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省又一出省大通道??濟南至菏澤高速公路建成通車，從濟南到菏澤比原先走京福高速到日東高速縮短了近一小時車程。副省長郭兆信出席通車儀式。（2007年9月29日《大眾日報》）
這又是一條新的高速路赫然在目。人家山東省副省長也參加了通車典禮儀式。現在，這地方官員也實在不值錢，隨便什麼個爛事兒都得出席、人模狗樣地往那兒一坐，顯示出活動的官方色彩或者官方許可成色。昨天，人家山東省代省長還參加了祭孔儀式，在如今如火如荼的公祭熱潮裡火上澆油，實在讓納稅人又多了一重負擔，並且形成了公祭腐敗必須的設尋租空間。因此，在現如今中國社會官民對立好惡相反的情況下，或許可以認定，只要有省長副省長出席的儀式，必定不是什麼好東西。
這條消息當中，倒是還有些文字："濟菏高速公路建設採用BOT（建設?經營?移交）模式，由省交通廳公路局與魯能建設集團合資建設。"這很有趣。
為什麼？
就像具有明確意義似的，我出了國，國內博客也對我格外關照，刪除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不刪除倒成了偶然。自我感覺很猥瑣、盡量不弄些個招人家不愛聽的文字，只不過文縐縐轉述文章，起到信息傳播作用，可還是不中，照刪不誤。
那咱就還接著來。
友人給咱發了那個今年以來突然間名噪一時的中央民族大學證券研究室主任張宏良的說辭，其中就是以魯能為主要角色的。引文還是較為冗長。引用完畢後用加長省略號表示。
738億！挑戰和諧社會的驚天大案
張宏良
一、驚天大案暴露了百姓貧困根源和臨頭國難
據《財經》雜誌報導，就在人們對建設和諧社會充滿希望之際，原國家計委副主任陳光健遞交的一封舉報信如同青天霹靂砸向全國13億人民：山東最大的國有公司??擁有738億資產的魯能集團被幾個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完成了國企改制三部曲的第二步：把集體資產變成了私人資產。電力行業國企改制的一般規律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是把國有資產變成職工集體資產；第二步是再把集體資產變成私人資產；第三步就是把國內資產變成外國資產，徹底擺脫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制度約束，實現"蛹化蝶"的全部過程。雖然大家都在這樣幹，都在玩搶劫國有資產的遊戲，但是魯能卻玩的太大玩的太急了，如此天文數字的驚天黑幕把整個中國都驚呆了：
一是如此驚天動地的巨額國有資產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購者是誰？一個新的中國首富誕生了，整個中國卻不知道這個首富是誰？不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魯能集團處級幹部，全國各地屬下幾十個總裁都不知道，目前站在前面的是一個36歲的小夥子，小夥子背後是一個24歲的小姑娘，小姑娘背後乾脆就是內蒙大草原幾個放羊的，放羊的背後是誰，誰都不知道，估計這幾個放羊的自己也不知道，其身份之神秘恐怕連美國中央情報局都難以做到。
二是這幾個放羊的能耐之大更是驚人，黥吞如此天文數字的國有資產，居然不屑對當地國資委打個招呼，到案發為止，專門管理國有資產的山東省國資委居然毫不知情，山東省工商局則直接為其保駕護航，禁止人們查詢魯能集團任何資料，山東省工商局竟然變成了魯能集團的私人保密局。
三是資產數額之大空前絕後（能絕後嗎？），以劫匪聞名天下的山東響馬有史以來的搶劫總額加起來，恐怕也不到魯能資產的十分之一，登陸魯能網站就會看到，這個橫跨煤電、礦業、房地產、工程建設、金融、港口、高速公路、體育等多項產業的"經濟王國"，實際資產絕不止738億，738億顯然是一個為收購而故意壓低的資產數額，即便不計算其他眾多行業的巨額資產，如覆蓋全國十幾個大城市的房地產等，僅計算其東海之濱到西北高原覆蓋全國的十幾個能源基地，其中任何一個都不下百億之巨，也就是說，按照最保守的估計，其實際資產也絕不會少於上千億，由於我們拿不到真實的會計資料，也就只能接受他們自己聲稱的738億。
即便是738億這個已經被大幅壓低到認為是"很低調"的數額，在人均收入只有1700美元的當今中國，也足夠驚天動地了。要知道，2005年全國中央財政教育支出也就是349.85億元， 2006年中央政府解決全國孩子上學問題不過就40億元，幾個放羊的一次性就拿走了全國兩年多的中央教育經費，吞掉了全國孩子18年的義務教育經費。再從山東省來看，2004年整個山東省預算內教育經費總額231.3億，2007年山東省為全省八百萬中小學生義務教育免去學雜費共20億，吞掉一個魯能，等於是拿走了山東省3年的教育經費，拿走了全省八百萬孩子37年的學費。山東省2004、2005兩年，用2.6億元就解決了全省約80萬農村貧困家庭學生的上學問題，也就是說，僅僅一個國有企業被侵吞資產的千分之三，就能解決全省農村貧困孩子的上學問題，還能說老百姓上學難等問題不是富豪掠奪的結果嗎？
主流經濟學家總是說，中國老百姓的貧困是仇富心理造成的，現在你一次性就吞掉了全省老百姓孩子37年的學費，並沒有一個老百姓公開出來仇恨你們，做人總應該多多少少講一點良心吧，老百姓畢竟也是人啊！報紙上剛剛傳來消息，一位大學生的母親，為供養兒女上學，賣淫中被嫖客殺害，這位被殺害的賣淫母親生前居然捨不得為自己買一件新衣服，雖然類似為供養子女弟妹上學、為父母公婆治病等而賣淫的消息不絕於耳，可看到這條消息時仍然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我們國家不是沒有錢啊，我們是持續幾十年震驚世界的經濟超高速增長啊，我們國家財政收入已經達到4萬億元，相當於實行全民免費教育的70年代的100倍啊，在那個被主流經濟學家稱之為"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時代"，我國的婦女都沒有靠賣淫養家啊，那時的大學生不僅不用繳納學費，而且還像現在公務員領工資一樣的領取生活費，可現在這個知識精英稱為"中國五千年最偉大的盛世"，卻把人類最偉大的母愛逼到了依靠賣淫供養兒女上學的地步！一邊是幾個人就能幾百億的瓜分國有資產，另一邊是我們的母親為每月幾百元的學費被迫賣淫！請問那些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吃遍中國玩遍世界的改革精英們，這位大學生母親的賣淫和被害，是因為她仇富嗎？是她的仇富心理造成的嗎?從魯能集團反映的對國有資產的瘋狂搶劫中，從主流經濟學家齜著大牙的狂笑中，從這位賣淫母親以及類似婦女的血泊中，人們越來越感覺到一種正在迫近的血雨腥風。
再用魯能集團對照一下這些年形成的看病難，山東自從建省以來到2005年，全省衛生機構固定資產共567.62億元，其中醫院固定資產470.59億元，其中大部分還是最近十幾年醫療行業暴利積累的結果，即便如此，也不過才是被侵吞魯能資產的一多半，這意味著山東全省三家公有制醫院中就被侵吞掉二家，也就是說，如果魯能不被私吞，現在山東全省醫院能夠增加近二倍，老百姓還會看病難嗎？據山東省統計，2003年山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全年收入45.8億元，支出36億元；截止到2005底，全省114個縣（市、區）實行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籌集合作醫療保障基金8.18億元；這意味著侵吞魯能等於是吞掉了全省城鎮職工16年的醫保收入，20年的醫保支出，90年的農村合作醫療基金！要知道，這還是一個國有企業改制的損失，整個山東省國企改制有多少？整個中國國企改制又有多少？96年到現在整整十年國企改制的損失加起來，該是全國老百姓多少年的學費多少年的醫療費用！
