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6-07 02:46:05作者：天安門母親
座談會主持人丁子霖說：在漫長的歲月裡，作為"六四"慘案的受害者，我們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僅是生活上、經濟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靈上的。十八年來，面對國仇與家恨，面對苦難與責任，我們的內心，常常處於一種情與理、愛與恨的衝突和搏鬥之中。這對我們這些受到過巨大傷害的人來說，無疑又多了一份錐心的痛。因為，我們需要作出痛苦的抉擇，需要保持冷靜和克制。
在座的各位難友，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淚帳，撩開昔日的傷痕，提起經受的苦難，我們仍然是那樣的錐心刺骨。這種傷痛是任何時候都很難平復的。難友周國林這次是帶病參加座談的。他兒子遇難當年，年僅十五歲。十五歲，還是一個孩子啊！但罪惡的子彈無情地奪去了他剛剛起步的生命。十八年後，一個大男人，說起這些，仍然泣不成聲。遺孀吳立虹，一開始發言，就哽嚥著說不出話，大家勸她慢慢說，卻始終沒有說出一句話。但她忍住了一場痛哭。
遺孀黃金平說：打死了我的丈夫，落得個家破人亡，2004年當局又把我和丁老師、張老師一起抓了起來，受盡了屈辱，哪能沒有仇，哪能沒有恨，這事擱到誰身上都一樣。但是我們能去同共產黨去拚命嗎？不能。以牙還牙、冤冤相報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嗎？也不能。（眾插話：共產黨殺人殺得多了去了，要報仇，也報不過來。你殺我，我殺你，還有個完嗎？共產黨的樣板戲裡說：仇恨入心要發芽。共產黨鼓勵老百姓向階級敵人報仇，說血債要用血來償還。土改、鎮反時搞訴苦會，搞公審，把罪不該死的人都殺了，以後每次運動一來，就死人。我們還能去學共產黨的樣嗎？）
遺孀付媛媛前面談到過她丈夫鄺家三代人的遭遇，她說她公公的父輩在土改中被"鎮壓"，89年他的兒子又遭槍殺。這是共產黨造成的這樣的血淚仇。按理說我們也應該把共產黨"鎮壓"了。但這樣做解氣倒是解氣，卻終究不是個好辦法。
難友徐玨發言說：我們只能理性的對待，我們的三項要求，就是理性的對待。現在不是提倡法制嗎？那麼我們就按法制來解決。該道歉，就道歉，該賠償，就賠償，該審判，就審判。過去是拿起刀槍，現在應該拿起法律武器。
趙廷傑說，我還是那句話，推翻共產黨，翻個底朝天，不解決問題。制度問題，從制度上解決。這就是制度的和平轉型。我們不主張推翻共產黨，但我們要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將來中國的問題，要用選票來決定，而不是用強權來決定。你共產黨能爭取到選票，我們無話可說，你爭取不到選票，被民眾拋棄，也怪不得誰。這就是中國的和平轉型，只有順利實現制度的和平轉型，我們的社會才能有一個健康的發展。解決"六四"問題，也只能從改變制度著手。（蔣培坤插話：因此我們提出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共產黨用槍桿子來解決政治問題，導致了"六四"慘案。我們用法律來解決政治問題，是為了避免流血。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之。）
難友尹敏是個急性子，她說她等著盼著能早日解決"六四"問題，現在我們太理性了，再這樣下去，第二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不能解決，到我孫女這一代可能會解決，但對咱們這些人已毫無意義了，我們也就死不瞑目。（眾插話：共產黨怕不怕我們，怕我們什麼？他不怕我們上天安門，開輛大客車把我們裝走完事；他怕我們拿了菜刀去跟他拼嗎？也不怕，說不定還歡迎我們去拼呢，這樣他們可以把我們一網打盡。共產黨最怕的是我們的和平、理性，因為我們這樣可以爭取到更多人的同情、國際社會的同情，國際社會就會轉過來對他施加壓力，共產黨最怕的就是外國人施加政治壓力。你看是不是這個道理？）聽大家這麼一說，尹敏也覺得是這個理。
丁子霖：我也是很矛盾的，克制、克制，還是克制，還有個頭嗎？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世界的大趨勢，這個大趨勢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推廣普世價值，漸進地推進民主，實現和平的發展。中國也要適應這個大趨勢。我們每一個人也都不能例外。
難友高婕說話不多，她只是靜靜地聽著。聽大家爭論，她開口了：我們還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走，走得越穩當越好。我也不主張去同共產黨去拚命，一是我們沒有力量去拼，二是這樣做老百姓也不會支持。
