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時不能忘記，那些揭開冰山的一角、使民眾得以窺見一個個行業黑幕的人。
在揭黑之後，他們有的離開了原有的行業，有的在尋找自己理想的著陸之地。
對於他們而言，春天還只是心裏的一粒種子。
他們是「深喉」，他們挺身而出！對那些不顧個人利益，挺身而出，向新聞媒體或有關部門揭開本行業內部種種黑幕的人，我們或許都可以稱他們是「深喉」。
他們的命運
王雪原：「反正是下崗了」
對那些不顧個人利益，挺身而出，向新聞媒體或有關部門揭開本行業內部種種黑幕的人，我們或許都可以稱他們是「深喉」。
王雪原，曾經的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在職博士研究生，在轟動一時的2005年「天價醫療費」事件中，就非常典型地扮演了這種「深喉」的角色。這位剛剛年過30的俊朗清瘦的年輕醫生，在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向媒體與衛生部調查組揭開背後真相。
「我的出發點很簡單，即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希望能盡快給公眾一個完整的真實情況，同時也希望通過這件事情，來推動我國醫療衛生制度的進步，」王雪原說，他因此成了醫療界的「叛徒」。
像很多人預料中的那樣，王雪原最後不得不離開他的工作崗位，迄今下落不明。「他反正是下崗了，」一位曾經採訪過他的記者說，「好像有朋友幫他聯繫，出國留學進修去了。」這位記者半年以前曾跟王雪原聯繫過一次，之後再無消息。
肖啟偉：無奈之下背井離鄉
因打破本行業內所謂「潛規則」，最後不得不離開的，不僅僅王雪原一人而已。
有「醫療界揭黑第一人」之稱的肖啟偉，是又一個這樣的「叛徒醫生」。在2006年之前，肖啟偉還是四川省開江縣人民醫院一名拿著一份穩定工資的外科醫生，而就在他的這一工作崗位上，他很清楚地看到了「醫藥回扣」問題的嚴重性，自1998年始堅持與這一現象進行鬥爭，最終因他的不懈舉報，在2005年掀起了一場席卷四川省醫療界的反腐風暴：128人被查辦，涉案金額近千萬元，一批醫院院長、處長、科長落馬。
肖啟偉的生活因此發生巨變：在開江這個小縣城裡，他成為被群體一再孤立的對象，「在自我懷疑甚至否定的心態之下」，只得選擇背井離鄉。
韓仁明：遭解雇後「據說又出國了」
福建廈門的韓仁明是又一個「下落不明」者。韓仁明原是廈門世紀桃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分管該公司物業部，2006年7月，他開始向當地媒體大揭物業黑幕，因此被人稱為「揭黑英雄」、「物業瘋子」，4個月後，韓仁明遭解雇，理由是「得罪官員，嫖娼」。現在，韓仁明換了手機號碼，本報記者本想通過曾經採訪過他的當地媒體記者跟他取得聯繫，不能成功。韓仁明祖籍山東，後舉家移民紐西蘭，曾任香港一家上市公司財務總監，這一次，在遭解雇後，「據說又出國了」。
張德麗：不希望被當成另類
因為對職業有恥辱感，2006年9月底，護士長張德麗離開了工作近20年的成都市兒童醫院血液科。作為一個熟悉內情者，張德麗向媒體說出了醫療行業拿回扣搞創收的「潛規則」。
但是正因為此，她在重新找工作時，新的單位差點不接收她，準備把她退回去。現在的張德麗是成都市急救指揮中心一名普通的指揮調度員。她說她不希望自己被別人當成另類。現在，她只想勤勤懇懇埋頭苦幹，糾正別人對她的看法。
福建廈門的韓仁明是又一個「下落不明」者。韓仁明原是廈門世紀桃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分管該公司物業部，2006年7月，他開始向當地媒體大揭物業黑幕，因此被人稱為「揭黑英雄」、「物業瘋子」，4個月後，韓仁明遭解雇，理由是「得罪官員，嫖娼」。現在，韓仁明換了手機號碼，本報記者本想通過曾經採訪過他的當地媒體記者跟他取得聯繫，不能成功。韓仁明祖籍山東，後舉家移民紐西蘭，曾任香港一家上市公司財務總監，這一次，在遭解雇後，「據說又出國了」。
張德麗：不希望被當成另類
因為對職業有恥辱感，2006年9月底，護士長張德麗離開了工作近20年的成都市兒童醫院血液科。作為一個熟悉內情者，張德麗向媒體說出了醫療行業拿回扣搞創收的「潛規則」。
但是正因為此，她在重新找工作時，新的單位差點不接收她，準備把她退回去。現在的張德麗是成都市急救指揮中心一名普通的指揮調度員。她說她不希望自己被別人當成另類。現在，她只想勤勤懇懇埋頭苦幹，糾正別人對她的看法。
高純：醫藥業已無他容身之地
高純原來是岳陽中湘康神製藥廠製劑室主任，1995年至今從未停止過實名舉報他所在企業的新藥造假問題。為此他先是遭遇停工、強制下崗、停發工資，最後又被公司領導打成盆骨骨折，被迫內退了事。
離開岳陽後，高純隱姓埋名又先後到三家醫藥企業打工，然而，他一跟藥監局打交道，就被認出是「湖南高純」，只有離開。高純甚至連續多年被剝奪了「執業藥師考試」資格，醫藥行業已經無他容身之處。
今年初，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前局長鄭筱萸落馬，高純成了媒體名人，但這並沒有給他的生活帶來轉機。
現在的高純在廣州打零工，月收入1000多元，省吃儉用每個月寄幾百元回家供女兒上學。他已經不希望再接受媒體採訪：「我不能光是接受採訪，我也要為生計奔波。」
陳濤：有人出10萬買我人頭
2005年9月，廣州「背包黨」成員陳濤向媒體爆黑幕，稱活動在廣州火車站的「背包黨」犯罪團夥人數已達2000餘人，通過將初來廣州的外地旅客騙上非法營運車輛，然後進行敲詐，從而謀利，有人月入上萬。
消息一出，揭黑者陳濤的命運出現了90度大轉彎，他因身份暴露而被人追殺，「有人花10萬元要買我的人頭」，「他們有十幾個人已經到我老家去找了」，陳濤說。他因此不得不開始逃亡生涯。
2005年9月，廣州「背包黨」成員陳濤向媒體爆黑幕，稱活動在廣州火車站的「背包黨」犯罪團夥人數已達2000餘人，通過將初來廣州的外地旅客騙上非法營運車輛，然後進行敲詐，從而謀利，有人月入上萬。
消息一出，揭黑者陳濤的命運出現了90度大轉彎，他因身份暴露而被人追殺，「有人花10萬元要買我的人頭」，「他們有十幾個人已經到我老家去找了」，陳濤說。他因此不得不開始逃亡生涯。
