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有關於我們的民主運動，我說了很多，關鍵是，許多的同仁並不能真正的去領會，因為我是一個低調的人，其本身也沒有什麼名聲，更不想做什麼引人注目的表演，再加上過去在國內我一直不願意撰寫在現實中本來該合法卻被流氓容易定成不合法的文論，而到了海外的兩年多，文友們在與我探討關於民運發展的問題時，我便誇誇其談，誘惑了不少的同仁，他們就勸我寫出來，讓更多的同仁參照，這樣好能使我們的民運壯士在運作時都能得到一些借鑒。出於這樣的目的，我便寫了許多似乎不符合中國大陸實際的論文，到了現在，幾乎是沒有什麼可寫的了，但當我聽到國內的具體運作辦法基本上還都是透明，特別是泛藍陣營，以為流氓為了臺灣不獨立對他們會長期的容忍，但椐我們得到的一些消息說，一旦明年國民黨從新上臺，大陸的泛藍活動都將定成非法，而且，其他的民運人士是以威權為主旨地招徠民眾向我們靠攏，再加上毛派的人也在起鬨，我就又感覺很有必要把開啟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金鑰匙由什麼來行定地來談談我的看法。
同仁們，不論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我們都想有些成績，更想有所成就，或在我們的推動下，中國大陸早日實現全面的民主制度，而且，中國大陸的邪惡勢力又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給我們在無形中造就出來了應運而生的自然環境，使我們有了壯大的基礎的保證，但不同的是邪惡勢力再不是東西，他們也是要做最後的垂死掙扎，會用更殘暴的鎮壓機器對付所有的欲它倒掉的新舊勢力。這也是十分自然的現象，沒有什麼值得奇怪，因為生死本來是對立的，又不同屬於一個世界，每個人，每個勢力，在他不完全喪失生的希望時，都不會自動放棄生的機會，更不要說還有條件了，所以，我們不能只看到邪惡勢力的殘暴就只會生氣，有這個時間，就應該懂得怎樣地使他們再也殘暴不起來，使他們不得不與我們逐步妥協，這是最重要又最關鍵的思維。
可今天，中國大陸民運的大多主角，基本上都在公開地做事，甚至一點都不害怕國保類的知道他在做什麼？怎麼做的？好像他還很理直氣壯，試想，高智晟、郭飛熊、嚴正學、陳光誠，等等，哪個不理直？不氣壯？可他們哪個不是邪惡勢力的靶子？不是充當受害者的角色的呢？他們真的是地藏佛那樣地「我不如地獄誰入地獄」的嗎？雖然他們也為我們中華民族做了許多我們做不了的貢獻，對在打擊邪惡勢力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歷史的、促進作用，可是，大家仔細地想一想，我們僅僅依靠他們，大講光明磊落，能真正快速地推動中國大陸全面的民主進程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邪惡勢力並不與這樣的行為妥協，他們還有更多的流氓辦法等著正人君子與他們較量，也是說，對付這樣的威權活動，邪惡勢力的邪惡勁，真的綽綽有餘，還有什麼可以加速民主進程的道理呢？如果不信這，大家再仔細想來，即使我們不搞威權活動，邪惡勢力為了自己的生存，還會不得不進化，雖說我們看不到他們的進化究竟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但是，我們不能否定，他們所採取的一切欺騙手法，在某個地域還是相當地成功。然而，中國的全面民主目標，還是要早日實現，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需要，不是任何邪惡勢力能抗拒的了的，而我們的目的不外就是把全面民主進程的時間縮短一些、再縮短一些而已。
還有的民運人士，在大陸，國保打電話約談，或請其吃飯喝茶，他就會爽朗地答應，而且還會按時赴約，並為自己被約談不感到羞恥，反而是成了什麼光彩的事，不知道國保的險惡用心就是讓我們不能不服從奴役，或者是找到我們的毛病把我們送到監獄裡去，不是嗎？我一個在北京教書的文友，就是公開推動民主運動，不是走到大街上被兩個流氓撞了個趔趄後反而撞人者被放了，他卻因為擾亂社會治安關了半年，方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地渺小，過去他很趾高氣揚呢！也是說，不論什麼樣的流氓，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我們放棄自己的合法權利以及理性的抗爭，在民眾的心目中，更沒有威信，可有些同仁總是覺得自己又沒有違法，怕他們做甚？總是光明正大的被國保玩弄在股肱之間而不為奇恥大辱，還能洋洋得意的當成威權活動裡的趣談，或有點意義的小插曲，這怎能不是我們的幼稚病呢？
