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簡稱，其名稱由「文化革命」—「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漸進而來，在1966年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正式確立。從這些名稱的變化中，可看出毛得寸進尺的過程。
一般認為「文革」是從1966年5月16日中共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5.16通知)正式開始，到打倒「四人幫」後結束。不過也有學者認為1965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應該是揭開「文革」序幕的標誌。我贊同這樣的觀點，所以認為「文革」應該是歷時十一年！
「文革」之所以會發生，是中共對中國的全面霸控到了登峰造極史無前例的地步，事無鉅細一概掌控，資訊被剝奪，思想被控制，民間已無任何自主空間，任何人都無半點法制可依賴的情況下，心心唸唸想坐「世共」第一把交椅的毛，面臨其最高權力正逐漸被削弱，正被推上「黨虛君」位上時，為了奪回昔日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並實現其「榨取中國之全部物力人力來博得世界霸主」的狂妄渴欲，同時也為了免遭蘇聯赫魯曉夫下臺、斯大林死後被清算的命運，而利用自身極特殊優勢——黨的領袖與「教主」等至高無上地位，及自己作為中共為了欺騙老百姓而造就的至高無上的偽神——「紅太陽」身份，悍然無法無天騙卷民眾力量來斗倒大權在握的中共最高實權領導層的一場「政變」，一場古今中外十分罕見的「‘黨虛君’陰謀政變」——以文化的名義切入，以學術的名義進攻，以革命的名義發難，以群眾的名義奪權，然後以癲狂的自大重建「反人性反文化反法制的獨裁毛天下」。所以，文革準確而真實的名稱應該是「毛陰謀奪權大政變」。
在這場政變中，毛的對手是全面掌握著黨國所有資源、統攝著全黨國黨務系統的中共領導層，而毛所可倚重的僅僅是「自己是中共的精神領袖，且任有黨主席和軍委主席職位」，從這樣的公開情況來看，雙方力量各有短長，但相較而言，毛還居弱勢，然毛居然能輕而易舉地就將對手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毛有國防部長林彪明確表示的「絕對聽命於毛的軍事支持」。毛林聯手的背後，有著太多詭譎的密謀與交易，甚至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原因，但這場以「文革」為名義的「毛政變」，是在毛林聯盟的軍事控制下進行的，當是不爭的事實。
同樣重要的是，毛還有「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陰險毒辣」，為了奪回正在失去的中共最高權力，為了它的一己之私，毛可以不惜讓中國淪為地獄，讓人民成為瘋子，自相殘殺，仇深似海！貧窮、仇恨、瘋狂、無知，是文革中人的最大特色！因此，文革從頭至尾都充滿了謊言、騙局、仇恨、瘋狂，混亂、莫名其妙，迷霧團團，十分詭譎，以至至今許多研究文革的人，仍被這些謊言與騙局牽著鼻子走，被這些瘋狂與混亂遮迷眼，致大量的「文革研究」結論，充滿了荒謬與誤導。可見研究「文革」的第一要務，就是首先必須識破毛的謊言與騙局。
研究文革的第一要務就是識破毛的謊言與騙局
要識破毛的謊言與騙局，必須清醒地看到，毛文革的核心內容主要由這樣兩部分組成：一、隱秘的部分：真實的目的、密謀、陰謀與各種各樣暗中的政治交易、搏鬥；二、公開的部分：謊稱的目的、相應的謊言、騙局與各種策劃的實施及反應、發展。
其中，隱秘的部分，才是文革最真實的一面。但由於中共並無誠意反思文革，許多隱秘的資料至今沒有公開，更專橫的是中共還將「文革」列為評論禁區，一段長達十多年的活生生歷史，居然不可評說！而所謂的「文革研究」，由中共嚴密掌控，故毛髮動文革的真正目的，大量的謊言與騙局，不但沒能在文革後得到徹底揭露與清算，相反，在中共控制下的「文革研究」，反而是在謊言上加謊言，成為掩蓋文革真相，繼續給民眾洗腦的重要部分，故有人說：「文革發生在中國，而文革研究在外國。」
然而，正因為文革最真實的一面從始至今被隱藏、掩蓋、誤導著，外國學者雖然擁有幾乎從文革開始到結束的所有公開文件，以及大量當時的種種資料，卻往往被「君子欺以其方」，勘不破謊言與騙局，將假當真，以致他們不少的「文革研究」，都是郢書燕說，「是以新說越多，而是非靡定」，往往「下筆千言，離真萬里」，讓不知者越發糊塗，讓知情者閱之啼笑皆非，甚至感到噁心萬分（如我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文革研究的最大弊病就暴露出來：那就是最基本事實的不清楚！而連最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楚，又怎麼能夠深入研究呢？可見研究文革，首要之務就是必須識破謊言，找出真相，搞清最基本事實，然後才有可能進一步深入研究。
綜觀目今文革研究，大致有三類：1、親歷者的回憶（包括代記述）；2、據文革公開資料的編史；3、各敘己見的評論。
其中，親歷者的回憶較真實，有的還具很珍貴的史證價值，但所失在於大部分都比較瑣碎且表面，瞎子摸象，各說一部的情況較普遍；
