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成右派時，孩子不到一歲，回來時候孩子已經九歲了，讀小學三年級，他不認識自己的爸爸。表嬸因受牽連，被妄加上「為右派份子翻案的罪名」，鬥個沒完沒了，最後給了個「開除公職留用察看，工資每月降為三十元」的處分。表叔回家，其實出生的老家也無家可歸，妻子工作單位的新家也沒了家可去，只好打算暫棲岳母娘家——縣城關鎮。誰能想到，第二天上午——他們僅僅相聚十八個小時，公安局來人通知：不得在縣城繼續停留，務必於今日返回原籍。
上午八時，表叔肩挑一床勞改回來的破絮和一小小箱子，身無半文，步行三十多公里，一天不曾吃飯，直到下午五時才回到生他養他的老家。
這裡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有過他的足跡，如今卻十分陌生，就連他自己住過的家也找不到了。經過大躍進的「洗禮」村裡一株千年大樟樹，有五人合圍那麼大，是村民夏天歇息和聚會的好地方，被砍倒了煉了鋼鐵。為搞村莊化，一些老式住宅被推倒，到處斷牆殘壁。圍牆「三光」，大地黃土朝天，農民沒了柴燒，連山上草根也挖回家燒了。「五風」那年，六十多戶人家的村莊餓死四十多口。家鄉本是個窮山溝，經過幾年的折騰，滿目淒然，而貼在農戶大門口的，門聯是：綠水青山，豐衣足食。
三十歲以下的人都不認識表叔。有位小姑娘，約五六歲，她把表叔領進自己的家，原來是他的小侄女。母親1957年離開了人世，老父貧病交加，身軀佝僂，步履艱難，回家後不久就去世了。表叔借來一隻飯碗和一雙筷子，從大隊（那時是公社大隊）預支了三十斤稻穀，住在老父留下的唯一財產—— 一間土窩窩裡，倒覺得蠻幸福的。
然而沒有「自在」幾天，一場更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不但連表叔這個「老右」難以倖免，就是他的妻子、孩子都被捲如成為「革命」的對象。
表嬸被單位圈定為「翻案犯」，給他製作了一頂用白紙紮的高帽子，足有一米多高，上書「翻案犯X X」五個大字，通知她第二天戴高帽、挂黑牌、剃陰陽頭（將頭髮剃去半邊）遊街示眾。這種羞辱式的「革命」，不要說對一個自珍自愛的女人，就是對一個真正的壞女人來說，簡直比綁赴刑場執行槍決還要難於接受。
她什麼也顧不得，抄近路一口氣往縣城跑到檢察院，請求檢察長收留並給予保護。檢察長聽了她的要求後，面帶難色的說：「老同志啊，難啦，我現在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們無權把你留下來加以保護啊！」表嬸失望了，帶著十分沈重的心情離開了檢察院，來到了濁浪翻騰的東湖湖畔，心想一死了之。這時她突然記起丈夫常常哼起一首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她決心活下去，於是橫下一條心，三十六計走為上，頂著黑夜的恐怖和面臨歹徒加害的危險，朝東方——丈夫的土窩窩直奔而去。
她一口氣走了20多公里，來到一個叫白水的小鎮，肚子餓極了，身上沒有錢買吃的，人也極度疲乏，想住旅社也無錢住不了，況且神色倉皇，沒帶任何證件，人家抓住說不定會當成流竄犯。表嬸沿著鐵路，繼續摸黑往土窩窩方向走去。還有二十多里山路，那天晚上天氣突變，狂風大作，翻滾的黑雲，宛如一隻從天而降的怪獸，張著血盆大口，像要吞噬一切似的。表嬸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一個人走過這可怕的夜路，全身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冷風一吹，全身起著雞皮疙瘩。夜深人靜，村子裡的狗，從屋場裡竄出來追著叫，追著咬。這一晚表嬸每根神經都繃得緊緊的，全神貫注的摸著山間小路往東走了八十多里，直到清晨五時才到丈夫的土窩窩，這恐怕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和一個大男人也難有如此能耐的。
正當表嬸慶幸自己逃過此難不到一天，第二天縣城的一群造反派就氣勢洶洶的趕到了表叔家，要表叔交人帶回單位批鬥。正好大隊民兵營長趕了過來，問明情況後，義正詞嚴的對造反派說：「就地鬧革命是原則，人在此地就由我們處理，你們趕快回去鬧革命，誰敢在這裡動武，我叫你們有去無回。」造反派見狀立即軟了下來，灰溜溜的回去了。其實大家心裏清楚，民兵營長是在保護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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