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16 10:08:58作者：曾節明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對康 有為發起和主導戊戌變法運動，後人褒讚的多，貶責的少；然而，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頑固反對革命，力主君主立憲制的言行，使得他自己被上個世紀中國的 主流史家--國、共兩黨的史家共同釘在「歷史的恥辱住上」，令人尷尬和痛苦的是，在隨後的一百年裡，歷史卻以最慘痛的方式證明了康有為的正確性。
許多中國人以為：歷史不能假設，這其實是一種謬見。歷史可以假設，但歷史不能改寫；如果歷史不能假設，那麼歷史問題就沒有探索和思辨的空間。
如 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就不會出現民國初年那種軍閥割據混戰的的局面；蘇俄將沒有機會和條件扶持中國的叛亂勢力在中國各地煽動暴亂，沒有像孫 中山國民黨那樣的武裝割據勢力以供寄生，中共即使產生了也不能坐大，更沒有武力奪權的條件；沒有暴亂的條件和中共的坐大，像毛澤東這樣的富於天才的梟雄黑 道人物就沒有機會禍亂中國；如果當年中國沒有軍閥割據混戰和國共內戰的亂局，日本也不敢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
如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 道路，中國的憲政體制在幾十年當中早已經成熟和完善，一如當今的日本體制。憲政體制本身就是最好的國民的啟蒙老師，如果憲政體制在中國得以確立幾十年，今 天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今天的中國大陸根本就不存在那種主要由中共專制統治造成、又別有用心強調的國民「素質低下」問題；也用不著經 受國民黨實施的軍政、訓政、憲政的過渡。
如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今天的中國社會早就是一個私權受到充分保障的社會，中國決不會出現 今天重又出臺六十年前的舊法的怪現象--中共當年撕毀中華民國的民法後，倒行逆施、大肆搶劫破壞，今天發覺無路可走了，又遮遮掩掩、煞有介事地部分恢復六 十年前中國就有的保護私產法。
如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中國社會文化決不會遭受馬列毛無神論暴力共產歪理邪說的戕害；也不會遭受當今 的鄧江胡修正主義官僚資本黨-- 金錢拜物邪教「以經濟為中心」、「一切向錢看」的新歪理邪說的二重荼毒，如是，中國社會決不會像今天禮崩樂壞、歪風橫行、陋俗氾濫、犯罪猖獗、生態毀 壞...中國社會早已像今天的日本社會一樣，是一個民風純正、道德優良、習俗健康、秩序井然的和諧社會，決不會出現象今天這樣的極其噁心的作秀獻醜醜戲： 在今天中國人心世風大壞、社會極不和諧的當頭，胡錦濤這個專制獨裁者不僅表現出沒有半點緩解問題的誠意，還要跳出來自欺欺人地扭秧歌、唱花腔，高唱「和諧 社會」、「八榮八恥」，變著戲法粉飾「太平盛世」。
如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今天的中國必然是一個自由、發達、繁榮、穩定的大國，一 如今天的日本，不會有軍閥混戰，不會有國共內戰，不會有「土改」、「鎮反」、「大躍進」；不會有「文革」、「嚴打」、「六四」、鎮壓法輪功、野蠻的計畫生 育和貪暴冷酷的強拆征地，中國不會走大半個世紀的彎路，更不會冤死上億人！
許多人認為：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當年不可能走上君主立憲制的道路。這種 觀點貌似公允，其實大謬不然，因為歷史的結局很不確定的，是多種偶然因素的綜合結果，結局的既成事實性並不能證明結局的唯一性。比如，二月革命後的俄國至 少存在著兩條道路選擇：憲政民主道路和共產蘇維埃道路，俄國當時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條件還好於走共產蘇維埃道路的條件，而且事實上俄國已經成立了走憲政民主 道路的臨時政府，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一幫人一度窮途末路，只是臨時政府總統克倫斯基的政治才幹遠遜於列寧，而且他也不夠狡猾，他在關鍵時候犯下了一系 列嚴重的決策失誤，才使列寧得到機會反敗為勝。當年俄國差一點就走上了憲政的道路而避免了共產主義的大彎路，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勝利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 的。
