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04 11:08:50作者：胡平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學成了中國學術界的顯學。許多人，包括非經濟學家，都已經習慣於用經濟學的術語和概念解釋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現象。但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學解釋的種種缺陷也日益顯露。眼下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經濟學解釋的貧困
今年4月號的《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農民工為何以死抗爭？》的文章，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作者通過網路搜索和整理，找到自殺討薪實例共82 宗，「其中真實自殺與自殺姿態數量分別為34和48，真實自殺率為41.5％；其中導致死亡的有10例，佔真實自殺的29.4％，其他情形的有也大多產生了受傷或殘廢的嚴重後果。即便是自殺姿態，大多也是經過努力勸解而放棄自殺，並不簡單地祇是姿態。事前明顯暴露出祇是做做樣子而根本不打算自殺的情形祇有 2例。」「那麼，農民工為什麼要實行自殺式討薪？」作者解釋說：「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農民工的行為可視為既定條件下經成本與收益權衡後作出的理性選擇。當行為人認為悲慘境遇不可改變、自殺效用高於生存效用時，就會選擇自殺。」
作者的這一經濟學解釋明顯不通：既然自殺式討薪並不是做樣子的，當事人有的死了，有的成了殘廢，這怎麼還能叫「成本與收益權衡的理性選擇」？這還談得上什麼「效用」？作者多少也意識到這種解釋的問題，所以他又補充了一句：「自殺式討薪也確實存在著情緒化的因素，是理性與激情的混合型結果。」可惜的是這一補充太簡單，並不能說明多少問題。
應該說，《中國農民工為何以死抗爭？》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對自殺式討薪現象給出了很好的分析，並且提出了很好的具體對策建議。文章的最大不足就是作者對以死抗爭的經濟學解釋。這事一想就不對，人家把命都豁出去了，你還說人家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怎麼能讓人信服呢？
其實，上述經濟學解釋不僅不適用於自殺式討薪這種極端行為，就是對於一般的維權抗爭也是很不夠的。由於今日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人們投入維權抗爭，風險大而收益小。事實上，在大多數維權抗爭中，參加者們都沒有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東西，而且還往往遭到壓制和蒙受物質損失。倘若人們僅僅依據個人利益行事，那麼他們多半就不會投入這樣的抗爭。可是，這樣的抗爭終於還是發生了，那顯然是經濟學理論難以解釋的。可見我們必須找出另外一種解釋或說明。
「人活一口氣，佛爭一柱香」
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人類的歷史，是建立在「為了人性的尊嚴而鬥爭」的原則之上。人類首要的追求是「把人當人看」，也就是說，要求別人把自己作為一個人來尊重。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有生存的勇氣。即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風險去實現自己。不是別的，而是這種要求承認的慾望，才更是驅動人類歷史的原動力。
以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一事為例。按照流行的經濟學解釋，那無非是勞資兩大利益集團的衝突，勞資雙方都在理性的算計之下，努力減低代價而爭取最大利益。如福山所言，這種解釋未免把勞資雙方的心理動機予以簡單化了。罷工者並不會說：「因為我貪財，所以我要盡量從僱主那裹爭得更多的金錢。」罷工者毋寧會這樣想、這樣說：「我是一個好工人。我比我現在所得的工資更有價值。我應該得到更多的工資，這樣才公平。」不錯，增加工資可以進一步滿足工人的物質利益，但同樣重要以至於更為重要的是，那會使工人感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價值得到了應有的承認。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比較準確地理解農民工為什麼要以死抗爭了。俗話說得好：「人活一口氣，佛爭一柱香。」農民工以死抗爭不是因為少不了那幾個錢，他們是因為嚥不下那口氣。徐昕教授說：「能活下去就不會去死，自殺大多是因為活不下去。」不對。這些農民工固然很窮，有的也許還負上了債，但一般總還不至於馬上就餓死凍死。再說，這世上有很多真正活不下去的人並沒有以死抗爭，而是苟延殘喘，坐以待斃。可見，那些以死抗爭的人必定是有著另外一些東西的，那就是血性、血氣，那就是尊嚴、自尊。不錯，這些農民工強烈地感到巨大的經濟壓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強烈地感到巨大的不公平，強烈地感到自己受到別人的欺侮。別人不把他們當人看，他們的尊嚴遭到粗暴的踐踏。作為弱勢者，他們沒有別的武器。生活在專制暴政下，他們無處可以討還公道。所以他們決心以死相爭，藉以表達最強烈的抗議。
