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3-24 02:00:30作者：
中國官方媒體最近公布的一份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越來越多的中國私營業主對參政表現出興趣。這份調查還顯示出67.4%的中國私營業主以前擔任過政府官員和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海外中國問題專家認為，這些數字突出說明中國的私營業主的致富之路大都涉及官商勾結，他們要求從政是為了從這些紅帽子中得到保護傘。對此，希望之聲記者蔡紅採訪了《中國勞工通訊》法國負責人蔡崇國先生和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伍凡先生。蔡崇國指出，中國的一大經濟問題就是官商勾結。
蔡崇國分析指出，中國官商勾結的問題從八十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以後就開始出現，一九八九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口號就是反對官商勾結。那麼具體的形式是什麼呢？具體形式有很多種。一個是在大量的股份制改造，私有化國營企業的過程當中，很多前國營企業的領導，他們往往和當地政府的各級領導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知道各個省、市、縣它們有什麼管理企業的電子工業局，一輕局、二輕局、商業局、電子局等等這些局。很多前局的什麼局長、副局長他們搖身一變，都變成一些大、中型企業的領導。然後呢通過他們私有化了，那些國營企業就變成了私人企業。而這些私營企業的老闆呢，也因此成了前政府的部門的領導的產物而就是前政府的部門的領導，這些在很多地方大量的存在。有些就是前企業的廠長啊、書記啊、副廠長啊，他們就利用他們的關係、權利和信息，來使這些企業在私有化的過程當中就變成了自己的企業。
伍凡認為，共產黨一開始是非常討厭資本家,另外,它是要消滅資本家。等到了發展經濟之後,他們發現沒有資本家不行了，因為只有資本家才會去生產錢，才能夠掌握生產，才能夠把貨品銷售到全世界。所以，他需要資本家。那資本家從哪裡產生呢？共產黨幾十年前就把資本家不是殺光了就是不准做了。那麼現在要產生新的資本家出來。新的資本家有兩種，一種早期的80年代那批資本家，都是勞改犯，這些人為了求生存，只好走這條路。這些人層次很低，並且也沒有政治地位。
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公布的調查報告，中國的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以三類精英為主，即黨政幹部、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以及專業技術人員。這三類人佔中國私人企業主總數的67.4%，比2004年調查的數字33.8％升幅達到99.4%。
蔡崇國具體說道最近鬧得比較大的山東魯能集團，這是山東最重要的一個大的集團之一，據說它的價值有七百多億人民幣。從去年六月開始大家發現過去的國營企業一下變成了私人企業。那麼私人企業背後就是北京的兩家不知名的電力行業的公司，用三十億人民幣買了這個價值七百多億人民幣的國營企業。那麼誰是兩個不著名的北京企業的老闆呢？據說，但我們沒有最後確實：有曾慶紅的家庭，有現在省委書記、也是政治局委員，那個姓俞的前中共高官，現任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的家庭。還有什麼李長春的家庭。魯能事件它在中國報紙和網站禁止談論，這已經說明它背後的背景確實很大。這件事情典型的說明瞭為什麼中國私營企業，特別是營利大的那些行業，中共中高、中級幹部及其家庭的比例為什麼高。這些營利大的而且有保障的行業，房地產公司啊，電力行業啊，保險業啊，還有電信業以及石油化工業。這些行業實際上很多當然是國營企業，還有電信業。但是在這些行業它們周邊的一些私人企業的老闆往往都是這些國營企業的幹部和他們的家庭成員。