歷史上中國差一點就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如果當年滿清政權早一點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如果載灃不批准盛宣懷提出的愚蠢的鐵路國有化政策，四川保路運動就不會爆發，武昌新軍也就沒有機會起義成功；如果革命黨勢力不那麼急於推翻帝制，中國必然走上君主立憲制的道路。
歷 史，好像總在肆意玩弄中國人：一百年前，康有為就認識到中國必須實行君主立憲制這一真理。當年康有為眼見革命風起雲湧，清廷遲緩的立憲改良很快就要被革命 風暴吞沒，苦口婆心地大聲疾呼：舊俗俱在，公理未明，只可立憲，不可革命！（康有為《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康有為的苦心換來的的卻是一片嘲笑和辱罵，還 有無邊的沉默。
當年，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深懷對滿清種族滅絕、民族壓迫歷史罪行的仇恨，深懷對滿清愚昧野蠻腐朽統治的絕望，他們全身燃 燒著報仇雪恨的民族激情，心中憧憬著美國式共和國的壯闊藍圖，從而根本聽不進康老夫子的忠告。孫中山記住了愛新覺羅家族的罪行，卻忘記漢族的一句古訓： 「解鈴還須繫鈴人」。孫中山先生不明白：以最小的代價把中國推上憲政的道路，就是滿清皇室對其歷史罪行的最好的償還。
滿清皇帝倒了，中國的天卻沒能光明多久，轉瞬就籠罩在自相殘殺的彤雲當中。中國人推翻了一個皇帝，卻付出了上億人生命的代價，得到了今天這樣一種結局。
一 百年後的今天，在激情和狂熱徹底湮滅消散後的冷靜和仔細當中，人們無比尷尬地發覺：原來今天遲遲出臺不了的新聞法，滿清在1907年就已經頒布了（《大清 報律》）；原來當今的中共國憲法，還不如一百年前清廷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來的進步；原來載灃於1911年十一月已經頒行的《重大信條十九條》，現在在 中共統治下反而成了虛無縹緲、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究竟是為什麼？為什麼...我想，任何富於良知的有識之士，面對無比尷尬的現實，在回想中國渾噩如夢的百年近代史時，都會禁不住久久地叩問蒼天！
一百年來的沈重歷史已經完全證明了康有為的正確性，這是中華民族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得到的學習成果，我們要為康有為正名，在這繼清末以後又一個中國命運的大轉折時期的來臨之際，我們要高度重視康有為的思想遺產。
今天肯定康有為，決不是要放棄革命手段。由於中共政權與晚清政權的本質區別，以革命推翻中共政權與康有為的思想並不矛盾；如果中共死不悔改、負隅頑抗、拒絕交出權力，以革命的手段將其徹底消滅就毫不為過！
肯定康有為，不是要模仿他當年扶清立憲的做法，去擁戴中共黨主立憲，而是要借鑒康有為的思想，在中共專制瓦解後採取符合中國國情，能夠確保長治久安的憲政政體。
今 天仿效康有為扶清立憲的做法去擁戴中共立憲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共政權和晚清政權有著本質的區別：當今中共政權仍然與毛澤東時代別無二致，它是一種完全根據 極權的需要精心設置的政權，因此中共政權與憲政是水火不相容的關係，這種政權無法改良。前蘇聯、東歐的實踐證明：一旦去除共產黨政權的專制性，共產黨就會 丟失政權。這就是今天的中共拼老命也要抓住權力不放鬆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晚清政權和憲政卻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關係，在入關征服中國之初，滿清政權雖然帶 有強烈的外族征服政權的性質，但到了晚清，它已經徹底漢化，基本上成為一個傳統的中國王朝，傳統的中國王朝政權雖然也常有專制暴政，它卻不是根據極權的需 要而設置的，它的控制力遠較共產政權為鬆散，傳統的中國王朝政權既無能阻止自由化，也與自由民主不是勢不兩立的對抗關係，因此，它能夠和憲政並存。日本、 泰國、英國和北歐國家的例子證明：傳統的王朝政權完全可以通過改良而實現憲政。