鄔敬民：小人，自己賺了，踩著兄弟屍骨往上爬
人物檔案：從2005 年底開始，深圳導遊鄔敬民有感於旅遊行業規範管理問題，開始在自己的博客上現身說法，以真名發表文章《叫我如何不宰你——一個導遊的自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在文章中，他大膽披露旅遊界存在的種種不正當行為，如低團費、導購陷阱，並分析了這些現象背後的成因。2006年5月，央視「面對面」對他的採訪播出後，反響強烈。此後，他相繼被各大媒體報導採訪，10萬字的博客文章隨即出版。
3月15日，鄔敬民沒有如願地出現在北京，站在「全國十大維權人物」的頒獎臺。
他略有些失落，想起了上個月湖南揭黑醫生胡衛民落選「2006感動中國」，本來胡排名第四。自從年初一個記者介紹他們相識後，他們在網上碰到，會不時聊上幾句，彼此惺惺相惜。
那時他在「廣東十大新聞人物」的評選中，簡訊和網上投票居第七，結果也沒接到頒獎通知。起初，對「全國十大維權人物」，他覺得自己的勝算會比較大。因為他在網上給自己拉票，而他的網友有2000之多，還有全國的持證導遊47萬人，他的投票排名已躋身前20名。
這是一個虛名，本不值得計較。但從2006年成為揭露旅遊行業黑幕的媒體名人後，他看重每一次曝光的機會，「能夠藉機擴大我的影響力，宣傳推廣我的品質旅遊」。
這一天，38歲的鄔敬民在雲南麗江。做了12年導遊的他，已經一年多未帶過團。
無奈的「媒體名人」
一年多來，落寞是鄔敬民的常態。
2006年，鄔敬民提出的品質旅遊，從上到下，無人應對。整整一年，他沒有任何收入來源。
妻子歐愛清在清遠某私立技校當老師，月薪1000多塊，寒暑假只發300塊，還要幫他交每年3000塊的醫保。68歲的母親體弱多病、耳聾，550塊的退休金不夠吃藥、打針。雖然當導遊12年，鄔敬民攢下了8萬元，但這錢是家裡的保底錢。一家人的生活只靠妻子微薄的工資支撐著。
到2006 年6月底，鄔敬民感到走投無路。1999年到深圳，他租住在東門，後來到蔡屋圍，又到崗廈，再到白石洲，房子越搬離市中心越遠，越搬越便宜。同行朋友基本買了房，有人甚至買了4套。2006年1月前，鄔敬民最不濟時還能每月賺上三五千塊，後來連650塊的房都租不起了。
2006年出《叫我如何不宰你》時，鄔想將它當塊敲門磚，讓遊客產生信賴，從而擴大影響，能接更多的團。不帶團購物，他在公司的購物排行榜老排在末位，而公司是按這個排名來決定提成和團量。「混不下去了，剛畢業的小姑娘都超過了我。」
「小人，自己賺夠了，踩著兄弟們的屍骨往上爬。」他想起了一個同行的不滿，不由苦笑。雖然能以「小導遊上6次央視，已經很滿足。還到處跑來跑去」來安慰自己，但阿Q精神敵不過現實逼迫。深圳沒法呆了，他決定搬回清遠，一邊收集資料，一邊寫起訴書，起訴國家旅遊局的不作為。
在鄔收拾家當時，中國通用旅遊網廣州分公司總經理吳義強聯絡上他，讓他去搞「中國品質旅遊網」。到廣州後，干了兩個月，「與品質不相干」，鄔感覺不舒服。不久，他在北京見到公司總部的老總，說準備國慶後起訴國家旅遊局，老總當即表示不贊成，擔心會影響到公司。同時還對他的工作進行了調整，準備安排他負責宣傳和營銷。這不是他想做的事，於是辭職，搬回清遠。
在朋友的支持下，他重新做了一個網站「中國敬民品質旅遊網」，旨在「建立全國性品質旅遊網路，讓每一個能夠理性消費的遊客，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找到值得信賴的旅行社和導遊」。但留言響應者極少。他又提議各地同行將當地土特產的圖片和價格發來，放在網上，結果無人發。貴陽某導遊說：「你讓大家怎麼活？以前的路堵死了，要有新的路讓大家走才行。」
一次流產的起訴
做網站的同時，鄔開始草擬對國家旅遊局的起訴書。他列舉了多個在著名旅遊地區出現的導遊中途棄客以及旅遊購物「假貨不斷」等多個證據，要求國家旅遊局「公開道歉，承認錯誤，嚴肅認真執行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建立由遊客參與的獎懲制度及導遊基本保障制度」，等等。
起訴書寫好後，鄔向幾個做律師的網友徵詢意見。「不太可能，你不能代表被侵害主體。」曾經成功起訴鐵道部的郝勁松說。其他人也持相同看法。他也懂這個理，但還是想引起關注，向同行證明自己的決心。
「旅遊是一種精神享受，要通過導遊的服務來實現。俗話說江山美不美，全靠導遊一張嘴。導遊有情緒就無法做好，遊客就不可能得到享受。購物使遊客和導遊對立起來，實際上裡面的大部分利益歸旅遊公司。」鄔對記者說。
2006 年10月29日下午，鄔來到北京。這一天，歷時三天的全國導遊大會剛好結束。此次與會近2000名導遊代表，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在講話中提到，「部分導遊沒有工資，部分導遊沒有三險福利，部分導遊靠犧牲遊客利益謀生」。而鄔認為：「如果在每個‘部分’的前面加上兩個字，‘絕大’，這才能真正反映導遊的生存現狀。」而他對自己作為目前在媒體上名頭最響的導遊，卻不能進入這樣的全國導遊大會，也感到一些失望和無奈。
次日，鄔去國家旅遊局屬地的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你這是公益訴訟，應是法人社團才能起訴；你提供的證據裡別人是受害者，你未受到他們的委託。你沒有這個資格。」對方不予受理。臨了，此人說自己出去旅遊也被別人騙過。
隨後，鄔敬民把起訴書貼在自己的博客上。沒過幾天，他的主要博客就不能打開了。一直到現在。
麗江試點在鄔敬民苦於找不到品質旅遊的著陸點時，雲南麗江橡樹園客棧老闆瀋恆林打來電話。瀋是從一個同行朋友那裡聽說鄔敬民的，他一直想做品質旅遊，一聽說他就來了興趣。
瀋一直按自己的規矩接客：旅遊項目全部給清單，遊客只用先付10%的訂金，按承諾做下來，遊客滿意後再付清餘款。這樣做了5年多，只有3次發生未付清錢的情況，總額不超過1500塊。但他一直苦惱於自己的規模太小，所以他要找志同道合者。
2006年9月16日，由瀋出費用，鄔敬民來到麗江。兩人一見如故。橡樹園客棧的一間客房成了鄔的落腳地，瀋包了他在麗江的食宿。