現在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公開的抗爭已經不能完全督促邪惡勢力理性轉化，更不可能加速他們的敗亡速度，我們只有從表面上威權抗爭改變成地下運籌，才是我們的一大進步，是我們有效打擊邪惡勢力又能保護好自己的至上法則，特別是學會做秘密工作極為重要，所不同的就是我們必須要用符合實際情況地謀劃，在現實中，使我們掌握住主動與先機，而不是被邪惡勢力依然能完全控制住。
記得我在北京，與高智晟、郭飛熊、趙昕等先生交流，儘管是各式各樣的想法或看法，但千變不離其宗，那就是流氓政府是不可救藥的流氓群體，只有產生陣痛，才能從根本上轉變中國的流氓當道的頹局，雖然我們當時都不支持暴力。後來我用電子郵件與這些先生交流，郭飛熊先生還說他沒有時間聽我的囉嗦，倒是趙昕先生很禮貌的與我為了中國的和平民主進程共勉。而我告訴他們的不外就是不要光公開的做，也不要只考慮自己的名聲，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把我們的民主進程更理性的發展下去，結果他們基本上沒有接受我的意見。而對趙昕，我還是說他是我們中華民族值得敬仰的一個威權人物，但儘管如此，我覺得，這些先生，也只能等到我們做出了成績了，才能被邪惡勢力請出來，說好話，做些中間人的調節工作，而在今天，也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的確，名聲也能換來好多個人的利益，有許多的人就是為自己而戰，並不能真正地把中華民族的文明進化放在心中最主要的位置上，所以，個人的行為顯現的是特別的濃烈，也就只得處處失利，因為與國家機器對抗，一個人的能量再大，他也會演變成螳臂當車的悲劇，只有民眾的總體力量，才是我們的勝算棋盤中的一步大棋，這一點，我們都該知道了，可就是不明白，不悟。因為我們大多數人，並沒有走最正確的路，而是盲人瞎馬的去闖，去奮鬥，甚至是光明正大的發展才是正人君子的的行為，隱下身子似乎是醜陋小人做的事。其實，這是錯誤的認識，因為我們在沒有自己的強大勢力與邪惡勢力抗衡，不學會些「四兩撥千斤」的功夫，怎能打敗對手呢？
中國有句俗話雖然不好聽，但很有道理，即不叫的狗才會咬人，這是真的，汪汪叫的狗咬不了幾個人，而不叫的狗基本上是百發百中。也是說，當前我們的民主運動的金鑰匙已經在我們的手裡，那就是我們必須轉入地下，利用合法的手段，使自己的名聲逐漸地升華，並能採取立體的滲透，使邪惡勢力一點點的被我們削弱，不管你處在什麼環境，利用什麼辦法，只要見效，就是最好的辦法。當然，我們的使命，使我們懂得了，只有潔身自好，才能更好地實現我們的宏偉計畫。是的，想要名，沒有錯，關鍵是這個名必須建立在合法的基礎上，才能引導更多的人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民主制度奉獻自己的力量。
在讀《鬼谷子謀略》時，我看到了有這麼一段話：「一個仁德的君子，自然會輕視財貨，所以不能用金錢誘惑他，反而可以讓他捐出費用；一個有勇氣的壯士，自然會輕視災難，所以不能用憂患來恐嚇他，反而可以讓他鎮守危地；一個具有智慧的明白人，他通達一切事理，所以不能用誠實來欺騙他，而是應該用道理跟他相處，同時也可以使他建功立業，這就是所謂的仁人、勇士、智者的‘三才’」
在我們與流氓勢力較量中，我們是什麼人，自己有多少斤兩，應該自己先估量一下，然後做事，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如果你連自己吃幾碗飯都不知道，恐怕是你不適合臨陣擎旗，否則，不僅要自誤，還能誤人。到是那種勇士，在思想者的指導下，讓所有的信仰者各就各位地把守自己的領地以後，然後再利用勇猛的壯士去衝鋒陷陣也未免不遲。
而且，我還看到了一段論「計謀」：「計謀的運用，公開不如秘密，秘密的不如結黨，結黨不如和睦」。也是說，「正規策略不如奇謀，而奇謀實行起來就很難罷休」。可在我們的思想裡，我們除了想今天就結黨以外，好像沒有什麼好法子想了，我很不讚同群體不分地結黨，瞎籌人數，不講質量，因為今天的結黨，由於人群混雜，加上邪惡流氓所已具有的偵破技術，使我們沒有經驗的群體防不勝防，也就不可能成功。這到不是說怕了，也不是說不做了，在我們的群體中，儘管各色各樣的人都有，除了思想者，還有信仰者外，完全可以形成個勢力，但是，我認為，先使思想者與信仰者暗地結盟是最好的運籌外，紛雜的人群不適合結黨，因為思想者與信仰者這樣的人，決不會被流氓邪惡所能偵破的精幹群體，他們也不會被利誘而成為叛徒，能讓這樣的人走到一起，準能設計出來大事，倒使狗幫特務們卻防不勝防了，而且，作為海外的我們，不管你是什麼黨，或是什麼派，能把這些人這樣地組織起來，給他們穿上必要的馬甲，也就是我們的勝利了，因為這樣的人只要走在一起，那就會自動的能合理的謀劃，還能帶領與誘導為利益奮爭的種群正確的找到獲取現時期獲取不到的實際利益，這樣，我們還有什麼不能打敗流氓勢力的道理呢？還有什麼不能返回祖國家園的道理？
2007年3月9日星期五
来源: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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