許多民運人士至今全盤否定康有為，這是因為他們對君主制有一種根深 蒂固的的誤解，他們認為君主制都是「封建」的、反動的、落後的、不民主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很大的謬見。因為民主--多數人說了算，不等於憲政，民主只是制 約權力的手段之一，自由才是目的，要保障自由，需要權力制衡，包括對民主的制約。俗話說： 「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多數人實際上比少數人更可能犯錯誤，不受制約的純粹民主，必然產生多數人的專制暴政，比如雅典後期的民主暴政、法國大革命時期 的雅歌賓派專政、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純粹的民主體制其邪惡並不在獨裁專制之下，只有憲政民主體制才能保障自由，而一個政治體制能否成為憲政的關鍵是 權力是否受到制約，而不在於是多數人統治還是少數人統治。
純粹的君主制--比如中國歷朝歷代的帝制，由於君主的權利不受制約，容易演變為暴君政治；君主立憲制雖然也是君主制，但是因為君主的權力受憲法約束，又受到議會、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制衡，從而不可能形成專制權力。
事 實上，實踐已經證明，虛君立憲制（含君主立憲制和虛位元首制）要比總統制民主政體更容易建成穩固的憲政：韓國、臺灣、菲律賓和亞洲、非洲、拉美許多國家效 仿美國的總統制政體，歷經了很大的波折，臺灣、菲律賓至今改變不了動盪的政局，伊拉克新民主政權四年多來連基本的社會秩序都未能維繫，至今仍是恐怖爆炸遍 地...就連的法、德諸國，在徹底推翻君主制後，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波折：法國在大革命之後歷經百年動盪；德國則在推翻德皇之後陷入黨爭亂象，為希特勒所 乘，再次蒙受世界大戰的災難和戰敗的屈辱，後來法國採取了有別於美國政體，類似於實權君主立憲制的總統--總理二元制政體；德國則採用了類似於虛君君主立 憲制的虛位元首制，這兩個歐洲大國才繁榮穩定至今。而英國、北歐諸國、日本、泰國因為保留了君主制，避免了許多波折和彎路。泰國雖然去年罕見的發生了一次 反對泰國總理的軍事政變，但卻沒有死一個人，做到了政府權力的不留血轉移，社會秩序也安好無恙，泰國國王在政變中起到了維繫人心、穩定社會的關鍵作用， 這，在非君主制的國家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格化、固定化國家象徵的民主政體，如美國式的總統制，雖然能夠充分地反映民意，但是比起虛君立憲體制，也包含著多數人暴政的危險。
沒 有人格化、固定化國家象徵的民主政體，國魂無系，只有更倚重於民意，過分倚重於民意，就容易受制於民意。民意就是大多數人的意見，由於國家治理的諸多事務 與民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一個合法的政權的在進行統治時，不能夠無視民意，否則就會變為少數人利益凌駕於多數人利益之上的寡頭專制暴政。但是，一個政 權如果完全被民意牽制，也容易異變為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暴政，因為民意遠非「天然合理」。
因為人的天性上的弱點，每一個人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 誤，民眾中佔絕大多數的是普通人，他們的理性和素養都遠遜於少數精英，因此普通民眾比精英充斥著更大的缺陷和謬誤，因此大多數人的決定不僅不比少數人的決 定來的正確，反而往往比少數人的決定更加偏頗和錯誤。比如，在美國的和歐洲國家，具有強烈排外傾向的並不是上流階層，而是勞工階層和下層民眾；義大利的黑 手黨、俄國的光頭黨、德國的新納粹都是在下層民眾中最有市場；德國統一後，新納粹勢力之所以迅速膨脹，是因為前東德龐大的窮人群體為其瘋長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由於絕大多數民眾的平庸，使得他們的弱點容易被姦邪的政客野心家利用，這些人，如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寧、毛澤東等，非常擅長煽動民眾的狂熱，以 逞就自己的個人野心。總而言之，因為人性都是自私的，所以，如果任由大多數人說了算，就會必然作出損害少數人正當權利的決策，即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迫，這 就是專制的開端。
