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亞里士多德何以偉大？

古希臘有三個大作家，德謨克利特、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老德的70部（篇）著作並沒傳下來，現在僅剩目錄和二手轉述的殘篇。老柏的近50篇著作（據說有部分屬於別人冒名）都已流傳下來，可見上蒼對他的厚愛。老亞的講義和材料據說由其學園的學生整理和編纂成400多本書，大都沒傳下來，傳的也沉寂多年。

亞里士多德的書被整理出來的有《工具論》、《物理學》、《論天》、《論生滅》、《博物史》、《倫理學》、《政治學》和《形而上學》等，大約在他死後300年，才正式流傳。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體上來說，1500多年中對西方人影響遠不及他的老師柏拉圖（那時候柏拉圖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但在邏輯方面亞里士多德一直是公認的權威，並且在整個中世紀以及今日天主教哲學中也依然權威。

亞里士多德在邏輯學上最重要的是他的三段論學說帶給我們的抽象概括和演繹推理的思想遺產。抽象概括在蘇格拉底的辯證法中通過下定義，已經有所體現。亞氏邏輯定義人為「理性的動物」，「理性」一詞就是關於人的「直立」、「感知」、「理解」、「德性」等特徵的抽象概括。理性為人所獨有，能將人跟猴子、猩猩等動物區別開來，說「人是理性的動物」使「人」這個詞用得比較清晰。學亞氏邏輯後，通過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下定義、作判斷，詭辯受遏制。三段論——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三部分——合成的論證，是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工具論）中論述最早、最系統和細緻的抽象概括和演繹推理形式。舉例說明：「凡人都有死（大前提）。蘇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蘇格拉底有死（結論）。」這就是亞氏邏輯中講嚴密論證的典型的例子。這三句話組成的論證，結論是一個推理，由一般（全體·人——有死）到具體（個別·蘇格拉底——有死）的推理，這就是演繹推理。寫議論文章，如果沒有演繹推理，文章的說理性和說服力就會比較弱。古印度佛學和古中華子學，重故事和類比推理，說理性在受到辯駁時會被減弱很多，東方人修道和修佛在當代日趨形式化，這恐怕就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段論的大、小前提，謂語對主語就是抽象概括，構成說理文章總結的方式和分析的依據。這樣寫出來的文章像單車鏈條，環環相扣成橢圓，這輛「文字單車」才能被騎走。當今基督教挺進東方，傳教士文章和書籍說理性強是重要原因。

在《工具論》中，亞里士多德還論述了三段論的其它形式：「沒有一條魚是有理性的，所有的沙魚都是魚，所以沒有一條沙魚是有理性的。」「凡人都有理性，有些動物是人，所以有些動物是有理性的。」「沒有一個希臘人是黑色的，有些人是希臘人，所以有些人不是黑色的。」亞里士多德及傳人認為，三段論的論證可以避免一切謬誤。我多年寫議論文的經驗說明，三段論演繹推理和論證確實會增添文章說理方面的嚴謹性。不過，機械地使用三段論，會使文章顯得刻板，堆積文字過多使文章不必要的冗長，閱讀令人生厭。邏輯學今天的進展告訴我們，三段論只是演繹論證的一種並非全部。事實上，幾何的假言論證也經常用在文章中。例如我們說：如果讓共產黨放開中宣部對各種媒體的管制三天，其強權統治就決無法再繼續下去。另外，文章的邏輯論證，除了演繹論證，還經常會用到歸納論證和類比論證。例如說，老年共產黨官為兒女謀私利，中年共產黨官男包二奶、女養情夫，青年共產黨官見錢紅眼，結論：中共官員普遍腐敗糜爛。這是歸納論證。再如說，毛澤東湖南鬧農運、江西玩少女，共產黨赤龍禍亂中華民國。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忽視其它演繹論證和其它論證形式，導致中世紀經院哲學文章和著作的形式主義的僵化呆板，給了近代唯物魔論破壞正統文化的可乘之機。

詳細破解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的錯誤，不是《智慧旅程》這本綱要性世界思想簡史的使命。不過須要指出：透過當今世界科學對道德和宗教維護的人類社會的和諧性的衝擊——隨意性的懷疑和反叛，在「自由」的旗號下傳播愛滋病和同性戀等——的情勢，亞里士多德以「本質」替換柏拉圖的理念和神可謂是古老的開頭。因為有這個開頭，才有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唯名論對唯實論的剃頭，才有近代經驗論對唯理論的批判，才有上個世紀羅素對亞里士多德的「本質」和「實體」的語言學批判，認為這「是一種糊塗不堪的概念」，斷言「一個字可以有本質，但是一件事物則不能有本質」，「‘實體’一言以蔽之，就是由於把由主詞和謂語所構成的語句結構轉用到世界結構上面來，而形成的一種形而上學的錯誤。」

　　形而上學是人類智慧演變的一個歷史階段，不能簡單說成思想錯誤。須要指出的是：無論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有怎樣的錯誤，他通過理性演繹的邏輯沉思創建的包括倫理學、政治學、物理學、生物學、修辭學、天文學、靈魂學等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似的學科體系和教育體系，在古代世界卻是歷史安排。他在做學問上的個人主義和理智主義——將宇宙·生命哲學（科學）推入形而上學時期。