徐昕教授認為，農民工自殺式討薪「在主體方面是作為策略、技術的自殺，是一種以生命為賭注的威懾機制和社會控制機制，但它並非純粹的策略行為，因為自殺姿態存在向真實自殺轉化的較大可能。」根據作者的調查統計，自殺討薪的成功率祇有30.5％，低於真實自殺率（41.5％），再考慮到自殺討薪者近一成受到處罰，「因此可得出結論是：農民工自殺式討薪是一項極其昂貴且成功率偏低的行動」。作者的這一結論看上去無懈可擊，但問題是，那些以死相爭的農民工之所以採取那樣決絕的行動，難道僅僅是為了討還欠薪嗎？
應當看到，自殺式討薪行為帶有抗議性自殺的性質。在《非暴力行動百科全書》（紐約與倫敦，加蘭德出版公司， 1997年）中「抗議性自殺」條目裡這樣寫道：「以自殺方式表達對一種不堪忍受的環境或壓迫性政權的全面抗議或徹底的不合作。這種自殺須是有意識地當眾公開進行，清楚明確地表達抗議，把自殺當作直接行動。……在這裡，一個人自殺是為了喚起人們的關切，從而改變公眾輿論，或者是改變對手的感情。由於人們對死者表示哀悼和景仰，這種死亡常常能激發起一種抵抗運動。」 這正像自由鬥士。乍一看去，所謂自由鬥士，就是為了爭得更多的自由而甘願失去僅有的自由。這不是自相矛盾，適得其反嗎。裴多菲的名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如果你問，連命都丟了，自由安在哉？那祇說明你根本不懂得此處自由的含義。因為在這裡，自由鬥士並不祇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更大的活動空間，更重要的，他是不甘心屈服於他人的壓迫，他是在捍衛自己的尊嚴，彰顯自己獨立自主的意志。
拒絕「經濟學帝國主義」
福山講到，把要求承認的願望視為人類歷史的動力這種觀點自黑格爾，但是，「形成承認基礎的概念卻並非黑格爾的發明。它和西方政治哲學本身一樣古老，也和一種大家都熟悉的人類性格有關。」祇不過在不同的哲學家筆下，它被賦予了不同的名稱而已。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分為三部分，一為慾望，一為理性，一為氣概。在這裹，氣概便是要求承認這一概念的基礎。「馬基維弗裡說人追求光榮，霍布斯說人的驕傲和虛榮，盧梭說人的自尊，漢彌爾頓說愛聲名，麥迪遜說雄心，尼採是把人稱作‘紅臉頰的野獸」（所謂「紅臉頰的野獸」，是說人是會臉紅的動物，也就是說人是有激情、有憤慨、有羞恥的動物）。這些不同的詞語都是指一種大體共同的東西。在中國，我們也能找到許多類似的說法。譬如「志」（「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譬如「氣」、「血性」、「精神」，等等。這種東西顯然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既不能還原為慾望，也不能還原為理性。
舉個例，強盜搶走了我們的財物，我們不僅會難過——因為我們的利益遭受了損失，我們滿足慾望的東西遭受了損失，而且我們還會憤慨。這就和我們自己不小心丟失了財物不一樣。產生憤慨的原因是我們感到自己的尊嚴受到了冒犯。可見人決不是僅僅計較利益的動物。摔一跤是疼，挨一拳也是疼。可是這兩件事給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還感到屈辱。我們忍不住想還擊。還擊的目的不一定是自衛，因為對方可能並沒有進一步傷害的意向。還擊是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可以隨便欺負的，證明自己的價值不容他人隨便否定。我們明知在還擊的過程中，自己免不了還會多挨幾拳，「殺敵三千，自傷八百」，即便最後打贏了，也祇會為自己的身體多添加一些疼痛，但是唯有奮起還擊，我們才能使自己的心理感到快慰。因為我們捍衛了自己的尊嚴，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如果人祇考慮利害，那麼唯一合理的選擇是挨了一拳後極力避免再挨第二拳，除非打敗對方能得到更大的物質利益。可是我們卻甘願再挨幾拳也要還擊，即便我們知道我們並不能從打敗的對方身上得到什麼物質利益。自己挨打，我們會產生還擊的衝動；見到別人挨打，我們也會同樣產生還擊的衝動。所謂「路見不平」，便會產生「拔刀相助」的衝動。有人不慎落水，我們會忍不住拉他一把；有人無辜挨打，我們會忍不住出來打抱不平。