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27 05:01:06作者：
最近兩年以來，胡溫新政的提法不絕於耳，對異議人士、法輪功學員、家庭基督教會成員以及遍佈社會的上訪民眾的強力鎮壓卻不絕於眼。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政府的這種表現，也可以說是一種「末日綜合症」的表現，任何極權體制到了後期，都有類似的症狀。
許多歷史研究者，常常對比中國和歐洲的區別，其中一個常令人疑惑的問題是，歷史上中國多改朝換代，而歐洲的「國家」卻比較穩定。統一的中國規模往往比歐洲大得多，而管理模式也非常不同。中國歷史上常見的情況是，王朝早期官吏數目小，皇權權威大，社會階層簡單，而上下交往頻繁；但到了末期，官吏數目龐大，機構非常複雜，社會階層分化嚴重，上下阻隔非常明顯。
但最明顯的情況是，中國王朝末期皇權雖在，但卻已經大大被削弱。在許多朝代末期，與其說是皇帝專制，不如說是官僚體制專制，皇帝的意旨被逐層轉變削減，最後難以執行下去，以至頭腦和肢體不協，體神分離。
事實上，這正是目前中國最顯著的特徵，用大陸民間的話講「政令難出中南海」。以目前中國的現狀，與其說是中共政治局在控制體制，不如說是整個中共官僚體制在控制政治局，任何所謂「新政」的實施都必須經過整個官僚體系的認同。
毛澤東在掀起「文化大革命」之前，面對當時的官僚體系有很強的無力感，他自稱要打倒官僚主義，我們認為他說的是真心話，只不過毛對自己的能力估計過高，而對人性的弱點估計過低。
胡溫可能真心地想要為普通國人帶來真實的好處，但我們不認為他們有魄力和有能力突破現存官僚體制的制約，這是我們不能對他們的「新政」持有幻想的原因。
現代中國的混亂不僅僅是共產黨造成的，但共產黨無疑要負上主要的責任。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整體社會基本價值觀混亂，在物權法的爭論中，這種混亂表現得極為突出。實際上針對任何一個大的社會問題，中國人都可以抬出多種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論來進行爭論，討論的原則相差萬里，而朝向的目標也南轅北轍。
中共自己不停蹂躪自己訂立的憲法和其他法律，不停地轉變自己的立場和各種原則，使得這個國家已缺少了全社會討論重大問題的共同的邏輯出發點。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中共所說所為不足為之信，故而難以與之謀。在缺乏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所有的「對話」都無法進行。
末世可以嘎然結束，也可以苟延頗長時間。問題是，當已經聞到了暴風雨味道的時候，還要在地上游蕩嗎？其實答案並不複雜
許多歷史研究者，常常對比中國和歐洲的區別，其中一個常令人疑惑的問題是，歷史上中國多改朝換代，而歐洲的「國家」卻比較穩定。統一的中國規模往往比歐洲大得多，而管理模式也非常不同。中國歷史上常見的情況是，王朝早期官吏數目小，皇權權威大，社會階層簡單，而上下交往頻繁；但到了末期，官吏數目龐大，機構非常複雜，社會階層分化嚴重，上下阻隔非常明顯。
但最明顯的情況是，中國王朝末期皇權雖在，但卻已經大大被削弱。在許多朝代末期，與其說是皇帝專制，不如說是官僚體制專制，皇帝的意旨被逐層轉變削減，最後難以執行下去，以至頭腦和肢體不協，體神分離。
事實上，這正是目前中國最顯著的特徵，用大陸民間的話講「政令難出中南海」。以目前中國的現狀，與其說是中共政治局在控制體制，不如說是整個中共官僚體制在控制政治局，任何所謂「新政」的實施都必須經過整個官僚體系的認同。
毛澤東在掀起「文化大革命」之前，面對當時的官僚體系有很強的無力感，他自稱要打倒官僚主義，我們認為他說的是真心話，只不過毛對自己的能力估計過高，而對人性的弱點估計過低。
胡溫可能真心地想要為普通國人帶來真實的好處，但我們不認為他們有魄力和有能力突破現存官僚體制的制約，這是我們不能對他們的「新政」持有幻想的原因。
現代中國的混亂不僅僅是共產黨造成的，但共產黨無疑要負上主要的責任。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整體社會基本價值觀混亂，在物權法的爭論中，這種混亂表現得極為突出。實際上針對任何一個大的社會問題，中國人都可以抬出多種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論來進行爭論，討論的原則相差萬里，而朝向的目標也南轅北轍。
中共自己不停蹂躪自己訂立的憲法和其他法律，不停地轉變自己的立場和各種原則，使得這個國家已缺少了全社會討論重大問題的共同的邏輯出發點。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中共所說所為不足為之信，故而難以與之謀。在缺乏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所有的「對話」都無法進行。
末世可以嘎然結束，也可以苟延頗長時間。問題是，當已經聞到了暴風雨味道的時候，還要在地上游蕩嗎？其實答案並不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