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笙：中國陷入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

為孩子的蒙冤慘死奔走至今，見識了墮落公權種種的麻木不仁與鴞鳴鼠暴，並感同身受耳聞目睹著大江南北的路叟之憂和天怒人怨，我在「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同時，也悲哀地發覺所謂「崛起」著的「盛世」中國，實則正可怕地陷入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

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經濟秩序等等混亂無序，是無政府狀態的基本表現形式之一。在無政府狀態裡，社會成員在人生的荒原中長途跋涉，主要呈現出自助的特徵而非他助的特徵，在各種競爭和糾紛中，也往往看不到秉公出牌的裁判員。平頭草民此際猶如一株小草或一片樹葉，生命的歷程不過就是一個獨自面對風雨霜雪、自生自滅的過程。雖然各級「人民政府」在我們這個國家遍地開花，「為人民服務」的金漆招牌無一例外高挂，然而「天下為公」的民本思想，在而今的政府職能屬性中正批量死亡，民生多艱，時下已是再也掩藏不住的一大事實！在殘酷的現實中，我們不斷看到的是為政不善，人心渙散，不少地方政府只知與民爭利、奴役百姓，甚至與地方上的黑惡勢力蛇鼠一窩，既不肯腳踏實承擔政府相應的責任，也不肯略盡本份服務政區的人民。當政府部門一再窮凶極惡踐踏人權，迫害良善，以千奇百怪的名目橫徵暴斂，甚至以政府行為變相掠奪民眾的財產時，我們驚愕地發現，以國家機器為後盾的「官匪」在「和諧盛世」中正批量湧現。此等有政府實質上等於沒政府的狀態，對百姓而言，其生存情境遠比真正的無政府狀態還要來得更糟糕！

不存在政府的時期，或為烏托邦社會，人人有可能享有完全自由，即使自生自滅，在這過程中也不至於受到群體性和制度性的壓迫、剝削、奴役和掠奪。而在「人民政府」名存實亡的地帶，社會成員往往被迫承受著前所未有的生活重負，他們年復一年擔當著依法納稅之類的「義務」，在強權面前，卻並不依法享有各種與生俱來的權利，哪怕是家園被侵佔，親人遭殺戮，也只能是仰天長嘆，徒嘆奈何。當黑惡勢力以政府行為的姿態面向弱小洶洶而來時，無權無勢、手無寸鐵的黎民百姓何以抗衡？在京城，我看到有些訪民向我出示的上訪材料以及相關照片，腦海裡第一時間掠過的字眼便是「喪盡天良」、「令人髮指」——這些訪民所在的地方政府，在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暴力強拆過程中，居然以深夜剪電線、砸玻璃、在居民門前整桶整桶傾倒大便、毆打對方等等黑社會方式，對當地居民進行逼遷！有些痛失家園的訪民長期四處奔走呼號，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拆遷補償。這哪裡還找得到一絲一毫「人民政府」的影子，這樣的「人民政府」，與「匪窩」何異？！

正如劉洪波先生所云：「只要政府機構而無政府應有的作為，也是事實上的無政府主義。」時下一些所謂的「人民政府」，已匪氣十足揮刀自宮，自我在隱形中摘下了「人民政府」的牌匾，自我走向了反人類、反文明、反社會的絕地，悍然選擇了公然與人民為敵！雖然政府在形成之日，其身後就如影隨形伴有強制性的制度和手段，但政府之所以在民眾的眼裡還有存在的必要，就在於政府本該兼具社會管理者和服務者的雙重屬性。一個真正注重民生民本的政府，必然是一個恩威並施的機構，必然不時閃爍著仁愛的光輝。可當我們定睛一看，有些政府部門連死人的事也不管，連殘疾人也能加以瘋狂迫害，連申冤無門的老人、婦女求到了接訪單位的門上，也或被拒之門外，或遭到截訪人員凶狂的暴打時，我們不禁要問：這世道，還真正有「人民政府」的存在嗎？國內各種媒體為「人民政府」臉上貼金的文字如常氾濫，現實中卻耳光響亮——有些地方政府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而是打著「人民」旗號的怪獸，正以猙獰的面目背離人民、扑向人民！

