為龐大的款項，給各種各樣的俄國革命分子在俄國境內進行顛覆沙皇政府的宣傳活動。但是文件中並沒有說明這筆偌大的款項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國境內，接受此種津貼的究竟是誰？他們如何用法？
這種用作顛覆活動的津貼，不論德皇政府或俄國的收受者皆不會保留詳細的賬目。使人驚奇的卻是德皇政府竟願意花用如此巨額的款頂來推行一些毫無把握的計畫，當時並無任何保證使這筆巨款的花用能達到德皇政府所希冀的收穫，甚至也不能保證收受這種津貼的人一定會把錢用在對德國有利的活動上。
二百萬馬克的宣傳費
從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德皇政府已撥出二百萬馬克供俄國革命分子作宣傳經費。這筆錢之中的極大部分，由一個名叫海爾芬博士（Dr. Alexander Helphand ）的德皇政府特務交給俄國革命分子。說起這位海爾芬博士，來頭非同小可，他是托洛茨基的好朋友，在早期的共產國際中顯赫一時的巴伏斯（Parvus ），就是他的化名。在一九一五年底，德國政府又撥給他一百萬馬克。他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寫給德國政府的報告書中說：「唯有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方有可能在俄國組織政治性的大罷工。社會民主黨中的極端激進派（按：指布爾塞維克）已經投入行動，但我們必須使該黨的溫和少數派也參加行動……」他接著提到列寧及其他一些布爾塞維克領導人的名字，主強應該首先邀請這批人參加擬議中在德國召開的俄國各革命黨派聯合大會，以便立即發動反對沙皇政府的行動。
經常與列寧黨人會晤
巴伏斯（海爾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為其活動中心，經常與流亡在當地的一些布爾塞維克黨人如拉迪克等人接觸，但由於大家都知道他是德國的特務，因此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返國秘密旅程中途經斯德哥爾摩時，拒絕和他當面晤談，並且故意當著許多人的面表示不願會見巴伏斯。列寧一向是個細心謹慎而滿腹密圈的人，他知道他在國內的政敵將會利用他借道德國返國一事對他大肆攻擊，因此他不顧與巴伏斯會晤，以免給其政敵更大的攻擊藉口。但是列寧手下的一些黨羽卻不必有這樣的顧忌。當時在斯德哥爾摩的主要布爾塞維克黨人有拉迪克、漢尼基及伏洛夫斯基等人，他們仍肆無忌憚地繼續與巴伏斯會晤，漢尼基在事實上根本是受巴伏斯僱用的。
一九一七年底（布爾塞維克已在俄國執政），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許達曼訪問斯德哥爾摩時曾稱：「伏洛夫斯基每天謁見巴伏斯。」雖熬當時伏洛夫斯基已出任蘇聯駐瑞典公使。
列寧默許接受德津貼
這些布爾塞維克要員與巴伏斯之間的聯繫，列寧不可能不知道，如果列寧反對這種接觸的話，他們就根本無法保持這種聯繫。
列寧必定知道這種勾搭所為何事，為了他的黨的利益，他容許這種勾勾搭搭的活動繼續下去，而為他自己的「名譽」，他不願親自出面與巴伏斯勾搭。雖然沒有具體證據證明巴伏斯曾把金錢交給布爾塞維克，但從這種密切的勾搭關係看來，巴伏斯之津貼布爾塞維克殆無疑義。
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事，甚至連德皇政府的外交官也都知道此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國駐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報告書中證實了這一點。這位公使表示反對任命巴伏斯為德國駐彼得格勒公使（按：蘇聯立國之初，首都仍在彼得格勒，即今之列寧格勒），他在報告書中說：「這項任命將會使布爾塞維克的政敵們獲得攻擊這個新政權的大好藉口，任命一個曾以大量金錢供應布爾塞維克的人為德國公使，將會使俄國人士認為這個新政權是根據我們的命令行事的。」（見齊曼編纂的文件集第八十七頁）
列寧親自從巴伏斯手中領取大量經費，也並非困難的事，只要他自己小心將事，根本不會有人知道，也不會留載史籍，因為德國當局對這種事絕對守秘，而付錢之慷慨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從齊曼編的「俄國革命與德國」一書第五十五至五十六頁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德國是如何熱中於支持布爾塞維克的造反。
一名德國特務的報告
這段紀載，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德國駐瑞士首都伯爾尼的軍事參贊向德國參謀總部提出的一篇報告書，其主要內容是引述一個名叫赫爾·佩亞的德國特務向這名軍事參贊提出的報告。佩亞報告他在伯爾尼召集了俄國各革命黨派流亡人士的秘密會議，當然有布爾塞維克黨人的參加。他向軍事參贊報告這次會議的情況說：
