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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沈從文（《邊城》書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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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裡唯一懂中文的院士馬悅然感慨： 「在那麼多中國作家中，其實沈從文是最接近諾貝爾獎的人。1987年和1988年曾兩次被提名，從當年同事們的評論來說，他是很有希望得獎的。……如果他能再晚點去世，一定會成為中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人。」對這位被迫封筆改行，文革中又被批臭下放的優秀作家，馬悅然遺憾了很久。
而國內對高行健的反應，更是啼笑皆非。屢遭中共禁書的流亡作家獲此殊榮，讓官方甚為尷尬，隱瞞不住了，就妄加貶損。很多大陸同行不以為然，或者也不怎麼服氣，民間百姓更是無人識君。
誠然，諾貝爾文學獎是一項世界性的文學榮譽，但並不絕對代表文學的最高成就，也有它的侷限性，被很好地翻譯成外文的中文作品較少。但諾貝爾文學獎的基本精神，瑞典學院的院士和評委的水準，慧眼識英才,眾人仰之。要不然怎會舉世矚目，年年如此？！
邊緣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柯思仁博士見解透徹：「高行健長達半世紀的流亡生活，選擇在大中國以外的邊緣地帶，對政 治與文化進行冷靜超脫地反思。這對處於中國以外的（邊緣位置的新加坡）華人社群來說，或許是一種相當恰當的參考。不少大陸作家雖有成就，但他們摻雜政治元 素的民族情意結太強，對中國問題有很深的沉溺。……高行健有意把自己安放在邊緣，卻站在了舞臺最正中的位置。」
在我看來，高行健作為一個懷 疑者和洞察者，自覺不自覺地抵禦著中共的壓制扼殺和黨文化的浸染。83年，鄧小平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高行健的劇作遭查禁。當他得知將被送入勞 改營時，便逃離北京，在長江流域漫遊了十個月。1989年「六四」後，高行健在海外宣布退黨，並寫了以天安門屠殺為題材的戲劇《逃亡》。大陸當局公開點名 批判，開除公職，查封他的住房，所有作品被禁。
高行健對任何足以對左右個人心理，引誘作家背叛文學及自我的力量（意識形態、理論或市場因素等等），皆保持十分警惕。流亡寫作使高行健擺脫了濫施淫威的體制重壓，冷銳超然地反思，脫穎而出。
同樣，我所熱愛的沈從文，也和高行健有一個共通性，那就是邊緣化與獨特性。
獨立堅守
瀋 從文游離於滔滔的革命洪流之外，魂系鳳凰古城、綿長千里的湘西水，用看似輕淡的筆墨，寫出令人心顫的故事，刻畫的農人、士兵、婦女異常生動逼真，又對他們 充滿悲憫和愛，表現了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清新俊逸的風格，具有超越時空的獨特價值和永恆之美。
沈從文既沒有留洋 背景，也沒有家學淵源，卻以其獨特的生活體驗為人們構筑了一幅幅古樸自然的湘西生活畫卷。小說《邊城》優美得如一首抒情的田園詩，《長河》是與父老兄弟秉 燭夜談的知心書，《蕭蕭》寫得好，他讓那種典型的五四批判話語及衍生的文學敘述模式落了空。他的《從文自傳》，單純而又厚實，樸素而又傳神，蘊涵著天地運 行、生生不息的活力。
電影《邊城》海報
他 完全來自於生活這本天地間無言的大書，故鄉山水的氤氳，生活閱歷的滋養，對生活的忠實和愛，對文學的忠實和愛，是沈從文的眾多作品能夠超越時空而長久地葆 有充沛生命力的秘密。他從大自然那裡可以體會到生命的豐富和偉大，找到愛與美相交融的情感。用他的話來說，這就像尋找到一種偉大的宗教一樣。
沈從文的文學不屬於當時的城市文化，也不屬於革命文學，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沈從文越與眾不同，就越招來非議。責備他「不寫階級鬥爭」，對不同階級人物「缺乏愛憎分明的立場」。
文 學不能淪為商業和政治的雇佣，必須有根本的擔當。他不投身於某一個集團之中，保持一種獨立選擇和獨立人格，維護自己用筆的自由。與貌似進步、實則墮落的流 行絕緣，不相粘附。這種邊緣的、民間文化立場的堅守，讓沈從文自成一格，沒有五四以來文學常有的弊病，沒有移植牽強的現代觀念及虛妄的革命鬥志。
他有著清醒的自知之明：「我希望我的工作，在歷史上能負一點兒責任，盡時間來陶冶，給它證明什麼應消失，什麼宜存在。」 希望他的讀者是「在各種事業裡低頭努力，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復興大業的人。」
折翼封筆
1948 年，左翼文人郭沫若發表文章《斥反動文藝》，斥責沈從文是個「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 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尤其是郭沫若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沈從文以沈重的打擊。