今天有許多中國人仍視為了多數利益損害少數人的利益行為為理所當然，卻不知道這是一種無視自己權利的愚蠢觀念，因為如果沒有對不 同人群的權利、對每個人的權利的平等保護，人權保障就成為空談，每個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正如文革中林彪私下對毛澤東整肅運動的指斥：「今天一小撮，明天 一小撮，後天就是一大片 ...」共產革命就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極端例子。另外，「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很容易被姦邪政客用作胡作非為的藉口，毛澤東的倒行逆施，哪一次不是打著 為了多數人的利益的大旗？
總而言之，純粹的民意是靠不住的，也是危險的。
過分地倚重民意，就是傾向於純粹民主，對於純粹民主的危險，美國憲政思想家卡爾霍恩深刻地指出：
「…… 正是這種消極的權力，即阻止或牽制政府行動的權力--不管對它可以如何稱呼，否決、提出異議、拒絕執行、制約或權力平衡--事實上構成了憲政。 ……消極權力創造憲法，而積極權力創造政府。……必然的結論是：哪裡數量上的多數獨佔政府，那裡就沒有憲政，因為憲政意味著界限或限制；……因此，數量上 的多數如果不與共存的多數相結合，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會改化成專制政體。」
由過分倚重民意的弊端可以看到：一個更加優良的憲政政權既應該受民意的 影響，又能夠和民意保持一定的距離。虛君政體由於設有一個中立化的固定的人格化國家象徵，作為政權的精神領袖和靈魂人物，能夠起到維繫一個國家的各利益集 團的樞紐和各個階層利益的協調人的作用，這種穩固的人格化國家象徵，就像一堵不偏不倚的、厚實的牆，阻擋著民意的氾濫、也阻擋著政權內任何一個強勢團體的 咄咄逼人，從而非常有利於權力的權衡和政權的穩定。這，是無君民主政體無法做到的。
中國社會至今仍然是一個儒家傳統的社會。儒家傳統的社會是一種 非宗教化的社會，而且帶有濃厚的人治的性質和宗法的性質，在儒家傳統社會的影響下，民眾更看重政治人物的權威而不是法律的權威。臺灣社會就是這樣的社會， 這種社會，一旦統治者因為醜聞曝光而權威掃地，又沒有別的有權威的政治人物出來穩定局勢，民眾就因為失去權威人物的精神粘合作用和懾服作用，而變成充斥著 逆反心理、肆意妄為的亂民，甚至暴民。中國社會的這種特點已經為民國的歷史所證明，現在又為現今臺灣的亂象所證明，這些都表明：中國社會（包括臺灣社會） 是一種必須擁有人格化、固定化的權威，才能夠維持穩定和長治久安的社會，中國必須有一個固定的民族、國家的人格化象徵，才能夠達成既自由，又發達、繁榮、 穩定的最佳效果。
綜上所述，最適合中國的道路不是美國式的總統制道路，而是一條虛君憲政的道路。一百年來的血淚證明了康有為先生不僅是正確的，而 且是中國近代最有遠見的政治思想家，一百年前，康有為先生是對的，因為當時的中國人「習慣有個皇帝 」，對於美國式的總統制共和國卻很難理解，不藉助君主制，中國人很難明白憲政的含義，一百年前中國最適宜走虛君立憲的道路；一百年後的今天，康有為先生仍 然是正確的：今天的中國人仍然習慣有個皇帝（「主席」），對於美國式的總統制共和國充滿了謬見，不藉助虛君（「主席」）立憲制度，中國人很難明白自由民主 的含義，一百年後的中國最適宜走的道路仍然是虛君立憲的道路。
當然，今天的中國不可能再恢復君主立憲制，因為歷經辛亥革命和共產革命，中國王朝帝統已被徹底摧毀。我以為，今天肯定康有為的思想，不是要生搬硬套地復辟君主制，而是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借鑒外國的經驗，創生出新形勢的虛君憲政制度。