由於國有資產瓜分的速度遠遠超過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能夠用到老百姓身上的教育醫療費用越來越低，以致與出現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醫院：就是醫生不是根據患者病情用藥，而是根據醫保藥品清單用藥；凡是醫保清單上沒有列出的藥品，哪怕是藥到病除立刻救命也絕不能使用；同樣，凡是醫保清單上列出的藥品，哪怕是沒有一樣能夠救命，也只能在其中選擇使用。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用什麼藥治病不是醫生說了算，而是政府官員說了算，醫生用藥與官員用藥之間有本質區別，醫生用藥往往是"死馬當作活馬醫"，人道主義貫徹到底，官員用藥則是活馬當作死馬醫，無論死活都要以控制費用為目的，想治病就下輩子做牛做馬也別做老百姓。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制度即便是華佗在世、扁鵲重生，恐怕也難以成為懸壺濟世的有德名醫。
在醫生看來，既然政府都規定要錢不要命，錢比命重要，那乾脆就把選擇用藥作為發財手段，誰家給錢多就用誰家的藥，於是瓜分國有資產的撈大錢，醫生跟著撈小錢，就苦了中國的老百姓。並且目前已經形成了鋼鐵般的惡性循環：國有資產被瓜分的越瘋狂，政府用於百姓醫療的費用就越少；政府醫療費用越少，對醫生用藥控制就越嚴格；對醫生用藥控制越嚴格，就越是提醒醫生用藥是經濟手段而不是治病手段；既然用藥是經濟手段，醫生就只能是效益優先，兼顧患者，甚至乾脆不顧患者；醫生越是不顧患者，醫院醫生的效益就越高，醫療行業就越發展，改革開放的成果就越大。可見，中國各個行業乃至整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老百姓的貧窮具有相互依存的天然內在聯繫，我們的高速增長完全是建立在"窩裡斗"基礎上，是通過內部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掠奪、個別富豪對國家的掠奪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麼同樣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日本老百姓的工資趕上了美國，而我國老百姓連原有福利都徹底喪失的根本原因。
可以說，這種建立在老百姓越來越貧窮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種經濟模式，西方發達國家歷史上沒有過，亞洲其他新興工業國家歷史上沒有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歷史上也沒有過，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同樣沒有過。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種增長模式？許多極端右翼的知識精英故意混淆視聽，認為是缺乏民主分權的結果，其實恰恰相反，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集權國家出現過隨意搶劫國有資產的現象，希特勒的德國應該是最集權的國家了，可是不僅沒有人敢搶劫國有資產，甚至除猶太人之外老百姓的財產都沒人敢搶，當時政府修建國家公園拆遷老百姓的房子，遇到我們所謂的"釘子戶"，不是用推土機和警察強行拆遷，而是忍氣吞聲地用數倍於市場價格的錢把老百姓的房子買下來。如果當時德國也像我們這樣能幾百億幾百億的隨意搶劫國有資產，他們也不可能有能力發動世界大戰。
所以，無論民主國家還是集權國家，都不可能出現我們現在這樣隨意搶劫國有資產的現象，目前中國之所以能夠一次就幾百上千億的搶劫國有資產，完全是國家被綁架的結果，國家被綁架的標誌，就是沒有任何公開職務的人可以隨意"任命"國家主席政府總理，甚至連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要反映自己的意見都需要托關係找路子，國家和政黨完全成為個人手中的玩物，中央政府的權威蕩然無存，在財富佔有上整個國家進入了真正的無序狀態，誰撈著就算誰的，由地方官僚、權貴資本和改革精英組成的"鐵三角"精英集團，根本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裡，像陳良宇那種上海灘上的小癟三，都敢衝著總理拍桌子，地方開會時罵總書記，甚至想學老爺子生前那樣陰謀換掉總理和總書記。去年"西山會議派"那幫改革精英，居然在北京開會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是"沒有註冊的非法組織"，直到現在這些人依然活躍在電視報紙雜誌等媒體上。
在這些人的眼裡，被綁架的國家如同被綁架的漂亮女人，可以隨意的羞辱玩弄，無論你把目光投向任何一個地方，都會看到這種隨意羞辱中央政府的現象：胡溫新政實行親民政策要控制房價，政策一出臺，上海房價立刻火箭般的上升，連翻三番；新的中央領導班子提出到2006年徹底解決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結果2006年底頻頻爆出民工討要拖欠工資被活活打死的消息；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提醒對外開放要注意國家經濟安全，結果各個地方把中國28個行業中21個行業的龍頭企業賣給了外國人，中國銀監會不僅把國家銀行股份賣給了外國人，甚至為防止中國人在銀行業捲土重來，還規定以後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不能單獨辦銀行，要辦銀行必須和外國人一起辦（此規定 2007年1月8日發布），連日本鬼子佔領時期都沒有規定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不准辦銀行；中央六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山東馬上找個放羊的來一次性侵吞738億國有資產，把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之路給你徹底堵死；此類事件不勝枚舉。綁架的目的是勒索贖金，瓜分全部國有資產並且通過《物權法》再把搶劫的資產用法律漂白，就是他們給中央政府開出的雙份贖金，而中央政府的迴旋餘地卻越來越小，魯能事件就反映出中央政府正在逐漸喪失控制國家利益的能力。
只要稍微咀嚼一下738億這個天文數字，就知道國家已經危機到了何等程度。當年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重建頤和園，被認為是亡國大禍的根源，十年總共挪用500萬兩白銀，相當於三艘定遠艦的價格，按照年均挪用50萬兩計算，也就是十幾門大炮的價格。而目前738億對中國海軍意味著什麼？按照中央電視臺7頻道透露的國際價格計算，意味著中國3艘大型航空母艦被擊沉；7艘中型航空母艦被擊沉；20艘輕型航空母艦被擊沉；按照網上流傳的國產航母30億的建造費用，則意味著24艘國產航空母艦被擊沉。換成是目前中國海軍看家武器的潛艇，則意味著5艘戰略核潛艇被擊沉；30多艘常規動力潛艇被擊沉；而5艘戰略核潛艇可以同時摧毀數百個戰略目標，足以震懾住任何敢於對中國動武的國家。如果換成空軍戰機，相當於中國空軍300多架進口的先進戰機蘇27被擊落；相當於2400多架令國人自豪的殲10戰機被擊落。2400多架先進戰機，不知道打一場對日戰爭會不會損失這麼多，但至少武力統一臺灣是用不了的。
這麼多戰機戰艦不戰自毀，完全可以說明為什麼歷史上中國總是挨打了，就是國家被掏空的結果。那些反動的極端右翼知識精英，20多年來卻總是不停地重複一個謊言："落後必然挨打"，用以掩蓋他們掏空國家的罪行，並且在擺脫落後挨打的旗號下，把主席生前建立的完整強大的國防工業轉為民用，然後再私有化為個人財產，使中華民族重新回到瞭解放前依靠購買武器保衛國家的被動狀況，隨著國有資產被搶劫一空，連購買武器保衛國家的能力都沒有了。北洋水師兩年沒買兵艦，知識精英就把戰敗的全部責任推到慈禧太后身上，說是修建頤和園挪用了買兵艦的錢，以致於本來是我們訂購的吉野艦被日本人買走了，所以戰敗。如果說少買一艘兵艦就是戰敗禍首，那麼摧毀絕大部分國防工業又該當何罪？