「他們欣然表示願意接受津貼以策動和平運動之後，我就強調說明我的立場，我樂於以大量金錢來支持這種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高尚運動。當我說到我願不計代價支持俄國革命來促使和平早日實現時，他們報以熱烈的鼓掌和歡呼。我還說明凡接受這種津貼的人皆不受任何約束，只要是在俄國國內擁有相當數量的同志和朋友的人，都有權利獲得巨額經費……我以人格擔保這筆錢是我個人捐助的，接受津貼者決不會在政治上蒙受不利影響……」
由此可見當時列寧要籌措經費不僅毫無困難，而且德國人還唯恐他們不肯接受。
津貼總共花了四千萬
在克倫斯基領導的民主革命爆發之後，由於臨時政府的抗德決心比沙皇政府更為堅決，因此德國變本加厲賄賂（美其名曰津貼）布爾塞維克在俄國國內展開宣傳活動，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撥了五百萬馬克，十一月初又撥了一千五百萬馬克（見齊曼編的德皇政府文件集第二十四及第七十五頁）。甚至到一九一八年三月德蘇片面和約（即所謂布里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簽訂之後，德國仍繼續「津貼」蘇維埃政府。據一九一八年六月德國駐蘇聯公使（當時首都已遷至莫斯科）米巴哈伯爵從莫斯科發回柏林的密電中說：「由於協約國極力拉籠這個新政權，我認為每月的津貼增加到三百萬馬克是必需的……」柏林當局接納了這項意見，直至一九一八年七月米巴哈伯爵在莫斯科被反對布爾塞維克的俄國革命派分子媒殺及德國撤回公使團時止，總共給了蘇聯政府四千萬馬克（見上述文件集第一三０、一三三及一三七頁）。
這種私相授受的款項，也像以往一樣，絕對沒有收據或帳冊，但是從德皇政府的檔案中卻可以找出一些證據來說明這些款項的用途。德國副外長馮柯爾曼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從斯德哥爾摩發給德國參謀總部的電報中，指出德國的大量津貼使布爾塞維克得以在俄國的政治鬥爭迅速接近勝利。他的電氣說：「我們所作的一切努力，已顯出巨大成就。布爾塞維克運動如果沒有我們的不斷支援，就永遠不可能獲得像今天這樣的規模和勢力……」（文件集第七十頁）
馮柯爾曼的兩封電報
兩個月後，布爾塞維克已在俄國執政，馮柯爾曼於十二月三日致外交部轉呈德皇威廉二世的電報中說：「我們曾通過各種關係和使用各種方式把大批經費供應布爾塞維克，使他們得以建立其主要機關刊物『真理報』，從而進行強有力的宣傳，使他們的政黨得以從原來很狹窄的基礎上大為發展。現在，布爾塞維克終於執掌了政權……」（文件集第九十四頁）
【注】「真理報」創刊於一九０五年，系一批流亡國外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辦，從一九一一年起落入布爾塞維克的控制，至一九一五年開始接受德國津貼之後，才成為一份正規化的日報。
馮柯爾曼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致莫斯科米巴哈伯爵的電報中說：「……務請化用更多款項，為我國利益計，我們務須使布爾塞維克政權得以生存下去……白衛軍是反德的，保皇派如果執政也會反對和約。保皇派的崛起必會使俄國恢復團結，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去支持俄國的保皇派。相反地，我們必須竭盡所能阻止俄國重趨統一，因此，我們必須支持最左的黨派。」（文件集一二八至一二九頁）
為了政權決不擇手段
不論在十月革命之後或片面和約訂立之後，德國皆未改變其在布爾塞維克執政之前的政策，即努力促成東線停火，支持俄國國內贊成停火的政黨，並在締立和約後全力支持此政黨繼續執政。另一方面，列寧及其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則下定決心不擇手段去取得政權及保持政權，他們最感困難的是經費問題，任何津貼對於他們說來都是難以抵拒的誘惑，因此這個鼓吹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得以與代表封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德皇政府一拍即合。
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早期歷史中，籌集經費的主要方式是以突襲方式進入銀行和商行，「沒收」他們的錢財，並且還使用了各種尖同盜匪的手段。當時俄國其他的革命黨派，對於布爾塞維克的這種手段皆深感不齒。
「西遜文獻」蒐集的資料證明列寧曾獲德國津貼，因此指他是德國間諜。齊曼編纂的這本書中，從德皇政府的檔案中毫無疑問地證實了列寧的政黨確曾依賴德國津貼而奪取政權，但齊曼在序言中認為這仍不足以證明列寧是德國間諜，因為如果列寧是個品格高尚的真正的革命家，他可以把德國的津貼作為推動革命的手段，而不以接受津貼或為德國利益服務為目的。德國在選擇津貼對象時，著重於政策目標與德國的政策相符合之俄團政黨，並未要求收受津貼者以德國的命令行事。因此齊曼認為列寧究竟是否德國間諜的問題依然難下斷訟。
奪得政權的主要因素