政府部門的有法不依、執法犯法、尸位素餐等等，給當今中國百姓正帶來深重的災難，給這個發展中的國家又一次蒙上了厚重的陰影。京城上訪潮的澎湃不息，一方面意味著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管束的乏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國家機器正大面積腐蝕、生鏽。說得直白點，也就是沒有地方政權實質上的普遍變異和幾近癱瘓，也就沒有北京城內而今不斷湧動著的上訪潮！這雖然與體制的痼疾有很大的關係，但即便是這樣的一種體制，各級政府倘使真有一種「情為民所系」的情懷，也還是可以把各項工作做得比眼下更好。在反思中，我們應該看到粗放型的改革模式不僅令國人心浮氣躁、無所適從，也令不少政府部門變得腳步凌亂、本末倒置。政府同樣是由人組成的，在一個物慾被激發到了極致的社會環境裡，政府工作人員也無可避免會受到拜金思潮、道德淪喪的感染，在不經意中由「為人民服務」變得「為人民幣服務」。治國僅只倚重於法規以及組織紀律的約束遠遠不夠，還得並重於國人道德層面的自律。當一個民族為求「發展」，充滿銅臭氣息而不講求民族內涵時，不擇手段的各種罪惡也就必然遍地滋生；當政府工作人員的道德素養總體下滑時，一個無政府狀態的時期也就無可抗拒地潛步而至了。

看病難、買房難、上學難的三座大山連年來高比五嶽，壓得國人普遍喘不過氣來，就更是中國陷入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之一大佐證。政府若有心搬去這三座大山，也並非就面臨著千難萬險，這三座大山絕非絕症，在中國怎麼就偏偏無可醫治？多年來，多少有識之士為除卻這三座大山，苦口婆心為政府建言，又何曾看到政府照方抓藥？政府不重視自身應有的作用和職能的發揮，既是一種不作為，也是無政府主義之體現。在關乎民生的生存要件上，一味聽任「市場」把國人逼成醫奴、學奴和房奴，那麼民眾又要養著政府幹嘛？乾脆把政府大院改成自由市場，也由著政府工作人員去從事自由買賣，豈不快哉？這三座大山橫亙在百姓必經的路口，使眾生不但看不到政府的槓桿調節作用何在，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和社會安全感在哪。事關民生的生存要件，政府在操作中本當關愛的歸關愛，市場的歸市場，實行「兩條腿走路」。三座大山日見高聳，無可置辯乃政府的失職！
雖說生命權永遠大於生存權，但在事實上陷入無政府狀態之下的中國，國人掙紮在各種亂象之中，其實不能對「人民政府」抱有過高的期望，期望得越多，失望也越多。更多的時候，國人只能自求多福及平安。在一個死了個中學生也成「國家機密」的「偽大」國家裡，凶殺案尚且一次次沒人管， 「人民政府」還有心情去管「賤民」們的生老病死或是吃住的問題？這次來北京，算「長見識」了，家破人亡申訴無門的百姓遠遠不只我廖祖笙一個。這之間，我前後6次去公安部上訪，破例5次得到接訪，接訪人員的一個共識是：不論廖夢君是怎麼死的，黃岐中學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責任很大，當地政府應當首先處理好善後的問題和理賠的問題。國務院信訪辦把我的材料轉往了廣東，公安部幾次同下面聯繫……可事實上又怎樣呢？當地政府居然連續幾個月把一個為兒鳴冤的作家逼成了乞丐！我和律師也至今拿不到屍檢報告，律師仍然不能依法調閱卷宗；我慘死的孩子依然刀口纍纍躺在殯儀館內，在遇害後的一年多時間仍然無法入土為安；我夫婦倆奔走在京城至今，也得不到南海方面誠心解決問題的一個回應，哪怕是一個聊以應付的電話！這不叫冷血，能叫什麼？這不叫喪盡天良，能叫什麼？那個地方還有政府嗎？那兒的政府到底是「人民政府」，還是「殭屍政府」？抑或，那兒早已不歸中央政府管轄了？