兩者都出於同情心，但是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還會多一種憤慨之情。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道德義憤。道德義憤會驅使一個人在和自己直接利害無關的事情上，甘冒風險而採取某種行動。這種行動未必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利益，往往還會給自己招致若干損害乃至極大的損害。但正是在這種行動中，你才會最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個堂堂正正的人。
以上所說，無非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有的經驗。它清楚地表明，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是有一定價值的。所謂自尊心，就是指對這種價值的主體性確認，它同時也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認。如果別人對自己作出某種行為，旨在否認我的價值，我就會感到氣憤。如果我迫於別人的壓力未能做出符合自身價值的事情，我就會感到痛苦。如果眾人見到了我這種沒出息的表現，我就會感到羞恥。如果我抗拒壓力，寧可付出慾望或利益的代價也要堅持符合自身價值的行動，我就會感到驕傲，感到光榮，而且也會受到眾人的稱譽和肯定。這是人性中最深刻的一部分。這是人性中的人性。
本文的標題是「貧血的經濟學」。我要強調的是，經濟學涉及的祇是人類活動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經濟學中關於經濟人的假定也祇是涉及人性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經濟學大約是不講血性的（嚴格說來，我以為即便在人的經濟活動裡，我們也不能完全不講人的精神或曰血性。茲不細論），因此我們可以說經濟學是貧血的。但人是有血性的，所以我們不能用經濟學去解釋人類活動的全部。今天中國學界，「經濟學帝國主義」可謂氾濫成災。很多人在解釋人類活動時，除了運用諸如「成本－收益」之類來自經濟學的概念之外，就簡直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概念了。而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氾濫成災的結果之一就是，由於它無視人的血性，無意中就肯定了奴性：如果人不再要求別人把自己當人看，如果人失去了甘冒風險實現自己的的衝動，那不是奴隸又是什麼呢？
《北京之春》07年8月號
經濟學解釋的貧困
今年4月號的《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農民工為何以死抗爭？》的文章，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作者通過網路搜索和整理，找到自殺討薪實例共82 宗，「其中真實自殺與自殺姿態數量分別為34和48，真實自殺率為41.5％；其中導致死亡的有10例，佔真實自殺的29.4％，其他情形的有也大多產生了受傷或殘廢的嚴重後果。即便是自殺姿態，大多也是經過努力勸解而放棄自殺，並不簡單地祇是姿態。事前明顯暴露出祇是做做樣子而根本不打算自殺的情形祇有 2例。」「那麼，農民工為什麼要實行自殺式討薪？」作者解釋說：「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農民工的行為可視為既定條件下經成本與收益權衡後作出的理性選擇。當行為人認為悲慘境遇不可改變、自殺效用高於生存效用時，就會選擇自殺。」
作者的這一經濟學解釋明顯不通：既然自殺式討薪並不是做樣子的，當事人有的死了，有的成了殘廢，這怎麼還能叫「成本與收益權衡的理性選擇」？這還談得上什麼「效用」？作者多少也意識到這種解釋的問題，所以他又補充了一句：「自殺式討薪也確實存在著情緒化的因素，是理性與激情的混合型結果。」可惜的是這一補充太簡單，並不能說明多少問題。
應該說，《中國農民工為何以死抗爭？》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對自殺式討薪現象給出了很好的分析，並且提出了很好的具體對策建議。文章的最大不足就是作者對以死抗爭的經濟學解釋。這事一想就不對，人家把命都豁出去了，你還說人家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怎麼能讓人信服呢？