但是這批德皇政府的文件之公布，又引起了其他許多問題，例如德國的津貼對布爾塞維克革命的成功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這個問題在文件集出版之後曾在英國引起熱烈的辯論。
倫敦「泰晤士報」把這些辯論文章彙集編成專冊。流亡英國的白俄領袖卡柯夫認為：「……幾百萬馬克的宣傳費和活動費，對於列寧的篡奪政權活動具有決定性的幫助，因為在沙皇政府垮臺後，列寧的所有政敵都是基礎薄弱和一貧如洗的……」
另一位白俄領袖謝比洛說：「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偌大的一筆宣傳經費，是使布爾塞維克在群雄角逐中獲得最後勝利的主要因素。以前我們一直對這筆經費的來源，議論紛紜，直至齊曼教授輯篡的文件集出版之後，才使真相大白。」
但這批德皇政府的文件卻可作完全不同的解釋。幾乎與齊曼編纂的文件集出版的同時，倫敦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了莫爾希（Alan Moore-head）編纂的「俄國革命」一書，這批德國的文件也編入書中，並由莫爾希作評注，而莫爾希的每一條評注都是根據美國普索尼教授等數位學者的研究結論，普索尼等的研究工作是由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及「生活」雜誌聯合設置的研究基金資助進行的。
莫爾希在序言中銳，他的評注系根據「一切可以獲得的外交記錄，不僅是德國的檔案，而且還包括所有由歐洲國家以及遠如土耳其及日本的檔案文件。」經普索尼等人研究的共有十萬份以上的文件。
列寧竟是個貪財的人
這項大規模的研究工作，歷時數年，把「十月革命」前後的一切幕後政治活動，都發掘出來分析研究，這種細緻深入的研究也暴露了列寧的真面目，他們所得的結論之一，是證明了列寧是個貪財如命的人，而絕非品格高尚的革命家。例如書中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頁提到，在一九０四年日俄戰爭前夕及初期，日本曾津貼俄國的許多反對黨派，列寧當時尚是一個無名小卒，但他也不肯放過機會而分得了一杯羹。在第九十四至九十五頁提到，列寧在領導布爾塞維克的初期，以籌措黨的經費為名，在國內指揮了幾次銀行劫案，但贓款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他自己揮霍了。後來他又訂立了幾條「黨員守則」，規定凡參加行劫的同志不得過問所得款項的數額及用途，因此他得以肆無忌憚地把「公欵」轉入自己的腰包。在第一０五頁，提到沙皇的秘密警察頭子奧克拉納怎樣派遣線人滲入各革命組織，滲進布爾塞維克的兩名沙皇特工人員是阿齊夫及馬連諾斯基，他們是在賄賂列寧之後而被接納為同志的。阿齊夫是社會革命黨黨員，列寧雖接納他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但始終未讓他成為正式黨員。馬連諾斯基則在列寧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遭列寧處死滅口。
【注】肯南教授的最新一部著作中，廣徵博引證實史大林當年之參加布爾塞維克黨，也是奉奧克拉納之命加入的。史大林根本也是沙皇特務，但他後來在布爾塞維克內的地位步步高陞，因而背叛了沙皇而死心塌地參加布爾塞維克的「革命」。
基斯庫拉的機密報告
從德皇政府的文件中，莫爾希找到一份關於列寧單獨會晤一個名叫基斯庫拉（Keskula）的愛沙尼亞人之經過，此人在當時是個半公開活動的德國高級間諜。莫爾希在其書中的第一三九頁評注這份文件稱：「這兩人之間達致某種默契，因此在會晤後列寧立即獲得一筆巨款。」在第一四三頁的評注中說：「列寧一開始就知道基斯庫拉的身份，因此把他當作自己與德方之間的媒人，從他手中獲取經費，並把和平計畫交給他轉達德方。」
在德皇政府的檔案中，有一份基斯庫拉向參謀總部提出的機密報告，內容是關於列寧向他提出的在布爾塞維克奪取俄國政權及對德締和之後，德俄兩國的聯合行動計畫。當時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土耳其是德國的同盟國，而沙俄則與英法結成協約國。雙方勢均力敵，英法曾向俄國沙皇保證在獲得勝利之後，把上耳其的韃靼尼爾海峽地區割給俄國。而列寧提出的計畫中，則表示在他執政及締立對德和約後，俄國放棄對土耳其的領土要求，並撤回前線俄軍，轉向進攻英國屬下的印度。
莫爾希對這項建議的批注中指出，列寧此舉是要使德國在中東得以任所欲為，並使俄國成為德國的同盟國而向英帝國進攻。
棋盤中的一隻小卒子
布爾塞維克與德國特務組織之間的勾結，絕非個別情況，而是全面性的。瑞士社會民主黨領袖格林就是德國間諜，而列寧流亡瑞士期內一向受庇於格林。
第二九七頁提到列寧對談判締和的態度時說：「列寧已獲得德國人的諒解；他們把他送回俄國，使他奪取政權及促成停戰，他們資助他來達到這些目標……」