今天對於中國來說，不幸之中的萬幸是：探索新路以不用摸著石頭過河，我們有現成的範例--德國的虛位元首制可供借鑒，這樣的借鑒決沒有像民國初年探索共和道路那樣困難，因為比起美國，德國的國情與中國接近得多。
曾節明 星期三 2007年4月4日下午 5:26:41（星期四 2007年4月5日下午 6:06:19第一次修改）
許多中國人以為：歷史不能假設，這其實是一種謬見。歷史可以假設，但歷史不能改寫；如果歷史不能假設，那麼歷史問題就沒有探索和思辨的空間。
如 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就不會出現民國初年那種軍閥割據混戰的的局面；蘇俄將沒有機會和條件扶持中國的叛亂勢力在中國各地煽動暴亂，沒有像孫 中山國民黨那樣的武裝割據勢力以供寄生，中共即使產生了也不能坐大，更沒有武力奪權的條件；沒有暴亂的條件和中共的坐大，像毛澤東這樣的富於天才的梟雄黑 道人物就沒有機會禍亂中國；如果當年中國沒有軍閥割據混戰和國共內戰的亂局，日本也不敢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
如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 道路，中國的憲政體制在幾十年當中早已經成熟和完善，一如當今的日本體制。憲政體制本身就是最好的國民的啟蒙老師，如果憲政體制在中國得以確立幾十年，今 天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今天的中國大陸根本就不存在那種主要由中共專制統治造成、又別有用心強調的國民「素質低下」問題；也用不著經 受國民黨實施的軍政、訓政、憲政的過渡。
如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今天的中國社會早就是一個私權受到充分保障的社會，中國決不會出現 今天重又出臺六十年前的舊法的怪現象--中共當年撕毀中華民國的民法後，倒行逆施、大肆搶劫破壞，今天發覺無路可走了，又遮遮掩掩、煞有介事地部分恢復六 十年前中國就有的保護私產法。
如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中國社會文化決不會遭受馬列毛無神論暴力共產歪理邪說的戕害；也不會遭受當今 的鄧江胡修正主義官僚資本黨-- 金錢拜物邪教「以經濟為中心」、「一切向錢看」的新歪理邪說的二重荼毒，如是，中國社會決不會像今天禮崩樂壞、歪風橫行、陋俗氾濫、犯罪猖獗、生態毀 壞...中國社會早已像今天的日本社會一樣，是一個民風純正、道德優良、習俗健康、秩序井然的和諧社會，決不會出現象今天這樣的極其噁心的作秀獻醜醜戲： 在今天中國人心世風大壞、社會極不和諧的當頭，胡錦濤這個專制獨裁者不僅表現出沒有半點緩解問題的誠意，還要跳出來自欺欺人地扭秧歌、唱花腔，高唱「和諧 社會」、「八榮八恥」，變著戲法粉飾「太平盛世」。
如果當年中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今天的中國必然是一個自由、發達、繁榮、穩定的大國，一 如今天的日本，不會有軍閥混戰，不會有國共內戰，不會有「土改」、「鎮反」、「大躍進」；不會有「文革」、「嚴打」、「六四」、鎮壓法輪功、野蠻的計畫生 育和貪暴冷酷的強拆征地，中國不會走大半個世紀的彎路，更不會冤死上億人！
許多人認為：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當年不可能走上君主立憲制的道路。這種 觀點貌似公允，其實大謬不然，因為歷史的結局很不確定的，是多種偶然因素的綜合結果，結局的既成事實性並不能證明結局的唯一性。比如，二月革命後的俄國至 少存在著兩條道路選擇：憲政民主道路和共產蘇維埃道路，俄國當時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條件還好於走共產蘇維埃道路的條件，而且事實上俄國已經成立了走憲政民主 道路的臨時政府，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一幫人一度窮途末路，只是臨時政府總統克倫斯基的政治才幹遠遜於列寧，而且他也不夠狡猾，他在關鍵時候犯下了一系 列嚴重的決策失誤，才使列寧得到機會反敗為勝。當年俄國差一點就走上了憲政的道路而避免了共產主義的大彎路，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勝利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 的。
