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入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時，我曾說自己算不上作家，只不過是「為生活所迫」寫過一本書而已。在我的心目中，「作家」一直是一個高貴的稱呼，它代表著一種責任、一種成就，甚至某種「權力」，這個桂冠應該是屬於那些著作等身、成就已足夠「成名成家」的人們，而不是像我這樣一個「冒牌的」。
也許，我本人被逼成為「作家」的過程，正契合了本次大會的討論主題，即作家的社會責任。所以，請允許我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不得不成為一個「作家」的過程。
那是在二零零零年十月，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裡。我因修煉法輪功被關押，已經是第四次，而這最後一次已半年了。在這半年之中，每天的日程被安排得沒有半分鐘的空隙，高強度的精神折磨、各種各樣讓人匪夷所思的酷刑、苦役和精神壓力讓人每分鐘都處於崩潰的邊緣。發生在我自己和我周遭的事情實在太慘烈了，慘烈到超出人的想像和承受能力。如果不是親臨其境，我怎麼也無法相信，比法西斯納粹集中營中所發生過的更邪惡的事情，會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離所謂「祖國的心臟」——天安門廣場僅二十多公里遠的地方。為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修煉、完成作為硬性指標下達的高達95%的「轉化率」，警察所採用的方法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將未婚的女法輪功學員綁在椅子上，由幾個男警手持七八根電棍，電擊其陰道、乳房、頭部，直到她大小便失禁，人昏過去好幾天，很長時間因陰部受傷而不能行走。
除了高壓電棍這種「常規」設備外，長期剝奪睡眠是另一種「常規」的逼人就範的方式。勞教所人員總結道：「不打你，不罵你，不讓你睡覺，折磨死你！」我在勞教所期間所知道的最長的連續不讓睡覺的時間是十五天十五夜。據說後來這個記錄更上升到一個月之久！我曾親眼目睹一名二十多歲的甘肅女法輪功在被連續折磨四天四夜後突然精神失常的那一剎那，——那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幕：天使突然變成魔鬼，一個正常的人被逼得發了瘋。
上至八十三歲的老人，下至十八歲的花季少女，再到雙目失明或半身癱瘓的殘疾人，沒有一個人不是這樣被時時刻刻的殘酷折磨著，直到她失去生命，或生命的尊嚴。
而且這樣的罪行不是個別的，或短暫的。如果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的人數能在短短几個月內從一、兩百人發展到上千人的話，全國一共有多少勞教所？有多少人被源源不斷地送到勞教所中，從「人」被轉化為「非人」？
在勞教所的每一天，我都在目睹或親歷種種慘絕人寰的反人道、反人倫和反人類的罪行，在空前慘烈的野蠻摧殘、心靈交戰和意志鏖戰中，無數人無數次地被逼到生與死和徹底崩潰的邊緣。
我所指的共產黨的勞教所比法西斯納粹的集中營更為邪惡的地方，就是它的這種所謂「轉化」。人之所有能被稱為人，除了有人的肉身外，更因為人有自己的思想、精神、意志、道德標準和生活原則。「轉化」所摧殘的，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根本因素，讓人從「人」成為「非人」，成為惡魔、精神失常或部分失常、迷失心智認邪為正、認正為邪，或意志消沉，活著等死。
這樣的大面積的發生著的罪惡，是人類歷史上從來都沒有過的。所有這一切，在將我無數次「置於死地」之後，終於激發出我最強烈的衝動：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必須向全世界揭露這慘絕人寰的驚天黑幕！
於是，我就這樣開始了我在大腦中的「抽象寫作」。因為人尚在勞教所，我不可能將它們寫在紙上。但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從到勞教所的第一天起，我們就被告知：不「轉化」是絕對出不去的。
在此之前，我雖然經歷了包括被電暈過去的酷刑，但我從未考慮過「轉化」的可能性。修煉法輪功，是我自己用生命做出的選擇，我從未想過要放棄他。
為了能出獄寫作，我在 「轉化」還是「不轉化」之間一千次的苦苦掙扎。在經歷過比死更痛苦的「to be or not to be」的抉擇之後，我終於做出了「轉化」的違心選擇。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在修煉法輪功已經三年多之後，法輪功所要求的「真善忍」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因此說任何一句假話、違心話，對我來說，都像是在戕害自己的生命一樣的痛苦，這樣的痛苦，是那些慣於強姦別人意志的、張嘴就是假話的人所無法理解和想像的。而且他們之制定的「轉化」標準，絕不僅僅是寫一紙放棄法輪功的保證那麼簡單的事；你還必須寫出洋洋灑灑的「深入到靈魂深處」的「揭批」法輪功的材料，你要能夠在上千人面前、在攝像機的鏡頭面前，「面不改色」的攻擊你自己視為神聖的信仰，而且你要能夠幫助警察去折磨那些尚未「轉化」的法輪功學員。
當你做了這些的時候，你相能夠與自己的內心對話、還能夠面對內心和理性的拷問嗎？不能！於是，一次次地，你被推向人格分裂、精神崩潰的邊緣。
我的《靜水流深》這本紀實文學，就是在經過了這樣的慘烈的代價後才寫成的。我的出版者後來曾這樣評價：你的書，是用命寫的。
在讀過我的書並深感震撼後，我的臺灣出版者還曾問：法輪功遭受的迫害那麼嚴重、涉及人數如此之廣，為什麼只有那麼少的人出來寫作？為什麼你的書會成為全球第一本類似作品？
經由她的問題，我想到很多。在發言的開始，我說過自己是個「冒牌」的作家，但慢慢的我發現，中國社會還需要太多的「冒牌」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藝術家、記者、編輯，等等，等等，因而所謂「體制內」的「正牌」的這「家」、那「家」們，早已集體失語，自我設限，失去了關切社會、關切人性、關切生命、關切宇宙的能力。在面對類似法輪功這樣的被「黨」定為頭號敵人，又用盡了整部國家機器去抹黑的對象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正牌」的「家」們，都選擇了退避三舍。更有少數「御用」文人和藝術家，在黨的授意下直接創作出配合鎮壓的文學或影視作品。甚至鎮壓初期那天鋪天蓋地的造謠、誹謗和抹黑宣傳，當然也都出於「黨的新聞工作者」之手。