丁子霖接著上面的話茬又說：樣板戲《紅燈記》中有一句唱詞："仇恨入心要發芽"。對於我們來說，同樣是"仇恨入心"，同樣要"發芽"，但是這個"芽"長出來的不應該是偏狹的報復心，而應該是尋求公平、正義的平常心。
她接著回憶了2001年難友們討論《天安門母親的話》這份聲明時情景。她說，當時我們也曾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討論。定稿會上也曾有過爭論，但最後還是通過了那份聲明。丁子霖念了這份聲明中的幾段話：
"今天，我們身上依然佈滿著纍纍傷痕，我們的步履依然是那樣的艱難；而且，在我們這個群體中，已有好幾位勇敢的母親離開了人世，倒在了尋求正義的路途上。然而，我們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們既然已經站起，就絕不再躺下。我們蒙受深重的苦難，但這苦難沉積在我們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報的偏狹與仇恨，而是對道義與責任的一種承擔。"
"作為群體中的一員，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盡相同，但我們作為母親，我們對自己的兒女、對所有孩子的愛，對和平、安寧的嚮往，對強權、暴行、殺戮的憎惡，對弱勢群體及受害者的同情，卻是相同的，因為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母親的天性。也許我們一無所有，......但我們擁有一個母親的愛。正是這種愛，使我們這些孤立的個體凝聚在一起並激勵我們走上尋求正義之路；也正是這種愛，使我們獲得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與自信，並促使我們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
"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儘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丁子霖說，這些話都發自我們的內心，是我們從血淋淋的現實中體悟到的歷史真諦。當時我們說這些話，僅僅是基於這樣一個強烈的信念，那就是：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再次遭到無辜的殺戮，不能讓其他母親遭受到我們曾經遭受過的苦難。今天，這些話仍然在我們的耳邊迴響。今天在座的，很多參加過6年前的那次定稿會，那是很值得我們懷念的。
在座的各位難友，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淚帳，撩開昔日的傷痕，提起經受的苦難，我們仍然是那樣的錐心刺骨。這種傷痛是任何時候都很難平復的。難友周國林這次是帶病參加座談的。他兒子遇難當年，年僅十五歲。十五歲，還是一個孩子啊！但罪惡的子彈無情地奪去了他剛剛起步的生命。十八年後，一個大男人，說起這些，仍然泣不成聲。遺孀吳立虹，一開始發言，就哽嚥著說不出話，大家勸她慢慢說，卻始終沒有說出一句話。但她忍住了一場痛哭。
遺孀黃金平說：打死了我的丈夫，落得個家破人亡，2004年當局又把我和丁老師、張老師一起抓了起來，受盡了屈辱，哪能沒有仇，哪能沒有恨，這事擱到誰身上都一樣。但是我們能去同共產黨去拚命嗎？不能。以牙還牙、冤冤相報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嗎？也不能。（眾插話：共產黨殺人殺得多了去了，要報仇，也報不過來。你殺我，我殺你，還有個完嗎？共產黨的樣板戲裡說：仇恨入心要發芽。共產黨鼓勵老百姓向階級敵人報仇，說血債要用血來償還。土改、鎮反時搞訴苦會，搞公審，把罪不該死的人都殺了，以後每次運動一來，就死人。我們還能去學共產黨的樣嗎？）
遺孀付媛媛前面談到過她丈夫鄺家三代人的遭遇，她說她公公的父輩在土改中被"鎮壓"，89年他的兒子又遭槍殺。這是共產黨造成的這樣的血淚仇。按理說我們也應該把共產黨"鎮壓"了。但這樣做解氣倒是解氣，卻終究不是個好辦法。
難友徐玨發言說：我們只能理性的對待，我們的三項要求，就是理性的對待。現在不是提倡法制嗎？那麼我們就按法制來解決。該道歉，就道歉，該賠償，就賠償，該審判，就審判。過去是拿起刀槍，現在應該拿起法律武器。