近年來，麗江每年的旅遊收入近26億，自助游的散客佔據相當數量。在麗江大研古城的商鋪，不時能見到「徵友出發，去香格里拉或虎跑峽」的散客告示。鄔和瀋一致認為品質旅遊可以從麗江起飛。之後，他們的團隊增至5人，合夥資金超過百萬。品質旅遊有了細節：導遊專職，有底薪，根據不同的團，每天帶客的人頭服務費取決於遊客的反饋；讓顧客買到同步或低於市場價的、有品質的旅遊產品。
對他們要做購物，鄔敬民持保留意見。但錢是他們出的，他不好表示異議。
「瀋恆林要的是經濟效益，我要的是社會意義。必須在經濟上成功，讓觀望者有信心，才可能做更多的事。」鄔對記者說。
「要這樣做的話，他面臨三個問題：一是遊客能不能理性消費？遊客參團前想便宜，參團後想最好的服務；二是旅遊局不可能監管整個旅遊鏈條，比如旅行社的內部操作，另外它管不了商店；三是導遊收入問題，小費、佣金是國際通行，但中國實現不了。」芒果網旅遊版編輯米起認為，鄔跟一個行業對抗，得不到政府支持，沒希望。
鄔收集導遊權益受侵害時，經人介紹認識米，成為聊得來的朋友。米理解鄔的行為，但不支持，因為看不到希望。
3+2=6
來到麗江後，鄔與隱居此地6年的張雲虎成了知己。張來自山西，曾經是成功的生意人，感到「社會混亂，找不到幸福」而退出江湖，專心讀書。
「正確的方法未見得找到真理，真話帶來遺憾。3+2有時候得等於6。」面對鄔的迷惘，張道出了自己6年來感悟到的心得。
今年春節前，深圳電臺邀請採訪鄔。電臺不負擔來回費用，鄔猶豫不決。張知情後，拿出3000塊錢。鄔準備給張打借條，被張阻止：「你給我帶隻雞回來就行。」
2月13日做完電臺採訪，無法買到去湖南的火車票，他放棄了一家人在妻子娘家團聚的打算，回了清遠。他沒帶年貨回家，買了臺DVD刻錄機，用來將書和央視面對面、鳳凰衛視魯豫有約、廣東衛視第一訪談的內容製成碟。初七，妻兒返回清遠。相聚兩天後，他坐火車返回麗江。
經張介紹，鄔看了《蒙牛內幕》。回想一年多的經歷，他深深領悟了裡面的觀點——「只修改手段，不改變目標。」
「剛開始想徹底改變這個行業，以為這個想法好，可以得到從上到下的支持。現在只想引導中國的品質旅遊。」鄔不再語氣激昂。一年多的經歷，讓他明白了現實的困難。
3月11日早上8點半，鄔拿著手機，靜聽妻子在清遠那端低泣。清遠做旅遊的朋友通過他的妻子，想要他回去，在清遠推行「品質旅遊」。但他告訴妻子自己不能離開麗江。
「我太孤單了，壓力好大。麗江太遠了，一家人想見面都不容易。」妻子說。
鄔無語了。妻子想要一份安穩的生活，但一年多來安慰的話已經說過很多次，然而這次他說不出什麼。除非立刻兌現，否則希望就像謊言，他是一個不慣說謊的人。
胡衛民：我不知道還能扛多久
人物檔案
胡衛民，湖南婁底市中心醫院醫生。2004年底，他因無法接受由該院院長楊志毅主導的《2003年經濟管理方案實施細則》中存在的開單提成、亂收費、虛高藥價等醫療腐敗「潛規則」，憤而向醫院遞交辭呈，同時往報社投信，揭露醫療黑幕。
一場轟轟烈烈的關於「醫療行業潛規則」的揭露與討論由此引發，胡衛民也被稱為「揭黑醫生」，「胡衛民事件」也被外界稱為「中國現行醫療體制弊病的一個典型樣本」。
3 月12日中午，已經過了下班時間1個多小時，婁底市中心醫院門診大樓二樓只有一個診室的門還開著。44歲的心腦血管病門診醫生胡衛民寫完手上最後一本病歷後，站起來走到助手的桌子旁。這位還在實習階段的年輕醫生抬起頭來告訴他，門外還有幾個等著求醫的患者，都是專程從外地趕來的。
胡衛民叫助手對他們逐個進行登記，他說他會額外安排時間幫他們診療。
在這些病人看來，他們舍近求遠來找胡衛民，因為他在兩年前對醫療腐敗潛規則的「揭黑行動」中，表現出了「醫生的良心」。
然而，人們可能並不知道，胡衛民為他的「出格」，也承受著巨大的煎熬。
休息日的義診
3月11日，星期天，午後的婁底忽晴忽陰。
在樂坪大道一處居民區裡，雙眼通紅的胡衛民靠著牆壁靜靜地站著。他一邊放下出診箱，一邊使勁按著頭皮。昨晚，他又只睡了3個小時。
「揭黑」後兩年來，承受著各種壓力的胡衛民一直患有失眠和頭疼，今天是他一週中唯一的休息日，但他把時間用於為幾個行動不便的高血壓患者免費上門診療，幾年來從未間斷。
前面是一條陰暗的樓梯，兩旁儘是黑色的蜂窩煤，他的病人陳繼醒就住在上面，10年前的一次中風使老陳臥床不起，2年3萬元的醫藥費幾乎耗盡了這個退休職工家庭的所有積蓄，直到後來他們找到了胡衛民。
68歲的陳繼醒此時正半躺在籐椅上，見到胡衛民，老陳以一個側身握手迎接了他。老陳用僵硬的舌頭吃力地告訴胡衛民，他現在已經能自己拄著枴杖繞樓下的小花園走一圈了。正在幫老陳纏血壓計的胡衛民，馬上騰出一個拇指伸到老陳面前。
血壓計上顯示的數值為138/80，胡衛民點點頭，然後叮囑他不要大意，還要保持心態的平和。陳繼醒和老伴一邊聽著，一邊將目光停留在胡衛民發黑的眼圈上，反過來叫他注意身體。
臨出門前，胡衛民放下了一張降壓藥藥方，合計10多元。
破裂的家庭
當天義診結束後，胡衛民回到家，屋裡一片昏暗。
這是一個只剩下男主人的房子，佈滿灰塵，到處是來不及整理的報紙和書籍。但掛在牆上高雅的中國畫、桌上精心佈置的假花以及書架上色彩鮮艷的小飾物，都顯示著這裡曾經溫馨過。
胡衛民坐在大廳的椅子上，望著窗外，頭髮凌亂，一臉疲態。正前方的電視已經不記得有多長時間沒有開了，積了厚厚的一層灰。
房間的書架裡仍塞滿了書，都是龍龍喜歡看的。孩子早慧，6歲的時候胡衛民就教他看《詩經》、《論語》，而且他都能記得住。
然而，8年前的意外和2年前的「炮轟醫院」，逐漸摧毀了他曾擁有的一切。
那時候的胡衛民在醫院已經非常不受歡迎，他到處做科普宣傳被醫院同事視為「不務正業、好出風頭」，胡衛民給患者開具的廉價藥方也時常使他們陷於尷尬境地。那一年，胡衛民被醫院安排回病房工作，但被二病室內科主任陳炳華拒絕接納。在隨後的理論中，胡衛民被對方踢中下身，失去了性功能。
與妻子勉強生活了4年後，胡衛民主動提出離婚。龍龍仍由胡衛民來撫養。
2004年年底「揭黑事件」後一個多月，胡衛民一天下班後發現11歲的龍龍正躲在家裡哭。幾經詢問，才知道有個40多歲的男人在路上使勁掐他脖子，還警告孩子「叫你爸小心點」。
解開孩子的衣領，看到幾道暗紅指印，胡衛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自那以後，兒子心中有了陰影，變得沉默起來，莫名地打哆嗦。幾個月後，胡衛民與前妻商量，讓兒子跟她到長沙去。
「我不是一個好父親。」胡衛民對此常常感到愧疚。