我不是文學批評家，無意評論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和文學創作的現狀。但是，作為一名讀者、一名觀眾，我們都可以感受到，現在的文學藝術作品多麼墮落腐化、離中國人的苦難多麼遙遠。
也許，我們不能怪罪作家們和知識份子們的集體失語。從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以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知識份子都是被嚴厲整肅的對象。黨掌管著一切社會資源，叫你生你才能生，叫你死你就得死，「不為五斗米折腰」，「解甲歸田」的「境界」和社會條件，早就不具備了。歷史上無論哪個朝代的當權者，對社會資源的控制都從未如此嚴厲。
而更為嚴厲的是，共產黨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掌控，對傳統文化的徹底破壞，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對文化的絕對「壟斷」。這一點是歷史上和世界上其它政黨都不曾做過的事情。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也是唯一連續傳承五千年的文明，然而，共產黨對它的破壞是如此的系統、全面和徹底，以至於到了我們再不做點什麼，這個古老文明、文化就會被完全摧毀的地步。
正如已在全球引起巨大反響的系列文章《九評共產黨》之六「評共產黨破壞傳統文化」中所說，由於其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共產黨一直在「有組織、有計畫、有系統的」，「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破壞傳統文化，而「更為惡劣的是，中共對傳統文化一直採取偷梁換柱的辦法，把從古到今，人在背離傳統文化後產生的宮廷鬥爭、權謀詭計、獨裁專制等等‘發揚光大’，創造出一套它們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並讓人認為這種‘黨文化’才是傳統文化的繼承，甚至利用人們對‘黨文化’的反感而使人進一步拋棄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作家王力雄曾說，「我認為對未來中國，最真實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機，並不在經濟、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結構的解體。單純的經濟、政治都在社會的淺層次，即使有危機也不難度過，文化結構解體所導致的精神紊亂，卻會從根上毀掉一個社會。……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可以在幾年或幾十年內得到調整甚至重建，文化結構的形成卻必須經歷幾百甚至上千年的演進——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大文明的形成都無例外——並且文化結構不能由人為設計和建設，所以一旦解體，就等於再無依托。……人類歷史上曾有那麼多輝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沒有理由認為今後不會重演，也沒有理由認為中國不會落入那種命運。」
我以為，王力雄決不是杞人憂天。在經歷了「三教齊滅」、「破四舊」、「文化大革命」和「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之後，今日中國道德之敗壞，文化之墮落無以復加，傳統的文化和價值觀念幾乎已到被徹底摧毀的邊緣。
我們必須意識到的是，這一切，固然是拜共產黨所賜，但也與我們每個人不無關係，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共產黨是「抽象」的，它必須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才能起作用；而它之所能起作用的地方，就是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恐懼、妥協、貪婪、善惡不分和是非標準的下滑。
因此，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它國家的是，中國的作家，或稱中文作家，除了負有記錄、表達和反映對於人的生命和生活的關懷外，首先更有一份清除共產黨文化，搶救民族文化的責任。這個使命不完成，中華民族不可能擁有自由和靈魂和身心，我們的整體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都已經完全被黨文化所異化和浸透，真正的、純正的文學和藝術創作無從談起。
可以說，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破壞，是從暴力開始，而終結於人心的；因而抵制和清除黨文化的影響和毒害，恢復傳統、搶救民族傳統文化，就必須從人心開始。
從「心」做起，我以為，最重要的在於不接受共產黨所強加給我們的價值取向和是非觀念，不承認它對我們的心靈奴役。共產黨先是將自我塑造成神、再不惜「自毀形象」，以滅除國人心中對於神，及一切美好事物的信仰和嚮往，以至於使「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痞子文化成了今日文化的「主流」。在改變這種現狀，唯一的出路是正人心，並恢復人的正信。
這種「正信」，可以是對於神、佛的正信，可以是對於心靈自由的正信，對於人性的正信，對於傳統道德、傳統的價值觀念的正信，也可以對社會公義和正義的正信。只有有了這樣的正信，才能夠在道德和文化迅速下滑的洪流中，不被橫流的物慾所左右，起到一份「制動器」的作用。
我始終相信，偉大的作品源自於偉大的心靈和高貴的人格，而事實上，無論中今中外，擁有一顆善良和高貴的心靈的人，他的存在方式和行為，本身就可能成為一種藝術，哪怕他大字不識。
在物質越來越發達、誘惑越來越多、而文化危機越來越深刻的今天，擁有一份清醒，一份責任感，一份勇氣，對於一名作家來說，就是比寫作本身更重要的。
2007年1月31日
（註：本篇發言稿是為國際筆會2007年亞太地區會議準備的，因時間關係未在大會上宣讀，只在討論時間論及其中某些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