顯而易見，列寧不僅拿德國人的錢，而且由德國人扶植他成為俄國領袖，他完全聽德國人的話，照德國人的指示辦事。從這本書的論據看來，「西遜文獻」的可靠性是毋需懷疑的。所謂十月革命，根本就是德皇政府所策動的一項陰謀。甚至連二月革命，莫爾希也認為是由外國人策動的。第一五五頁說：「二月革命根本談不上是自發的革命，因為早在爆發之前的幾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大家都已在談論將有這場革命發生，所有許許多多的革命黨派，早已躍躍欲試，都準備在革命爆發時獲得一點好處。……民眾的不滿情緒已達於頂點。工人都被拉去打仗，他們沒有麵包，沒有冬衣，而且對操縱著他們的生命的官僚們，深惡痛絕。」
在接下去的一頁中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工人和士兵的自發叛抗，不可能使革命成功。他們需要經費、領導人及政治組織；於是，許多渴望推翻沙皇的地下組織群起爭取工人和士兵，經費最充裕者佔了先著。」
從莫爾希的書中，使人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所謂「全世界無產階級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同志，只是封建地主和大資本家操縱的一個帝國在一盤棋局中的一隻小卒子而已。
共產運動的最大謎團
綜觀齊曼及莫爾希的研究所得，可以肯定的是列寧確曾大量接受德國津貼，正像他從搶劫中得來及其他來歷不明的款項一樣，用這些錢來助成他的革命。
列寧認為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奪取政權（毛澤東今天正在不斷地重複著這句名言）。至於所用的手段，則是無關緊要的。「只求目的，不擇手段」早已是他和他的信徒們的格言。但是，從任何資料和文件中，至今仍無法證實列寧是和德國特務機關有組織關係的間諜，也找不出德國政府直接向他發號施令的證據。
但是，列寧和其他主要布爾塞維克黨人與德國官方之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內的密切關係，還有許多聳人聽聞的繼篇及余聞。此後許多年間，拉迪克和德國軍界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紅軍與德國國防軍之間的密切聯繫，皆是眾所周知的。二十年後，在史大林主持的大清黨中，拉迪克和許多紅軍將領及布爾塞維克領袖皆以「德國間諜」的罪名被處死。為什麼在蘇聯共產黨的最高階層內會有如許之多的「德國間諜」呢？德國方面的檔案文件既無法為我們明確地解答這個問題，那末當然就只有蘇聯的最機密文件可以解答，但蘇聯方面的文件無法看到，也許當將來有一天蘇聯的這批文件也像德皇政府的文件一樣公布之後，世人方能解開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大的謎團：列寧究竟是否德國雇佣的間諜？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歷二月），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克倫斯基領導的民主革命成功地迫使沙皇遜位，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殷，東線俄軍兵敗如山倒，國內飢民暴動四起，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無法號令全國。就在這時，德國皇室政府派了一輛秘密專車把列寧及一小撮布爾塞維克黨人從他們的流亡地瑞士接到德國，再把他們安置在一節密封的火車車卡中，經瑞典和芬蘭潛回俄國。這批人回到俄國後，大搞其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終於在這年十一月（俄歷十月）間，推翻了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而建立蘇聯。
德皇政府急於要媾和
從列寧乘德皇政府的專車返同俄國的一天起，歐洲政壇己議論紛紜，大家都在談論布爾塞維克究竟是否德國的御用間諜？德皇政府把這批人運回俄國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當時的德國政府（尤其是參謀總部）渴望盡早與俄國單獨媾和，以便使東線的德軍脫身，得以調往西線發動擬議中的攻勢。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已斬釘截鐵表示決心遵守與盟國的協約，拒絕與德國單獨簽訂和約，因此德皇政府為謀取東線停火，必須先搞掉俄國的臨時政府。而當時流亡在歐洲各地的各種各樣俄國革命派之中，只有布爾塞維克熱中於立即締和，他們願意借道德國回到俄國去領導「革命」，因為他們害怕如果取道盟國領土的話，將會被盟國政府扣留。
西遜文獻與肯南著作
美國政府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公布了一批檔案資料，即在現代史上極受重視的「西遜文獻」（Sisson
