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傑（1891—1981）一度也曾是風雲人物，但現在知道他的人卻已寥寥。他於1927年開始棄文從政，歷任南京國民政府首任法制局長、教育部長、宣傳部長、外交部長，武大校長等職。1949年隨蔣介石到臺灣，先後任總統府秘書長、中研院院長等職。1976年辭職引退。1981年逝世。
王世傑，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陽人。父王步瀛，經商業屠，富甲鄉里。王世傑五歲入私塾，生賦異稟，敏而好學，深得業師周子熙（西）讚許。清室廢除科舉制度，興辦學堂，他剛十歲出頭，由家裡佣人帶著步行到省城武漢考學。途經咸寧一商號，於門前休息，老闆見他小小年紀就去應考，出於好奇出對子考他。老闆出上聯:「小孩子三元及第」。王世傑隨口對答：「老大人四季發財」。眾人見之，交口稱讚。之後，王世傑以優異成績考取湖北省南路高等小學堂。由於在校成績出類拔萃，得到兩廣學政梁鼎芬的激賞。當時兩湖制臺張之洞聞他才華橫溢，召見了他，並問他的志向是什麼。王世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窮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張之洞十分欣賞，賜他為舉人。王家老屋上有塊橫匾「五經魁」，署名「王世傑立」即由此而來。小學畢業後，王世傑入湖北優級師範理化專科學校。1911年考入北洋大學冶金系。辛亥革命爆發，王世傑擁護革命，輟學返武昌投身起義，任都督府秘書，參加了守城戰鬥。
1912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王世傑受命參與組建國民黨湖北省支部。因見鄂省政要與袁世凱勾結，他脫離政府，出版《經濟雜誌》，以策劃二次革命。次年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赴英留學，1917年獲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學士學位，後轉入法國巴黎大學。1919年參與巴黎的中國工人、學生阻止中國代表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愛國活動。1920年獲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應蔡元培之邀執教北大，兼法律系主任，講授《比較憲法》和《行政法》。1922年與李大釗等人發起組織「民權大同盟」，又與胡適、陳源等創辦《現代評論》。
王世傑長期在外求學、工作，一生只回過故鄉兩次，但不忘桑梓，眷眷為懷。特別是在他擁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之後，凡見到家鄉有什麼困難，只要在不違反原則和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總會想方設法予以幫助。
1925年，崇陽縣自立夏後大旱無雨，持續三個月，大河斷流，田地龜裂，莊稼枯焦，顆粒無收，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大飢荒，一時餓死了不少人，慘不忍睹。身在北京的王世傑聞訊後，找拜把兄弟、時任湖北建設廳廳長的李介如借了一筆巨款，寄回家中，讓父親從江北買回兩船大米，三船大豆，計有三萬斤之數，在縣裡賑災救民，使不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飢餓貧民得以緩生。這筆錢直到抗戰開始前王世傑才還清。1934年，家鄉又遇大旱，王世傑東借西挪，買了一批大米，讓其父在花涼亭和白霓橋兩處開設施粥點，憑票供應。據當時設計、印刷粥票的王文藻回憶，票上蓋著「王壽春」字號的圖章，由村人孫香谷發放。此義舉深得故鄉人民好評。
