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先生，您好：
據大陸《京華時報》3月5日報導：3月4日，在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經濟界小組討論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委員認為，春運火車票價不上浮政策不僅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還造成了三個有害結果：一、許多人連夜排隊買不著票，排隊成本增高；二、黃牛黨橫行，票價高漲，更多人難以負擔；三、權力凸顯，「批條子」的現象嚴重。他坦言：「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分析，春運價格的浮動是必要的。如果打工者在回家過年的問題上確有困難，我們可以採取其他方法，例如對全體打工者補貼，更加實際。」
真是「名篇宏論」啊！今年，鐵道部帶頭實行春運火車票價不上浮，並由此帶動公路票價也不再上浮，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這一舉措，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工等社會低收入階層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也說明瞭多年來弱勢群體不懈的抗爭初見成效。廣大人民群眾終於從他們所創造的經濟成果中「分到了一杯羹」，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其社會意義不言自明。但作為大陸著名的經濟學家，您竟然如此看待春運票價不上浮，實屬出人意料。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喜歡從經濟學角度思考問題本身很正常，並無不妥。但目前大陸的客運市場特別是鐵路客運是否可以拿市場經濟原理生搬硬套呢？在完全競爭領域，價格漲跌的確能夠引起供給和需求的變化，最終達到一個均衡點，這個均衡點就是供需雙方最為合理、公平的均衡價格。但請您不要忘了，大陸的「鐵老大」長期處於壟斷經營狀態，價格高低完全取決於它的利益權衡。所以說，鐵路價格浮動與不浮動，對供給與需求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鐵路票價漲得再高，運力供給也不可能馬上提高，有事必須乘火車出門的人也不可能不坐。而火車票價的上浮，又必然帶動汽車客運以及飛機等票價上浮，根本起不到分流旅客的作用，這無疑加重了農民工等低收入階層乘客的經濟負擔。因此，在需求剛性、鐵路壟斷的情況下，市場經濟規律根本不起作用。
至於您總結的「排隊成本」、「黃牛黨」、「批條子」等三個問題，其實是一個早就存在的現象。先說「排隊成本」，這是典型的富人視角。因為這裡所謂的「排隊成本」對窮人和富人來說，心理認同是完全不一樣的。窮人寧可多花一些時間去排隊，就是為了能買到比較便宜的車票，圖個省錢；而富人則恰恰相反，對於他們來講，「時間就是金錢」，所以寧可多花錢買高價票，也不願意白白浪費時間。看似非常簡單的道理，吳先生偏偏就是「木頭眼鏡」——看不透。是您笨嗎？顯然不是，因為您沒有在工地上揮汗如雨、在地攤上忍飢受凍的感覺。
根據鐵道部提供的數據，在近幾年的春運期間，農民工流一般要佔到旅客發送量的50%以上，有些農民工集中的省份或城市，這個比例甚至達到了80%。對急於回家與親人團聚的農民工來說，排隊買票的成本是很低的，因為反正他們的日工資也很低，在工地或工棚裡也談不上有多麼享受。相反，他們對票價卻非常敏感，因為火車票價隨便一上浮，就有可能把他們一個月，甚至更多的工資給「浮動」進去了，所以如果一定要讓他們在「連夜排隊」和「票價上浮」之間進行選擇的話，他們寧願選擇排隊。反過來，對富人來說，他們對火車票價上浮很不敏感，但對排隊所造成的「時間成本」卻非常敏感，因為這可能會少賺很多錢。比方說，誰知道在一天的時間裏股價會怎麼變化呢？而且，對過慣舒服日子的富人們來說，排隊所造成的痛苦，也是難以忍受的。所以，如果要讓他們在「連夜排隊」和「票價上浮」之間進行選擇的話，他們會選哪個，將是不言而喻的。由此看來，春運火車票價不上浮是增加了「排隊成本」，但在客觀上是有利於窮人的，比如說農民工、貧困學生等，而不利於富人。您肯定是富人，因此，他對此表示反對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說「黃牛黨」和「批條子」現象。說起來，它倆是早就存在的固疾。其根本原因在於運力不足導致車票成為稀缺資源（大陸春運期間，鐵路要運送20億人次），加之車票銷售環節的各種漏洞，從而催生出加價倒票的現象。