其實，上述經濟學解釋不僅不適用於自殺式討薪這種極端行為，就是對於一般的維權抗爭也是很不夠的。由於今日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人們投入維權抗爭，風險大而收益小。事實上，在大多數維權抗爭中，參加者們都沒有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東西，而且還往往遭到壓制和蒙受物質損失。倘若人們僅僅依據個人利益行事，那麼他們多半就不會投入這樣的抗爭。可是，這樣的抗爭終於還是發生了，那顯然是經濟學理論難以解釋的。可見我們必須找出另外一種解釋或說明。
「人活一口氣，佛爭一柱香」
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人類的歷史，是建立在「為了人性的尊嚴而鬥爭」的原則之上。人類首要的追求是「把人當人看」，也就是說，要求別人把自己作為一個人來尊重。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有生存的勇氣。即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風險去實現自己。不是別的，而是這種要求承認的慾望，才更是驅動人類歷史的原動力。
以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一事為例。按照流行的經濟學解釋，那無非是勞資兩大利益集團的衝突，勞資雙方都在理性的算計之下，努力減低代價而爭取最大利益。如福山所言，這種解釋未免把勞資雙方的心理動機予以簡單化了。罷工者並不會說：「因為我貪財，所以我要盡量從僱主那裹爭得更多的金錢。」罷工者毋寧會這樣想、這樣說：「我是一個好工人。我比我現在所得的工資更有價值。我應該得到更多的工資，這樣才公平。」不錯，增加工資可以進一步滿足工人的物質利益，但同樣重要以至於更為重要的是，那會使工人感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價值得到了應有的承認。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比較準確地理解農民工為什麼要以死抗爭了。俗話說得好：「人活一口氣，佛爭一柱香。」農民工以死抗爭不是因為少不了那幾個錢，他們是因為嚥不下那口氣。徐昕教授說：「能活下去就不會去死，自殺大多是因為活不下去。」不對。這些農民工固然很窮，有的也許還負上了債，但一般總還不至於馬上就餓死凍死。再說，這世上有很多真正活不下去的人並沒有以死抗爭，而是苟延殘喘，坐以待斃。可見，那些以死抗爭的人必定是有著另外一些東西的，那就是血性、血氣，那就是尊嚴、自尊。不錯，這些農民工強烈地感到巨大的經濟壓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強烈地感到巨大的不公平，強烈地感到自己受到別人的欺侮。別人不把他們當人看，他們的尊嚴遭到粗暴的踐踏。作為弱勢者，他們沒有別的武器。生活在專制暴政下，他們無處可以討還公道。所以他們決心以死相爭，藉以表達最強烈的抗議。
徐昕教授認為，農民工自殺式討薪「在主體方面是作為策略、技術的自殺，是一種以生命為賭注的威懾機制和社會控制機制，但它並非純粹的策略行為，因為自殺姿態存在向真實自殺轉化的較大可能。」根據作者的調查統計，自殺討薪的成功率祇有30.5％，低於真實自殺率（41.5％），再考慮到自殺討薪者近一成受到處罰，「因此可得出結論是：農民工自殺式討薪是一項極其昂貴且成功率偏低的行動」。作者的這一結論看上去無懈可擊，但問題是，那些以死相爭的農民工之所以採取那樣決絕的行動，難道僅僅是為了討還欠薪嗎？
應當看到，自殺式討薪行為帶有抗議性自殺的性質。在《非暴力行動百科全書》（紐約與倫敦，加蘭德出版公司， 1997年）中「抗議性自殺」條目裡這樣寫道：「以自殺方式表達對一種不堪忍受的環境或壓迫性政權的全面抗議或徹底的不合作。這種自殺須是有意識地當眾公開進行，清楚明確地表達抗議，把自殺當作直接行動。……在這裡，一個人自殺是為了喚起人們的關切，從而改變公眾輿論，或者是改變對手的感情。由於人們對死者表示哀悼和景仰，這種死亡常常能激發起一種抵抗運動。」 這正像自由鬥士。乍一看去，所謂自由鬥士，就是為了爭得更多的自由而甘願失去僅有的自由。這不是自相矛盾，適得其反嗎。裴多菲的名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如果你問，連命都丟了，自由安在哉？那祇說明你根本不懂得此處自由的含義。因為在這裡，自由鬥士並不祇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更大的活動空間，更重要的，他是不甘心屈服於他人的壓迫，他是在捍衛自己的尊嚴，彰顯自己獨立自主的意志。
拒絕「經濟學帝國主義」
