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傑
日前，溫家寶在國務院召集多所重點大學校長，探討中國大學為甚麼出不了大師級的人才的難題。
在會議上，溫家寶憂心忡忡地說：「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我理解，錢老說的傑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傑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總理假裝焦慮官僚虛應故事
我們來看看這些學富五車的校長們是如何為總理分憂的。
清華大學原校長王大中認為：「培養傑出人才的關鍵，就是教師。」他指出，建立一支高水準的教師隊伍是當務之急。培養和引進並重，應設立海外著名學者引進計畫，引進國外一流大學中的正教授和終身教授。
四川大學原校長盧鐵城建議，繼續將建設高水準研究型大學作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戰略舉措加以實施，在國家科技布局中更好地發揮高校作用；進一步完善大學生、研究生資助體系和助學貸款體系。
英國諾丁漢大學名譽校長楊福家則提出一系列建議：改革高考考試方式和招生辦法，高校招生憑高考成績和高中表現錄取；進行大學校長公開招聘的試點，嚴格學校財務管理、質量控制等制度；進一步建立導師制，適當控制班級人數；大力建設愛國求真、嚴謹求實、寬容創新的校園文化。
這些建議，表面上看都沒有甚麼錯，可是都沒有說到要害的地方。這些老於世故的教育官僚，在溫家寶的面前哪裡敢說出他們的心裏話來呢？更何況，他們又怎麼敢追本溯源，直指他們本人所依托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制度背後的政治制度呢？
因為他們知道，溫家寶的焦慮其實也是裝出來的。溫家寶所需要的，也僅僅是一些套話和空話而已。以溫家寶那溫吞水般的性格，根本沒有勇氣接納真話，更沒有決心對症下藥，根治依然病入膏肓的教育體系。
溫家寶是難得糊塗。難道他不知道中國大陸的大學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才來，其根源正在於中共所施行的納粹化的教育制度嗎？各種海闊天空、天花亂墜的大學排行榜，根本掩飾不了這樣一個極其可悲的現實：中國大陸沒有一所大學堪稱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每一所大學都是一個衙門，都被腐敗所蛀空；每一所大學都是黨的奴僕，黨委凌駕於校長之上；每一所大學都是一個公司，被貪婪所充滿。
是的，如今，中央和地方財政給大學的辦學經費確實越來越多，相當部分的大學教授都可以過上「食有魚，出有車」的生活了。北大和清華的某些名教授們，甚至在海濱城市集體購買了價值數百萬的豪宅。於是，獲得北大「蔡元培獎」的經濟學家厲以寧聲稱：中國社會進入小康社會的標誌便是大學教授擁有名車和別墅。一生兩袖清風的蔡元培校長聽到如此高論，不知會作何感慨。但是，又一個無法掩蓋的事實是：內地大學的學術水平和教育水平卻越來越低。
周葉中和秦暉兩學者不同命運
例如，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周葉中，因負責起草《反分裂法》而成為「南書房行走」，入中南海給政治局成員們上課。此君卻是一個學術剽竊者，在其著作中大量抄襲學者王天成的觀點。此事被揭發出來之後，卻威脅《冰點》週刊不得進行報導，否則會動用中宣部的熟人制裁之，並到處說王天成是一個上了黑名單的「動亂分子」，因此抄了也白抄。王天成不得已起訴到法院，法院經過兩次審理，居然為周葉中保駕護航，判決王天成敗訴。到中南海講課的人物，都是千挑萬選出來的「大師」。溫家寶當然也聽過這名「大師」的課，他心中明白得很：這傢伙哪裡是甚麼「大師」，不過是一個溜須拍馬、招搖撞騙的御用學者罷了。靠這種人便要想撐起中國學術的面子來，無異於緣木求魚、問道於盲。
如王大中校長所說，教師確實是大學的靈魂。但是，王大中校長難道不知道嗎：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是當代最富于思想原創力和學術良知的學者之一。秦暉在清華大學卻長期受到各種打壓，甚至被扣發工資和停課。直到秦暉所論述的「黃宗羲定律」，有一次被溫家寶在談話中所引用，他在清華的艱難處境才略有改善。這一切都發生在王大中任清華校長期間。他曾經嘗試過去保護秦暉嗎？一邊肆無忌憚地干擾和制約身邊優秀學者的學術活動，一邊卻口若懸河地說要建立一支名師隊伍，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