趙廷傑說，我還是那句話，推翻共產黨，翻個底朝天，不解決問題。制度問題，從制度上解決。這就是制度的和平轉型。我們不主張推翻共產黨，但我們要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將來中國的問題，要用選票來決定，而不是用強權來決定。你共產黨能爭取到選票，我們無話可說，你爭取不到選票，被民眾拋棄，也怪不得誰。這就是中國的和平轉型，只有順利實現制度的和平轉型，我們的社會才能有一個健康的發展。解決"六四"問題，也只能從改變制度著手。（蔣培坤插話：因此我們提出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共產黨用槍桿子來解決政治問題，導致了"六四"慘案。我們用法律來解決政治問題，是為了避免流血。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之。）
難友尹敏是個急性子，她說她等著盼著能早日解決"六四"問題，現在我們太理性了，再這樣下去，第二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不能解決，到我孫女這一代可能會解決，但對咱們這些人已毫無意義了，我們也就死不瞑目。（眾插話：共產黨怕不怕我們，怕我們什麼？他不怕我們上天安門，開輛大客車把我們裝走完事；他怕我們拿了菜刀去跟他拼嗎？也不怕，說不定還歡迎我們去拼呢，這樣他們可以把我們一網打盡。共產黨最怕的是我們的和平、理性，因為我們這樣可以爭取到更多人的同情、國際社會的同情，國際社會就會轉過來對他施加壓力，共產黨最怕的就是外國人施加政治壓力。你看是不是這個道理？）聽大家這麼一說，尹敏也覺得是這個理。
丁子霖：我也是很矛盾的，克制、克制，還是克制，還有個頭嗎？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世界的大趨勢，這個大趨勢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推廣普世價值，漸進地推進民主，實現和平的發展。中國也要適應這個大趨勢。我們每一個人也都不能例外。
難友高婕說話不多，她只是靜靜地聽著。聽大家爭論，她開口了：我們還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走，走得越穩當越好。我也不主張去同共產黨去拚命，一是我們沒有力量去拼，二是這樣做老百姓也不會支持。
丁子霖接著上面的話茬又說：樣板戲《紅燈記》中有一句唱詞："仇恨入心要發芽"。對於我們來說，同樣是"仇恨入心"，同樣要"發芽"，但是這個"芽"長出來的不應該是偏狹的報復心，而應該是尋求公平、正義的平常心。
她接著回憶了2001年難友們討論《天安門母親的話》這份聲明時情景。她說，當時我們也曾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討論。定稿會上也曾有過爭論，但最後還是通過了那份聲明。丁子霖念了這份聲明中的幾段話：
"今天，我們身上依然佈滿著纍纍傷痕，我們的步履依然是那樣的艱難；而且，在我們這個群體中，已有好幾位勇敢的母親離開了人世，倒在了尋求正義的路途上。然而，我們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們既然已經站起，就絕不再躺下。我們蒙受深重的苦難，但這苦難沉積在我們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報的偏狹與仇恨，而是對道義與責任的一種承擔。"
"作為群體中的一員，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盡相同，但我們作為母親，我們對自己的兒女、對所有孩子的愛，對和平、安寧的嚮往，對強權、暴行、殺戮的憎惡，對弱勢群體及受害者的同情，卻是相同的，因為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母親的天性。也許我們一無所有，......但我們擁有一個母親的愛。正是這種愛，使我們這些孤立的個體凝聚在一起並激勵我們走上尋求正義之路；也正是這種愛，使我們獲得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與自信，並促使我們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
"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儘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丁子霖說，這些話都發自我們的內心，是我們從血淋淋的現實中體悟到的歷史真諦。當時我們說這些話，僅僅是基於這樣一個強烈的信念，那就是：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再次遭到無辜的殺戮，不能讓其他母親遭受到我們曾經遭受過的苦難。今天，這些話仍然在我們的耳邊迴響。今天在座的，很多參加過6年前的那次定稿會，那是很值得我們懷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