其實知識精英之所以把鴉片戰爭以後喪權辱國的責任推到慈禧太后身上，完全是為了掩蓋新老改革精英的歷史罪責。對比一下19世紀的中日改革就會發現，中日改革的不同結局，絕不像知識精英的歷史謊言所描述的那樣，是什麼日本西化比較徹底，中國西化不徹底的結果。相反，中國的悲劇恰恰是知識精英推行西化的結果。當時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提出的口號是"尊王攘夷"，神化皇權，並且通過"王政復古"政變建立了統一強大的中央集權，採用比西方宗教更加有效的"武士道"精神，喚醒了東方民族最原始的血性基因，把整個民族凝聚成一個鐵拳般的統一整體，才使當時身材瘦小、智商低下的小日本能夠打遍歐亞無敵手。
反觀中國改革與日本正好相反，當時的改革精英不是強化中央集權力量，而是把國家推向一盤散沙，打著"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旗號，實行全盤西化：洋務運動是經濟上全盤西化，實則是人人自肥，大肆搶劫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戊戌變法是政治上全盤西化，通過分權制衡摧毀了中央政府的權力支柱，導致了後來幾十年的軍閥割據，給予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列強侵略瓜分中國的機會。雖然表面上還在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則是對中學全盤否定，就像現在全盤否定否定社會主義和民族文化一樣。本來中國的農業社會就是一盤散沙，只能通過中央集權才能形成強大的民族力量，當時晚清政府如同《紅樓夢》中所言，已是大廈將傾，而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的改革，不是加強中央集權修復大廈，而是把唯一能夠將一盤散沙的農業社會連接成為統一整體的中央集權給毀掉了，特別是20年的洋務運動，地方挾洋人自重，官員靠洋人自肥，政府借洋人助剿，西方列強也利用中國的買辦集團逐步控制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國完全變成了西方列強圈養的一頭肥豬，宰殺這頭肥豬唯一的擔憂就是中國民眾的反抗，中國歷史上民眾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眾的固定邏輯，使洋人一直有所顧及，後來看到中華民族最後一點血性基因義和團被中國政府配合自己鎮壓後，便放心大膽的舉起了屠刀，八國聯軍進入中國，中國幾乎亡國滅種。這就是中日幾乎同時改革卻截然相反的不同命運：日本通過改革變成了強大的虎狼，中國通過改革變成了肥大的豬羊，並且是世界最肥大的豬羊，經濟總量世界第一。只是豬羊再肥大也是被宰殺的對象，並且越是肥大就越是臨近被宰殺的時刻。20年洋務運動對中國經濟的催肥，是中國被肢解為半殖民地的主要原因，而絕不像知識精英叫囂的那樣，是什麼集權專制和義和團反抗的結果，要知道，日本直到二戰失敗前一直是個集權專制國家，他不僅沒有淪落為別人殖民地，甚至差點兒把整個亞洲變成他的殖民地。
所以國人一定要牢牢記住，國家的肥大和強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國家經濟上越肥大就越危險，只有政治軍事上的強大才安全。中國知識精英之所以總是要把國家改革成肥大國家，是由中國知識精英怯懦低能、猥瑣齷齪的太監特性決定的。把國家推向強大的改革，需要改革精英的是付出和獻身，從哥倫布、麥哲倫到日本的維新三傑，無一不是充滿冒險和犧牲；而把國家推向肥大的改革，改革精英則可以沒有任何風險地驕奢淫逸、縱情享樂，如同中國現在這些改革精英，把他們放到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期的改革中，他們猥瑣齷齪的秉性決定了只能是路邊的垃圾，而在中國就能成為隨意搶劫國有資產和霸佔百姓財產的公眾偶像，不僅能夠隨意玩弄身邊的婦女，還把約2000萬百姓妻女逼良為娼變成玩物。如果中國不出問題，他們就可以肆無忌憚永無休止地這樣搶下去玩下去；如果中國出了問題他們馬上就可以投靠洋人懷抱；如果洋人佔了中國他們就留在中國當漢奸；如果洋人失敗他們就去洋人國家當寓公。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改革精英總是勾結洋人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根本原因。
打開中國歷史就會看到，中華民族從來沒有毀於外患，每一次災難都是毀於精英漢奸，這就是為什麼中華民族寧可原諒外敵也絕不原諒漢奸的原因。可以斷定，魯能的這738億，如果中央政府不抓緊干預，很快就會落入外資手中，完成國企改制三部曲的第三步。目前中國類似魯能規模的能源集團不超過6家，如果這些國家能源基地陸續落入外資手中，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以往中華民族的危機都是表現為"國破山河在"，現在則是國在山河破，一旦中華民族完全失去抵禦外侮的物質依托，恐怕所有炎黃子孫就只能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對天長嘆了。
可見當今中國，百姓窮，窮於精英！民族難，難於精英！精英誤國，精英禍國，精英賣國，精英亡國！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精英不除，國無寧日！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精英誤國史。
二、驚天大案暴露了國企改革完全是一場有預謀有計畫的掠奪
魯能事件是中國國企改革合法性的終結者，它表明瞭中國國企改革從開始就是一場有預謀有計畫的歷史性搶劫。最初《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和十三大、十四大文件都講的很清楚，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改革的目標是搞活國有企業，並沒有說最終要把企業賣給管理層和外國人，變成他們的私人資本，所以全國人民才歡天喜地的跟著搞改革，如同最初答應讓人家女兒生活幸福，人家父母才歡天喜地把女兒送來，可得到後便轉手賣掉了，並且女兒父母還沒見到一分錢，這至少算是詐騙吧！去年兩會期間，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質詢財政部，全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一共賣了多少錢，錢都用到哪裡了，可是財政部直到今天都裝聾作啞不回答，怎麼回答？可能財政部壓跟兒就沒見過一分錢！以往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各種奇談怪論都一直打著效益的幌子，什麼冰棍理論、靚女先嫁理論、爛蘋果理論、坐失不如流失理論等，其共同特點就是認為國有企業沒有效益，是國家和地方財政應該甩掉的包袱，而魯能事件則徹底粉碎了這些年來一直充斥媒體響徹雲霄的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
