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年西南聯大的教授中，聞一多和吳晗的命運特別耐人尋味。聞一多人們說得很多了，這裡我想說吳晗。
說到吳晗，人們自然會想到他與《海瑞罷官》的聯繫，想到他和「三家村」的命運。看過許多這方面的資料，深為他的悲慘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餘，我又常常往別處想，他的悲劇命運固然是時代造成的，但同時又是悲劇承受者個人的某些弱點，使悲劇成為這樣，而不是那樣。
我眼下正在做一個關於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課題，吳晗的命運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時我實在不明白，像吳晗這樣的讀書人，怎麼會一下子把自己的獨立性全部交出去，變成一個特殊的文人。在1957年的事件中，面對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輩，他過去的讀書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吳晗不像傅雷，雖然都是讀書人，都曾有過努力放棄過去來適應新環境的追求，但吳晗比傅雷走得遠，傅雷是絕望了，而吳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這是他更深的悲劇。
吳晗出身貧苦，在早年的讀書生活中，以自己的才華和勤奮，進入中國的最高學府。在他前半生的學者生涯中，影響他最深的是胡適。吳晗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曾給胡適寫信，希望得到他的指點。他因《胡應麟年譜》一稿，得到胡適的賞識，被推薦到清華讀書。後來又受胡適的啟發，專攻明史，終於卓有所成。胡適對青年吳晗的評價是：「功力判斷都不弱」，在給翁文灝（時任清華代理校長）和張子高（時任清華教務長）的轉學推薦信中，還說吳晗：「中國舊文學的根底很好。」以胡適當時的名望，對吳晗這樣的評價，確實是極高的。青年吳晗和他同時代許多人一樣，是走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路，1950年他在一份自傳中也說自己：「受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的思想影響都很大，……治學的方法，以至立場基本上是胡適的弟子。」（見蘇雙碧主編《吳晗自傳書信文集》）但吳晗在40年代初，思想開始變化。一個人的思想突然發生變化，有直接的現實原因，也有特殊的歷史機遇。吳晗是1909年生人，40年代初也不過30多歲，還在多變的年齡中。另外，在吳晗的思想變化中，當時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負責人華岡的影響也很重要。這一點，吳晗的變化和聞一多有點類似，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下，如果我們先不說他們兩人的個性，聞一多和吳晗的直接生活處境，在同時代大學教授中，是相對艱難的，這也是他們對現實比其他人更不滿的直接原因。具體到吳晗，他是工讀出身，用今天的話說，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華的，而是靠自己的才華，因已有的學術成就才進入的，這種情況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壓抑。還有就是吳晗是沒有留過洋的。當年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也是考慮到以吳晗這樣的資歷，在清華當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雲大當教授的，吳晗也很痛快地答應了。吳晗在他同時代的朋友中後來是介入政治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較大的，以學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長的，這在吳晗的朋友中幾乎沒有，雖然這並非他的願望，但一進入這樣的環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給周恩來、彭真寫信，要求回清華執教，但終於未能如願，只好下決心做行政工作。
蘇雙碧、王宏志在《吳晗傳》中說過：「從40年代開始，吳晗的許多著作是古為今用的。」這是吳晗悲劇的深層原因。作為歷史學家，吳晗在40年代的古為今用尚有可取處，因為他的古為今用，是自己從直接的現實生活中感受到一些東西，是自己真實的生活體驗，但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古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絕境。吳晗和《海瑞罷官》的關係，就這樣開始了。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會議。有一次毛澤東看湘劇《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瑞。毛要找幾個歷史學家寫寫海瑞的文章，胡喬木將毛澤東的這個意思給吳晗講了，吳晗很快就寫成了《海瑞罵皇帝》。毛澤東4月有寫寫海瑞的意思，吳晗6月16日就在《人民日報》上發了這篇文章，緊接著又寫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論海瑞》直到《海瑞罷官》。《論海瑞》一文的開頭就由「生死牌」說起。
吳晗是一介書生，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他的獨立性沒有了。吳晗寫海瑞，固然與他的專業有關，但似乎也犯不上為寫而寫，一個讀書人，如果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吳晗的失誤，在於他太迷信了，太聽話了，他要按別人的意圖寫，把自己的獨立性丟了。廬山會議之後，吳晗把自己這篇《論海瑞》的文章送給一位參加會議的領導看，這位領導把毛澤東說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給吳晗說了。吳晗在發表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結果吳晗還是沒能逃出那場悲劇。
作為正直的知識份子，吳晗有過失誤，有過政治迷失，但良心還在。50年代批胡適的時候，多少胡適留在大陸的朋友都寫了文章，而吳晗沒有，這亦難得。吳晗是有才華的明史專家，但由於失去了獨立性（且不論這獨立性是怎樣失去的），最終釀成了悲劇。吳晗是令人尊敬的學者，但我們越是尊敬他，越覺得應從他的悲劇中吸取點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