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殺死了一個急性白血病的孩子

我採訪過一個患急性白血病的男孩子，這麼久了，我一直認為是我殺死了他。

他剛剛升入高三，馬上就要參加高考。小時候，他母親帶著他改嫁，如今他生病了，他的繼父要把房子賣了給他治病，但是錢還是不夠。

我見到他的時候，他還不知道自己生了什麼病，他的媽媽一直對他說，醫生說就是有點兒發炎，要慢慢調養。他還對他媽媽說，那你得把我書帶過來，我還要看書準備考試呢。他轉頭對我說，他早就想好了去甚麼大學，去看過好幾次，等病好了考試過了就能去哪裡上學了。

病房外，他媽媽對著我們淚流滿面：醫生告訴他們，這孩子治癒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家裡實在沒錢做手術，孩子的繼父已經在聯繫人買自己家的房子，拿著錢給孩子治病。但是時間每拖一天，治癒的希望就少一天。求助媒體，已經是他們能想到的最後一個辦法。

我當時還是個實習小記者，我幾乎是一直帶著眼淚寫完稿子的，可是被主任槍斃了，說我寫的太平淡，要改。改了，交上去，還是不行，繼續改，終於主任滿意了，但是還是發不了。前前後後幾乎一個月。我中途也去看過他們，眼見著那孩子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糕。

現在報紙看起來版面很多，但是廣告更多，留給記者的空間很小，如果娛樂界發生個甚麼事情，社會新聞的記者更是可憐。就在有限的社會新聞的版面裡，還有等級之分，首席記者>正式記者>實習記者。也就是說，版面是優先安排給首席記者或者正式記者的，只要他們有稿子，就一定會登他們的，不管實習記者寫的有多好，特別是實習記者自己寫的。

終於，過年前一個時間，我的稿子發了，埋沒在鋪天蓋地的廣告和中年婦女吵架的新聞中，照片上的孩子，躺在病床上，或許他已經察覺到了甚麼，我從照片上，看見了他的茫然和絕望。後來有個記者悄悄告訴我，排版的時候，本來要把這個照片作為頭版圖片的，但是臨時找不到拍照片的記者，就放中間了。

我臉上不動聲色，心底卻透涼：對於報社來說，這只是一個稿子，只看你有沒有新聞價值，有新聞價值了，又僅僅因為一個偶然的時間，上不了頭版。但對於這孩子這個家庭來說，卻是他們最後一個救命稻草。一旦上了頭版，市民關注他的可能性就會增大，或許能救他的命。這就是媒體和讀者之間巨大的反差，而我站在這反差中間，可能是我做的不好，我寫的不好，我沒有一開始就寫的讓主任滿意，反而還給了這孩子一家一些縹緲的希望，最後卻是更深的失望。

當過年之後，我再聯繫這家人的時候，他的媽媽很平靜的告訴我，稿子她已經看見了，但是，孩子還是走了，她還是很謝謝我。聽著她的話，我慚愧的無地自容，為我自己，也為媒體本身。的確，媒體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充當救助員的責任，但是在目前的情況，在百姓出了問題沒有辦法找相關部門解決的情況下，在媒體通過一系列所謂的貼近生活的救助性的報導之後，媒體開始上演了一出「當了雞，還要立牌坊」的戲。在普通百姓中擺出貼心人救世主的神情，轉過身去就和商家索要高額的廣告費或者關係。

既然如此，我情願呆在商業公司裡面，起碼在那裡，做交易、拉關係，都是赤裸裸的，而不像媒體，偏偏還要擺出一副清高的姿態、

我的自責無法釋懷，我覺得，這個孩子的死，我是要負責任的。我離開了報社，因為不想再做這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