創建於1995年的魯能集團，從最初"只有5個人一間房"，用十幾年的時間就發展到738億橫跨諸多行業的經濟王國，其效益速度規模恐怕不輸於世界任何一家最優秀的跨國公司，既不是正在化掉的冰棍，也不屬於擔心以後嫁不出去的醜女，更不是滿筐中的爛蘋果，價值不僅沒有坐失，甚至以驚人的速度在增殖，無論用主流經濟學家的哪個理論來衡量，都找不出魯能私有化的理由。或許有人會說，西方發達國家好的國有企業也經常賣掉，不錯，西方發達國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它經常把對國計民生重要又效益不好的私企買過來，搞好以後再賣掉，但都是在資本市場上以股份轉讓或股票出售的方式公開賣掉，不僅富人可以買，路邊擺灘的窮人都可以買，並且經過國家這一買一賣，原本純粹的私人企業變成了資本高度社會化的企業。而魯能的買賣則完全是一種到現在都看不清楚的黑幕，不僅不知道購買者是誰，連出售者的身份都糊里糊塗，專門管理國有資產的國資委都不知道買賣是這麼發生的，以什麼方式買賣的，買賣的價格是怎麼確定的，買賣的資金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恐怕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到如此莫名其妙的市場經濟了。
其實，回顧一下國企改革的歷史過程，就能明顯看出類似魯能集團這樣的大型國有企業被私吞，完全是預謀設計的結果。中國國企改革先後選擇了工業社會中兩個最糟糕的管理模式：先是前蘇聯赫魯曉夫的物質刺激加馴服工具，後是西方國家原始積累時期最野蠻殘暴的血腥壓榨。大體包括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1977年"抓綱治國、抓綱治廠"到1984年的廠長負責制。用8年時間全面恢復了前蘇聯的赫魯曉夫體制，廢除了主席生前已經逐步形成和正在完善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新型企業管理體制，把本來富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國有企業逼上了死路。中國當初創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新型企業管理模式，直到現在都是以微觀管理自豪於世界的日本管理模式和西方現代企業文化的精髓，而當時全面建立的前蘇聯模式，恰恰是當時蘇聯東歐正在通過改革廢除的管理模式，是把蘇聯東歐引入死胡同的管理模式。之所以會選擇這個悲劇模式，主要是當時瘋狂的階級報復形成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建立的一切都要打倒，凡是毛主席生前被打倒的一切都要恢復，由於中國企業新型管理模式就是建立在批判物質刺激和馴服工具論基礎上的，所以就一定要堅決廢除。
並且僅僅一個赫魯曉夫模式還不夠，同時還把野蠻血腥的泰勒制也揉了進去，把工人和技術人員從企業管理層排除掉，對那些仍然誤認為自己是企業主人翁的工人，統統作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實行堅決鎮壓。當時從紅頭文件到報刊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都是告訴工人，只有"老黃牛精神"，甘願做牛做馬才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並且報紙天天不厭其煩的用舞臺演奏音樂指揮的例子，教育工人只有做廠長的馴服工具，企業才能辦好。赫魯曉夫模式加泰勒制，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企業主人翁地位的徹底喪失，是中國工人悲劇命運的歷史起點，只是當時在獎金的物質刺激下，工人如同溫水中被煮的青蛙，不僅還不知道未來等待著的悲慘命運，甚至還十分高興，不斷增加的獎金讓工人幻想到了未來美好天堂。
在赫魯曉夫模式加泰勒制管理模式的支配下，國有企業被迅速推向了死路，一方面，獎金推動了企業成本越來越高，因為私企老闆獎金髮的是自己的錢，不會濫發，只能根據員工效益發放，並且是秘密發放，每個員工都會誤以為自己是最高獎金，所以具有刺激作用。而我們的書記廠長發的是國家的錢，發放標準不是職工對企業貢獻大小，而是個人好惡，並且國家的錢只能公開發放，獎金的作用完全倒了過來，100人發獎金，只要其中一個人多一塊，另外99人就罵娘，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提高全體職工獎金總額，導致企業成本火箭般上升。另一方面，泰勒制代表的血腥管理方法又導致企業效益不斷下降，因為企業效益和書記廠長沒有任何關係，血腥管理不是用來榨取企業效益，而是用來馴服工人做奴才，滿足個人權利慾，把企業變成了山大王的土匪窩，大家只撈獎金不管利潤，企業效益疾速下降。國有企業終於被徹底趕進了死胡同，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了，再看看蘇聯東歐等一些國家也都在放棄這種管理模式，於是便開始了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並且這時國有企業改革也形成了強大的內部動力，雖然獎金沒有刺激起工人的積極性，但是卻喚醒了書記廠長陞官發財的慾望，被毛澤東斷開幾十年的陞官和發財之間的橋樑，被獎金重新結合以來，在發放獎金過程中他們初次感受到了權錢結合的無比美妙，同時也越來越不滿足於僅僅是同工人之間獎金數額的差異，他們需要和工人完全不同的發財地位，於是便開始了第二階段的承包改革。
第二階段，1984年到1988年的承包經營責任制。無論從生產關係還是從生產力的角度看，這個階段都是國有企業的質變階段。就生產關係來講，承包經營責任制使廠長和工人，由原來的僅僅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係，轉變為勞資雙方的關係，彼此經濟利益上形成了對立，書記廠長的利益來自於承包利潤，工人的工資來自於成本，成本和利潤的對立便成為工人與管理者之間階級對立的經濟基礎，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已經悄悄改變了。
就生產力來講，經營承包是國有企業前所未有的一場巨大災難，在短短四年的時間裏，就徹底摧毀了國有企業的技術基礎，為後來私有化和外資瓜分創造了條件和藉口。所謂經營承包在當時就是利潤承包，這完全是一套逼良為娼的管理模式，由於承包時間比較短，技術改造的投入和產出週期比較長，結果是誰搞企業技術改造，奠定企業長遠發展的基礎和後勁，誰就在承包期內沒有利潤，誰就是在"為他人作嫁衣裳"，誰的結局就越倒霉，如同後來形成砍樹省長砍樹市長的道理一樣，在利潤的逼迫下，國有企業大肆掠奪式經營，甚至連續幾年的不提折舊，更不用說投入了，在瘋狂掠奪式經營的同時，還把包括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全部社會的負擔都壓到國有企業頭上，龐大的國有企業如同一個不堪重負的衰弱病人，剩下的只是掙扎和喘息了。
國有企業的毀滅性災難，導致國家財政收入以年均2.5的速度疾速下降，到1988年已經下降到了15%的極限，國有企業由原來的財富創造者變成了財政的包袱，進一步宰殺國有企業的機會形成了。與此同時，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動力也形成了：一方面，在國有企業土崩瓦解過程中發了大財的承包者，越來越不滿足於只是佔有企業利潤，貪婪的目光又盯上了企業資本；另一方面，承包過程中發財的只是正在成為商人的企業官僚，行政官僚和知識精英還沒有機會切到蛋糕，因而急需創造一種商人，官員和知識精英三家共切蛋糕的新型體制，於是，國有企業改革便進入了又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階段，1988年到1996年實行減員增效，搞股份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如果說第一階段8年的前蘇聯模式，是工人嘗到甜頭的時期，那麼這8年類似西方國家原始積累時期的血腥壓榨，則是工人付出慘重代價的時期，馬克思的那句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在此期間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血腥展現，三千萬下崗工人被拋向街頭，二千萬勞動婦女靠賣淫為生，"下崗女工不流淚，姐妹走進夜總會；陪吃陪喝又陪睡，只為兒女掙學費。""弱女子當自強，開發身體養爹娘"，是開發身體養爹娘啊！這是何等淒絕慘烈的天地哀歌！把同胞姐妹逼到了開發身體養爹娘的地步，中國男人還是人嗎！中國下崗工人的不盡悲歌，將永遠是人類編年史上最悲慘的一頁！