伍凡談到，90年代以後，尤其是在89六四之後，共產黨就朝資本主義道路走。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朝資本主義道路的門打開了。一打開以後，當時還有一部分官員，學者或者知識份子，受到六四的衝擊，他們就乾脆下海了。「我不從政了，我也不當學者了，我去下海吧。」下海中間，出了一批知識份子。這批曾經有過政治地位的人，他們主動的下海了。可是再往後走，共產黨發現，這還不夠，他們自己掌握不了，他們自己掌握不了這個資本家，掌握不了這個錢，對他們不利。乾脆他們就主動的把官員變成資本家，這話怎麼講呢？就是我這個公司，大的我留著國營的，中等的，小的我都放掉。所謂抓大放小。放掉以後這個資產給誰呢？賣給那個經理，賣個那個黨委書記，還廉價的賣給他們。他們也成為私人財團的資本家了，可是他們還是黨員。他們是「我不能丟掉黨，如果沒有黨，我就沒有依靠了，那是隨時把握整死了，我就吃虧了。」因為他們看到80年代上來的那些，最低層的那些資本家上來，很快的受到共產黨的打壓，那批人很快的消失掉了。那麼真正現在的資本家，相當大的一部分由共產黨員，幹部轉過來了。
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公布的調查報告，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份報告披露中國私營企業主中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是共產黨員。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公布的調查數字，「在被調查的2001年後註冊為私營企業的私營業主中，中共黨員佔32.2%」。
蔡崇國在談到中國官商勾結具體的形式說道的另一種形式是，國營企業在改制過程當中，很多地方的企業領導，他們利用手中的信息和關係，把企業變成了私人的企業。就是首先把這些國營企業變成職工持股企業，在持股的過程當中呢，企業領導就是前國營企業的廠長啊、書記啊，他們的股份就比較大，職工的股份比較少，但是也相當高的比例。中共大概九十年代末專門出了文件，就是反對平均佔有股份比例，要求企業管理層，企業管理者佔有比較大的股份。因此就為下一步的私有化作好了基礎。國營企業所謂改革就是私有化的第一步就是把國營企業變成職工持股企業。那麼職工持股的比例當中，企業領導的股份最高，其他的職工持股呢，就由企業領導任命的工會主席代表職工持股，代表職工管理。然後第二步，就是把職工持股，就是由工會主席管理的那些所謂的職工股份，就直接賣給了，甚至交給前企業的領導。企業的領導最後變成了私人老闆，那麼那些公司呢，它就變成了私人企業。大量的國有資產也就沒有了。所以這是一大部分私人企業為什麼是地方官僚的原因。
伍凡進一步談到，另外，到了90年代以後，由下海出來的這批人，以及他們的後一代。他們有學問，又有技術，甚至於又有外國留學回來的。這批人，他們慢慢也佔了位置了。在商場大洋裡面去游，他們和官商也勾結了。只有官商勾結才能站得住腳，才能夠做生意，那麼我要賄賂。最後就是，「既然我要這麼賄賂他，不如我也來當官。我既當官，又當商人，這樣不就更好嗎？」共產黨也歡迎，你既然是入了黨，那你就得聽我的指揮，你賺得錢，你要交一部分給我。那些即作商人又做官有做黨員的人也高興，我給你錢，就等於做了保護費了。我怎麼做，你得幫我忙。反正錢我分你一部分。這樣的官商勾結，就成全了資本家了。近代的資本家，共產黨培養的資本家是這樣出來的。他們還很高興。所以為什麼現在有些人，乾脆就買個官吧。我有錢了，我去買個政協委員。甚至於買個人大代表，我什麼事都不管。我到那裡舉個手，你讓我舉手，我就舉手。反正我交錢，交紅包。這樣的話，等於買一個保護傘了。
一項新的調查顯示，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出現了明顯的精英化趨勢，他們的從政意識也更加強烈。不過，研究中國民營經濟的有關專家認為，在目前階段，中國民營企業主要爭取的還是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是政治上的訴求。
蔡崇國在談到中國官商勾結時進一步說道，很多地方領導知道哪個行業盈利，他們也知道怎麼樣能夠弄到貸款。很多銀行，地方分行的一些領導就是他們任命的，就是他們的朋友。他們知道市場在哪裡，所以呢，他們乾脆辭職，就去創辦私人企業。很多國營企業經營的挺好的，然後這些地方政府的領導和這些企業的領導，他們突然辭職，然後又創辦了一個企業，其實就是把經營比較好的國營企業的原料啊，市場啊甚至銀行貸款啊都轉到他們手上，這些人就變成了老闆。還有一些國營企業，有設備好，有土地，但是呢，由於經營糟糕，經營不好，甚至一些企業領導故意使它經營不好。最後政府要把它拍賣，這些政府官員、企業領導他們就用很低的價格，就把它買下來，企業就變成了私人企業。其結果是大量國有資產流失，而且大量工人被解雇，失業增加。但還有一部分私人企業老闆，他們雖然不是前幹部也不是中、高級幹部的家庭成員，他是獨立的。但是呢，他們企業創辦以後，他們在發展過程當中，就必需要和政府拉關係。所以他們即使不是中共官員及其他們家庭成員，但是他們和政府官員有非常緊密的聯繫。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保護，他們才能夠比較容易的得到貸款，也只有這樣呢，他們才能夠使他們企業的發展有個最低限度的保障。