Documents），企圖證明列寧是奉德國的命令行事的，是德皇政府的一個工具。自從「西遜文獻」公布以來，歐美政界及史學界曾不斷辯論一項根本的問題：列寧的秘密旅程及其回國後極力鼓吹締結片面和約的政策，是否足以證明他是個德國間諜，他在瑞士期間以及回國之後是否曾不斷接受德國的津貼？
但在距今十一年之前，西方世界享譽最隆的共產主義運動史學者喬治·肯南博士（曾任美國駐蘇大使，現任普林斯頓大學現代史教授）蒐集了許多資料，指出「西遜文獻」中的一部分檔案是查無實據的。他在「俄國退出大戰始末」一書（一九五六年倫敦費邊出版社出版）中，製版刊出了列寧等人回國之後到「十月革命」前夕為止，與一些名不見經傳的神秘人物之間的通信原稿。肯南的結論中說：
「布爾塞維克黨人在一九一七年春夏之間究竟獲得一些甚麽樣的外來援助，至今仍是一個懸疑難決的問題……在這幾個月間，布爾塞維克領袖們頻繁地與斯堪的那維亞國家中的人士通信；從本書所列出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其中提及的許多人名，信件中隱晦的字句極可能是安排如何把來自某些外國的經費轉交袷布爾塞維克。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但德國政府是否直接參與這些活動，以及這些經費是否由外國的社會黨人和同情者所捐助，則尚待進一步考證。從這些信件中，也許可以獲得一鱗半爪的線索……」
肯南的調子與「西遜文獻」顯然頗有出入，對於「[列寧究竟是否德國間諜」的問題仍未能解決，因此我們必須從德皇政府的檔案資料中去找證據。
齊曼編纂的珍貴資料
德皇政府的這批珍貴資料，已於數年前由英國學者齊曼（Z. A. B, Zerman）編纂，並由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俄國革命與德國——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的檔案資料」。
德皇政府的這批資料中，列出了德國為支持俄國革命運動所花的款項，德皇政府與布爾塞維克及其他俄國革命政團之間的關係。
但這批資料也像任何官方資料一樣有其不夠完善之處，因為凡屬官方資料皆為一面之詞，只能供我們參考而不能作為解決問題的根據。這批文件中提到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付出數額極為龐大的款項，給各種各樣的俄國革命分子在俄國境內進行顛覆沙皇政府的宣傳活動。但是文件中並沒有說明這筆偌大的款項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國境內，接受此種津貼的究竟是誰？他們如何用法？
這種用作顛覆活動的津貼，不論德皇政府或俄國的收受者皆不會保留詳細的賬目。使人驚奇的卻是德皇政府竟願意花用如此巨額的款頂來推行一些毫無把握的計畫，當時並無任何保證使這筆巨款的花用能達到德皇政府所希冀的收穫，甚至也不能保證收受這種津貼的人一定會把錢用在對德國有利的活動上。
二百萬馬克的宣傳費
從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德皇政府已撥出二百萬馬克供俄國革命分子作宣傳經費。這筆錢之中的極大部分，由一個名叫海爾芬博士（Dr. Alexander Helphand ）的德皇政府特務交給俄國革命分子。說起這位海爾芬博士，來頭非同小可，他是托洛茨基的好朋友，在早期的共產國際中顯赫一時的巴伏斯（Parvus ），就是他的化名。在一九一五年底，德國政府又撥給他一百萬馬克。他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寫給德國政府的報告書中說：「唯有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方有可能在俄國組織政治性的大罷工。社會民主黨中的極端激進派（按：指布爾塞維克）已經投入行動，但我們必須使該黨的溫和少數派也參加行動……」他接著提到列寧及其他一些布爾塞維克領導人的名字，主強應該首先邀請這批人參加擬議中在德國召開的俄國各革命黨派聯合大會，以便立即發動反對沙皇政府的行動。
經常與列寧黨人會晤
巴伏斯（海爾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為其活動中心，經常與流亡在當地的一些布爾塞維克黨人如拉迪克等人接觸，但由於大家都知道他是德國的特務，因此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返國秘密旅程中途經斯德哥爾摩時，拒絕和他當面晤談，並且故意當著許多人的面表示不願會見巴伏斯。列寧一向是個細心謹慎而滿腹密圈的人，他知道他在國內的政敵將會利用他借道德國返國一事對他大肆攻擊，因此他不顧與巴伏斯會晤，以免給其政敵更大的攻擊藉口。但是列寧手下的一些黨羽卻不必有這樣的顧忌。當時在斯德哥爾摩的主要布爾塞維克黨人有拉迪克、漢尼基及伏洛夫斯基等人，他們仍肆無忌憚地繼續與巴伏斯會晤，漢尼基在事實上根本是受巴伏斯僱用的。
一九一七年底（布爾塞維克已在俄國執政），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許達曼訪問斯德哥爾摩時曾稱：「伏洛夫斯基每天謁見巴伏斯。」雖熬當時伏洛夫斯基已出任蘇聯駐瑞典公使。