泱泱大國，「人民政府」的總體形象，正是由一個個直接面對人民群眾的基層地方政府形成。地方政權無形中陷於癱瘓狀態，不但將陷民眾於水火，也將在一定程度上把一個國家一方山水置於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長此以往的結果，只會是叢雀淵魚，導致民心的大量流失，造成更多的官民對立，給社會穩定帶來巨大的隱患。在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我敲打這些文字，除了對某些現狀表示不滿和憂慮，也意在提醒北京在全國範圍內確實把好用人關。「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一方黨政官員一旦民本民生思想淡薄，缺乏主持正義之正氣，沒有造福百姓之情懷，那麼對那一方的百姓而言，也就意味著災難的開始。官員執掌重權的同時，絕不意味著同時享有了奴役和凌辱當地人民的權力！對那些為所欲為的權力野獸，必須關進鐵籠之內，否則，只能意味著國家機器的又一次失靈！

「在政府事務中，公正不僅是一種美德，而且是一種力量」（拿破崙語）。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政府唯有高舉「天下為公」之大旗，以民本民生為重，才可能真正貼近民心，在政府事務中也才能確實當好裁判員和服務員。而眼下某些混跡於「人民政府」之內的官場敗類，習慣於嘴上說一套，實際上干一套，而且一個比一個更能欺上瞞下。倘使踏故習常，不從用人體制上將此局面加以改變，令人憂慮的現實和亂象恐怕也還將長期繼續。十七大「勝利召開」之後如此，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勝利召開」之後，估計亦如此。目前許多地方事實上陷入無政府狀態，說到底也還是主政官員沒有任何民眾監督的壓力，只要糊弄、伺候好了其上級，騙過了組織，就可高枕無憂、加官進爵。這樣的用人機制和監督機制，在客觀上已造成中國的土皇帝、土霸王太多，頗有「諸侯割據」之況味，這一點中央政府尤須警惕。

事實上陷入無政府狀態的中國，絕非中華民族之圖騰！因此，賦予人民以選舉和罷免官員的權利，置官員於零成本的民眾監督之中，在治國安邦、振興中華中便也顯得尤為重要。環顧現實，痛定思痛，我們其實不難得出這樣一個判斷：沒有民主制度在中國大地上的誕生，便也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新中國呱呱落地！真正的人民政府，始終能坦然地對人民打開大門，只會永遠植根在人民的心田之中，給人民以依托，以希望，以力量……而不會像目前這樣，所謂的「人民政府」，僅只招搖在金漆招牌之上，人民能走進「人民政府」的，不過是一個信訪局或信訪辦，如此而已。

「人民政府」對人民而言，何時縮小成了一個信訪局或信訪辦？說白了政府不過是一個為百姓辦事的機構，要改變中國陷入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首先就要讓人民走得進「人民政府」的大門，能找對口部門的官員辦事，能向各級領導傳遞人民的心聲。否則，你能說那政府對人民來說，果真存在嗎？你或可說政府信訪局或信訪辦即代表政府，但「代表」和「等於」其實不盡相同，接訪人員也非華佗再世，並無法對訪民「包治百病」。比方說，政府信訪局的某個工作人員推了某個女訪民一把，你能說這「等於」溫家寶總理親自毆打了訪民嗎？對了，說到溫總理，我來北京後給他寄了那許多信，怎麼也不見任何回覆？難道是他手下的某個接訪人員拿了我省吃儉用寄出的那許多同城快遞，「代表」或「等於」 溫總理保持沉默？看到報上說，溫總理用繁體正楷親筆給香港小學生回信，給江西贛州市小學生親筆回信，給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學生親筆回信……我感動著。

我同時期待著。若盼不到回信，那麼我這個以文為生十幾年的作家，當慚愧不已，首先就得自問寫信的水平是否還不如小學生的水平，我日後一定注重提高寫作水平，向小學生看齊。其實呢，我更想要的不是函復，而更想知道的是在類似的一次次的人間慘劇面前，總理是否也有淚，是一個怎樣的態度。記得溫總理那年在演講中滿懷深情，曾引用艾青的詩句：「你的眼睛為何總是飽含憂傷，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我感動著。不知這片土地上的某個作家被邪惡勢力逼迫得家破人亡，且被逼成乞丐，是否也讓我們的總理憤怒和「飽含憂傷」？我的內心，還是希望有政府確實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