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家人權組織在報告中呼籲中國政府更為明確地界定國家機密，停止利用國家機密條款打壓言論自由。美國法律專家認為，立法固然重要，但司法獨立才是防止濫用權力的最關鍵因素。
*中國法律對國家機密的設定過於寬泛模糊*
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人權組織中國人權在星期二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法律對「國家機密」的設定過於寬泛和模糊。這種做法對中國的良政和法制建設構成威脅，也削弱了中國政府和民間社會應對中國當前面臨的挑戰的能力。
這份長達280頁、名為《國家機密：中國的法律迷宮》的報告列舉了一系列在中國可以被認定為國家機密的信息。其中包括：工傷事件、拐賣婦女兒童的統計數據、監獄犯人的非正常死亡、勞動改造和少年犯勞教設施、中國公民聯絡境外宗教機構的指導原則、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中國境內罷工事件的統計數據、以及中國境內的水源和垃圾污染情況等等。
*政府以國家機密為由壓制言論自由*
中國人權的這份報告羅列了一系列中國法律、法規和官方文件，其中有些是第一次被翻譯成英文對外公布。報告說，中國執法機關利用「複雜、模糊的」國家機密條款作為武器，不僅壓制了中國境內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也對國際媒體、學者和科研人員構成了限制。
報告列舉了波及東南亞多個國家的2004年的薩斯病疫情和2005年影響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松花江化學污染事件說明，中國利用「國家機密」限制信息自由流動已經產生了跨越國境的負面影響。
根據1998年中國全國人大通過的一項法律，中國的國家機密被定義包括「國家保密局設定的所有機密信息」。關注中國法制建設的批評人士指出，這種寬泛的說法既可以被行政當局用作長矛，也可以用作盾牌。也就是說，當局可以隨意逮捕、關押、起訴其認定的「麻煩製造者」；同時，也可以利用這種無所不包的定義來剝奪民眾的知情權。
*這種做法對中國社會構成嚴重束縛*
美國勒由拉大學法學院教授大衛.斯特拉剋夫認為，定義「國家機密」是立法者面對的最棘手問題之一。這種情況不僅限於中國。
斯特拉剋夫說：「在我看來，很多國家在定義國家機密方面和中國面臨同樣的問題。所以這並不是一個獨特的中國問題。對於任何政府而言，國家機密都是一個用來規範民眾言論和行為的工具。」
不過，斯特拉剋夫教授承認，和很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法律的國家機密條款限制性更強，對國家機密的定義也過於模糊。斯特拉剋夫教授說，不管執政者是否意識到，這種限制的確對象中國這樣正在快速成長的社會構成嚴重的束縛。
斯特拉剋夫說：「這種限制最大的負面作用就是很多來自民間的觀點被壓制了，而這些觀點中有很多都是對社會的成長有益的。」
*呼籲中國政府依照法律定義國家機密*
中國人權的報告呼籲中國政府尊重中國憲法關於保護言論自由等基本公民權利的規定，在法律框架下明確定義國家機密。這份報告進一步建議，中國司法系統應該設立一個專門審議國家機密案件的獨立機制，停止行政部門對這類案件的干預，破除深深根植於中國社會的「機密文化」。
中國人權執行主席莎朗.霍姆星期二對記者表示：「中國希望成為國際社會上受人尊敬的一員，北京奧運會也正是體現出這種願望。中國如果要得到國際社會的尊敬，就必須在國內和國外保障人權方面做得更好。」
有一些跡象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在國家機密的定義方面出現一些鬆動。2005年9月，中國終止了沿襲多年的做法，不再把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作為國家機密。
另外，去年年底，中國國務院下屬的全國政務公開領導小組開始醞釀起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該小組負責人表示，條例將在保守國家秘密的前提下，進一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評論人士指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一旦公布實施後，可能意味著國家機密的定義進一步放鬆。
*關鍵在於司法獨立*
不過，美國勒由拉大學法學院教授斯特拉剋夫認為，法律法規的起草和修訂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步驟。不論一個國家的法律如何定義國家機密，行政當局都會最大限度的使之為己所用。因此，保證法律不被濫用最理想的途徑還是司法獨立。
斯特拉剋夫說：「我認為，司法獨立對於政府公平和社會平等是最關鍵的。現實的問題是，如何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避免法官輕易受到來自行政當局和社會其他角落的影響。」
此外，斯特拉剋夫教授認為，媒體的獨立、公民意識的提高也和建立更加和諧的公民社會息息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