此後不久，因經受不住胡衛民一系列變故所帶來的打擊，老父親病入膏肓，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原本神志不清的父親突然拉著胡衛民的手，睜大眼睛使勁吐出兩個字——「堅持」。
表面的成就
「出名」後的胡衛民變得越來越忙，很多全國各地的患者都慕名前來求醫，有時候，他一個早上要看50多名病人，超出正常診量的一倍多。
同時，胡衛民還主持著3個網站，他經常要在鍵盤前敲至後半夜，答覆每天數以百計的留言和諮詢，他還開闢了一個揭發曝光虛假廣告的專欄，保衛消費者權益。
從外表上看，胡衛民似乎已經接近他的目標了。他所在的心腦血管病防治辦已經升級為高血壓防治中心，而他也被委以升任之職。然而，這一切並非如外界想像的那麼美好。由於沒有醫生願意與胡衛民共事，他一直陷於「光桿司令」的尷尬境地，他一個人守著4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包攬著從門診醫生到儀器管理員的所有職責。
婁底市中心醫院在「胡衛民事件後」發生了一些變化。新領導廢除了原來的經濟管理方案，院內隨處可見「謝絕醫藥代表入內」的告示，點名手術費、開單提成等也被廢除，為控制濫用藥加重患者負擔，醫院每月還對全院用藥量前10名進行通報。
但這些都無助於改變胡衛民的處境，有人還公開說一輩子不原諒他。因為胡衛民的「出格」令不少科室的收益得到重創，一些主刀醫生甚至每月收入減少三五千元。
「現在的變化都是很表層的，靠我個人的力量很難讓整個醫療體制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胡衛民說。據瞭解，「揭黑事件」並未對婁底市中心醫院的整體經營帶來大影響，其年收入從2004年的9000萬上升到2006年的1.5億。
「潛規則看似一張薄紙，但背後卻是銅牆鐵壁。我現在在精神和身體上都超負荷運轉，我不知道還能扛多久。」「十字路口式」的迷茫和焦慮正將他脆弱的神經越裹越緊。
人物檔案：從2005 年底開始，深圳導遊鄔敬民有感於旅遊行業規範管理問題，開始在自己的博客上現身說法，以真名發表文章《叫我如何不宰你——一個導遊的自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在文章中，他大膽披露旅遊界存在的種種不正當行為，如低團費、導購陷阱，並分析了這些現象背後的成因。2006年5月，央視「面對面」對他的採訪播出後，反響強烈。此後，他相繼被各大媒體報導採訪，10萬字的博客文章隨即出版。
3月15日，鄔敬民沒有如願地出現在北京，站在「全國十大維權人物」的頒獎臺。
他略有些失落，想起了上個月湖南揭黑醫生胡衛民落選「2006感動中國」，本來胡排名第四。自從年初一個記者介紹他們相識後，他們在網上碰到，會不時聊上幾句，彼此惺惺相惜。
那時他在「廣東十大新聞人物」的評選中，簡訊和網上投票居第七，結果也沒接到頒獎通知。起初，對「全國十大維權人物」，他覺得自己的勝算會比較大。因為他在網上給自己拉票，而他的網友有2000之多，還有全國的持證導遊47萬人，他的投票排名已躋身前20名。
這是一個虛名，本不值得計較。但從2006年成為揭露旅遊行業黑幕的媒體名人後，他看重每一次曝光的機會，「能夠藉機擴大我的影響力，宣傳推廣我的品質旅遊」。
這一天，38歲的鄔敬民在雲南麗江。做了12年導遊的他，已經一年多未帶過團。
無奈的「媒體名人」
一年多來，落寞是鄔敬民的常態。
2006年，鄔敬民提出的品質旅遊，從上到下，無人應對。整整一年，他沒有任何收入來源。
妻子歐愛清在清遠某私立技校當老師，月薪1000多塊，寒暑假只發300塊，還要幫他交每年3000塊的醫保。68歲的母親體弱多病、耳聾，550塊的退休金不夠吃藥、打針。雖然當導遊12年，鄔敬民攢下了8萬元，但這錢是家裡的保底錢。一家人的生活只靠妻子微薄的工資支撐著。
到2006 年6月底，鄔敬民感到走投無路。1999年到深圳，他租住在東門，後來到蔡屋圍，又到崗廈，再到白石洲，房子越搬離市中心越遠，越搬越便宜。同行朋友基本買了房，有人甚至買了4套。2006年1月前，鄔敬民最不濟時還能每月賺上三五千塊，後來連650塊的房都租不起了。
2006年出《叫我如何不宰你》時，鄔想將它當塊敲門磚，讓遊客產生信賴，從而擴大影響，能接更多的團。不帶團購物，他在公司的購物排行榜老排在末位，而公司是按這個排名來決定提成和團量。「混不下去了，剛畢業的小姑娘都超過了我。」
「小人，自己賺夠了，踩著兄弟們的屍骨往上爬。」他想起了一個同行的不滿，不由苦笑。雖然能以「小導遊上6次央視，已經很滿足。還到處跑來跑去」來安慰自己，但阿Q精神敵不過現實逼迫。深圳沒法呆了，他決定搬回清遠，一邊收集資料，一邊寫起訴書，起訴國家旅遊局的不作為。
在鄔收拾家當時，中國通用旅遊網廣州分公司總經理吳義強聯絡上他，讓他去搞「中國品質旅遊網」。到廣州後，干了兩個月，「與品質不相干」，鄔感覺不舒服。不久，他在北京見到公司總部的老總，說準備國慶後起訴國家旅遊局，老總當即表示不贊成，擔心會影響到公司。同時還對他的工作進行了調整，準備安排他負責宣傳和營銷。這不是他想做的事，於是辭職，搬回清遠。
在朋友的支持下，他重新做了一個網站「中國敬民品質旅遊網」，旨在「建立全國性品質旅遊網路，讓每一個能夠理性消費的遊客，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找到值得信賴的旅行社和導遊」。但留言響應者極少。他又提議各地同行將當地土特產的圖片和價格發來，放在網上，結果無人發。貴陽某導遊說：「你讓大家怎麼活？以前的路堵死了，要有新的路讓大家走才行。」
一次流產的起訴
做網站的同時，鄔開始草擬對國家旅遊局的起訴書。他列舉了多個在著名旅遊地區出現的導遊中途棄客以及旅遊購物「假貨不斷」等多個證據，要求國家旅遊局「公開道歉，承認錯誤，嚴肅認真執行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建立由遊客參與的獎懲制度及導遊基本保障制度」，等等。
起訴書寫好後，鄔向幾個做律師的網友徵詢意見。「不太可能，你不能代表被侵害主體。」曾經成功起訴鐵道部的郝勁松說。其他人也持相同看法。他也懂這個理，但還是想引起關注，向同行證明自己的決心。
