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陸《長江商報》近日報導：2月22日下午，農曆正月初五，居住在湖北省公安埠河鎮萬眾村的夫婦陳正先、姚元香二人，從荊州市第三人民醫院出走，雙雙投入長江自殺。他們的遺書寫著：「……陳澤彪的病，何去何從？我和元香永不分離，以江水為家……」對於自殺原因，陳正先的二姐夫汪書義說：「他們實在沒有錢治病了。」當屍體打撈上來的時候，大家看到陳正先夫婦用皮帶把自己捆在一起，還加了一道麻繩，相互擁抱著，好不容易才將他們分開。這對夫妻男的38歲，女的34歲，有一個正在讀小學的12歲兒子，患有嚴重的乙肝。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今年春節，正月初二，江書義和妻子到岳母家拜年，發現陳正先身體很虛弱，走路隨時可以摔倒，飯也不能吃，「你身體有病，不輕，要趕快去治。」江書義急道。陳正先說，他和妻子上午已經到沙市的醫院檢查了，下午去拿結果。第二天，檢測結果讓江書義嚇了一跳。這份肝功能檢測報告顯示，陳正先的谷草轉氨酶超標400多倍，谷丙轉氨酶值1274，而正常值是5－40。「病情很嚴重，必須馬上住院。」正月初三，陳正先被送到了荊州三醫院，他的親屬們立即分頭借錢。
江書義用湊來的2000元錢交了住院費，陳正先和妻子還準備了850元，江讓他們先留著。當天，醫生對陳正先做了CT檢查，沒有查出問題。次日，醫生要求他們做B超。江書義徵求陳正先的意見，「是做黑白的，還是彩照的？黑白30，彩照貴，120。」陳正先猶豫了一下，「彩照吧，這樣檢查得清楚一些。」「他是很想弄清自己到底得了什麼病。」江書義說，陳正先一貫節省，這次選擇花錢多的，可見他想知道病到何種程度。正月初五，B超結果出來，大家都傻了眼。陳正先患有「血吸蟲病、乙肝、腎結石，黃疸」等至少4種大病。
「趕緊回去搞錢！」聽了主治醫生說「相當嚴重」之後，陳正先的大哥和江書義也焦躁起來，兩人叫道。當日下午一點，江書義籌到1000塊錢趕回醫院，看到妻弟躺在床上，有時長聲嘆氣，妻弟媳趴在床邊。陳正先沒有要姐夫的錢，他說：「你暫時拿著，放這裡也不安全，我們身上還有800多，醫院賬上還剩400多，多交錢醫院可能給我們用貴藥」。聽到小弟說得有道理，江書義又把錢重新揣進了衣兜。他告訴姚元香，「小弟這是重傳染病，要注意病房開窗通風」。
而陳正先夫婦的失蹤是姚元香娘家哥哥首先發現的。2月23日10時，姚元香哥哥去醫院發現夫妻倆不在。護士說，前一天下午6點，給陳正先打完針後，就看到他們夫婦出去散步了，晚上沒有歸院，以為回家了。在病房裡，陳正先的親戚們翻開折疊整齊的衣物，發現了寫有遺書的病歷，大驚。然後，江書義一邊撥打了110報警，一邊在車站等地尋找，未果，他開始喊來10多名親戚租船沿江尋找。三天裡共花掉4000元錢，此後他們沒錢請船，就沿江徒步尋找，從荊州找到公安，後來又到了長江下游的江陵和石首，並印了1000多張尋人啟事，沿江貼了一百多里。
20天後，兩位放牛的老人就是在看到隨江漂流的兩具遺體並按照尋人啟事上面的電話通知了江書義。開始的時候，屍體怎麼都打撈不上來，最後，江書義下水把繩子解開，分開腰帶，才把兩人的遺體撈上岸。「他們一直就這麼恩愛，也很老實。」3月10日，陳正先夫婦的遺體被運回村子，所有的親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費用。村民們得知後，開始自發捐款。江書義介紹，「再沒錢的人家，也都出了50元」，總共獲捐11000多元。除去尋找遺體和安葬的花費後，還剩下5000來塊，就留給陳澤彪用來讀書和治病。但是，這些捐款仍然解決不了陳家接下來的現實難題。目前，陳澤彪和78歲的奶奶相依為命。4月2日晚，陳正先的家，兩張陳年木床，上面鋪著稻草和破亂的棉絮。唯一的傢俱———組合櫃上，放著他們的遺照。確切說，應該是結婚照，兩張年輕的面孔，丈夫留著小分頭，妻子留著高高的髮髻，眉毛彎彎，臉上還擦了胭脂紅，緊緊的貼著丈夫。
本來，公安縣是湖北省首批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重點試點縣，2003年就已開始試點。那麼，為什麼還發生以上這幕悲劇呢？原來，住院醫療費補償設立起付線和封頂線，在本縣內醫院起付線標準為50元至200元，在縣外醫療機構住院治療起付線為800元；每個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在一年度內，住院醫療費累計補償最高限額（封頂線）為20000元。起付線以下時由農民個人負擔，超過起付線後可分段按比例補償：合作醫療強調在本地醫院就近治療，在縣內住院治療，補償比例為40%—70%。若在縣外治療，補償比例為20%、25%、35%和55%四個等級。