列寧默許接受德津貼
這些布爾塞維克要員與巴伏斯之間的聯繫，列寧不可能不知道，如果列寧反對這種接觸的話，他們就根本無法保持這種聯繫。
列寧必定知道這種勾搭所為何事，為了他的黨的利益，他容許這種勾勾搭搭的活動繼續下去，而為他自己的「名譽」，他不願親自出面與巴伏斯勾搭。雖然沒有具體證據證明巴伏斯曾把金錢交給布爾塞維克，但從這種密切的勾搭關係看來，巴伏斯之津貼布爾塞維克殆無疑義。
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事，甚至連德皇政府的外交官也都知道此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國駐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報告書中證實了這一點。這位公使表示反對任命巴伏斯為德國駐彼得格勒公使（按：蘇聯立國之初，首都仍在彼得格勒，即今之列寧格勒），他在報告書中說：「這項任命將會使布爾塞維克的政敵們獲得攻擊這個新政權的大好藉口，任命一個曾以大量金錢供應布爾塞維克的人為德國公使，將會使俄國人士認為這個新政權是根據我們的命令行事的。」（見齊曼編纂的文件集第八十七頁）
列寧親自從巴伏斯手中領取大量經費，也並非困難的事，只要他自己小心將事，根本不會有人知道，也不會留載史籍，因為德國當局對這種事絕對守秘，而付錢之慷慨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從齊曼編的「俄國革命與德國」一書第五十五至五十六頁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德國是如何熱中於支持布爾塞維克的造反。
一名德國特務的報告
這段紀載，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德國駐瑞士首都伯爾尼的軍事參贊向德國參謀總部提出的一篇報告書，其主要內容是引述一個名叫赫爾·佩亞的德國特務向這名軍事參贊提出的報告。佩亞報告他在伯爾尼召集了俄國各革命黨派流亡人士的秘密會議，當然有布爾塞維克黨人的參加。他向軍事參贊報告這次會議的情況說：
「他們欣然表示願意接受津貼以策動和平運動之後，我就強調說明我的立場，我樂於以大量金錢來支持這種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高尚運動。當我說到我願不計代價支持俄國革命來促使和平早日實現時，他們報以熱烈的鼓掌和歡呼。我還說明凡接受這種津貼的人皆不受任何約束，只要是在俄國國內擁有相當數量的同志和朋友的人，都有權利獲得巨額經費……我以人格擔保這筆錢是我個人捐助的，接受津貼者決不會在政治上蒙受不利影響……」
由此可見當時列寧要籌措經費不僅毫無困難，而且德國人還唯恐他們不肯接受。
津貼總共花了四千萬
在克倫斯基領導的民主革命爆發之後，由於臨時政府的抗德決心比沙皇政府更為堅決，因此德國變本加厲賄賂（美其名曰津貼）布爾塞維克在俄國國內展開宣傳活動，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撥了五百萬馬克，十一月初又撥了一千五百萬馬克（見齊曼編的德皇政府文件集第二十四及第七十五頁）。甚至到一九一八年三月德蘇片面和約（即所謂布里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簽訂之後，德國仍繼續「津貼」蘇維埃政府。據一九一八年六月德國駐蘇聯公使（當時首都已遷至莫斯科）米巴哈伯爵從莫斯科發回柏林的密電中說：「由於協約國極力拉籠這個新政權，我認為每月的津貼增加到三百萬馬克是必需的……」柏林當局接納了這項意見，直至一九一八年七月米巴哈伯爵在莫斯科被反對布爾塞維克的俄國革命派分子媒殺及德國撤回公使團時止，總共給了蘇聯政府四千萬馬克（見上述文件集第一三０、一三三及一三七頁）。
這種私相授受的款項，也像以往一樣，絕對沒有收據或帳冊，但是從德皇政府的檔案中卻可以找出一些證據來說明這些款項的用途。德國副外長馮柯爾曼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從斯德哥爾摩發給德國參謀總部的電報中，指出德國的大量津貼使布爾塞維克得以在俄國的政治鬥爭迅速接近勝利。他的電氣說：「我們所作的一切努力，已顯出巨大成就。布爾塞維克運動如果沒有我們的不斷支援，就永遠不可能獲得像今天這樣的規模和勢力……」（文件集第七十頁）
馮柯爾曼的兩封電報
兩個月後，布爾塞維克已在俄國執政，馮柯爾曼於十二月三日致外交部轉呈德皇威廉二世的電報中說：「我們曾通過各種關係和使用各種方式把大批經費供應布爾塞維克，使他們得以建立其主要機關刊物『真理報』，從而進行強有力的宣傳，使他們的政黨得以從原來很狹窄的基礎上大為發展。現在，布爾塞維克終於執掌了政權……」（文件集第九十四頁）
【注】「真理報」創刊於一九０五年，系一批流亡國外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辦，從一九一一年起落入布爾塞維克的控制，至一九一五年開始接受德國津貼之後，才成為一份正規化的日報。