而據文革公開資料所編的史書，雖全局性較強，但鮮見有追蹤騙局、揭穿謊言的，然文革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騙局和謊言，所以這樣的史書，真實性就較差了，內在邏輯性也因此而極模糊，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堆公開資料編年集。對於史學家來說，追蹤真實永遠是第一位的，任何的一點不實，都是對真實的掩蓋，所以儘管不可能揭示百分百的真實，但儘可能逼近真實，應該是史學家的唯一追求，而若因為各種原因有意迴避、隱瞞，不作追蹤，就已是在作偽與誤導了，如果還巧言偽飾，甚至故意扭曲，那就更是陰謀而非史學了；
至於各敘己見的評論，優劣就大異了。優秀的基本上都體現了這樣三個特點：1、評論者具有較高的文史功底，有史學的穎悟力與穿透力；2、對共產黨及中共的本質與謊言偽飾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有洞察力與識破力；3、盡最大可能向史實靠攏，在搞清最基本事實的基礎上發言。優劣程度大致可以此三點為衡量。
文革研究中最惡劣的要數「人民文革」的提出者，真是荒謬到了極點，明明是毛為一己之權而悍然發動的陰謀政變，不惜置全黨國人民於劫難中，不但操縱民眾當其走狗為其送命，還令人髮指地妄圖將全黨國民眾改造成只知絕對服從其任何「最高指示」，而不知自己思考的「人形工具」——文化、娛樂、親情、人性、個人空間……一切為人所必須的皆被強行剝奪、徹底消滅，而紅色恐怖讓除毛之外的每個人都活得戰戰兢兢，真是豬狗不如，卻騙之名曰「群眾」、甚至還「革命群眾」，以讓人甘願肝腦塗地地失心瘋！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全黨國的工農兵學等，何曾有過一點真正的自主與民主，而不是被人操縱、利用、當猴耍完被鄙棄？這些人居然不顧事實真相，硬是能從爛瘡中找出「美若鮮花」來讚美！
我們不是說文革研究的視角不能投向民眾，而是要真實，不要自說自話地「浪漫」，迴避當時酷烈悲慘的民眾真實生存狀態，高喊什麼「人民文革」，絕不是「文革研究新思維」，而是「黨邪毒」侵入「文革研究」的新表現。同樣的原因，致許多很有影響的國外評論者也有不少荒謬論述，造成了文革研究「荒謬大行，而真相難見，力作鮮有」的局面。
文革研究的現狀確實很難讓人滿意，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文革發生已整整過去四十二年了，但海內外的不少所謂「文革研究」，只抓皮毛，不追實質，甚至跳進毛的騙局中出不來，至今勘不破「文革實際上只是一場毛陰謀奪權大政變——毛恰似一根攪屎棍，攪得屎尿旋轉，蚊蠅亂飛，糞蛆上竄下跳」，他們只見眼花繚亂的翻飛，卻不察有攪屎棍，還指斥逼近真相的研究為：「搞成舊框架下的帝王將相史」。在這樣的情況下，連毛文革中最重要也最關鍵的「文革第一仗」——《評〈海〉》一役，都居然被許多學者劃分在「文革」之外，最多稱其為「文革導火索」，而完全按照中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千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的「定調」，將《五•一六通知》定為文革開始標誌。
中共的「定調」，（請注意有「全面」一詞定語），竟成為史學的「定論」，且目前似乎已成為公論，也真是咄咄怪事。然而只要定睛一看，就可清楚，《五•一六通知》通過的前三天，毛早已拿下了北京最堅決的反對者彭真等，其餘劉少奇等人則已紛紛各作半降服狀，毛確確實實已獲得了文革第一仗的大勝——以領袖、軍力、陰謀三結合取勝！以後，不過是乘勝追擊，各個擊破而已！如此關鍵的一役，其前前後後充滿了毛心狠手辣陰險惡毒的陰謀、密謀、布局及偽飾、謊言，是毛最忌諱暴露的真相，曾竭盡一切可能去掩蓋、去亂真，可許多人竟以毛的公開講話為準則，絕不去考慮毛的話有真話、假話、反話、公開之語、私下之語、掩蓋之語、迷惑之語……等等之分。
需要指出的是，文革的起因雖然很複雜，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共早期的許多人事恩怨，但最主要的還是毛恐懼清算，害怕失權，以及妄圖當世界霸主的強烈慾望等。如果有所謂「文革導火索」的話，那麼應該是1956年的「中共八大」與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但我認為「導火索」一詞很不恰當，是給毛解套逃罪的「遁詞」——似乎不是毛主動陰謀發動「文革政變」，而是不得已被引爆的。很懷疑這一用詞是中共的精心陰謀，以掩蓋中共的制度缺陷與毛的無法無天竟能得逞的尷尬。
古人說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如果有個強盜搶走了別人的東西，名之曰：「為他人挑重擔」，那麼，審判他的時候，罪名是否還是「為他人挑重擔」呢？是否需要辯論一下他確乎「為他人挑重擔」了？在這樣的「罪名」下，在這樣的糾纏不清下，他還有罪嗎？
同樣，「文革」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名，在這樣一個謊名下「研究」，只能是無窮無盡的糾纏不清，而不可能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所以，我鄭重地宣布：文革準確而真實的名稱應該是「毛陰謀奪權大政變」，簡稱「毛政變」。只有在這樣清晰的名稱下，才有思辨明晰的研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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