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楓:也說告密

冉雲飛先生在《親愛的告密》一文中說「一是統治成本非常低廉，藉此維持龐大的社會運轉；二是人人自危，每個人頭上時常懸一把達摩克利之劍；三是，可以降低一個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會聽主子的話，就會有把柄被主子拿著，便於統治；四：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設，反對互相制衡、誰都沒有免受監督豁免權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維持專制統治不放。」竊以為還是沒有說到點子上，如要研究告密，就要研究一些人為什麼要告密？比如說「胡風」和「反右」等政治事件中，告密領賞，賣友求榮，檢舉自保，揭發晉身者必竟是少數，何也？我認為是個人的人格與品質的使然。故然有冉先生「按」的「四個」客觀道理，但個人人格卻是主要的，不可忽視的。筆者一生也「告密」賣過伯父，可更多是被別人「告密出賣」。先說我怎麼「告密出賣伯父」！

１９５０年解放伊始，我作為翻身童工當上共產黨幹部，鄉下伯父一生省吃簡用買下幾十畝簿田，眼看要成地主，即找著在茶廳當坐櫃先生的家父幫他分擔一點田產。家父找我啇量，我不但一口拒絕，還向伯父所在的鄉農會作了告發，使得伯父被鬥爭了好幾個晚上。當時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所謂的站穩革命立場。漸次成人後深感自已行為過火和不道德，及至後來當了右派後才知是上當受騙，噬臍莫及，悔了一輩子。此後幾十年總要去伯父墳頭焚上幾柱香，求他原諒侄兒少不經事，大有「一失足成千古恨，難洗今朝悔恨心。」

也許叫遭報應吧？此後幾十年老是被人告密出賣。先說五七年反右，四川文壇兩個被定性的「反黨七人小集團」（又稱七君子集團）和「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都是告密者羅織所為。我們下了油鍋烹炸，告密者卻「繼續為人民服務」。我在《四川文壇「貝多芬俱樂部」由來》一文中有首打油「煙濃濃，霧濛濛，小樓一夜禍重重。人心莫測誰知曉？向燈向火各不同。」這也是說的人性使然。１９６２年發生在「４１５」勞教筑路支隊的驚天大案「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一案，也是共同勞教的「難友」姚鳳啟先生（原南充市公安處刑偵幹事）告的密，致使六十四人勞教中的右派殺的殺判的判，而姚先生則提前「摘帽解教」回到原單位，兩個兒子解決了北京戶口。１９６８年發生在省四監獄的反革命團縱越獄案仍是告密者立下的「汗馬功勞」，兩人被槍決，五人被加刑，告密者當場獲釋。從這些血淋淋的例證不難看出，告密者之所以告密不外乎是求安、求平、求升、求榮，得到統治者一點犒賞而矣，但不告密的人總是多數呀！他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告密，管你賞不賞，懲不懲，放不放，殺不殺，自始至終認為告密可恥，可卑！在我做街道辦事處主任走紅的年月，曾抓住一個家道富有的女小偷，我奇怪地問她：你不缺穿不缺吃，為什幺要去偷？她臉不紅心不跳地回道：「我看著銭手就痒，不去偷心裏就不好受。」這也是人性使然！如果冉先生有志研究告密這一科研課題，我建議先從人性入手，當然也得研究研究統治階級的統治術。在歷史和現實的生活中，告密者永遠就那麼幾個人，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告密呢？首要需區分別無知、衝動、報復與求榮、晉身、洗涮、保安等等，無論哪一類那一種，告密都是可恥的，沒有人格的，應終身懺悔，向民族向祖先認錯認罪，不要以為成了「名人」就可以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