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一方面甩掉了工人這個包袱，擺脫了企業原有的社會福利和保障負擔，為後來的管理層收購和外資收購準備了一份乾淨資產；另一方面，也為官產學三家共分蛋糕創造了一種雙贏分配格局，通過股份劃分蛋糕。在此我們再次看到了中國特色的奇妙作用：人類歷史上一切偉大發明放到中國來，都成為了作惡的工具。現代股份制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通過資本的高度社會化，開始了私人佔有制向社會佔有制的轉變，如同中央六屆三中全會所講的那樣"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可是在中國，卻成為官產學三家改革精英瓜分國有資產以及向社會大肆圈錢的一種有效手段。可見，人類的一切偉大發明都具有雙重性質，股份制就是一把典型的雙刃劍，在西方發達國家，它正在把私有制變成社會所有制；在中國正相反，把公有制變成了私有制。如果沒有股份制，中國精英集團在瓜分國有資產上至少會遇到難以克服的技術障礙。
在解決了瓜分國有資產的技術問題以後，官產學三家改革精英便開始在下崗工人無邊血淚的基礎上，歡天喜地的切分屬於自己的那塊蛋糕，以往人們總認為商人的那塊蛋糕最大，其實知識精英的那塊蛋糕才最愜意，知識精英的蛋糕主要有三塊，第一塊蛋糕是包括獨立董事在內的各種兼職：既有在各個領域中不同身份的兼職，又有同一身份在各個公司中的兼職；就前者來講，中國知識精英兼職之亂堪稱世界之最，即便用他們自己印製的名片來找，都找不出一個乾淨的學者；就後者來講更是讓人吃驚，有的知識精英居然兼職幾十家公司的獨立董事，每年僅獨立董事的車馬費就超過百萬。第二塊蛋糕是除巨額國家項目經費之外的各種公司資助和出場費，顧維軍雇了幾個主流經濟學家到人們大會堂為他說話，一次就支付了500萬現金，並且不需要承擔官員和商人瓜分蛋糕的風險，完全是合法收入。許多被關在鐵窗下的貪官奸商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為什麼同樣是額外收入，官員拿了就是犯罪，商人拿了就是犯罪，唯獨知識精英拿了就不是犯罪，因為想不明白，就拚命讓孩子讀書，希望將來也成為能無風險分蛋糕的知識精英。第三塊蛋糕是通過為權錢交換牽線搭橋直接或者由親屬出面創辦公司，把國有資產變成私人財產。
經過8年的股份制改造，到1996年，除了100多個特大型國有企業留著繼續賺取壟斷利潤外，全國幾十萬個國有企業和上百萬個集體企業組成的數萬億元的大蛋糕，在經濟上已經瓜分完畢，剩下來的就是一個法律手續問題，即如何在法律上變更企業性質，把國有企業變成公開合法的私人公司。在整個股份制改造過程中，對國有企業的瓜分主要是以期股期權的形式實現的，雖然期股期權明確了管理層對公司資本的佔有關係，但是公司本身還不是管理層私人的，仍然戴著國有企業的紅帽子，這就使當時的瓜分者陷入了一個難以解脫的悖論當中：如果他們掏錢兌現所獲得的期股期權，巨額現款本身就證明自己是腐敗分子；如果他們不掏錢兌現，瓜分到的資產就感覺不踏實。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大都是政客出身，以往運動中多吃多佔都要挨整的情況歷歷在目，現在居然把如此巨額的國有資產劃歸自己，心裏如何能踏實，筆者就曾遇到不止一個企業家表示過類似憂慮。
國有企業改革再次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如同《國際歌》中唱到的"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瓜分國有資產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在這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後關頭，以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開始了大顯身手，他們一改過去那種"饅頭不叫饅頭，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奧學術語言，專門為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創造了一系列極端通俗的經濟學理論，什麼老鼠偷油理論，冰棍理論，爛蘋果理論，靚女先嫁理論，醜女陪嫁理論等等，最先沸沸揚揚鬧起來的就是老鼠偷油理論，起因就是為當時貪污判刑的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鳴不平，在全國掀起了老鼠為什麼偷油吃的大討論，整個知識精英集團討論的最終結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餵飽它。用什麼來餵？就用國有資產餵；憑什麼用國有資產餵？因為國有資產如同冰棍，不餵老鼠就化了，與其白白化掉，不如讓老鼠吃掉。這一系列讓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論，最終主導了國有企業改革方向，開始了所謂國企改革的最後攻堅戰：產權制度改革。私有化的大幕正式拉開了！
第四階段，1996年以"國退民進，抓大放小"為標誌的產權制度改革。這是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最後完成階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幾十年艱苦奮鬥創立的國有企業，就此變成了極少數貪官奸商和改革精英的私人財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階段性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始的窮人和富人的歷史大較量勝負已定：窮人再次輸了！直到此時，那些曾經為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流血奮戰以及建國後數十年艱苦奮鬥的健在老將軍、老幹部、老科學家才恍然大悟：受騙上當了！所謂國企改革完全是一個歷史圈套！可是已經晚了，全都晚了，就在那些共和國的創立者和建設者還沒搞明白什麼叫MBO的時候，由官產學組成的"精英鐵三角"，已經通過MBO（管理層收購）將全國的中小型國有企業盡數收入囊中。
所謂管理層收購，就是國有企業的管理者自己確定個價格把企業賣給自己，最為荒唐的是這裡的所謂收購不過是借用了經濟學的一個概念，其實一分錢也不出，或者把還不屬於自己的企業拿到銀行抵押貸款來收購；或者用還不屬於自己的企業未來利潤作抵扣；或者乾脆不出面，由信託投資公司帶為收購；等等方法還有許多，其共同特點就是不付一分錢，用國有企業自己的錢收購國有企業，如同你們家保姆用你們家抽屜裡的錢收購你們家的房子。