伍凡進一步分析談到，為什麼可以這樣看得出來？總體上來講，現在這些人，越走越多。並且中國共產黨現在的統戰政策也有改變。要把這批人，當作他們的統戰對象，而不是當作消滅對象了。因為這裡邊，三分之一是黨員，是他們自己的人。是從自己官員改變過來的資本家。另外的三分之二，一部分是民間產出來的。這一方呢，我把他收買近來。我給你一個小官當，你就聽我的。這樣，它用這個政策把社會最有錢的那一部分人，穩定下來了，跟著共產黨走。所以他就想，我有權又有錢，我就不怕了。這是共產黨一個戰略。以前在西方以為，中國有錢以後會走向民主化。我不這樣認為，現在美國人也看到了，現在有錢的都被共產黨收買過去了。收買過去以後，他不想要走民主化。因為收買過去，走民主化以後，這些資本家賺不了黑錢。現在這些官商勾結可以賺黑錢。這個問題就在這裡，中國是個很奇特的官商勾結的又作黨員，又作資本家。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程曉農博士認為，中國的富豪希望參政主要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權和關係。
程曉農說：「這些已經有官場背景的商人，也就是所謂官商，他們要從政，其實不是指他們要回去當個什麼市長，享受副局級待遇等，他們無非是要更多的紅帽子。他們要當政協，全國人大代表等，這些地位有助於他們在官場上鞏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進一步發揮官商的優勢，因為這些紅帽子本身就是他們的保護傘，可以在他們從事種種非法經營的時候給他們起到保護作用，同時幫助他們疏通官商關係，從而獲得更多的類似貸款，批租土地開發權等等好處。」
法新社報導說，中國私營企業主希望加入的中國人大和政協等機構被海外媒體廣泛認為是橡皮圖章。然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職務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可以使中國的私人企業主能夠更方便地接觸那些在中國政治體制內真正有實權的共產黨的高級官員。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下次節目我們將為您分析中國私營企業主為什麼不去尋求法律保護他們的發展，也不在企業的競爭當中去發展壯大自己。而是通過參政來保住自己的特權和關係。
蔡崇國分析指出，中國官商勾結的問題從八十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以後就開始出現，一九八九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口號就是反對官商勾結。那麼具體的形式是什麼呢？具體形式有很多種。一個是在大量的股份制改造，私有化國營企業的過程當中，很多前國營企業的領導，他們往往和當地政府的各級領導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知道各個省、市、縣它們有什麼管理企業的電子工業局，一輕局、二輕局、商業局、電子局等等這些局。很多前局的什麼局長、副局長他們搖身一變，都變成一些大、中型企業的領導。然後呢通過他們私有化了，那些國營企業就變成了私人企業。而這些私營企業的老闆呢，也因此成了前政府的部門的領導的產物而就是前政府的部門的領導，這些在很多地方大量的存在。有些就是前企業的廠長啊、書記啊、副廠長啊，他們就利用他們的關係、權利和信息，來使這些企業在私有化的過程當中就變成了自己的企業。
伍凡認為，共產黨一開始是非常討厭資本家,另外,它是要消滅資本家。等到了發展經濟之後,他們發現沒有資本家不行了，因為只有資本家才會去生產錢，才能夠掌握生產，才能夠把貨品銷售到全世界。所以，他需要資本家。那資本家從哪裡產生呢？共產黨幾十年前就把資本家不是殺光了就是不准做了。那麼現在要產生新的資本家出來。新的資本家有兩種，一種早期的80年代那批資本家，都是勞改犯，這些人為了求生存，只好走這條路。這些人層次很低，並且也沒有政治地位。
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公布的調查報告，中國的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以三類精英為主，即黨政幹部、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以及專業技術人員。這三類人佔中國私人企業主總數的67.4%，比2004年調查的數字33.8％升幅達到99.4%。