馮柯爾曼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致莫斯科米巴哈伯爵的電報中說：「……務請化用更多款項，為我國利益計，我們務須使布爾塞維克政權得以生存下去……白衛軍是反德的，保皇派如果執政也會反對和約。保皇派的崛起必會使俄國恢復團結，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去支持俄國的保皇派。相反地，我們必須竭盡所能阻止俄國重趨統一，因此，我們必須支持最左的黨派。」（文件集一二八至一二九頁）
為了政權決不擇手段
不論在十月革命之後或片面和約訂立之後，德國皆未改變其在布爾塞維克執政之前的政策，即努力促成東線停火，支持俄國國內贊成停火的政黨，並在締立和約後全力支持此政黨繼續執政。另一方面，列寧及其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則下定決心不擇手段去取得政權及保持政權，他們最感困難的是經費問題，任何津貼對於他們說來都是難以抵拒的誘惑，因此這個鼓吹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得以與代表封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德皇政府一拍即合。
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早期歷史中，籌集經費的主要方式是以突襲方式進入銀行和商行，「沒收」他們的錢財，並且還使用了各種尖同盜匪的手段。當時俄國其他的革命黨派，對於布爾塞維克的這種手段皆深感不齒。
「西遜文獻」蒐集的資料證明列寧曾獲德國津貼，因此指他是德國間諜。齊曼編纂的這本書中，從德皇政府的檔案中毫無疑問地證實了列寧的政黨確曾依賴德國津貼而奪取政權，但齊曼在序言中認為這仍不足以證明列寧是德國間諜，因為如果列寧是個品格高尚的真正的革命家，他可以把德國的津貼作為推動革命的手段，而不以接受津貼或為德國利益服務為目的。德國在選擇津貼對象時，著重於政策目標與德國的政策相符合之俄團政黨，並未要求收受津貼者以德國的命令行事。因此齊曼認為列寧究竟是否德國間諜的問題依然難下斷訟。
奪得政權的主要因素
但是這批德皇政府的文件之公布，又引起了其他許多問題，例如德國的津貼對布爾塞維克革命的成功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這個問題在文件集出版之後曾在英國引起熱烈的辯論。
倫敦「泰晤士報」把這些辯論文章彙集編成專冊。流亡英國的白俄領袖卡柯夫認為：「……幾百萬馬克的宣傳費和活動費，對於列寧的篡奪政權活動具有決定性的幫助，因為在沙皇政府垮臺後，列寧的所有政敵都是基礎薄弱和一貧如洗的……」
另一位白俄領袖謝比洛說：「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偌大的一筆宣傳經費，是使布爾塞維克在群雄角逐中獲得最後勝利的主要因素。以前我們一直對這筆經費的來源，議論紛紜，直至齊曼教授輯篡的文件集出版之後，才使真相大白。」
但這批德皇政府的文件卻可作完全不同的解釋。幾乎與齊曼編纂的文件集出版的同時，倫敦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了莫爾希（Alan Moore-head）編纂的「俄國革命」一書，這批德國的文件也編入書中，並由莫爾希作評注，而莫爾希的每一條評注都是根據美國普索尼教授等數位學者的研究結論，普索尼等的研究工作是由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及「生活」雜誌聯合設置的研究基金資助進行的。
莫爾希在序言中銳，他的評注系根據「一切可以獲得的外交記錄，不僅是德國的檔案，而且還包括所有由歐洲國家以及遠如土耳其及日本的檔案文件。」經普索尼等人研究的共有十萬份以上的文件。
列寧竟是個貪財的人
這項大規模的研究工作，歷時數年，把「十月革命」前後的一切幕後政治活動，都發掘出來分析研究，這種細緻深入的研究也暴露了列寧的真面目，他們所得的結論之一，是證明了列寧是個貪財如命的人，而絕非品格高尚的革命家。例如書中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頁提到，在一九０四年日俄戰爭前夕及初期，日本曾津貼俄國的許多反對黨派，列寧當時尚是一個無名小卒，但他也不肯放過機會而分得了一杯羹。在第九十四至九十五頁提到，列寧在領導布爾塞維克的初期，以籌措黨的經費為名，在國內指揮了幾次銀行劫案，但贓款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他自己揮霍了。後來他又訂立了幾條「黨員守則」，規定凡參加行劫的同志不得過問所得款項的數額及用途，因此他得以肆無忌憚地把「公欵」轉入自己的腰包。在第一０五頁，提到沙皇的秘密警察頭子奧克拉納怎樣派遣線人滲入各革命組織，滲進布爾塞維克的兩名沙皇特工人員是阿齊夫及馬連諾斯基，他們是在賄賂列寧之後而被接納為同志的。阿齊夫是社會革命黨黨員，列寧雖接納他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但始終未讓他成為正式黨員。馬連諾斯基則在列寧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遭列寧處死滅口。
