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04 02:52:46作者：呂耿松
再過二十多天，浙江「綠色觀察」發起人譚凱先生就要出獄了，湖州範子良先生倡議浙江的朋友寫幾篇文章來歡慶譚先生光榮歸隊。我已經為譚凱冤獄寫過四篇文章，但譚凱即將出獄令我興奮不已，於是決定再為他寫一篇文章。
我認識譚凱的時間並不長，接觸也並不多，但認識譚凱，對我的一生有非常大的影響。通過譚凱，我有幸結識了一批最優秀的浙江兒女，使我一直黯淡的人生有了閃光點。2005年4 月的一天，我在杭州翠苑夜市擺攤，我女兒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叫譚凱的人找我，說是我的朋友。我想來想去，我的朋友中沒叫譚凱的人，心想是不是我女兒搞錯了。我按女兒報給我的手機號碼，給譚凱打了個電話。譚凱說，是北京的江棋生先生把我介紹給他的。聽說是江棋生先生介紹的，我就像見了故友一樣，馬上就親熱起來，約定第二天見面。第二天上午，我在黃姑山路47號的一家電腦修理店見了譚凱。這裡距我家僅300米左右。我曾天涯覓友，但沒想到與我志同道合的人近在咫尺，這使我喜出望外。
譚凱說，他寫了一本書稿，書名叫《大同》，讓我給他提提意見。他打開電腦給我看書稿，我看了一會目錄（包括子目錄），覺得這本書稿內容雖宏大，但嫌龐雜。這本叫《大同》的書稿，其實包括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有的基本問題，如果要把它寫成一部學術專著，恐怕要傾一生的精力。我建議他把大部分內容砍掉，集中寫社會問題，尤其是社會制度和社會變革方面的問題。他看去很有點捨不得——從這點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知識面很廣、求知慾很強的人。
2005年6月22日，譚凱叫我去幫他搬店。這一天，我認識了任偉仁（吳遠明）、來金彪和高海兵三人。這天與其說是幫譚凱搬店，還不如說是我們五個人相會。這天中午非常熱，我們在譚凱新租的店裡喝酒（譚凱不會喝酒），沒有空調，也沒有電扇，每個人都滿頭天大汗，但我們還是喝了三個多小時。俗話說，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儘管天氣悶熱，但我們非常開心——我甚至覺得這是丟掉工作後的失而復得。兩天後，我在我們住的小區裡又碰到了任偉仁，他當時正和兩個告狀的婦女在一起。這天他是為朱虞夫被多關三個月的事到浙江省檢察院來申訴的，但檢察院不予理睬，被他責罵了一頓。檢察院控申處的官員被任偉任問得瞠口結舌，與他在一起的幾個訪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情況，很是佩服，於是任偉仁從檢察院出來時有兩個女訪民跟了出來，請他幫忙。我看到他們時，任偉任在正跟一個因離婚案（被老闆拋棄）而申訴的婦女在一起講話，另一個婦女站在一旁。我看了一下她的狀子，此人叫林春花，因兒子被誤判強姦罪，她多年申訴，結果被兩次送進精神病醫院三次關進拘留所。我對她說，你把材料複印一份，你的案子我幫忙。這樣，我和任偉仁各幫一個。此後，我和任偉仁、譚凱等來往就多起來。
大約是8月份的一天，譚凱在黃姑山路的一家「東陽菜館」請客，我也去了。那天來了十多個人，除任偉仁、高海兵、來金彪外，其餘的我是第一次見面，我記得有戚惠民、薛振標、樓裕根、高燁炬、吳孟謙，還有一位是浙江大學的教授。這天大家主要是互相認識，也談了環境污染的問題。大家對關注環境保護，建立保護環境和自然生態的民間組織都很感興趣，特別是任偉仁、戚惠民、來金彪三人，最為投入。這三個身高1.8米以上的彪形大漢，卻對小動物小植物呵護備至。他們對南京等地的「愛鳥協會」之類的組織津津樂道，講起眉色飛舞，讓人聽起來引人入勝。自然而然，對於那些唯利是圖、只顧自己利益、不顧國家利益，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的企業和不負責任政府官員，對他們製造環境污染、破環生態和諧的惡劣行徑（也可以說是犯罪行徑），大家都是一致的譴責聲，當時有人倡議成立一個「綠色沙龍」的組織，但也有人認為取名為「綠色觀察」好。大家之所以會比較關注環境保護，是因為這年4至6月份浙江先後發生了東陽、新昌和長興三地的環境污事件。