歷史上中國差一點就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如果當年滿清政權早一點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如果載灃不批准盛宣懷提出的愚蠢的鐵路國有化政策，四川保路運動就不會爆發，武昌新軍也就沒有機會起義成功；如果革命黨勢力不那麼急於推翻帝制，中國必然走上君主立憲制的道路。
歷 史，好像總在肆意玩弄中國人：一百年前，康有為就認識到中國必須實行君主立憲制這一真理。當年康有為眼見革命風起雲湧，清廷遲緩的立憲改良很快就要被革命 風暴吞沒，苦口婆心地大聲疾呼：舊俗俱在，公理未明，只可立憲，不可革命！（康有為《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康有為的苦心換來的的卻是一片嘲笑和辱罵，還 有無邊的沉默。
當年，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深懷對滿清種族滅絕、民族壓迫歷史罪行的仇恨，深懷對滿清愚昧野蠻腐朽統治的絕望，他們全身燃 燒著報仇雪恨的民族激情，心中憧憬著美國式共和國的壯闊藍圖，從而根本聽不進康老夫子的忠告。孫中山記住了愛新覺羅家族的罪行，卻忘記漢族的一句古訓： 「解鈴還須繫鈴人」。孫中山先生不明白：以最小的代價把中國推上憲政的道路，就是滿清皇室對其歷史罪行的最好的償還。
滿清皇帝倒了，中國的天卻沒能光明多久，轉瞬就籠罩在自相殘殺的彤雲當中。中國人推翻了一個皇帝，卻付出了上億人生命的代價，得到了今天這樣一種結局。
一 百年後的今天，在激情和狂熱徹底湮滅消散後的冷靜和仔細當中，人們無比尷尬地發覺：原來今天遲遲出臺不了的新聞法，滿清在1907年就已經頒布了（《大清 報律》）；原來當今的中共國憲法，還不如一百年前清廷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來的進步；原來載灃於1911年十一月已經頒行的《重大信條十九條》，現在在 中共統治下反而成了虛無縹緲、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究竟是為什麼？為什麼...我想，任何富於良知的有識之士，面對無比尷尬的現實，在回想中國渾噩如夢的百年近代史時，都會禁不住久久地叩問蒼天！
一百年來的沈重歷史已經完全證明了康有為的正確性，這是中華民族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得到的學習成果，我們要為康有為正名，在這繼清末以後又一個中國命運的大轉折時期的來臨之際，我們要高度重視康有為的思想遺產。
今天肯定康有為，決不是要放棄革命手段。由於中共政權與晚清政權的本質區別，以革命推翻中共政權與康有為的思想並不矛盾；如果中共死不悔改、負隅頑抗、拒絕交出權力，以革命的手段將其徹底消滅就毫不為過！
肯定康有為，不是要模仿他當年扶清立憲的做法，去擁戴中共黨主立憲，而是要借鑒康有為的思想，在中共專制瓦解後採取符合中國國情，能夠確保長治久安的憲政政體。
今 天仿效康有為扶清立憲的做法去擁戴中共立憲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共政權和晚清政權有著本質的區別：當今中共政權仍然與毛澤東時代別無二致，它是一種完全根據 極權的需要精心設置的政權，因此中共政權與憲政是水火不相容的關係，這種政權無法改良。前蘇聯、東歐的實踐證明：一旦去除共產黨政權的專制性，共產黨就會 丟失政權。這就是今天的中共拼老命也要抓住權力不放鬆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晚清政權和憲政卻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關係，在入關征服中國之初，滿清政權雖然帶 有強烈的外族征服政權的性質，但到了晚清，它已經徹底漢化，基本上成為一個傳統的中國王朝，傳統的中國王朝政權雖然也常有專制暴政，它卻不是根據極權的需 要而設置的，它的控制力遠較共產政權為鬆散，傳統的中國王朝政權既無能阻止自由化，也與自由民主不是勢不兩立的對抗關係，因此，它能夠和憲政並存。日本、 泰國、英國和北歐國家的例子證明：傳統的王朝政權完全可以通過改良而實現憲政。