這種無異與公開搶劫的所謂收購引起了越來越多人們的不滿，於是主流經濟學家聯袂出場，一時間"醜女陪嫁理論"響徹雲霄，意思是國有企業是醜女人，嫁給誰是誰的負擔，因此不僅不能收錢，還應該給收購者適當陪嫁。如此荒謬的醜女陪嫁理論，居然最終影響了國務院決策者，形成了衡量地方官員的政績標準，賠錢賣國企猶如狂潮大浪般席捲全國，整個中國大地響徹著一個口號：賣光！賣光！全賣光！什麼山東的陳賣光，四川的蕭賣光，賣光國企的政治新星一顆接一顆的在中國天空升起。各地開列的國企陪嫁條件也越來越優厚：諸如企業欠款可以挂賬停息，銀行可以給予貸款，財政稅收可以減免，工人鬧事由公安局保駕護航（至今重慶公安局還設有專門保護企業家的機構）等，唯恐賣光國企的政績落在別人後面，那種壯觀場面，遠遠超過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產權改革。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蔚為壯觀的產權改革，第一次是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產權改革，第二次就是賣光國企的產權改革。後者是對前者的歷史清算，由於後者是"笑到最後笑的最好"的清算者，所以後者的壯觀場面遠遠超過前者。如同馬克思講"革命是人民群眾最盛大的節日"一樣，賣光國企成為有史以來中國富人最盛大的節日，無論是參與的官員，商人，還是學者，組成鐵三角的每個一人都興奮異常眼放綠光，鐵三角輝煌的歷史性勝利，連那些已經被邊緣化為行屍走肉的酸臭文人都跟著激動起來，當時具有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身份的40多個作家，聯手弄了個"窮棒子王國事件"，大罵那些當初曾經吃到天鵝肉的窮棒子癩蛤蟆，最可憐當初創立過窮棒子社的那位80多歲的老農民，在40多個具有政治頭銜的大作家的聯手打擊下，求天天不應，告地地不靈，只能在家天天看著主席像以淚洗面，中國的諸位大文豪大英雄啊，你們不應該聯合起來聲勢浩大地去欺負一個80多歲的老農民啊！
從國企改革的整個過程可以清楚看出，最終的私有化完全是一個有預謀有計畫的極端巧妙的設計過程，其巧妙之處就在於，其中每一步都是死路，並且出口只有一個，絕沒有第二個選擇。最初全面建立蘇聯赫魯曉夫管理模式，把國有企業逼上死路，自然就形成了如何擺脫死路的國企改革問題；由增加企業成本的獎金模式出發的改革，只能選擇關心利潤的經營承包責任制；利潤承包制必然是摧毀國有企業的技術基礎，盡最大可能讓更多工人下崗，國家和工人同時遭受巨大損失；要改變經營者一統天下損害所有者利益的企業格局，就只能實行股份制；而國有企業"老三會"與股份公司"新三會"之間完全不同的決策機制，必然形成不可調和的企業內部衝突，使股份公司根本不可能正常運行；組成國有企業決策結構的是黨委會、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組成股份公司決策結構的是董事會、股東大會和監事會，二者之間如同長度和重量一樣，根本不是一回事兒，作為決策者就只能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要麼回到最初的完全國有化，要麼實行完全的私有化；除此之外絕沒有第三個選擇。由於回到國有化的道路早已不復存在，決策者唯一的選擇就只能是接受全盤私有化，所以客觀的講，在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中，決策者始終是被動的。有的人看到這裡會誤以為我們在為決策者解脫歷史責任，其實不是，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類似決策者被利益者牽著鼻子走，官被僚牽著鼻子走，狼被狽牽著鼻子走的反常現象，並且這種反常現像在中國歷代重大變革中幾乎都會表現出來。
在瓜分完幾十萬中小型國有企業以後，類似魯能集團這樣的超大型國有企業也被持續多年的高額壟斷利潤養肥了，並且是世界上最肥的企業。可以說，世界上有許多比我們國有壟斷企業更大的跨國公司，卻沒有一個比我們更肥的跨國公司，目前世界最大公司是沃爾瑪，但是並不肥，它的中國公司連個轎車都沒有，老總居然坐著送貨的麵包車去機場迎接前來視察的總部領導，至於前些年世界最大的微軟公司老總比爾蓋茨，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吝嗇鬼。而中國大型國有壟斷企業之肥震驚天下，從我國周邊地區到遙遠的北美，世界到處都在翻建賭場，以更好的伺候中國富豪，像劉金寶這類不過是屬下公司的一個經理，都能一次甩出幾百萬元為情人美容，可見我們的大型國有企業肥到了何等程度。
這些巨肥的超大型國有企業自然成為新一輪也是最後一輪宰殺的目標，可是，就在鐵三角再次啟動，將要展開一場古往今來最壯觀的世紀大獵殺時，天色變了，胡溫新政出臺，獵殺者的步驟被打亂了。他們緊急調集全國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為主體的一流知識精英，聚集北京西山，召開了中國改革三十年來規模最為盛大的"民間"理論大會，即著名的"西山會議"，商討宰殺超大型國有企業的新型改革理論，可是這一次鐵三角中的知識精英卻讓同行們大失所望，或許是腦滿腸肥的過多脂肪阻滯了他們大腦運轉，他們"上天下地入黃泉"地搜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理論，仍然是"兩處茫茫皆不見"，再也找不出宰殺超大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理論了，於是惱羞成怒地圖窮匕見，直接喊出了心裏話"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共產黨搶來的，再從共產黨手裡搶走，不過是物歸原主。"顯然，這是一個沒有絲毫歷史常識的說法，共產黨的國有企業並不是搶來的，至少中國國有企業不是搶來的，而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幹出來的。先不說這種理論在共產黨領導下行不通，就是在邏輯上也說不通，並且急轉直下的形勢變化，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再創造新的改革理論了，時間機會都不等人，當初中國工人階級在創造大型國有企業時那種"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大慶精神，被他們接過來用在了侵吞這些大型國有企業上，沒有理論依據就乾脆悄悄的幹，於是便有了魯能集團738億的絕密收購。
魯能事件使中國原本正在逐步晴朗的政治天空再次複雜起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甚至否定胡溫新政的偉大轉變。就思想理論來講，我們堅持認為六中全會是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同時也注意到了最近兩年特別是2006年瓜分國有資產進入了最瘋狂階段，這種瘋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魯能集團為代表的對超大型國有企業的侵吞。魯能集團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也不是唯一一個私有化的超大型企業集團，隨便翻看一下報刊資料就會發現，在提到中石化、中石油等超大型國有企業時，股評家最常用的術語就是："該股最具震撼力的，是其私有化題材"，私有化題材已成為購買超大型國有企業股票的最響亮口號。
二是外資對中國行業龍頭企業、核心大企業以及大銀行的滲透和控制。2006年美國花旗銀行以聯合收購的名義，自己出資不過60億，就控制了擁有3558億元總資產、27家分行、502家網點，與世界83個國家和地區917家銀行具有代理行關係，連續多年位列全球銀行500強的廣東發展銀行。或許有人會認為，相比花旗銀行用60個億收購3558億的廣發行，用37億收購738億魯能的人出錢還是比較多的，其實不是，外資收購無論價格多低至少還是真出錢，而內資收購往往是不見分文，完全是用你們家抽屜裡的錢買你們家的房子。