「旅遊是一種精神享受，要通過導遊的服務來實現。俗話說江山美不美，全靠導遊一張嘴。導遊有情緒就無法做好，遊客就不可能得到享受。購物使遊客和導遊對立起來，實際上裡面的大部分利益歸旅遊公司。」鄔對記者說。
2006 年10月29日下午，鄔來到北京。這一天，歷時三天的全國導遊大會剛好結束。此次與會近2000名導遊代表，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在講話中提到，「部分導遊沒有工資，部分導遊沒有三險福利，部分導遊靠犧牲遊客利益謀生」。而鄔認為：「如果在每個‘部分’的前面加上兩個字，‘絕大’，這才能真正反映導遊的生存現狀。」而他對自己作為目前在媒體上名頭最響的導遊，卻不能進入這樣的全國導遊大會，也感到一些失望和無奈。
次日，鄔去國家旅遊局屬地的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你這是公益訴訟，應是法人社團才能起訴；你提供的證據裡別人是受害者，你未受到他們的委託。你沒有這個資格。」對方不予受理。臨了，此人說自己出去旅遊也被別人騙過。
隨後，鄔敬民把起訴書貼在自己的博客上。沒過幾天，他的主要博客就不能打開了。一直到現在。
麗江試點在鄔敬民苦於找不到品質旅遊的著陸點時，雲南麗江橡樹園客棧老闆瀋恆林打來電話。瀋是從一個同行朋友那裡聽說鄔敬民的，他一直想做品質旅遊，一聽說他就來了興趣。
瀋一直按自己的規矩接客：旅遊項目全部給清單，遊客只用先付10%的訂金，按承諾做下來，遊客滿意後再付清餘款。這樣做了5年多，只有3次發生未付清錢的情況，總額不超過1500塊。但他一直苦惱於自己的規模太小，所以他要找志同道合者。
2006年9月16日，由瀋出費用，鄔敬民來到麗江。兩人一見如故。橡樹園客棧的一間客房成了鄔的落腳地，瀋包了他在麗江的食宿。
近年來，麗江每年的旅遊收入近26億，自助游的散客佔據相當數量。在麗江大研古城的商鋪，不時能見到「徵友出發，去香格里拉或虎跑峽」的散客告示。鄔和瀋一致認為品質旅遊可以從麗江起飛。之後，他們的團隊增至5人，合夥資金超過百萬。品質旅遊有了細節：導遊專職，有底薪，根據不同的團，每天帶客的人頭服務費取決於遊客的反饋；讓顧客買到同步或低於市場價的、有品質的旅遊產品。
對他們要做購物，鄔敬民持保留意見。但錢是他們出的，他不好表示異議。
「瀋恆林要的是經濟效益，我要的是社會意義。必須在經濟上成功，讓觀望者有信心，才可能做更多的事。」鄔對記者說。
「要這樣做的話，他面臨三個問題：一是遊客能不能理性消費？遊客參團前想便宜，參團後想最好的服務；二是旅遊局不可能監管整個旅遊鏈條，比如旅行社的內部操作，另外它管不了商店；三是導遊收入問題，小費、佣金是國際通行，但中國實現不了。」芒果網旅遊版編輯米起認為，鄔跟一個行業對抗，得不到政府支持，沒希望。
鄔收集導遊權益受侵害時，經人介紹認識米，成為聊得來的朋友。米理解鄔的行為，但不支持，因為看不到希望。
3+2=6
來到麗江後，鄔與隱居此地6年的張雲虎成了知己。張來自山西，曾經是成功的生意人，感到「社會混亂，找不到幸福」而退出江湖，專心讀書。
「正確的方法未見得找到真理，真話帶來遺憾。3+2有時候得等於6。」面對鄔的迷惘，張道出了自己6年來感悟到的心得。
今年春節前，深圳電臺邀請採訪鄔。電臺不負擔來回費用，鄔猶豫不決。張知情後，拿出3000塊錢。鄔準備給張打借條，被張阻止：「你給我帶隻雞回來就行。」
2月13日做完電臺採訪，無法買到去湖南的火車票，他放棄了一家人在妻子娘家團聚的打算，回了清遠。他沒帶年貨回家，買了臺DVD刻錄機，用來將書和央視面對面、鳳凰衛視魯豫有約、廣東衛視第一訪談的內容製成碟。初七，妻兒返回清遠。相聚兩天後，他坐火車返回麗江。
經張介紹，鄔看了《蒙牛內幕》。回想一年多的經歷，他深深領悟了裡面的觀點——「只修改手段，不改變目標。」
「剛開始想徹底改變這個行業，以為這個想法好，可以得到從上到下的支持。現在只想引導中國的品質旅遊。」鄔不再語氣激昂。一年多的經歷，讓他明白了現實的困難。
3月11日早上8點半，鄔拿著手機，靜聽妻子在清遠那端低泣。清遠做旅遊的朋友通過他的妻子，想要他回去，在清遠推行「品質旅遊」。但他告訴妻子自己不能離開麗江。
「我太孤單了，壓力好大。麗江太遠了，一家人想見面都不容易。」妻子說。
鄔無語了。妻子想要一份安穩的生活，但一年多來安慰的話已經說過很多次，然而這次他說不出什麼。除非立刻兌現，否則希望就像謊言，他是一個不慣說謊的人。
胡衛民：我不知道還能扛多久
人物檔案
胡衛民，湖南婁底市中心醫院醫生。2004年底，他因無法接受由該院院長楊志毅主導的《2003年經濟管理方案實施細則》中存在的開單提成、亂收費、虛高藥價等醫療腐敗「潛規則」，憤而向醫院遞交辭呈，同時往報社投信，揭露醫療黑幕。
一場轟轟烈烈的關於「醫療行業潛規則」的揭露與討論由此引發，胡衛民也被稱為「揭黑醫生」，「胡衛民事件」也被外界稱為「中國現行醫療體制弊病的一個典型樣本」。
3 月12日中午，已經過了下班時間1個多小時，婁底市中心醫院門診大樓二樓只有一個診室的門還開著。44歲的心腦血管病門診醫生胡衛民寫完手上最後一本病歷後，站起來走到助手的桌子旁。這位還在實習階段的年輕醫生抬起頭來告訴他，門外還有幾個等著求醫的患者，都是專程從外地趕來的。
胡衛民叫助手對他們逐個進行登記，他說他會額外安排時間幫他們診療。
在這些病人看來，他們舍近求遠來找胡衛民，因為他在兩年前對醫療腐敗潛規則的「揭黑行動」中，表現出了「醫生的良心」。
然而，人們可能並不知道，胡衛民為他的「出格」，也承受著巨大的煎熬。
休息日的義診
3月11日，星期天，午後的婁底忽晴忽陰。
在樂坪大道一處居民區裡，雙眼通紅的胡衛民靠著牆壁靜靜地站著。他一邊放下出診箱，一邊使勁按著頭皮。昨晚，他又只睡了3個小時。
「揭黑」後兩年來，承受著各種壓力的胡衛民一直患有失眠和頭疼，今天是他一週中唯一的休息日，但他把時間用於為幾個行動不便的高血壓患者免費上門診療，幾年來從未間斷。
前面是一條陰暗的樓梯，兩旁儘是黑色的蜂窩煤，他的病人陳繼醒就住在上面，10年前的一次中風使老陳臥床不起，2年3萬元的醫藥費幾乎耗盡了這個退休職工家庭的所有積蓄，直到後來他們找到了胡衛民。
68歲的陳繼醒此時正半躺在籐椅上，見到胡衛民，老陳以一個側身握手迎接了他。老陳用僵硬的舌頭吃力地告訴胡衛民，他現在已經能自己拄著枴杖繞樓下的小花園走一圈了。正在幫老陳纏血壓計的胡衛民，馬上騰出一個拇指伸到老陳面前。