那天吃飯時提到建立「綠色觀察」組織我以為不過是說說而已，但譚凱是個有心人，說做就做。過了大概一星期左右，譚凱拿了一張「綠色觀察」的章程給我看。章程大概不到二十條，我草草看了一下，稍微提了一點意見。大概又過了一星期，譚凱叫我去西湖邊上的秋越茶室喝茶。我因家裡有點事，午飯吃了後才去。我到了那裡，譚凱他們飯剛吃完，那天記得有譚凱、來金彪、任偉仁、高海兵、戚惠民、楊建明（我和楊建明是第一次認識），此外還有一個來金彪的朋友。譚凱把修改後「綠色觀察」章程拿出來給大家看，我看了一會，感到比上次多了兩條，其中有一條是根據我的意見加上去的。大家認為這章程基本沒問題，就簽了字，我是最後一個簽字的。簽了字，「綠色觀察」應該算是正式成立，但譚凱堅持要到杭州市民政局去登記，登記後才正式成立。譚凱實際是個比較安分守己的人，他強調要按共產黨的「法」辦事。對於這件事，我是不贊成去登記的，因為你到共產黨的政府裡申請登記成立一個民間社團，無疑是與虎謀皮。在這方面倒是應該向共產黨學習——因為它從來沒有登記過。再說，只有民選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到一個不是民選的政府去登記，與不去登記是一樣的，沒有必要脫褲子放屁。因我不贊成登記，10月18 日到杭州市民政局登記我沒有去，譚凱和任偉仁、戚惠民、來金彪、楊建明、高海兵等都去了。果然，杭州市民政局不僅不批准，反而還威脅說要對每個人處4000元的罰款。高海兵和民政局的一個負責人吵起來，那人說高海兵「顛覆國家政權」，高海兵抄起一個煙灰缸，指著這個小題大作的人說：「國家政權我沒有能力顛覆，但我顛覆你個人綽綽有餘」，說著舉起煙灰缸想扔過去，被任偉仁阻止住（要是高海兵真的把煙灰缸扔過去，肯定也會像譚凱一樣被抓、被判，因為當局正愁找不到機會）。由於任偉仁、高海兵等據理力爭，民政局沒有罰款。但第二天，任偉仁、高海兵、來金彪、戚惠民、楊建明都被公安局傳訊，譚凱則被刑事拘留。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逮捕譚凱的罪名竟是與「綠色觀察」風馬牛不相及的「竊取國家秘密罪」。
譚凱被抓後，我們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通報，一方面組織呼籲、營救。10月20日晚上，我們大家在王東海家集中，討論為譚覬呼籲。當晚，我根據大家的意見擬就了《為釋放譚凱和承認綠色觀察組織致浙江省人大的公開信》，當時簽名的只有11 個人。這是浙江民運界首次向外界發出徵求籤名的呼籲。公開信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響應，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都來採訪，《大紀元》、《南華早報》等予以報導，簽名網上不斷有人簽名，譚凱的名字一個晚上就傳遍了全世界。
當局原來想通過抓捕譚凱來打壓重新抬頭的浙江民運，但他們這一步棋走錯了。抓譚凱不僅沒有把「綠色觀察」的成員嚇退、壓倒，他們反而更加團結，這正應了一句老話，叫「鐵越打越硬」。正是從為譚凱呼籲、營救開始，浙江民運的力量重新聚集，並和維權運動相結合，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此後，當局抓了力虹、陳樹慶、池建偉、嚴正學、林炳長、徐江姣，判了力虹、池建偉，但當局每抓一次，每判一次，民運和維權的力量就得到一次壯大的機會。記得湖南賀偉華先生曾說過，湖南的地方當局對他說：「我們不會製造政治明星」。但浙江當局卻恰恰相反，他們就是喜歡製造政治明星，以致浙江群星燦爛，民運和維權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謝謝譚凱！