【注】肯南教授的最新一部著作中，廣徵博引證實史大林當年之參加布爾塞維克黨，也是奉奧克拉納之命加入的。史大林根本也是沙皇特務，但他後來在布爾塞維克內的地位步步高陞，因而背叛了沙皇而死心塌地參加布爾塞維克的「革命」。
基斯庫拉的機密報告
從德皇政府的文件中，莫爾希找到一份關於列寧單獨會晤一個名叫基斯庫拉（Keskula）的愛沙尼亞人之經過，此人在當時是個半公開活動的德國高級間諜。莫爾希在其書中的第一三九頁評注這份文件稱：「這兩人之間達致某種默契，因此在會晤後列寧立即獲得一筆巨款。」在第一四三頁的評注中說：「列寧一開始就知道基斯庫拉的身份，因此把他當作自己與德方之間的媒人，從他手中獲取經費，並把和平計畫交給他轉達德方。」
在德皇政府的檔案中，有一份基斯庫拉向參謀總部提出的機密報告，內容是關於列寧向他提出的在布爾塞維克奪取俄國政權及對德締和之後，德俄兩國的聯合行動計畫。當時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土耳其是德國的同盟國，而沙俄則與英法結成協約國。雙方勢均力敵，英法曾向俄國沙皇保證在獲得勝利之後，把上耳其的韃靼尼爾海峽地區割給俄國。而列寧提出的計畫中，則表示在他執政及締立對德和約後，俄國放棄對土耳其的領土要求，並撤回前線俄軍，轉向進攻英國屬下的印度。
莫爾希對這項建議的批注中指出，列寧此舉是要使德國在中東得以任所欲為，並使俄國成為德國的同盟國而向英帝國進攻。
棋盤中的一隻小卒子
布爾塞維克與德國特務組織之間的勾結，絕非個別情況，而是全面性的。瑞士社會民主黨領袖格林就是德國間諜，而列寧流亡瑞士期內一向受庇於格林。
第二九七頁提到列寧對談判締和的態度時說：「列寧已獲得德國人的諒解；他們把他送回俄國，使他奪取政權及促成停戰，他們資助他來達到這些目標……」
顯而易見，列寧不僅拿德國人的錢，而且由德國人扶植他成為俄國領袖，他完全聽德國人的話，照德國人的指示辦事。從這本書的論據看來，「西遜文獻」的可靠性是毋需懷疑的。所謂十月革命，根本就是德皇政府所策動的一項陰謀。甚至連二月革命，莫爾希也認為是由外國人策動的。第一五五頁說：「二月革命根本談不上是自發的革命，因為早在爆發之前的幾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大家都已在談論將有這場革命發生，所有許許多多的革命黨派，早已躍躍欲試，都準備在革命爆發時獲得一點好處。……民眾的不滿情緒已達於頂點。工人都被拉去打仗，他們沒有麵包，沒有冬衣，而且對操縱著他們的生命的官僚們，深惡痛絕。」
在接下去的一頁中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工人和士兵的自發叛抗，不可能使革命成功。他們需要經費、領導人及政治組織；於是，許多渴望推翻沙皇的地下組織群起爭取工人和士兵，經費最充裕者佔了先著。」
從莫爾希的書中，使人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所謂「全世界無產階級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同志，只是封建地主和大資本家操縱的一個帝國在一盤棋局中的一隻小卒子而已。
共產運動的最大謎團
綜觀齊曼及莫爾希的研究所得，可以肯定的是列寧確曾大量接受德國津貼，正像他從搶劫中得來及其他來歷不明的款項一樣，用這些錢來助成他的革命。
列寧認為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奪取政權（毛澤東今天正在不斷地重複著這句名言）。至於所用的手段，則是無關緊要的。「只求目的，不擇手段」早已是他和他的信徒們的格言。但是，從任何資料和文件中，至今仍無法證實列寧是和德國特務機關有組織關係的間諜，也找不出德國政府直接向他發號施令的證據。
但是，列寧和其他主要布爾塞維克黨人與德國官方之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內的密切關係，還有許多聳人聽聞的繼篇及余聞。此後許多年間，拉迪克和德國軍界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紅軍與德國國防軍之間的密切聯繫，皆是眾所周知的。二十年後，在史大林主持的大清黨中，拉迪克和許多紅軍將領及布爾塞維克領袖皆以「德國間諜」的罪名被處死。為什麼在蘇聯共產黨的最高階層內會有如許之多的「德國間諜」呢？德國方面的檔案文件既無法為我們明確地解答這個問題，那末當然就只有蘇聯的最機密文件可以解答，但蘇聯方面的文件無法看到，也許當將來有一天蘇聯的這批文件也像德皇政府的文件一樣公布之後，世人方能解開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大的謎團：列寧究竟是否德國雇佣的間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