蔡崇國具體說道最近鬧得比較大的山東魯能集團，這是山東最重要的一個大的集團之一，據說它的價值有七百多億人民幣。從去年六月開始大家發現過去的國營企業一下變成了私人企業。那麼私人企業背後就是北京的兩家不知名的電力行業的公司，用三十億人民幣買了這個價值七百多億人民幣的國營企業。那麼誰是兩個不著名的北京企業的老闆呢？據說，但我們沒有最後確實：有曾慶紅的家庭，有現在省委書記、也是政治局委員，那個姓俞的前中共高官，現任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的家庭。還有什麼李長春的家庭。魯能事件它在中國報紙和網站禁止談論，這已經說明它背後的背景確實很大。這件事情典型的說明瞭為什麼中國私營企業，特別是營利大的那些行業，中共中高、中級幹部及其家庭的比例為什麼高。這些營利大的而且有保障的行業，房地產公司啊，電力行業啊，保險業啊，還有電信業以及石油化工業。這些行業實際上很多當然是國營企業，還有電信業。但是在這些行業它們周邊的一些私人企業的老闆往往都是這些國營企業的幹部和他們的家庭成員。
伍凡談到，90年代以後，尤其是在89六四之後，共產黨就朝資本主義道路走。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朝資本主義道路的門打開了。一打開以後，當時還有一部分官員，學者或者知識份子，受到六四的衝擊，他們就乾脆下海了。「我不從政了，我也不當學者了，我去下海吧。」下海中間，出了一批知識份子。這批曾經有過政治地位的人，他們主動的下海了。可是再往後走，共產黨發現，這還不夠，他們自己掌握不了，他們自己掌握不了這個資本家，掌握不了這個錢，對他們不利。乾脆他們就主動的把官員變成資本家，這話怎麼講呢？就是我這個公司，大的我留著國營的，中等的，小的我都放掉。所謂抓大放小。放掉以後這個資產給誰呢？賣給那個經理，賣個那個黨委書記，還廉價的賣給他們。他們也成為私人財團的資本家了，可是他們還是黨員。他們是「我不能丟掉黨，如果沒有黨，我就沒有依靠了，那是隨時把握整死了，我就吃虧了。」因為他們看到80年代上來的那些，最低層的那些資本家上來，很快的受到共產黨的打壓，那批人很快的消失掉了。那麼真正現在的資本家，相當大的一部分由共產黨員，幹部轉過來了。
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公布的調查報告，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份報告披露中國私營企業主中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是共產黨員。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公布的調查數字，「在被調查的2001年後註冊為私營企業的私營業主中，中共黨員佔32.2%」。
蔡崇國在談到中國官商勾結具體的形式說道的另一種形式是，國營企業在改制過程當中，很多地方的企業領導，他們利用手中的信息和關係，把企業變成了私人的企業。就是首先把這些國營企業變成職工持股企業，在持股的過程當中呢，企業領導就是前國營企業的廠長啊、書記啊，他們的股份就比較大，職工的股份比較少，但是也相當高的比例。中共大概九十年代末專門出了文件，就是反對平均佔有股份比例，要求企業管理層，企業管理者佔有比較大的股份。因此就為下一步的私有化作好了基礎。國營企業所謂改革就是私有化的第一步就是把國營企業變成職工持股企業。那麼職工持股的比例當中，企業領導的股份最高，其他的職工持股呢，就由企業領導任命的工會主席代表職工持股，代表職工管理。然後第二步，就是把職工持股，就是由工會主席管理的那些所謂的職工股份，就直接賣給了，甚至交給前企業的領導。企業的領導最後變成了私人老闆，那麼那些公司呢，它就變成了私人企業。大量的國有資產也就沒有了。所以這是一大部分私人企業為什麼是地方官僚的原因。
伍凡進一步談到，另外，到了90年代以後，由下海出來的這批人，以及他們的後一代。他們有學問，又有技術，甚至於又有外國留學回來的。這批人，他們慢慢也佔了位置了。在商場大洋裡面去游，他們和官商也勾結了。只有官商勾結才能站得住腳，才能夠做生意，那麼我要賄賂。最後就是，「既然我要這麼賄賂他，不如我也來當官。我既當官，又當商人，這樣不就更好嗎？」共產黨也歡迎，你既然是入了黨，那你就得聽我的指揮，你賺得錢，你要交一部分給我。那些即作商人又做官有做黨員的人也高興，我給你錢，就等於做了保護費了。我怎麼做，你得幫我忙。反正錢我分你一部分。這樣的官商勾結，就成全了資本家了。近代的資本家，共產黨培養的資本家是這樣出來的。他們還很高興。所以為什麼現在有些人，乾脆就買個官吧。我有錢了，我去買個政協委員。甚至於買個人大代表，我什麼事都不管。我到那裡舉個手，你讓我舉手，我就舉手。反正我交錢，交紅包。這樣的話，等於買一個保護傘了。