原載《民主論壇》2007年4月3日
我認識譚凱的時間並不長，接觸也並不多，但認識譚凱，對我的一生有非常大的影響。通過譚凱，我有幸結識了一批最優秀的浙江兒女，使我一直黯淡的人生有了閃光點。2005年4 月的一天，我在杭州翠苑夜市擺攤，我女兒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叫譚凱的人找我，說是我的朋友。我想來想去，我的朋友中沒叫譚凱的人，心想是不是我女兒搞錯了。我按女兒報給我的手機號碼，給譚凱打了個電話。譚凱說，是北京的江棋生先生把我介紹給他的。聽說是江棋生先生介紹的，我就像見了故友一樣，馬上就親熱起來，約定第二天見面。第二天上午，我在黃姑山路47號的一家電腦修理店見了譚凱。這裡距我家僅300米左右。我曾天涯覓友，但沒想到與我志同道合的人近在咫尺，這使我喜出望外。
譚凱說，他寫了一本書稿，書名叫《大同》，讓我給他提提意見。他打開電腦給我看書稿，我看了一會目錄（包括子目錄），覺得這本書稿內容雖宏大，但嫌龐雜。這本叫《大同》的書稿，其實包括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有的基本問題，如果要把它寫成一部學術專著，恐怕要傾一生的精力。我建議他把大部分內容砍掉，集中寫社會問題，尤其是社會制度和社會變革方面的問題。他看去很有點捨不得——從這點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知識面很廣、求知慾很強的人。
2005年6月22日，譚凱叫我去幫他搬店。這一天，我認識了任偉仁（吳遠明）、來金彪和高海兵三人。這天與其說是幫譚凱搬店，還不如說是我們五個人相會。這天中午非常熱，我們在譚凱新租的店裡喝酒（譚凱不會喝酒），沒有空調，也沒有電扇，每個人都滿頭天大汗，但我們還是喝了三個多小時。俗話說，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儘管天氣悶熱，但我們非常開心——我甚至覺得這是丟掉工作後的失而復得。兩天後，我在我們住的小區裡又碰到了任偉仁，他當時正和兩個告狀的婦女在一起。這天他是為朱虞夫被多關三個月的事到浙江省檢察院來申訴的，但檢察院不予理睬，被他責罵了一頓。檢察院控申處的官員被任偉任問得瞠口結舌，與他在一起的幾個訪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情況，很是佩服，於是任偉仁從檢察院出來時有兩個女訪民跟了出來，請他幫忙。我看到他們時，任偉任在正跟一個因離婚案（被老闆拋棄）而申訴的婦女在一起講話，另一個婦女站在一旁。我看了一下她的狀子，此人叫林春花，因兒子被誤判強姦罪，她多年申訴，結果被兩次送進精神病醫院三次關進拘留所。我對她說，你把材料複印一份，你的案子我幫忙。這樣，我和任偉仁各幫一個。此後，我和任偉仁、譚凱等來往就多起來。
大約是8月份的一天，譚凱在黃姑山路的一家「東陽菜館」請客，我也去了。那天來了十多個人，除任偉仁、高海兵、來金彪外，其餘的我是第一次見面，我記得有戚惠民、薛振標、樓裕根、高燁炬、吳孟謙，還有一位是浙江大學的教授。這天大家主要是互相認識，也談了環境污染的問題。大家對關注環境保護，建立保護環境和自然生態的民間組織都很感興趣，特別是任偉仁、戚惠民、來金彪三人，最為投入。這三個身高1.8米以上的彪形大漢，卻對小動物小植物呵護備至。他們對南京等地的「愛鳥協會」之類的組織津津樂道，講起眉色飛舞，讓人聽起來引人入勝。自然而然，對於那些唯利是圖、只顧自己利益、不顧國家利益，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的企業和不負責任政府官員，對他們製造環境污染、破環生態和諧的惡劣行徑（也可以說是犯罪行徑），大家都是一致的譴責聲，當時有人倡議成立一個「綠色沙龍」的組織，但也有人認為取名為「綠色觀察」好。大家之所以會比較關注環境保護，是因為這年4至6月份浙江先後發生了東陽、新昌和長興三地的環境污事件。