這兩類收購雖然同樣瘋狂並且同樣嚴重威脅到共和國的發展，但是它們卻越來越明顯的表現出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已經完全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和理論合法性，他們從現有中央政治路線和理論體系中已經找不到任何藉口了，只能是不講任何理由的埋頭蠻幹。不僅收購魯能是埋頭蠻幹，向外資賤賣銀行股份同樣沒有一個像樣的理由，中國銀監會和各大銀行都承認，銀行賤賣股份引進外資不是因為缺錢，把銀行交給外國人是為引進先進的管理技術，此說法還未等國人反駁，就被外國人狠煽了一個耳光。英國倫敦卡斯商學院搞了個世界最具才幹的年輕CEO排行榜，來自中國公司的管理者佔絕對優勢，不僅位列榜首的是中國人，前10名中的8席，前20名中的14席，前50名中23席都是中國人，並且多數（12名）年齡在40歲以下，最年輕的33歲。而日本CEO的平均年齡是62歲，美國是55歲。這個排行榜至少說明瞭中國不只是不缺錢，同樣不缺少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管理人才。銀行也知道賤賣銀行股份沒有任何能擺上桌面的理由，所以和魯能事件一樣選擇了埋頭蠻幹的做法。
大家都還記得，曾幾何時，中國改革精英的潘多拉魔盒裡幾乎什麼希奇古怪的理論都有，甚至是流氓強姦都能論證出受害婦女的快感來，可是現在，他們只有瘋狂沒有了理由，一個社會集團一旦發展到連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存在理由的時候，無論這個集團多麼瘋狂都只能是最後的瘋狂了，目前中國鐵三角構成的利益集團就是進入了歷史上最後的瘋狂，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歷史的期限到了，他們的遊戲就要結束了！現在唯一不能確定的是，他們在完蛋之前會讓整個國家和人民付出多大的代價。
三、驚天大案正在堵塞和諧社會發展道路
和諧社會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強取豪奪的社會，是一個能夠除暴安良的社會，是一個能夠扶弱鋤強的社會。人類自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強取豪奪始終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所有禍亂之根動亂之源，所以古往今來人類建設和諧社會的鬥爭，也始終集中於打擊強取豪奪，可以說，除中國最近這30年改革之外，打擊強取豪奪一直是世界各國歷朝歷代的基本政治任務。
中國自古至今打擊強取豪奪的基本經驗是除暴安良，借除暴以安良，除暴是手段，安良是目的，通過鏟除類似南霸天北霸天等流氓惡霸，讓那些依靠自己勞動謀生的良民能夠活下去，避免出現崔英傑那種因為誠實勞動而被判死刑的千古悲冤，在這方面，毛澤東可謂是古往今來除暴安良的第一大師，他不僅干乾淨淨鏟除了惡霸，並且連同產生惡霸的基礎一併鏟除了，那個時期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唯一沒有惡霸橫行的歷史。與中國打擊強取豪奪的方法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基本經驗是扶弱鋤強，即通過國家的轉移支付功能，把強者一部分錢拿過來扶助弱者，這是二戰以後西方發達國家新經濟制度運行的基本核心。雖然西方國家的扶弱鋤強與中國傳統的除暴安良之間重點不同，除暴安良重點解決的是百姓生存環境問題，貫穿著懲惡楊善的政治倫理，而扶弱鋤強只是縮小強弱差別的財富二次分配，但是二者打擊強取豪奪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回顧歷史就會看到，中國歷史上任何長治久安的盛世，西方發達國家戰後長期的繁榮穩定，無不是有效打擊強取豪奪的結果。
胡溫新政以來，在扶弱安良方面已經做了並且正在做著大量工作，僅2006年一年出臺的親民政策就超過以往30年的總和，特別是在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各個領域，出臺頻度越來越高的一系列親民政策，波及到了全國城鄉各個角落，波及到了每一個渴望上學的貧苦孩子，再次燃起了人們安居樂業的良民夢想。"胡哥，你好！""總理，辛苦了！"2004，2005兩年春節期間網民自發的拜年聲，反映了全國人民對中央戰略轉變的歡欣鼓舞和充分肯定，這是中國自第一代領導人去世後，幾十年來首次出現人民群眾自發地向黨和國家領導人拜年。可是，與扶弱安良方面十分明確的政治信號相比，在除暴鋤強方面的政治信號則比較模糊，仍然沿襲著已經失靈的固有反貪模式，把貪污索賄的職務犯罪當作打擊對象，而沒有把顛覆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強取豪奪作為打擊對象，以至與2006年十分猛烈的反貪風暴沒有起到任何震懾作用。目前中國存在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腐敗現象，一種是以貪污索賄的職務犯罪為特徵的人格型腐敗，另一種是以強取豪奪為特徵的制度型腐敗。人格型腐敗源自於個人惡劣品質，是各個時代都會出現的一種常規性腐敗，在基本經濟制度確定的情況下，可以通過道德教化和嚴刑峻法來解決，毛澤東時代殺掉一個劉慶山一個張子善，社會廉潔幾十年就屬於這種情況。制度型腐敗則是由社會基本經濟制度變遷造成的，與個人品質沒有必然聯繫，其中既有好人也有壞人，如同馬克思說的"資本家中也不乏有品格高尚的紳士"一樣，制度型腐敗中同樣有品格高尚的紳士，其典型特點就是許多形成制度型腐敗的人，不僅是一個好父親好母親好兄弟好姐妹，一個好朋友好鄰居好上級好下級，甚至沒有絲毫貪污索賄行為，當然，我們說制度型腐敗與個人品質沒有關係，是就其形成階段而言，但這種腐敗形成後，則會把人變成徹底喪失人性的最瘋狂的野獸。
近30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完全陷入了歷史性財富大洗牌的經濟亂局中，顛覆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各種強取豪奪，超過了人類歷史上豪門權貴最大膽最瘋狂的想像，在這種"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財富亂局中，單純打擊職務犯罪的人格型腐敗，不僅對強取豪奪的制度型腐敗沒有震懾作用，反倒會使他們在保持職務廉潔的情況下，更加放心大膽地去強取豪奪。2006年諸如陳良宇、邱小華、王守業、劉志華等一大批貪官紛紛落馬，社會強取豪奪的現象不僅沒有收斂，反倒瘋狂加劇的原因就在於此。魯能不過是私有化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並且客觀地講，比較我們所掌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案例，37億收購魯能738億還是出資比例最高的，一些海內外著名國有企業無論是被洋人收購還是被國人收購，其出資比例都遠遠低於魯能，人們關注魯能，是擔心我國能源基地繼製造業之後也會落入外國人手中。畢竟沒有任何人向國人保證，這些能源基地不會賣給外國人，將來一旦內外能源一起切斷，中華民族就連最後拚命的機會都沒有了！
由於除暴鋤強的政策沒有及時跟上扶弱安良的政策，扶弱安良又觸動了強勢集團的蛋糕，所以在由叢林社會向和諧社會轉變過程中，強勢集團搶劫國有資產的活動便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更加瘋狂了，並且強勢集團也意識到，只要建設和諧社會的扶弱安良政策堅持下去，就肯定會發展為除暴鋤強政策，社會就那麼一碗水，窮人多喝一口就意味著富人少賺一筆，特別是30年的改革把中國變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啞鈴型經濟結構：富人窮人越來越多，中產階級越來越少，任何扶弱安良政策都意味著大切富人蛋糕，必然引起富人的仇恨和反抗。