血壓計上顯示的數值為138/80，胡衛民點點頭，然後叮囑他不要大意，還要保持心態的平和。陳繼醒和老伴一邊聽著，一邊將目光停留在胡衛民發黑的眼圈上，反過來叫他注意身體。
臨出門前，胡衛民放下了一張降壓藥藥方，合計10多元。
破裂的家庭
當天義診結束後，胡衛民回到家，屋裡一片昏暗。
這是一個只剩下男主人的房子，佈滿灰塵，到處是來不及整理的報紙和書籍。但掛在牆上高雅的中國畫、桌上精心佈置的假花以及書架上色彩鮮艷的小飾物，都顯示著這裡曾經溫馨過。
胡衛民坐在大廳的椅子上，望著窗外，頭髮凌亂，一臉疲態。正前方的電視已經不記得有多長時間沒有開了，積了厚厚的一層灰。
房間的書架裡仍塞滿了書，都是龍龍喜歡看的。孩子早慧，6歲的時候胡衛民就教他看《詩經》、《論語》，而且他都能記得住。
然而，8年前的意外和2年前的「炮轟醫院」，逐漸摧毀了他曾擁有的一切。
那時候的胡衛民在醫院已經非常不受歡迎，他到處做科普宣傳被醫院同事視為「不務正業、好出風頭」，胡衛民給患者開具的廉價藥方也時常使他們陷於尷尬境地。那一年，胡衛民被醫院安排回病房工作，但被二病室內科主任陳炳華拒絕接納。在隨後的理論中，胡衛民被對方踢中下身，失去了性功能。
與妻子勉強生活了4年後，胡衛民主動提出離婚。龍龍仍由胡衛民來撫養。
2004年年底「揭黑事件」後一個多月，胡衛民一天下班後發現11歲的龍龍正躲在家裡哭。幾經詢問，才知道有個40多歲的男人在路上使勁掐他脖子，還警告孩子「叫你爸小心點」。
解開孩子的衣領，看到幾道暗紅指印，胡衛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自那以後，兒子心中有了陰影，變得沉默起來，莫名地打哆嗦。幾個月後，胡衛民與前妻商量，讓兒子跟她到長沙去。
「我不是一個好父親。」胡衛民對此常常感到愧疚。
此後不久，因經受不住胡衛民一系列變故所帶來的打擊，老父親病入膏肓，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原本神志不清的父親突然拉著胡衛民的手，睜大眼睛使勁吐出兩個字——「堅持」。
表面的成就
「出名」後的胡衛民變得越來越忙，很多全國各地的患者都慕名前來求醫，有時候，他一個早上要看50多名病人，超出正常診量的一倍多。
同時，胡衛民還主持著3個網站，他經常要在鍵盤前敲至後半夜，答覆每天數以百計的留言和諮詢，他還開闢了一個揭發曝光虛假廣告的專欄，保衛消費者權益。
從外表上看，胡衛民似乎已經接近他的目標了。他所在的心腦血管病防治辦已經升級為高血壓防治中心，而他也被委以升任之職。然而，這一切並非如外界想像的那麼美好。由於沒有醫生願意與胡衛民共事，他一直陷於「光桿司令」的尷尬境地，他一個人守著4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包攬著從門診醫生到儀器管理員的所有職責。
婁底市中心醫院在「胡衛民事件後」發生了一些變化。新領導廢除了原來的經濟管理方案，院內隨處可見「謝絕醫藥代表入內」的告示，點名手術費、開單提成等也被廢除，為控制濫用藥加重患者負擔，醫院每月還對全院用藥量前10名進行通報。
但這些都無助於改變胡衛民的處境，有人還公開說一輩子不原諒他。因為胡衛民的「出格」令不少科室的收益得到重創，一些主刀醫生甚至每月收入減少三五千元。
「現在的變化都是很表層的，靠我個人的力量很難讓整個醫療體制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胡衛民說。據瞭解，「揭黑事件」並未對婁底市中心醫院的整體經營帶來大影響，其年收入從2004年的9000萬上升到2006年的1.5億。
「潛規則看似一張薄紙，但背後卻是銅牆鐵壁。我現在在精神和身體上都超負荷運轉，我不知道還能扛多久。」「十字路口式」的迷茫和焦慮正將他脆弱的神經越裹越緊。
陳曉蘭：我也有退縮的時候
陳曉蘭脾氣真倔。
即使面對橫跨大半個上海匆匆趕到的攝影記者，她仍然堅持不拍照，甚至孩子氣地說：如果拍照，我立馬就走。
是的。55歲的陳曉蘭，已經不像年輕時那麼愛照相了，她強烈反對別人拍她，她不願意把這些年來寫在臉上的辛酸、疲倦和憔悴，被那麼明顯地定格、放大。
她想，自己是代表正義的呀，正義怎麼可以這樣狼狽呢？她也不喜歡有些記者，把她的生活描寫得那麼拮据可憐，說她單親家庭獨自撫養女兒，又沒有收入——她是多麼要強的一個人，即使是帶著女兒，沒有再婚，沒有收入，那也是她自己的選擇。
事實上，如果有人把她描寫得三頭六臂、無所不能，她也會不高興。「好像我是一個女飛俠，在天上飛來飛去似的。」陳曉蘭想想就覺得好笑。
從4個半小時的交談中，瞭解到她想要的，不過是還原自己——不是所謂的「打假醫生」，不是代號「一個有良心的醫生」，而就是醫生陳曉蘭。
第一次害怕
南都週刊（以下簡稱「南」）：這是你醫療打假的第11個年頭了。聽說這些年來，你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定要到北京去？
陳曉蘭（以下簡稱「陳」）：對。這個月的5日，我剛從北京回來，我還準備再去一次。上一次去是參加CCTV的頒獎儀式，我是頒獎嘉賓；這次去，我還得提意見去。
南：這次要提哪些意見？
陳：這次我去，一是給《醫療器械管理條例》的修改議案提點意見，二是手頭還有幾個在追查的問題醫療器械和問題醫院，要向他們反映一下。我算了算，加上這次，我自費進京44次了。每次都是去國家藥監局向國務院、衛生部、醫藥管理局、工商總局等部門反映情況。去得最多的，就是國家藥監局，藥監局的官員們，跟我幾乎都成熟人了，一見面就招呼，「陳醫生，你又來啦？」
南：無論是問題醫療器械，還是問題醫院，背後都是一個龐大的利益團體。你面對這些躲在暗處的人，曾經害怕過麼？
陳：我這人從小就很犟。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對的。我更會堅持到底。過去我不知道什麼是害怕，也是因為這個信念。可是，在1月初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了。
南：1月初，是你還在調查上海協和醫院婦科診療案的時候？