1937年抗戰爆發，崇陽面臨戰禍，又逢瘧疾橫行，天災人禍奪去不少人命。王世傑將平時所得的版稅和積蓄，在南京通過私人關係購了一大箱奎寧丸，派人送回崇陽，請他堂弟王懷謹發給鄉鄰患者。並囑託：凡王姓患者一律免收藥費，其他患者只收成本費，作為王懷謹的報酬。並再三叮囑，「萬萬不能多收一分錢，藉以牟取暴利」。崇陽淪陷後，日寇實行經濟封鎖，老百姓買不到鹽。家境好一點的熬硝鹽吃，從糞池周圍地下挖出的地皮土和老陳磚土中提煉。此鹽有毒，明知吃了會得病人們也得吃。也有的人用辣椒粉代替食鹽，患病的人越來越多。王世傑於1940年通過各種渠道在重慶弄到20萬斤鹽，運回崇陽，交由當時崇陽縣政府鹽務局的甘楚臣，要求其平價發售。崇陽淪陷後，農民有家不得歸，顛沛流離。雪上加霜的是，當時駐紮在湘鄂贛邊區的三十集團軍司令王陵基趁火打劫，令崇陽縣額外繳納20萬斤軍糧。族人王鏡遠給王世傑寫信求援。王世傑將此情況向九戰區總司令、湖北省主席陳誠（王陵基的頂頭上司）反映，最後由陳誠出面，免除了這20萬斤額外軍糧。1945年抗戰勝利，王世傑回到久違的家鄉，見到的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他回到南京後為民請願，有關方面把崇陽1945年的公糧任務免了。
書生本色
王世傑身材矮胖，圓圓的面孔，戴一副眼鏡，很有學者風度。夫人蕭德華（音樂家蕭友梅之妹）比他要高過一個頭。有次王世傑訪美歸來，夫人去機場接他。王世傑正要從飛機扶梯走下，中央社記者大叫：「‘開麥拉’快！不然王部長就太矮了！」眾人大笑。王世傑也不介意。他做人向來嚴肅。據說在外交部長任上時，部裡的下屬都很畏懼他。他一進外交部大樓，各司局辦公室立刻鴉雀無聲，他前腳剛走，大家便開始談笑風生。初識者以為他「道貌岸然」、「擺架子」、「官僚氣」，相處久了，便發現他的「一本正經」是內外一致的表現。
作為書生從政的王世傑，一直未改書生的本色。「嚴謹、清廉、謙遜，並主張自由主義思想」。那時的學者一般喜歡「問政」而不「參政」。王世傑卻「參」了，而且參得深。有人認為：「王世傑參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據西方的民主原則一點一滴地從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熱衷於當年的國民參政會，「參政會提供了一個間接的代議制雛形，也為他提供了一塊施展夙願的試驗田。從國民參政會成立之初的性質、人選，到起草保障人身自由的權利法令，以及擴大參政會職權等種種努力，都浸透了他理想主義色彩。」他反對共產黨的宣傳，也反感國民黨壓制輿論、禁錮思想。他曾說：「（自己）將寫一書，表彰黃梨初反對君主制主張法治之法。」耐人尋味。作為蔣介石的智囊之一，王世傑的見解有時會影響蔣介石的決策。如1944年冬，孔祥熙為進一步搜刮民脂民膏，向蔣介石提出徵收人頭稅，美其名曰：「國民義務勞動稅」。蔣介石把此提案批轉到參議室。由於王世傑極力反對，這一提案最後被撤銷。在用人問題上，他也能打破門戶之見。他是留歐的，而楊振聲、錢端升等是留美的，他曾推薦他們做教育部次長候選人。他還主張「不能專取材於中央委員或本黨黨員，而須向黨外破格用人」，顯示出一種兼容並包的氣度。 王世傑在武漢大學時，選用教授都是量才而用。他不濫用私人關係，連行政人員也搞公開招聘。到教育部長任上，重用與其無私人關係的雷震即是一例。他的家族侄孫輩有二三十人，他只薦用兩人，也未重用，以致招來族人的一些非議。
王世傑是國民黨大員中公認的比較廉潔的一位。他不煙不酒，也很少看戲或出入娛樂場所。他生活崇尚儉樸，反對鋪張。抗戰期間，有次夫人蕭德華娘家來客，夫人本以為王世傑中午不回來吃飯，便辦了較豐盛的一桌酒菜，沒想到偏偏被王世傑撞上。送走客人後，他狠狠數落了太太一番：「我們應該把眼睛往下看看。」在重慶時吃的是糙米，一次王世傑見米好吃多了，問怎麼回事。夫人說她把米又加工了一次。他一臉嚴肅：「大敵當前，國難當頭，糙米也來得不容易，人們都能吃，我們又為什麼不能吃？」在單位，王世傑從不搞特殊化，上下班有專車他不用，步行。一次，下班晚了，秘書派轎夫去接，他也不肯坐。上面給他配一廚師，他謝絕：「蕭夫人完全可以頂替，我們應該為國家節省一份開支。」王世傑對子女要求也嚴格，對他們提出「五要」：「品行要端正，求學要勤奮，惡習要戒除，交友要謹慎，生活要艱苦。」他不以權謀私。長子王紀武考學失利，按成績只能以旁聽生身份在中央大學讀書。當時中大校長羅家倫是他的下級，又曾是他北大時的學生，有人提議他為兒子說一下情，但王世傑堅決不允。
重慶歲月，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王世傑的堂侄王德晃家中人口多，入不敷出，便想在重慶夫子池國民參政會旁邊開一熟食店。王世傑知道後立即警告：「公務人員不得經商，這是一條法規，你要做生意，就得辭職。」王德晃迫於生計，為做生意真的辭職了。王世傑嫉惡如仇。他有個堂哥王世英，愛好吸鴉片，在湖北潛江工作，因貪污被革職。王世英三番五次哭著要求給他找一份工作，王世傑一直不予理睬。