而解決的途徑只有提高鐵路運力、加強管理，加大打擊「黃牛黨」的力度，特別是打擊鐵路內部人員與「黃牛黨」相互勾結的現象，才能根治這些頑症。至於您所提到的「可以採取其他方法，例如對全體打工者補貼，更加實際。」要我看，這根本不切合實際！誰給補貼呀？老闆們您是想都別想，只能是政府。而政府要是補貼的話，單是甄別誰有資格享受這一補貼的工作成本，就會大得驚人，與其這樣麻煩，還不如直接降價算了，豈不是更加惠民？想想看，您出的這個主意簡直就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記得去年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了這樣兩段話：一是「我想起了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一句話。他說，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我們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二是「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了農業，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連溫家寶都認為窮人是社會的「主力軍」，而您可能是久坐書齋，抑或是當「富人」當慣了，已經不拿窮人當回事了。可您不要忘了，經濟學是「普世」的，經濟學家則是屬於全體國民的，您頭上頂著「經濟學家」的稱號，而且還是「著名」的，卻根本不懂「窮人的經濟學」，言談話語之間，儼然一個富人的經濟學家。您說，您有什麼資格評論一項惠及大多數窮人的政策呢？您如果不能對當前市場經濟中產生的一些問題對症下藥的話，就請您閉嘴！
同在經濟領域，您不可能不知道，去年10月13日，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孟加拉國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及其創辦的格萊珉銀行。66歲的尤努斯博士說是銀行家，其實更是一位經濟學家。他1975年從美國獲得經濟學博士後，毅然放棄在美國大學任職的機會，回到祖國任教，並最終走上了一條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不願意走的一條路，成為了窮人的銀行家！這實在值得大陸眾多經濟學家深思和反省。尤努斯博士曾說，他的最初衝動絕非來自那些純粹的經濟學理論，而是現實世界的窘狀激發了他內心蘊藏已久的衝動和夢想。「我是教經濟學的，我的夢想就是讓人們有更好的經濟生活。於是，我經常捫心自問：我在教室裡所講授的課題到底有什麼實質的好處？因為我教給學生的全都是一些關於經濟學的理論，而當我真正走出教室時，看到的卻是人民深重的災難，骨瘦如柴的人們奄奄一息，整個國家都陷入了困境。所以，我一定要走出大學校園，到村莊中去」。於是，他著手在孟加拉國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格萊珉」即孟加拉語「鄉村」之意）。之後，這種新興的銀行業務很快得到了民眾的支持，漸漸發展壯大，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銀行信用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目前已有23個國家仿效格萊珉銀行模式建立了自己的農村信貸體系，其中也有大陸。得獎後，尤努斯曾來大陸訪問，就他提出的「借貸也是一種人權」的思想與大陸的專家展開更為深入的討論。我想，所有這些您比我們更清楚，這裡就毋需贅言了。總之，無論多麼宏觀的經濟，最後都要落實到「草根」頭上。
最後，我想勸勸吳先生，您要真想為國分憂、為民解難，就應該向尤努斯博士學習。咱們大陸向來自詡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窮人自然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以您的威望，登高一呼，成立十家「格萊珉式」的銀行都不在話下，果真那樣，您算是積了大德了！而且，用不了10年，您將是大陸人獲得諾貝爾獎的「開山祖師」。假如您不願「勉為其難、越俎代庖」，且又不吐不快，就請效仿余秋雨先生，也請辭「經濟學家」稱號，到時怎麼說都行。如果您非要貪戀這個「名頭」，也請效仿相聲演員郭德綱先生，在「著名經濟學家」前冠以「非」字，也好以慰餘生。何去何從，敬請三思。
此致
敬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