陳：是的。那一天是1月5日，上海藥監局去協和醫院突擊執法，我作為監督員，去監督執法過程。我一個人在醫院裡走動，有一個不明身份的男子貼身跟著我。無論我走到哪裡，他都跟著。最糟糕的是，我的手機怎麼撥110都撥不通。直到幾天後，新華社的報導出來後，我的手機才恢復正常。
南：手機被黑了？
陳：很有可能。家裡的電腦也經常被黑。中毒、網路癱瘓是常有的事情，也有人打電話威脅我。但是，拿著手機，沒法撥110，這就意味著，我隨時有危險，卻沒法保護自己。
南：這太危險了。
陳：這兩年我的處境已經好多了。1996年的時候，醫院到處都在傳我是「神經病」，傳得有鼻子有眼。無論我去哪裡舉報，對方都用不理解的眼光看我——誰會認真聽一個神經病說話呢？2002年，當時上海市衛生局建議市委、市政府對我「予以訓誡」。還有一位官員呼籲，要對我進行「政治定性」。
南：那你怎麼辦？
陳：我到單位去開了以前工作的全勤單，然後天天帶在身邊，有人說我，我就給他看——我那麼多年在醫院工作，年年考勤是全勤，說我是神經病？你醫院能把一個精神病人天天放在理療科的崗位上班？那麼多部醫療機器都由我一個精神病人管，那不是犯罪麼？
南：之後情況好一些了沒？
陳：我1997年就開始反映假冒醫療器械的問題。2003年，我去北京上訪。有人追到火車上來，不讓我走，還揚言說，「你到不了北京」！
南：那你到了北京沒有？
陳：(笑)我不僅到了北京，還到了國家藥監局。
南：那個時候你想過後果麼？
陳：想過。所以我在火車上打了幾個電話。一個打給我的好朋友倪平。我告訴她，我蒐集來的第一手醫療舉報資料分別存放在什麼地方，如果我有不測，讓她一定要接替我幹下去。另一個打給我媽媽的老同學王伯伯，如果我回不了上海，請他幫我照顧我的女兒。
南：你怎麼來改變這種局面？
陳：那個時候，有人建議我走「上層路線」。我找到《新民晚報》記者、全國人大代表李葵南，通過她向有關市領導反映。我還在鄰居的幫助下，在天涯論壇裡以「一個有良心的醫生」的ID發了不少帖。媒體一直在關注這些事情。
到2005年，情況慢慢好起來。上海市藥監局、上海衛生監督所先後聘我為市場監督員，這樣我去調查一些問題，就方便多了。一些醫療主管單位的官員，也漸漸地理解我了，知道我沒有私心。
人生反差
南：聽說你去了那麼多次北京，故宮、長城一次都沒去過。在北京，開始住的是280元的賓館標準間，後來降到100元，最後是30元的地下室。
陳：那個地下室的老闆，現在只收我20元了(笑)。這次再去北京，我還住他那。
南：你以前的生活怎麼樣？
陳：以前，我是養尊處優的上海小姐，不但世代書香，家裡還有50多位親屬遍佈海外。「文革」前，我們家住的是三層的小洋樓，家裡有兩個保姆和自己的裁縫、醫生。我看弄堂裡的小朋友踢毽子，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當毽子踢。
有了孩子以後，帶著女兒住在父母家，開銷都由父母出——他們收入高，我每個月象徵性地給他們一百、兩百的零花錢。其他的，都是自己花了。年收入三四萬元，日子過得很舒服。
南：現在呢？
陳：現在我是很多醫院的「反面教材」。他們都拿我來教育醫生護士們。跟著醫院干，一年能拿多少獎金收入，如果像我這樣，既沒有退休金，也沒有四金，靠親戚救濟過日子，還要貼錢、貼時間，幹一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多慘！
南：醫院裡那麼多醫生，就你一個人做了「叛徒」，他們恨你麼？
陳：那個時候，我在單位裡是出了名的好人緣。我們那個理療室，每天都有醫生護士串門，他們都願意跟我說些家長裡短、小道消息。我這人最不愛管閑事。我甚至從來不看電視——雖然我們家可能是上海最早一批擁有電視和彩色電視機的家庭。上班、下班、讀書，我的生活裡好像就只有這三件事情。可是1996年碰到過期藥，然後碰到光量子，人命關天的事情，我不管不行了。
南：你身邊的人能理解你麼？
陳：我父母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平素不管閑事，但都嫉惡如仇。在這件事情上，他們非常支持我。我到現在都記得媽媽臨終之前在病床上給我講的話，她說，「曉蘭，你是醫生，有些事情病人不懂，你懂，你要維護他們的利益。」我爸甚至還給我買來《孫子兵法》，鼓勵我要以退為進、曲線救國。
我女兒有時候不一定能理解我，她總是擔心我，跟我說：有問題的醫療器械太多了，但媽媽只有一個。
南：那你為什麼還要打假？你以一個人的力量跟一個行業對抗，你不覺得累嗎？
陳：我曾經說過，我們不可能永遠都是醫務人員，也不可能永遠都是監管者，但我們注定都會成為病人。一個病人碰到一個問題醫療器械，或者碰到一個問題醫院，一個家庭就被套進去了，這個家庭的社會關係也不例外。
南：那你曾經想過退出麼？
陳：有一段時間，我很想回到醫生的崗位上。一個醫生的職業生命是很有限的。我學了那麼多年，又在一線干了那麼多年，不能回報給社會，太可惜了。但我一直記得一個醫學前輩對我說的話。他說，中國並不缺臨床醫生，但缺像我這樣維權、打假的醫生。他在業務上能為我分擔，替患者看病，但是，他卻不能代替我，去做好那些維權的事情。
陳曉蘭脾氣真倔。
即使面對橫跨大半個上海匆匆趕到的攝影記者，她仍然堅持不拍照，甚至孩子氣地說：如果拍照，我立馬就走。
是的。55歲的陳曉蘭，已經不像年輕時那麼愛照相了，她強烈反對別人拍她，她不願意把這些年來寫在臉上的辛酸、疲倦和憔悴，被那麼明顯地定格、放大。
她想，自己是代表正義的呀，正義怎麼可以這樣狼狽呢？她也不喜歡有些記者，把她的生活描寫得那麼拮据可憐，說她單親家庭獨自撫養女兒，又沒有收入——她是多麼要強的一個人，即使是帶著女兒，沒有再婚，沒有收入，那也是她自己的選擇。
事實上，如果有人把她描寫得三頭六臂、無所不能，她也會不高興。「好像我是一個女飛俠，在天上飛來飛去似的。」陳曉蘭想想就覺得好笑。
從4個半小時的交談中，瞭解到她想要的，不過是還原自己——不是所謂的「打假醫生」，不是代號「一個有良心的醫生」，而就是醫生陳曉蘭。
第一次害怕
南都週刊（以下簡稱「南」）：這是你醫療打假的第11個年頭了。聽說這些年來，你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定要到北京去？
陳曉蘭（以下簡稱「陳」）：對。這個月的5日，我剛從北京回來，我還準備再去一次。上一次去是參加CCTV的頒獎儀式，我是頒獎嘉賓；這次去，我還得提意見去。
南：這次要提哪些意見？