王世傑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某些方面卻很傳統。次女王秋華在美國留學時與一美國青年戀愛，都已經準備結婚了,他知道後寫信問道：「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你難道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對象嗎？」這一句話害了女兒一輩子，女兒秋華終身未嫁。那個美國青年竟也終身未娶。
在官場上，他恪守原則，不阿諛曲迎。在教育部長任上時，當時的國民黨大員居正為其朋友陳時說情，要求王世傑把陳時辦的「私立中華大學」改為「國立」。王世傑堅持原則，拒辦。以致後來他與居正、陳時結成冤家，成為政敵。
早年王世傑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期間，有不少同人在多所大學間奔走兼課，以改善生活。王世傑卻靜心堅守北大耕耘。因他是憲法權威，一度被國立政法大學請去講授法學，他教了一年多，卻謝絕酬薪，分文不取。
王世傑是學人從政，既受蔣介石的重用，又置身於各派之外，處境尷尬。他兩任宣傳部長，卻不是中常委。《中美商約》本是宋子文、宋美齡定案，蔣介石支持的，最後受眾人指責的卻是王世傑。
1949年，王世傑隨蔣介石逃臺後，由外交部長改任國民黨「總統府」秘書長。1953年11月他因「矇混舞弊、不盡職守」罪名被究職查辦（擅自批准政學系同人吳國楨購外匯12萬美元）。此事頗多非議，有人評說是「蔣介石此舉旨在打擊政學系勢力」。「中研院」他的一位老部屬說：「雪公的氣質尤不宜於官場生涯。官場的習氣，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輩，而他要言不煩，不苟言笑；官場習氣，多的是酒肉征逐的應酬，而他生活謹飭，幾乎全無世俗的嗜好。單單這兩款，就足以使他獨來獨往，無朋黨奧援。」真實的原因卻可能是王世傑針對臺灣的政治黑暗、特務橫行，對蔣經國大權獨攬多有批評，與蔣氏政權不和。6年後，王世傑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他增設物理、經濟兩個研究所，促進了臺灣與世界的文化學術交流；在各重點大學成立了數、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並廣籌經費、充實設備，改善科研人員待遇。王世傑八十七八歲時，仍不時地去他的「中研院」參加學術活動，像一位普通學者一樣，聽名流們演講，指導工作。李國鼎在追憶王世傑的文章中說，王世傑主持對外科學合作近15年，對臺灣的「科學教學、科學研究以及經濟發展，均有顯著的貢獻。」
王世傑自上世紀30年代一直是故宮博物院的常務理事，他十分關心古文物的保存和利用。鑒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只限於保存，不便於欣賞的缺憾，他於50年代提議成立「特別出版小組」，由他主持、選編出版了《故宮名畫三百種》《藝苑遺珍》兩書，使「中國畫不只是有閑階級消遣歲月的良伴，也是現代忙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糧。」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加強世界性交流，早在1935年他就促成了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961年又組織臺北故宮文物赴美展覽，讓全世界一睹中華文化的風采。
倘說嗜好，王世傑只有一件——收藏字畫。他把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全用在庋藏古字畫上。王世傑亦喜鑑賞，他覺得鑑賞古文物能擴充知識，增益涵養，陶冶性情，提升品位。更令人感佩的是，垂暮之年，他將畢生精心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 以及宋元明清的瀋周、八大山人、石濤等人的作品80多件全部捐給了臺北故宮博物院。
王世傑逝世後，陶希聖在誄詞中云：「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事’雪艇先生謂歟！先生勇於著作，怯於辯論。講學忠於法而依法為政。居安不苟一笑，臨危不辭三命。」一位他50年前的老學生說，先生當年的演講內容大多忘光了，只記得他慢吞吞講的兩句話：「希望你們畢業之後，希望你們每天要抽出一小時來讀書，每月要拿百分之一的收入來買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