次年接踵而來的是， 沈從文任教的北大校園裡，有人指使學生們將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重抄成大字報，並貼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瀋從 文又收到恐嚇信，他感到有一張網在收緊。他憂懼的還不僅僅是激烈批判的本身，而是背後強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脅。
他陷入空前的孤獨感，心力交瘁，極為痛苦，有時候一邊工作一邊流下淚來。「生存亦若吾喪我，我應當休息了，我不毀也會瘋去。」
1949年3月，他兩度自殺。先是他將手伸到電線插頭上，慌亂中長子沉龍朱拔掉電源將父親蹬開；再是將自己反鎖在房內，用刀片割開手腕動脈及頸上血管，並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鮮血四濺。獲救後，沈從文入精神病院療養。
4 月出院後，沈從文被趕下北大的講臺。他下決心改行，遠離既給他帶來榮譽又招來是非的文壇，1949年8月，他來到了歷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47歲。永遠 的告別了安身立命、已取得非凡成就的事業，從此沒能寫出一篇小說，而在這以前的25年中他卻出版了80多部，1000多萬字。天才文學大師的藝術之翼就此 折斷了。
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當起了義務講解員、勤雜工，埋頭研究文物古蹟。他的昔日同行老友，丁玲、巴金、老舍，都順勢成了新政權活躍的文 藝官員。他封筆以後，高層（毛、周）一直希望他能夠寫東西。面對利誘拉攏，他不為所動。夫人不解：「當初為尋求個人出路，你大量流著鼻血還日夜寫作，如今 黨那樣關心創作，你能寫而不寫？」他淡然道：「框框太多，寫了也寫不好。」
知己好友錢鐘書說：「從文這個人，你不要以為他總是溫文爾雅，他骨子裡很硬，不想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文革中，沈從文的處境更慘了，無休止的檢查、批鬥，掃女廁所，七十多歲的他，心臟病、高血壓隨時會有危險，還被弄到鄉下勞動，看鴨子，看菜園。有一次他和幾個人上街，迷了路，沈從文指著住處附近火葬場那高高的煙囪說：「那是我們每個人的最後歸宿。」
1985 年有數人一起訪問沈從文，說起文革中他打掃女廁所的事，在場一位女記者動情地擁住他肩膀說：「沉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歲的老人當下抱著她 的胳膊，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就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什麼話都不說，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所有人都驚呆了。
戕天役人
傳統文化以儒釋道精神互補，潛移默化的思想內涵，成為老百姓基本的道德信仰。五四以後，本體文化失落，革命與啟蒙之聲不絕於耳。中體西用論，進化論，三民主義……災難性的是西來幽靈——馬列主義趁虛而入，暴力革命，共產邪靈肆虐中華大地，血染神州。
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一錘定音：「要使文藝成為革命機器的組成部分……打擊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肅殺之氣，令人脊骨發涼。從此拉開了建立黨文化，操控人民精神世界的序幕。
1949年中共執政後，一場場的政治運動，對文學的戕害酷烈慘重，貽害無窮。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茅盾、巴金、冰心、老舍、錢鐘書、夏衍、曹禺、葉聖陶等，在49年後都毫無例外的沒有寫出什麼成功的、有影響的文藝作品，有時勉強寫也差強人意，與他們曾經的輝煌無法相比。
中共的破壞實際上最深刻地表現在「戕天」、「役人」這個根本點上。傷天害理，攔腰斬斷傳統文化，三教齊滅，洗腦欺騙，奴役民眾。「一手胡蘿蔔、一手大棒」的政策，文壇早已成為中共的「囊中之物」，把文人操控得團團轉。文學淪為黨文學，成為中共製造灌輸黨文化的可恥工具。
淪為御用作家能寫出什麼作品呢？那真是專制下的畸形與荒誕 ：
郭 沫若儼然紅得發紫的政客，與毛澤東賦詩應和，何其肉麻阿諛，奴顏婢膝。他寫了許多迎合時代的文字，受到後人詬病，甚至成為笑柄。1958年詩興大發，曰： 「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闖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同時，他一直充當革命動力、中共的爪牙幫凶，率先對文藝界人士展開聲討、批 判，很多作家被打成右派，不是關進監獄，就是送去勞改農場。