世界其他國家都是中產階級為主體、富人窮人兩頭小的棗核型社會，扶弱安良是由富人和中產階級構成的社會大多數人買單，衝擊力量較小，很少導致富人對窮人的極端仇恨；中國以往傳統社會的塔型結構，社會養育的富人比較少，窮人可以自安，很少去打擾富人，因而也很少引起富人對窮人的極端仇恨。目前中國富人對窮人的仇恨之所以越來越極端，一方面是中央扶弱安良的政策分切了他們的蛋糕，引起了他們對那些窮鬼越來越憎恨，另一方面是他們橫掃天下如卷席的強取豪奪，形成了越來越強烈的內在恐懼，強烈的內在恐懼必然轉化為瘋狂的對外仇恨，如同大屠殺能夠把士兵變成野獸一樣，屠殺規模越大就越恐懼，越恐懼就越瘋狂越仇恨，屠殺規模就更大。歷史上害人者的仇恨遠遠超過受害者，並且受害者越老實越容忍，害人者的恐懼和仇恨就越強烈。北京人那句話"見了聳人耬不住火"，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30年來改革精英們總是散佈什麼中國人有仇富心理，其實恰恰相反，中國人對富人的寬容天下無雙，中國人對窮人的仇恨同樣天下無雙。漢語詞典中咒罵富人的成語很少，而咒罵窮人的成語則多如牛毛，西方國家從最早的莎士比亞到現在的好萊鄔，作品中幾乎所有壞事都是富人幹的，中國30年來幾乎所有的媒體天天都在神化富人妖魔化窮人，以至於在當今中國並且唯獨在當今中國，貧窮已成為黃賭毒盜搶、坑矇拐騙假等所有罪行中最嚴重的罪行，"萬惡窮為首，百善富為先"，人們寧可為偷為盜為騙為娼，寧可貪污索賄製毒造假，寧可傷天害理為禍天下，也不願意作窮人。可以說，當今中國社會的全面腐爛墮落，就是強勢集團持續多年強取豪奪的結果。
中國強勢集團的仇窮心理，在目前建設和諧社會的鬥爭中表現的特別強烈，自胡溫新政推出一系列扶助弱勢群體的政策後，中國的改革精英一改過去為民請命的旗號，公開警告中央政府如果代表弱勢群體利益將會"亡黨亡國"，西山會議更是宣布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是一個"沒有註冊的非法組織"，在經濟上是一個搶劫他人財產的搶劫集團，並且積極準備通過政變或"顏色革命"扭轉中央政治路線，後來，陳良宇的垮臺粉碎了其政變企圖，毛左派的捲土重來又堵塞了其"顏色革命"的道路，他們便開始全面激化矛盾，公開幾百上千億的搶劫國有資產，引領外資控制中國裝備工業，勾結國際游資潛入中國金融市場，強行通過《物權法》等一系列極端做法，把包括左派在內的各種正義力量逼上絕路，引爆社會矛盾，最終逼迫政府動武，再來一次八九風波，徹底摧毀反對他們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所以，盡最大努力把中國引向暴力選擇道路，就是幾十年來一直打著民主旗號的右派精英，為中國設計的政治歸宿。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中國右派對暴力的迷戀，喜歡和迷戀暴力，是中國右派不同於西方國家右派的一大特點。一般來講，西方國家的右派不太喜歡暴力，這倒不是因為西方右派比中國右派慈悲，而是西方右派比中國右派聰明。人們對社會的支配是通過三種力量實現的：權力，財力和暴力，由於富人擁有權力財力，窮人除了暴力一無所有，只要將暴力排除掉，就等於捆住了窮人的手腳，任憑富人宰割。所以西方國家在用權力財力能夠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很少選擇使用暴力，並且為防止老百姓使用暴力，在政治倫理上對暴力進行全面妖魔化。中國右派則恰恰相反，他們對血腥的興奮程度遠遠超過海洋鯊魚，可以說是世界所有生物中最喜歡血腥的一種動物了，從慈禧太后殺六君子，到蔣介石"4.12"大屠殺，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到文革初期搞白色恐怖，76年宮廷政變，89年軍事戒嚴等，無不反映了中國右派特別迷戀使用暴力。相反，中國的左派倒是天真溫情，不被殺至最後一個人絕不會選擇暴力反抗，從最初的共產黨到後來的紅衛兵都是這樣，如同李小龍和成龍電影中的那些英雄一樣，只有在被殺的還剩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才會絕地反擊，暴力求生。可以斷定，如果胡溫新政不能像古今中外那些成功新政一樣，果斷有效的打擊強勢集團的強取豪奪，那麼，中國的暴力結局將不可避免，所以我們總是講，胡溫新政是中華民族實現不流血轉變的最後一次機會了。
其實，中國強勢集團留給胡溫新政的選擇餘地越來越小了，《物權法》就是一個典型信號。如此迫切的要搞一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物權法》，其實就是為了用法律洗錢，把這些年通過國企改制到手的財產漂洗乾淨，可偏偏說什麼富人窮人都有財產，《物權法》對富人窮人是平等的，這等於是說西門慶和武大郎都有妻子，允許闖入對方臥室的法律，對雙方都是平等的一樣，其實他們心裏十分清楚：武大郎根本沒有條件闖入西門慶臥室，搞這麼個法律等於是任憑西門慶佔有武大郎妻子。哪怕是沒有絲毫經濟學和法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社會是員工出力老闆出錢，由於員工的勞動力不是物，自然不在《物權法》保護範圍內，《物權法》所要保護的只能是老闆的錢，怎麼能說對富人窮人的保護作用都一樣！如此簡單的道理大家都懂得，那為什麼去年剛剛被否決的《物權法》今年一定要強行通過？道理同樣很簡單：國家被綁架了，沒有選擇餘地。
《物權法》的實質就是要用法律形式確立他們搶劫的公有資產具有合法性，能夠世世代代傳承下去，子孫萬代永享富貴，在其核心條款中表現的十分清楚："在受讓時不知道或者不應當知道轉讓人無處分權"、"當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權的"等，即受法律保護，如果剝掉其故意讓人看不懂的玄奧晦澀語言，翻譯成白話就是：你們家保姆把你們家一百萬的房子，十元錢賣給了她爹，只要她爹不知道這房子屬於你，你家的房子在法律上就歸她爹所有了，如果你再去要，就是犯法。由於現在房子已經在她爹手裡了，如果不通過《物權法》，她爹就要把房子賣給外國人，即便把整個中國最激進的左派都放到人民大會堂，只要對國家和民族還有責任感，就只能選擇投票通過，否則，財產就會流向國外。現在的魯能就是典型：魯能的738億已經成為私人財產，如果你通過《物權法》，這738億就可能留在國內；如果你否決《物權法》，這738億馬上就可能流向國外。九十年代私有化大幕拉開後，每年都有數千億資產流向海外，全國私有化的企業數十萬，資產數萬億，如果都流向海外，哪個中國人不心疼！除了同意法律洗錢之外，還能有什麼其他選擇！最近一位央行副行長的話概括的十分準確："一個富人賺了錢就轉移到國外的經濟制度是很難持久的"，要想把類似魯能集團這些私有化的國有資產留下，就只有通過《物權法》，承認這些資產私人佔有的合法性，莊嚴宣告這些資產從現在開始"神聖不可侵犯"，什麼"原罪問題"、"第一桶金問題"，自然也就隨之煙消雲散了。可見，《物權法》就是國家綁架者開出的贖金，既然我們的資產已經在對方手中，如果我們不想失去這些資產，那麼就只能像不想失去孩子的父母一樣，如數支付贖金！
魯能集團和《物權法》標誌著國家進入了可怕的無序狀態，社會無序狀態的標誌就是其行為的合法性。魯能集團的律師已經宣布，魯能集團的收購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沒有任何法律破綻；將要強行通過的《物權法》更是人大代表投票通過。歷史上再也沒有比人神共憤的邪惡行為具有合法性更加可怕的現象了，邪惡行為的合法性，往往是天下大亂的絕望徵兆。道理很簡單，如果邪惡行為是違法的，表明這個社會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制度是健康的，邪惡行為是破壞社會制度違背社會秩序的結果，無論統治者還是老百姓都還有一個解釋和希望，希望通過制度本身的完善和更新來消除邪惡。所以，違法的邪惡行為無論多麼嚴重，都不會導致百姓絕望和引發社會動亂，包括違法者本身在內的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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