如果按照王大中的建議，花費重金聘請海外學者，似乎是一條捷徑。中國大學與歐美的差距不是一天兩天，如果按照常規方法，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努力，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趕上。於是，便有了王校長的這種「非常規思路」。
但是，日前網上又爆出了醜聞：北大以重金聘請的上百名海外學者，其實大都是「竹籃打水」。他們中的許多人，拿著比在歐美名校還要高得多的天價薪水，卻並沒有在北大全職任課與科研，最多也就是在寒暑假中匆匆忙忙地飛過來，如同蜻蜓點水般地走一趟。北大校方只求面子上好看，陣容龐大，而無視實際的教育成效。這樣天女散花般使用來之不易的教育經費，不是浪費又是甚麼呢？
敢言教授賀衛方批訊息不自由
其實，中國大陸的大學要培養出大師來，對於中共當局而言，不是「要做些甚麼」的問題，而是「不做甚麼」的問題。簡言之，只要中共的黑手和髒手不伸向大學，大學必定能起死回生、生機勃勃。如果黨委退出大學，如果大學享有基本的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如果私立大學具有合法地位，何愁大師級的學者不會如雨後春筍般誕生呢？
北大法學院教授、一向敢言的賀衛方，日前撰文指出：大學之「大」，理應具備若干基本條件。比如大學的開放程度。開放程度低下是制約內地大學在國際教育競爭中出類拔萃的最大瓶頸。賀衛方以香港的幾所大學在短短二三十年間，躍居亞洲前茅為例，分析其成功之道說：「由於處在一個個人自由得到法律嚴格保障的社會裏，大學可以很便利地獲得世界各地的各種資訊。例如，那裡不會有哪個網站被遮罩，書店裡銷售著來自各國的學術和其他書籍，在通常情況下也不會因為某個課題被歸類為敏感問題而不允許召開學術研討會。」
而大陸的情況卻截然相反：「說來難以置信，在北大這樣的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相號召的學校裡，教授們上網還受到校園閘道的嚴格限制，上域外網站既費用不菲，又處處受阻。前一段時間，我很想對於美國主流媒體對於中國法治改革的報導（例如，《紐約時報》剛剛獲普利策獎的系列報導）作些分析，但是，市面上既買不到這類報紙，上網查，每一個相關網站都打不開，可謂一籌莫展。在這種環境下，大學能夠成為一流，那才是咄咄怪事。」
特務治校敢言教師學生遭迫害
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當局將大學視為「不穩定因素」中的重點，投入巨大的資源對大學進行控制和洗腦。大量不學無術的官僚和如鷹犬般的特務，佔據了各大學中的關鍵位置。他們趾高氣揚、頤指氣使，為了自己的官位，不惜將大學變成一潭死水。以北大為例，黨團、行政及後勤機構的工作人員即多達八千餘人，而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卻不足三千人，如此本末倒置，舉世罕見。這些政工人員，不僅瓜分了最好的資源，而且事無鉅細地控制正常的教學和科研，比之自然界的寄生蟲還要可惡。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學術自由自然無從談起。
賀衛方指出：「學術自由指的是教師和學生在免於法律、機構規章以及公眾壓力不合理干預或限制的情況下從事教授、學習以及探索知識和進行研究的自由。在教師這方面，學術自由包括可以探討任何引起他們求知興趣的課題；可向他們的同事、學生以及公眾發表他們的成果；可以出版他們蒐集的資料和研究的結論而不受限制和審查；可用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進行教學。」從吉林藝術學院青年教師盧雪松因為在課堂上放映記錄片《林昭》，遭到學生特務告密之後，被停課、解聘乃至勞教這一典型事件便可以看出，大陸大學裡的教師們沒有絲毫的學術自由││惟一的自由便是跟著黨走的自由。
學生的處境更是堪憂。南京某大學有一名學生，在課間休息的時候，向同學們推薦幾個海外網站，說在這些網站上可以獲得一些真實的資訊。結果，他立即被一個同班的女同學告密，然後被校方下令開除。當年，在老舍的話劇《茶館》中，有一個明顯的道具，便是懸掛在茶館門口的「莫談國事」的木牌子；今天，在大陸的高校中，這個牌子已經內化為一種無所不在的「潛規則」。校園成為思想的集中營，大師還沒有露出頭來便被掐死了。
溫家寶先生，你要想讓「大師夢」早日從夢想變成現實，不妨先認真讀讀盧雪松給學校黨委書記的那封公開信。而校長們所說的種種建議，皆是於事無補的天方夜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開放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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