陳：這次我去，一是給《醫療器械管理條例》的修改議案提點意見，二是手頭還有幾個在追查的問題醫療器械和問題醫院，要向他們反映一下。我算了算，加上這次，我自費進京44次了。每次都是去國家藥監局向國務院、衛生部、醫藥管理局、工商總局等部門反映情況。去得最多的，就是國家藥監局，藥監局的官員們，跟我幾乎都成熟人了，一見面就招呼，「陳醫生，你又來啦？」
南：無論是問題醫療器械，還是問題醫院，背後都是一個龐大的利益團體。你面對這些躲在暗處的人，曾經害怕過麼？
陳：我這人從小就很犟。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對的。我更會堅持到底。過去我不知道什麼是害怕，也是因為這個信念。可是，在1月初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了。
南：1月初，是你還在調查上海協和醫院婦科診療案的時候？
陳：是的。那一天是1月5日，上海藥監局去協和醫院突擊執法，我作為監督員，去監督執法過程。我一個人在醫院裡走動，有一個不明身份的男子貼身跟著我。無論我走到哪裡，他都跟著。最糟糕的是，我的手機怎麼撥110都撥不通。直到幾天後，新華社的報導出來後，我的手機才恢復正常。
南：手機被黑了？
陳：很有可能。家裡的電腦也經常被黑。中毒、網路癱瘓是常有的事情，也有人打電話威脅我。但是，拿著手機，沒法撥110，這就意味著，我隨時有危險，卻沒法保護自己。
南：這太危險了。
陳：這兩年我的處境已經好多了。1996年的時候，醫院到處都在傳我是「神經病」，傳得有鼻子有眼。無論我去哪裡舉報，對方都用不理解的眼光看我——誰會認真聽一個神經病說話呢？2002年，當時上海市衛生局建議市委、市政府對我「予以訓誡」。還有一位官員呼籲，要對我進行「政治定性」。
南：那你怎麼辦？
陳：我到單位去開了以前工作的全勤單，然後天天帶在身邊，有人說我，我就給他看——我那麼多年在醫院工作，年年考勤是全勤，說我是神經病？你醫院能把一個精神病人天天放在理療科的崗位上班？那麼多部醫療機器都由我一個精神病人管，那不是犯罪麼？
南：之後情況好一些了沒？
陳：我1997年就開始反映假冒醫療器械的問題。2003年，我去北京上訪。有人追到火車上來，不讓我走，還揚言說，「你到不了北京」！
南：那你到了北京沒有？
陳：(笑)我不僅到了北京，還到了國家藥監局。
南：那個時候你想過後果麼？
陳：想過。所以我在火車上打了幾個電話。一個打給我的好朋友倪平。我告訴她，我蒐集來的第一手醫療舉報資料分別存放在什麼地方，如果我有不測，讓她一定要接替我幹下去。另一個打給我媽媽的老同學王伯伯，如果我回不了上海，請他幫我照顧我的女兒。
南：你怎麼來改變這種局面？
陳：那個時候，有人建議我走「上層路線」。我找到《新民晚報》記者、全國人大代表李葵南，通過她向有關市領導反映。我還在鄰居的幫助下，在天涯論壇裡以「一個有良心的醫生」的ID發了不少帖。媒體一直在關注這些事情。
到2005年，情況慢慢好起來。上海市藥監局、上海衛生監督所先後聘我為市場監督員，這樣我去調查一些問題，就方便多了。一些醫療主管單位的官員，也漸漸地理解我了，知道我沒有私心。
人生反差
南：聽說你去了那麼多次北京，故宮、長城一次都沒去過。在北京，開始住的是280元的賓館標準間，後來降到100元，最後是30元的地下室。
陳：那個地下室的老闆，現在只收我20元了(笑)。這次再去北京，我還住他那。
南：你以前的生活怎麼樣？
陳：以前，我是養尊處優的上海小姐，不但世代書香，家裡還有50多位親屬遍佈海外。「文革」前，我們家住的是三層的小洋樓，家裡有兩個保姆和自己的裁縫、醫生。我看弄堂裡的小朋友踢毽子，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當毽子踢。
有了孩子以後，帶著女兒住在父母家，開銷都由父母出——他們收入高，我每個月象徵性地給他們一百、兩百的零花錢。其他的，都是自己花了。年收入三四萬元，日子過得很舒服。
南：現在呢？
陳：現在我是很多醫院的「反面教材」。他們都拿我來教育醫生護士們。跟著醫院干，一年能拿多少獎金收入，如果像我這樣，既沒有退休金，也沒有四金，靠親戚救濟過日子，還要貼錢、貼時間，幹一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多慘！
南：醫院裡那麼多醫生，就你一個人做了「叛徒」，他們恨你麼？
陳：那個時候，我在單位裡是出了名的好人緣。我們那個理療室，每天都有醫生護士串門，他們都願意跟我說些家長裡短、小道消息。我這人最不愛管閑事。我甚至從來不看電視——雖然我們家可能是上海最早一批擁有電視和彩色電視機的家庭。上班、下班、讀書，我的生活裡好像就只有這三件事情。可是1996年碰到過期藥，然後碰到光量子，人命關天的事情，我不管不行了。
南：你身邊的人能理解你麼？
陳：我父母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平素不管閑事，但都嫉惡如仇。在這件事情上，他們非常支持我。我到現在都記得媽媽臨終之前在病床上給我講的話，她說，「曉蘭，你是醫生，有些事情病人不懂，你懂，你要維護他們的利益。」我爸甚至還給我買來《孫子兵法》，鼓勵我要以退為進、曲線救國。
我女兒有時候不一定能理解我，她總是擔心我，跟我說：有問題的醫療器械太多了，但媽媽只有一個。
南：那你為什麼還要打假？你以一個人的力量跟一個行業對抗，你不覺得累嗎？
陳：我曾經說過，我們不可能永遠都是醫務人員，也不可能永遠都是監管者，但我們注定都會成為病人。一個病人碰到一個問題醫療器械，或者碰到一個問題醫院，一個家庭就被套進去了，這個家庭的社會關係也不例外。
南：那你曾經想過退出麼？
陳：有一段時間，我很想回到醫生的崗位上。一個醫生的職業生命是很有限的。我學了那麼多年，又在一線干了那麼多年，不能回報給社會，太可惜了。但我一直記得一個醫學前輩對我說的話。他說，中國並不缺臨床醫生，但缺像我這樣維權、打假的醫生。他在業務上能為我分擔，替患者看病，但是，他卻不能代替我，去做好那些維權的事情。
来源:南方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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