許多民運人士至今全盤否定康有為，這是因為他們對君主制有一種根深 蒂固的的誤解，他們認為君主制都是「封建」的、反動的、落後的、不民主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很大的謬見。因為民主--多數人說了算，不等於憲政，民主只是制 約權力的手段之一，自由才是目的，要保障自由，需要權力制衡，包括對民主的制約。俗話說： 「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多數人實際上比少數人更可能犯錯誤，不受制約的純粹民主，必然產生多數人的專制暴政，比如雅典後期的民主暴政、法國大革命時期 的雅歌賓派專政、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純粹的民主體制其邪惡並不在獨裁專制之下，只有憲政民主體制才能保障自由，而一個政治體制能否成為憲政的關鍵是 權力是否受到制約，而不在於是多數人統治還是少數人統治。
純粹的君主制--比如中國歷朝歷代的帝制，由於君主的權利不受制約，容易演變為暴君政治；君主立憲制雖然也是君主制，但是因為君主的權力受憲法約束，又受到議會、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制衡，從而不可能形成專制權力。
事 實上，實踐已經證明，虛君立憲制（含君主立憲制和虛位元首制）要比總統制民主政體更容易建成穩固的憲政：韓國、臺灣、菲律賓和亞洲、非洲、拉美許多國家效 仿美國的總統制政體，歷經了很大的波折，臺灣、菲律賓至今改變不了動盪的政局，伊拉克新民主政權四年多來連基本的社會秩序都未能維繫，至今仍是恐怖爆炸遍 地...就連的法、德諸國，在徹底推翻君主制後，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波折：法國在大革命之後歷經百年動盪；德國則在推翻德皇之後陷入黨爭亂象，為希特勒所 乘，再次蒙受世界大戰的災難和戰敗的屈辱，後來法國採取了有別於美國政體，類似於實權君主立憲制的總統--總理二元制政體；德國則採用了類似於虛君君主立 憲制的虛位元首制，這兩個歐洲大國才繁榮穩定至今。而英國、北歐諸國、日本、泰國因為保留了君主制，避免了許多波折和彎路。泰國雖然去年罕見的發生了一次 反對泰國總理的軍事政變，但卻沒有死一個人，做到了政府權力的不留血轉移，社會秩序也安好無恙，泰國國王在政變中起到了維繫人心、穩定社會的關鍵作用， 這，在非君主制的國家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格化、固定化國家象徵的民主政體，如美國式的總統制，雖然能夠充分地反映民意，但是比起虛君立憲體制，也包含著多數人暴政的危險。
沒 有人格化、固定化國家象徵的民主政體，國魂無系，只有更倚重於民意，過分倚重於民意，就容易受制於民意。民意就是大多數人的意見，由於國家治理的諸多事務 與民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一個合法的政權的在進行統治時，不能夠無視民意，否則就會變為少數人利益凌駕於多數人利益之上的寡頭專制暴政。但是，一個政 權如果完全被民意牽制，也容易異變為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暴政，因為民意遠非「天然合理」。
因為人的天性上的弱點，每一個人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 誤，民眾中佔絕大多數的是普通人，他們的理性和素養都遠遜於少數精英，因此普通民眾比精英充斥著更大的缺陷和謬誤，因此大多數人的決定不僅不比少數人的決 定來的正確，反而往往比少數人的決定更加偏頗和錯誤。比如，在美國的和歐洲國家，具有強烈排外傾向的並不是上流階層，而是勞工階層和下層民眾；義大利的黑 手黨、俄國的光頭黨、德國的新納粹都是在下層民眾中最有市場；德國統一後，新納粹勢力之所以迅速膨脹，是因為前東德龐大的窮人群體為其瘋長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由於絕大多數民眾的平庸，使得他們的弱點容易被姦邪的政客野心家利用，這些人，如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寧、毛澤東等，非常擅長煽動民眾的狂熱，以 逞就自己的個人野心。總而言之，因為人性都是自私的，所以，如果任由大多數人說了算，就會必然作出損害少數人正當權利的決策，即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迫，這 就是專制的開端。