曾寫出《雷雨》等名劇的曹禺，1951年按照領導意圖寫了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劇 本《明朗的天》，宣告失敗。57年，劇作家吳祖光在文聯座談會上直言：「黨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剛剛加入中共的曹禺立即痛加批判。1958年、 1964年曹禺寫了「大躍進」和河北抗洪題材的話劇，無一成功。後來寫歷史題材的《膽劍篇》、《王昭君》屬於完全按政治意圖的「憑空虛構」，也很快消亡。 文革中，他躺在牛棚中，才從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經歷中，深切地體驗到：一個運動到一個運動，總是讓知識份子批判知識份子，深感痛心和被愚弄。曹禺最後病中 悟出一痛：「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什麼，我馬上去幹，有時候還得揣磨領導意圖……可是，寫作怎麼總聽領導的？」
以《駱駝祥子》和《茶館》而大名鼎鼎的老舍，緊跟政治，寫了《龍鬚溝》等歌功頌德的劇本，被樹為文藝界的樣板，什麼都要他以「人民藝術家」的姿態進行宣傳。1966年8月，老舍被紅衛兵揪鬥，慘遭折磨，跳太平湖自盡。
文革時狂熱的個人崇拜，到處充斥著語錄，遍地是盲從的奴隸，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接觸到正常的文化和思想。文藝作品假、大、空。任何太有人情味的方式，所有人性的因素都被壓抑或清除殆盡，都被以暴力方式強行扭曲，甚至達非人的境地。
中共的本質是反人類的，暴力、謊言、鬥爭，摧毀道德，扭曲變異人性，黨文化與真誠自由的文學精神完全背道而馳，讓邪靈附體操控，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文學。
呼喚文學的回歸
如 果說政治挂帥時代的小說沒有文學價值，那麼在一切向錢看的大潮衝擊下，文化的處境也是非常糟糕，令人憂慮的。好像是鬆綁了，但氾濫成災的是色情、急功近 利。傳統文化早已摧毀殆盡，造成民眾精神塌陷，道德敗壞。一切以市場馬首是瞻，人們利用凋零的傳統文化皮毛作秀，裝點門面或招徠旅遊業。
而正宗傳統的日本文化被保護傳承得很好，日本人對自己的文化十分珍視，稱之為「文化財」。以文化為歸依，以文化為驕傲。民族精神不死，文化給養不斷，這也是日本在二戰的廢墟上爬起來，富強壯大的原因之一。
文 革、六四仍是中共既得利益者的禁忌，還歷史本來面目，等於自掘墳墓。所謂穩定和諧，壓倒一切的是維持統治。文革四十週年，反右五十週年，大陸媒體集體失 語，鴉雀無聲。不能正視歷史，掩蓋說謊，推卸責任，欠缺懺悔精神，那麼過去的錯誤必將以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二戰後，如果德國沒有全民的集體反思、良知拷 問，也就沒有以後三十多年的健康、理性的發展，更沒有東西德統一十七年後全方位地融入國際社會的景況。
上行下效，人們放棄探索思考，在腐 敗、聲色中麻痺迷失，為了錢，為了利，不擇手段，無所顧忌，弱肉強食，恍若虎狼世界。一時間磨牙吮血之聲，傷心慘目之像充斥華夏。無神論、實用主義，割斷 了人們與神佛的聯繫和向善的心，那真是人性和獸性接軌，人間和地獄接軌。危險之極呀，那將是拖向萬劫不復的災難。
文學領域的思想監控依然如故，敢講真話，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多半像右派女兒章詒和的書一樣遭禁。現在關在監獄裡的作家有四十多人，詩人師濤就被判了十年。而被網民們怒斥為垃圾文學的美女作家的作品、「下半身寫作」，卻暢行無阻。難怪有人悲嘆：中國文學已經死了！
如 果沒有說真話、表達真感情的文化氛圍，中國就不會出現文學藝術大師。文以載道，傑出作品首要元素是真實的內容和它所承載的思想深度,以傳統文化的底蘊為厚 度, 以道德信仰為精神境界的高度,獨特的風格,才具有文學價值、文學質量。文人當有文骨，好的作品一定是作家真實生活的體驗、真實思想、高尚人格的寫照。
痛 定思痛，沒有信仰的知識個體，壓力利誘下精神萎縮，犬儒奴化，只能成為御用文人，因為他不對「神」負責，只對供養者負責。由於沒有信仰，對自己文化的反 思，也很難上升到應有的高度。畫家米開朗基羅，音樂之父巴赫都是虔誠的宗教信徒，曹雪芹的《紅樓夢》隱含著很深的佛道之理。
今天瀰漫中國各地的拜金主義和縱欲享樂的背後，是嚴重的信仰危機和文化赤字。御用導演浮華空洞的大片《黃金甲》進軍奧斯卡注定慘敗而歸，而推倒柏林牆後的德國電影《竊聽風暴》卻榮登榜首，廣受好評。
說到底是一個體制問題，這個扼殺自由和創造力的體制不破除，根本無希望可言。
《九評共產黨》石破天驚，退黨大潮洶湧澎湃。天滅中共，天意民心，大勢所趨。神韻藝術團純真美善的演出，震撼人心，呈現中華文化精髓，帶來希望的曙光。
是該反思探討、自我覺醒的時候了，徹底摒棄黨文化，清理其思維定勢和行為邏輯，恢復人的獨立和尊嚴，從五千年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一點一點積累我們民族的元氣。
這個誕生過李白、杜甫、曹雪芹等大文豪的國度，呼喚著文學的回歸，期盼著屬於自己的文藝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