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人們對那些喪盡天良的人，都習慣用「十惡不赦」來形容。曾幾時，中國以「激起民憤」等同「社會影響極壞」的代名詞，與「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同構成了其執法的依據。
既然，舉報縣委書記會「激起民憤」，可見稷山縣委書記李潤山是位好清官，是多麼深得民心。那他為什麼這樣怕民眾舉報？
一封《眾口責問李潤山》的匿名信，責令警方投入全力偵破，又是對舉報人關押提審，又是戴著手銬在「全縣幹部警示教育大會」上鬥爭示眾。還不肯罷休，從2006年4月27日到2007年4月2日，楊秦玉、南回榮兩人以「誹謗領導」罪判刑；2007年5月15日，薛志敬被以「誹謗領導」罪起訴到法院。三幹部因文獲罪，成為彭水「誹謗領導」案之後，中國社會輿論的又一焦點話題。
稷山縣法院是以「激起民憤」作為判決誹謗罪依據，稷山縣檢察院是以「激起民憤」作為起訴誹謗罪依據，稷山縣公安局是以「激起民憤」作為偵破誹謗案依據。以「激起民憤」為盾牌，讓我們看的是「官憤」，而不是「民憤」。
正是因為三名科級幹部，敢於舉報、反映該縣委書記的腐敗。結果，就憑縣委書記一句話，這些權力機關立即聞風而動。縣裡各個政法機關，從公安到檢察院直至法院，步調驚人一致：公安部門「高度重視」，僅10天就「破了案」；檢察院在「受害者縣委書記」不自訴情況下，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不僅不採納辯護人的意見，而在罪名認定上缺乏足夠的法理邏輯時，仍然「依」法進行了宣判。這一切讓人看到的是公檢法己經淪為權力的奴隸，是在互相配合聽命權力。
這一切哪裡有，在法律上的相互制衡和執法上的獨立性？這一切那裡有一絲一毫法治社會的影子？ 發生在中國大地上一連串的「誹謗領導」案，彷彿就像回到了中國封建帝王家天下的年代？！
重慶彭水縣教委幹部的秦中飛，用手機編首打油詩簡訊，諷刺縣委書記而被捕。在彭水縣委權貴的指令下，彭水縣動用了公安、國安、檢察等部門，秦中飛被公安、檢察以涉嫌「誹謗領導」罪刑事拘留、逮捕 ，送進看守所關了一個月多，此案株連近百人。
安徽五河縣教師李茂余和董國平，通過手機簡訊，針砭五河縣時弊的「順口溜」，表達對學校人事安排不滿。在五河縣委權貴的指令下，五河縣動用了公安、國安、監察局、人大常委會、縣教育局、電視臺等部門，公安警察搜家、通宵審訊，實施刑拘、降級、撤職，記大過處分，罰款500元。
福建莆田梧塘鎮黨委書記林國奮，向中央等有關部門舉報市委書記許開瑞、縣委書記鄭海雄的貪污腐敗等事實，附上反映其腐敗並廣為流傳的民謠順口溜，便成了特重大政治案件來查辦。市委書記許開瑞親自督辦，縣委書記鄭海雄導演指揮，政法委、國安局、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紀委等部門領導直接參與，並組建重案專案組。張開大網，查流傳的民謠順口溜團夥，查寫舉報信嫌疑人、查筆跡、查向北京通電話記錄；組織全市排查、盯梢、跟蹤、監聽電話等。最後逮捕了林國奮 ，以「對現實不滿，用民謠順口溜誹謗縣、市領導」，強加上「貪污、受賄、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判刑６年。當時搞刑訊逼供、涉案了株連很多人。
河北鳴鹿服裝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劉曉靈，向省委程維高書記舉報公司總經理吳硯田的違法違紀問題，結果吳硯田沒有受到查處，而劉曉靈反被政法部門治了個誣告陷害罪，判刑入獄4年。