福山講到，把要求承認的願望視為人類歷史的動力這種觀點自黑格爾，但是，「形成承認基礎的概念卻並非黑格爾的發明。它和西方政治哲學本身一樣古老，也和一種大家都熟悉的人類性格有關。」祇不過在不同的哲學家筆下，它被賦予了不同的名稱而已。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分為三部分，一為慾望，一為理性，一為氣概。在這裹，氣概便是要求承認這一概念的基礎。「馬基維弗裡說人追求光榮，霍布斯說人的驕傲和虛榮，盧梭說人的自尊，漢彌爾頓說愛聲名，麥迪遜說雄心，尼採是把人稱作‘紅臉頰的野獸」（所謂「紅臉頰的野獸」，是說人是會臉紅的動物，也就是說人是有激情、有憤慨、有羞恥的動物）。這些不同的詞語都是指一種大體共同的東西。在中國，我們也能找到許多類似的說法。譬如「志」（「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譬如「氣」、「血性」、「精神」，等等。這種東西顯然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既不能還原為慾望，也不能還原為理性。
舉個例，強盜搶走了我們的財物，我們不僅會難過——因為我們的利益遭受了損失，我們滿足慾望的東西遭受了損失，而且我們還會憤慨。這就和我們自己不小心丟失了財物不一樣。產生憤慨的原因是我們感到自己的尊嚴受到了冒犯。可見人決不是僅僅計較利益的動物。摔一跤是疼，挨一拳也是疼。可是這兩件事給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還感到屈辱。我們忍不住想還擊。還擊的目的不一定是自衛，因為對方可能並沒有進一步傷害的意向。還擊是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可以隨便欺負的，證明自己的價值不容他人隨便否定。我們明知在還擊的過程中，自己免不了還會多挨幾拳，「殺敵三千，自傷八百」，即便最後打贏了，也祇會為自己的身體多添加一些疼痛，但是唯有奮起還擊，我們才能使自己的心理感到快慰。因為我們捍衛了自己的尊嚴，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如果人祇考慮利害，那麼唯一合理的選擇是挨了一拳後極力避免再挨第二拳，除非打敗對方能得到更大的物質利益。可是我們卻甘願再挨幾拳也要還擊，即便我們知道我們並不能從打敗的對方身上得到什麼物質利益。自己挨打，我們會產生還擊的衝動；見到別人挨打，我們也會同樣產生還擊的衝動。所謂「路見不平」，便會產生「拔刀相助」的衝動。有人不慎落水，我們會忍不住拉他一把；有人無辜挨打，我們會忍不住出來打抱不平。兩者都出於同情心，但是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還會多一種憤慨之情。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道德義憤。道德義憤會驅使一個人在和自己直接利害無關的事情上，甘冒風險而採取某種行動。這種行動未必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利益，往往還會給自己招致若干損害乃至極大的損害。但正是在這種行動中，你才會最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個堂堂正正的人。
以上所說，無非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有的經驗。它清楚地表明，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是有一定價值的。所謂自尊心，就是指對這種價值的主體性確認，它同時也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認。如果別人對自己作出某種行為，旨在否認我的價值，我就會感到氣憤。如果我迫於別人的壓力未能做出符合自身價值的事情，我就會感到痛苦。如果眾人見到了我這種沒出息的表現，我就會感到羞恥。如果我抗拒壓力，寧可付出慾望或利益的代價也要堅持符合自身價值的行動，我就會感到驕傲，感到光榮，而且也會受到眾人的稱譽和肯定。這是人性中最深刻的一部分。這是人性中的人性。
本文的標題是「貧血的經濟學」。我要強調的是，經濟學涉及的祇是人類活動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經濟學中關於經濟人的假定也祇是涉及人性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經濟學大約是不講血性的（嚴格說來，我以為即便在人的經濟活動裡，我們也不能完全不講人的精神或曰血性。茲不細論），因此我們可以說經濟學是貧血的。但人是有血性的，所以我們不能用經濟學去解釋人類活動的全部。今天中國學界，「經濟學帝國主義」可謂氾濫成災。很多人在解釋人類活動時，除了運用諸如「成本－收益」之類來自經濟學的概念之外，就簡直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概念了。而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氾濫成災的結果之一就是，由於它無視人的血性，無意中就肯定了奴性：如果人不再要求別人把自己當人看，如果人失去了甘冒風險實現自己的的衝動，那不是奴隸又是什麼呢？
《北京之春》07年8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