那天吃飯時提到建立「綠色觀察」組織我以為不過是說說而已，但譚凱是個有心人，說做就做。過了大概一星期左右，譚凱拿了一張「綠色觀察」的章程給我看。章程大概不到二十條，我草草看了一下，稍微提了一點意見。大概又過了一星期，譚凱叫我去西湖邊上的秋越茶室喝茶。我因家裡有點事，午飯吃了後才去。我到了那裡，譚凱他們飯剛吃完，那天記得有譚凱、來金彪、任偉仁、高海兵、戚惠民、楊建明（我和楊建明是第一次認識），此外還有一個來金彪的朋友。譚凱把修改後「綠色觀察」章程拿出來給大家看，我看了一會，感到比上次多了兩條，其中有一條是根據我的意見加上去的。大家認為這章程基本沒問題，就簽了字，我是最後一個簽字的。簽了字，「綠色觀察」應該算是正式成立，但譚凱堅持要到杭州市民政局去登記，登記後才正式成立。譚凱實際是個比較安分守己的人，他強調要按共產黨的「法」辦事。對於這件事，我是不贊成去登記的，因為你到共產黨的政府裡申請登記成立一個民間社團，無疑是與虎謀皮。在這方面倒是應該向共產黨學習——因為它從來沒有登記過。再說，只有民選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到一個不是民選的政府去登記，與不去登記是一樣的，沒有必要脫褲子放屁。因我不贊成登記，10月18 日到杭州市民政局登記我沒有去，譚凱和任偉仁、戚惠民、來金彪、楊建明、高海兵等都去了。果然，杭州市民政局不僅不批准，反而還威脅說要對每個人處4000元的罰款。高海兵和民政局的一個負責人吵起來，那人說高海兵「顛覆國家政權」，高海兵抄起一個煙灰缸，指著這個小題大作的人說：「國家政權我沒有能力顛覆，但我顛覆你個人綽綽有餘」，說著舉起煙灰缸想扔過去，被任偉仁阻止住（要是高海兵真的把煙灰缸扔過去，肯定也會像譚凱一樣被抓、被判，因為當局正愁找不到機會）。由於任偉仁、高海兵等據理力爭，民政局沒有罰款。但第二天，任偉仁、高海兵、來金彪、戚惠民、楊建明都被公安局傳訊，譚凱則被刑事拘留。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逮捕譚凱的罪名竟是與「綠色觀察」風馬牛不相及的「竊取國家秘密罪」。
譚凱被抓後，我們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通報，一方面組織呼籲、營救。10月20日晚上，我們大家在王東海家集中，討論為譚覬呼籲。當晚，我根據大家的意見擬就了《為釋放譚凱和承認綠色觀察組織致浙江省人大的公開信》，當時簽名的只有11 個人。這是浙江民運界首次向外界發出徵求籤名的呼籲。公開信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響應，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都來採訪，《大紀元》、《南華早報》等予以報導，簽名網上不斷有人簽名，譚凱的名字一個晚上就傳遍了全世界。
當局原來想通過抓捕譚凱來打壓重新抬頭的浙江民運，但他們這一步棋走錯了。抓譚凱不僅沒有把「綠色觀察」的成員嚇退、壓倒，他們反而更加團結，這正應了一句老話，叫「鐵越打越硬」。正是從為譚凱呼籲、營救開始，浙江民運的力量重新聚集，並和維權運動相結合，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此後，當局抓了力虹、陳樹慶、池建偉、嚴正學、林炳長、徐江姣，判了力虹、池建偉，但當局每抓一次，每判一次，民運和維權的力量就得到一次壯大的機會。記得湖南賀偉華先生曾說過，湖南的地方當局對他說：「我們不會製造政治明星」。但浙江當局卻恰恰相反，他們就是喜歡製造政治明星，以致浙江群星燦爛，民運和維權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謝謝譚凱！
原載《民主論壇》2007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