亞氏倫理知識的形而上學的輪廓是：理智的思善、道德的行善就是幸福，理智的思善得自於教學，道德的行善養成習慣；立法的任務就是通過塑造好習慣而使公民們成為好人，惡法環境下的人將會養成壞習慣而成為壞人；人的每種德行都是兩個極端之間的中庸之道（即中道）——勇敢是懦怯與魯莽之間的中道，磊落是放浪與猥瑣之間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虛榮與卑賤之間的中道，機智是滑稽與粗鄙之間的中道，謙遜是羞澀與無恥之間的中道，真誠是自誇與虛偽之間的中道。亞氏倫理學的要旨是：幸福的人生，理智的生活。亞里士多德不推崇聖人，推崇的是「恢宏大度者」。他認為：最好的人，是恢宏大度的人：有適當的驕傲（鄙視任何該當受鄙視的人），各種德行趨於偉大而接受榮譽卻不陶醉，不冒無謂的危險卻敢於直面危險而不惜生命，施惠於人卻恥於受人之惠，對高位者不卑對下位者不為人亢，理智且盡情地議事（總是說真話）卻不對人說長道短。幸福就是理性的思善和智慧的行善，最高的善和最大的幸福只屬於愛智慧的哲學家。交友只能存在於地位相等的善人（高貴的自愛者）之間，朋友不宜多。幸福的人需要朋友共享自己的幸福，不幸的人為尋求同情而女人似的煩擾朋友。幸福在於有德的活動，在於理性地、悠閑地靜觀一切，分享著神聖的生活，與神相親近。

亞氏政治知識的形而上學的概要是：建築在夫妻與主奴兩大關係上的家庭欲和諧共處，就自然地由鄉村而城市地合成一個依照法律實行統治的國家；國家立法以至善為目的，阻止人變成最壞的動物，法律得以存在必須依靠國家；國家保障農家、商家交換和防止公民犯罪只是手段，目的是讓人能夠善良的生活——「幸福與榮譽的生活」。奴隸制是天然合理的、正當的。希臘人生來就該征服和奴役天生屬於別人的其他精神低劣的下等種族。發財致富的自然方式是經營自己的房產與地產，獲取有限的財富而悠閑、理性的生活；經營貿易，尤其是高利貸，直接、無限地掙錢，從錢中獲利的人，會越來越貪得無厭。公有制讓人懶惰，財產應該私有卻應該以仁愛來教導人民，從而能使財產的大部分成為公用，使人具有仁愛與慷慨的德行。有三種好政府：君主制、貴族制和立憲政府（或者共和制），有三種壞政府：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還有許多種混合的中間形式；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貴族制次之，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為最壞的，因此僭主制最壞，寡頭制次之；在現實的壞政府中民主制是最不壞的，寡頭制下精力旺盛的寡頭們最容易以正義名義鬧革命，民主制比較不容易有革命（革命是個壞東西），僭主們絕大部分都是煽惑者——由於允諾保護人民反對貴族而獲得權力，掌權之後實行領袖獨裁和特務統治，愛製造戰爭。國家應該追求的幸福不是戰爭，是和平；一個國家不宜小得不能自給，又不應該過大而不能實行憲政，應該小得足以使公民們能認識彼此的性格，以保證選舉與訴訟能做到公正。國家要培育德、智、體、藝、技均衡發展卻「德行」為貴的有文化的公民，政權由他們執掌。

公元前4世紀中晚期，亞里士多德理智地總結了當時地中海歐、亞、非三洲地區的知識，創建起倫理、政治、物理、天文、心理（靈魂學）等所有經驗常識方面的形而上學的百科全書式的學科體系。這時的印度摩揭陀國正為推廣小乘佛教而努力，戰國孟子正周遊列國為諸侯王洗腦和教育弟子做仁義之人。無論印度的佛學和中國的子學，倫理、政治、物理、天文、心理等知識都在一本本經典書籍或文章裡揉和在一起，修煉者或學習者頭腦裡沒有倫理、政治、物理、天文、心理這些今日的學習科目概念或課程安排，就是讀經典，方方面面的知識在一個個問題的解答和釋疑之中，領悟一點就在山野、廟宇或城鄉、家裡履行。由畢達哥拉斯而柏拉圖而亞里士多德，學校將問題置放到一門門學科裡去學習，由數學、修辭、論辯、邏輯而幾何、音樂、繪畫再物理、生物、天文、心理、倫理、政治，等等。這樣由西方哲學研討而明晰和理論化，分類的科學研究和教育也就因而出現了。從德謨克里特到柏拉圖再到亞里士多德，哲學（形而上學）名義下包羅萬象又分門別類的第一個百科全書式知識體系終於出現，希臘智慧知識化、學校化。

柏拉圖的哲學是玄奧的、超常的，將公民的興趣引向數學的沉思，通向神學的沉醉。亞里士多德則與柏拉圖不同，他的哲學是經驗的、常識的，將公民的興趣引向邏輯的抽象，通向所有與現實生活或問題相關聯的自然物理（包括天文）、社會倫理（包括政治）和動物植物的觀察分析與理論綜合。他思考問題很細緻，也很正統。例如在父子關係上，他認為父親可以不要壞兒子，但兒子卻不能不要壞父親，因為父親給兒子的生命他無以回報。再如男女職業關係上，他反對不講分工的男女交錯，主張男主戶外公務女主室內家務。亞里士多德依據眼睛觀察，對生物作了細緻的級別分類，創立了胚胎學。他有道德和宗教的思想，卻缺乏蘇格拉底的深情和柏拉圖的神智。也許正因為過於冷峻，亞里士多德才能在缺乏科技工業和望遠鏡、顯微鏡的古代，僅僅通過眼睛的觀察和頭腦的沉思，就以形而上學（哲學）的名義和演繹推理的方式，第一個綜合了當時的所有科學知識。

亞里士多德以形式邏輯的抽象分析和演繹推理方式，創建古代百科全書式的學科體系。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成就領導西方世界兩千年，亞里士多德因此而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