就因為這些複雜的規定，農民參保的積極性並不高，再加上定點醫院藥價又高，所以，即便是能報銷一點，農民治療一般疾病的花費也省不了多少。可要是得了大病，這個「醫保」簡直是杯水車薪，起不了什麼作用。而共匪卻拿這個所謂的「合作醫療」到處嚷嚷，唯恐全世界人不知道。其實，說穿了，它就是在糊弄廣大農民。如此既堵了民眾的嘴，也裝點了一下「門面」，又是一個典型的「面子工程」。
而與此「相映成趣」的是：據《山西晚報》4月4日報導：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區解原鄉上社村小學是個村辦小學，現有130多名學生、8名教職員工。2001年，該校校舍被定為危房後，被迫搬到原上社鄉政府廢棄的院內。在此後的6年中，百餘名師生苦苦等待。結果新校舍沒等來，上課的校舍也變成了危房。而早在2002年，這處院子就已賣給了個人。今年，房東趙亮山、學區負責人、村幹部幾方簽下一份「生死合同」：危房內如有安全事故與趙亮山沒有任何關係。
4月2日下午，記者一路打聽來到上社村小學。該校校長趙智義告訴記者，目前，學校共有一至五年級各一個班，一個幼兒班，130多名學生，8名教職工。趙校長介紹，自從2001年原來的村小學被確定為危房後，小學便搬到原上社鄉政府這個舊院子。房子是上世紀50年代建成的，一直是上社鄉政府的辦公場所，2000年撤鄉並鎮後上社鄉劃歸解原鄉，空出來的房子讓學校臨時佔用，「房頂經常往下掉土渣」。去年的一天，他正在上課，無意中用手推了一把牆，沒想到牆竟晃動起來，他趕緊讓學生撤出教室，換到另一間教室。
記者隨後在院子裡看到，房子上到處寫著「此處危險，請注意」的字樣。隨便走進一間教室，都是屋頂漏光，門窗破損，地面坑坑窪窪。據瞭解，上社村共有2000口人，適齡學生應在300名左右，但由於多年來危房問題得不到解決，許多學生轉到其他學校上學。村裡一位張姓老太太告訴記者，沒想到這麼多年也沒建起新學校來，眼看著校舍越來越危險，家人就把兩個孫子都轉到了其他學校，像她家這樣的情況有許多。
多年來，師生們一直盼望著能夠建起新的校舍，但村委會與忻府區教育局一直未達成一致意見。2002年，現在的校舍被賣給了一名叫趙亮山的本村村民，並約定2006年年底將學校遷出。今年3月8日本應是學校開學的日子，但大門被鎖上。兩天後，經村委會和忻府區教育局協調，由趙亮山、學區負責人李浩、村支部書記趙尚金、村委會主任呂春明共同簽了一份「合同」，學校在交納了9個月5000元的租金後開學。「合同」白紙黑字約定：危房內如有安全事故與趙亮山沒有任何關係。
村委會主任呂春明告訴記者，多年來村裡一直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並在2005年12月按照忻府區教育局的要求交納了5萬元「建學校的費用」，還把村委會的辦公地讓出來作為建校用地。他們多次與忻府區教育局協商，但對教育局只建6間教室的做法提出了異議，「5個年級5個班加上幼兒班怎麼能夠用？」而忻府區教育局計財科岳科長卻認為，之所以這麼多年沒建起校舍，是因為村委會沒有選好合適的校址。他們原計畫在原校址翻建，可村裡認為地方小，對設計好的圖紙又不滿意，村裡的關係不好協調而使事情耽擱。不過岳科長表示，他準備即刻去上社村落實用地，這一問題將會很快得到解決。
可同樣是在忻州市，煤礦安全監察局這個政府部門，一個只有10名工作人員的小局，卻有四五十間帶衛生間的超大面積的辦公樓，有36套超大面積住房，人均辦公面積達到200平方米，並有9輛公車。而一所只有130多名學生的小學，規模不算大，所需投入也不需太多，為何就得不到保障呢？還記得前年有媒體報導，山西長治市沁源縣郭道鎮郭道中學因沒有供學生晨練的操場，老師只能組織學生上公路鍛練，結果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發生二十一位師生被汽車撞死的慘劇。
一邊是豪華、寬敞的辦公樓，一邊是學校破敗的教室和無處鍛練的校園，社會資源的分配為何出現如此巨大的差距？「科教興國」不知喊了多少年，但在某些地方「老爺」那裡，發展教育已成為一句空話。
雖說以上兩件「小事」在弊端叢生的大陸根本「微不足道」，但卻能折射出深刻的體制缺陷。多年以來，共匪熱衷於「搞運動」，全民醫療保障事業欠帳巨大，積重難返。如今迫於廣大民眾的強烈呼籲，只在城市裡實行「應保盡保」，而廣大的農村同胞卻無法得到真正的實惠。至於教育方面的投入更是少得可憐，堪與非洲窮國烏干達比肩。共匪寧可興建豪華的辦公大樓甚至是大廈，也不願把錢「砸」向教師和學生。由此看來，千方百計地維持自身的邪惡統治才是共產黑惡集團最感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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