今天有許多中國人仍視為了多數利益損害少數人的利益行為為理所當然，卻不知道這是一種無視自己權利的愚蠢觀念，因為如果沒有對不 同人群的權利、對每個人的權利的平等保護，人權保障就成為空談，每個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正如文革中林彪私下對毛澤東整肅運動的指斥：「今天一小撮，明天 一小撮，後天就是一大片 ...」共產革命就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極端例子。另外，「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很容易被姦邪政客用作胡作非為的藉口，毛澤東的倒行逆施，哪一次不是打著 為了多數人的利益的大旗？
總而言之，純粹的民意是靠不住的，也是危險的。
過分地倚重民意，就是傾向於純粹民主，對於純粹民主的危險，美國憲政思想家卡爾霍恩深刻地指出：
「…… 正是這種消極的權力，即阻止或牽制政府行動的權力--不管對它可以如何稱呼，否決、提出異議、拒絕執行、制約或權力平衡--事實上構成了憲政。 ……消極權力創造憲法，而積極權力創造政府。……必然的結論是：哪裡數量上的多數獨佔政府，那裡就沒有憲政，因為憲政意味著界限或限制；……因此，數量上 的多數如果不與共存的多數相結合，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會改化成專制政體。」
由過分倚重民意的弊端可以看到：一個更加優良的憲政政權既應該受民意的 影響，又能夠和民意保持一定的距離。虛君政體由於設有一個中立化的固定的人格化國家象徵，作為政權的精神領袖和靈魂人物，能夠起到維繫一個國家的各利益集 團的樞紐和各個階層利益的協調人的作用，這種穩固的人格化國家象徵，就像一堵不偏不倚的、厚實的牆，阻擋著民意的氾濫、也阻擋著政權內任何一個強勢團體的 咄咄逼人，從而非常有利於權力的權衡和政權的穩定。這，是無君民主政體無法做到的。
中國社會至今仍然是一個儒家傳統的社會。儒家傳統的社會是一種 非宗教化的社會，而且帶有濃厚的人治的性質和宗法的性質，在儒家傳統社會的影響下，民眾更看重政治人物的權威而不是法律的權威。臺灣社會就是這樣的社會， 這種社會，一旦統治者因為醜聞曝光而權威掃地，又沒有別的有權威的政治人物出來穩定局勢，民眾就因為失去權威人物的精神粘合作用和懾服作用，而變成充斥著 逆反心理、肆意妄為的亂民，甚至暴民。中國社會的這種特點已經為民國的歷史所證明，現在又為現今臺灣的亂象所證明，這些都表明：中國社會（包括臺灣社會） 是一種必須擁有人格化、固定化的權威，才能夠維持穩定和長治久安的社會，中國必須有一個固定的民族、國家的人格化象徵，才能夠達成既自由，又發達、繁榮、 穩定的最佳效果。
綜上所述，最適合中國的道路不是美國式的總統制道路，而是一條虛君憲政的道路。一百年來的血淚證明了康有為先生不僅是正確的，而 且是中國近代最有遠見的政治思想家，一百年前，康有為先生是對的，因為當時的中國人「習慣有個皇帝 」，對於美國式的總統制共和國卻很難理解，不藉助君主制，中國人很難明白憲政的含義，一百年前中國最適宜走虛君立憲的道路；一百年後的今天，康有為先生仍 然是正確的：今天的中國人仍然習慣有個皇帝（「主席」），對於美國式的總統制共和國充滿了謬見，不藉助虛君（「主席」）立憲制度，中國人很難明白自由民主 的含義，一百年後的中國最適宜走的道路仍然是虛君立憲的道路。
當然，今天的中國不可能再恢復君主立憲制，因為歷經辛亥革命和共產革命，中國王朝帝統已被徹底摧毀。我以為，今天肯定康有為的思想，不是要生搬硬套地復辟君主制，而是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借鑒外國的經驗，創生出新形勢的虛君憲政制度。
今天對於中國來說，不幸之中的萬幸是：探索新路以不用摸著石頭過河，我們有現成的範例--德國的虛位元首制可供借鑒，這樣的借鑒決沒有像民國初年探索共和道路那樣困難，因為比起美國，德國的國情與中國接近得多。
曾節明 星期三 2007年4月4日下午 5:26:41（星期四 2007年4月5日下午 6:06:19第一次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