一項新的調查顯示，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出現了明顯的精英化趨勢，他們的從政意識也更加強烈。不過，研究中國民營經濟的有關專家認為，在目前階段，中國民營企業主要爭取的還是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是政治上的訴求。
蔡崇國在談到中國官商勾結時進一步說道，很多地方領導知道哪個行業盈利，他們也知道怎麼樣能夠弄到貸款。很多銀行，地方分行的一些領導就是他們任命的，就是他們的朋友。他們知道市場在哪裡，所以呢，他們乾脆辭職，就去創辦私人企業。很多國營企業經營的挺好的，然後這些地方政府的領導和這些企業的領導，他們突然辭職，然後又創辦了一個企業，其實就是把經營比較好的國營企業的原料啊，市場啊甚至銀行貸款啊都轉到他們手上，這些人就變成了老闆。還有一些國營企業，有設備好，有土地，但是呢，由於經營糟糕，經營不好，甚至一些企業領導故意使它經營不好。最後政府要把它拍賣，這些政府官員、企業領導他們就用很低的價格，就把它買下來，企業就變成了私人企業。其結果是大量國有資產流失，而且大量工人被解雇，失業增加。但還有一部分私人企業老闆，他們雖然不是前幹部也不是中、高級幹部的家庭成員，他是獨立的。但是呢，他們企業創辦以後，他們在發展過程當中，就必需要和政府拉關係。所以他們即使不是中共官員及其他們家庭成員，但是他們和政府官員有非常緊密的聯繫。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保護，他們才能夠比較容易的得到貸款，也只有這樣呢，他們才能夠使他們企業的發展有個最低限度的保障。
伍凡進一步分析談到，為什麼可以這樣看得出來？總體上來講，現在這些人，越走越多。並且中國共產黨現在的統戰政策也有改變。要把這批人，當作他們的統戰對象，而不是當作消滅對象了。因為這裡邊，三分之一是黨員，是他們自己的人。是從自己官員改變過來的資本家。另外的三分之二，一部分是民間產出來的。這一方呢，我把他收買近來。我給你一個小官當，你就聽我的。這樣，它用這個政策把社會最有錢的那一部分人，穩定下來了，跟著共產黨走。所以他就想，我有權又有錢，我就不怕了。這是共產黨一個戰略。以前在西方以為，中國有錢以後會走向民主化。我不這樣認為，現在美國人也看到了，現在有錢的都被共產黨收買過去了。收買過去以後，他不想要走民主化。因為收買過去，走民主化以後，這些資本家賺不了黑錢。現在這些官商勾結可以賺黑錢。這個問題就在這裡，中國是個很奇特的官商勾結的又作黨員，又作資本家。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程曉農博士認為，中國的富豪希望參政主要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權和關係。
程曉農說：「這些已經有官場背景的商人，也就是所謂官商，他們要從政，其實不是指他們要回去當個什麼市長，享受副局級待遇等，他們無非是要更多的紅帽子。他們要當政協，全國人大代表等，這些地位有助於他們在官場上鞏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進一步發揮官商的優勢，因為這些紅帽子本身就是他們的保護傘，可以在他們從事種種非法經營的時候給他們起到保護作用，同時幫助他們疏通官商關係，從而獲得更多的類似貸款，批租土地開發權等等好處。」
法新社報導說，中國私營企業主希望加入的中國人大和政協等機構被海外媒體廣泛認為是橡皮圖章。然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職務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可以使中國的私人企業主能夠更方便地接觸那些在中國政治體制內真正有實權的共產黨的高級官員。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下次節目我們將為您分析中國私營企業主為什麼不去尋求法律保護他們的發展，也不在企業的競爭當中去發展壯大自己。而是通過參政來保住自己的特權和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