河南舞鋼市呂淨一副鎮長，因揭露市委書記李長河的貪污受賄問題，被政法部門以「貪污罪」逮捕入獄，判刑1年。瀋陽市離休幹部周偉，因揭露大貪官慕緩新、馬向東的犯罪行為，反而被司法機關安了個罪名，送去勞教了700多天，其中5顆牙齒被「勞教」掉。河北省幹部郭光允因舉報省委書記程維高而被勞教八年。
上述發生在中國各地的「誹謗領導」案件事實，無非是發幾條簡訊，寫幾封舉報信，傳幾首民謠順口溜，諷刺和反映了黑暗與腐敗的現實。結果，遭到製造黑暗和腐敗的權貴以光明正大的名義，進行無情地報復。
出現這種顛倒黑白的地區，原因是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權大於法，地方上的一把手說了算所致。加上一些權力機關的「媚態」，起到推波助浪作用。在許多地區寧願得罪法，也不得罪權貴，才有「以權亂法」的現象。再者是缺乏有力的監督，互相監督的公、檢、法，變成幾乎沒有監督與制約，僅憑幾封舉報信，甚至幾句話，一個順口溜，就可以用涉嫌「誹謗罪」，把人關押進看守所，甚至判刑。在中國，莊嚴的法律成了權貴以售其姦的工具。問責機制形同虛設，這些負有司法律之責、頭頂國徽的公職人員，完全背棄了忠於法律乃為最高職責的理念，從客觀上成了許多「土皇帝」的家丁和幫凶、打手。
事實再三表明：所謂因舉報、反映腐敗，造成 「議論紛紛、人心惶惶」局面，更為確切地說，是民眾「議論紛紛」其官員的腐敗，是官員「人心惶惶」怕其腐敗曝光露底。
類似「激起民憤」論調，早就重複多少次了。記得，河北幹部郭光允檢舉省委書記程維高，被以「誹謗罪」押進看守所飽受折磨，歷經九死一生；莆田梧塘鎮書記林國奮舉報市、縣委書記貪污腐敗，以「對現實不滿，用民謠順口溜誹謗縣、市領導」，並強加上「貪污、受賄、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判刑６年；重慶彭水縣教委幹部的秦中飛，被以「誹謗罪」押進看守所飽受折磨五十多天；安徽五河縣教師李茂余和董國平，以「誹謗罪」搜家、通宵審訊，實施刑拘、降級、撤職，記大過處分，罰款；山西稷山縣楊秦玉、南回榮、薛志敬三幹部，以「誹謗罪」 判刑；海口張志堅揭發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權錢交易，被公安逮捕、檢察起訴。這些案件中的主角，都是以「誹謗領導」 罪，被當地政法機關拘捕、定罪。相似罪行都冠以「激起民憤」、「社會影響極壞」的詞語。好在河北的程維高、藥監局的鄭筱萸倒臺，莆田的許開瑞被中紀委劉麗英查處免職，鄭海雄棄職全家離莆等，以及全國報刊、網站、社會輿論一致聲援因舉報、反映腐敗被打擊迫害者，才讓全國民眾都知道，到底究竟是誰激起了民憤？！
黑格爾說過：「治人者自由，治於人者為奴。」這些自以為有自由處置權的治人者，知道權力來自上司，而不是老百姓，對上司為奴作僕、百般恭順，對下級平民有恃無恐、肆意欺壓。黑格爾的話證明了發生的事實：為什麼現在許多地方，真正 「激起民憤」的腐敗權貴，從來沒有見到過司法機關主動介入，辦理權貴案？相反，從中國法典尋找不到按「民憤」大小裁量罪責輕重，反而成為地方司法辦案的依據？
這是地方權貴和地方司法借「民」之名，來蠱惑社會輿論，來故意攪渾水？來躲避民眾監督？不要說「激起民憤」詞語，是不具有司法解釋意義，再加上延伸「社會影響極壞」層面，也不能作為定罪依據。恰恰暴露現行中國司法依附於權貴的現狀，最大弱點是不具有獨立性。地方上權貴死抱著「黨大於法」和「權大於法」的框框不放，反映地方司法「彈性執法」的社會現實。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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