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曾經擔任已故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秘書的林牧於2006年10月15號下午3點左右突然去世。
*楊在新：消息得到證實*
據報導，已故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的秘書林牧先生於2006年10月15號下午3點左右突然去世，終年78歲。
中國異議人士、維權律師楊在新證實了這個消息。
楊在新說：「昨天晚上根據四川朋友王曉敏傳的消息，說西安的林牧先生，胡耀邦在西安時的前秘書，在3點左右過世了。我聽到這個情況大吃一驚，感到太意外了。就專程打了電話到他的家裡，沒有人接。後來就打給目前在廣東辦案的張建康律師核對一下，張建康說西安的朋友已經告訴他了，所以證實了這個消息。」
*六四支持學生*
林牧在40年代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積極參加中國民主運動，上世紀5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60年代在陝西協助胡耀邦工作，曾經擔任胡耀邦的秘書。
在1989年中國發生的天安門民主示威運動中，林牧支持絕食學生以及工人、市民的行動，還曾公開發表過支持文章，因此遭到迫害。
*關心維權人士*
2005年，林牧在趙紫陽過世時以及在此後的胡耀邦90週年誕辰紀念日都發表大量言論，揭示歷史真相。
他還十分關心維權律師高智晟的情況，鼓勵其他維權人士堅韌度過難關。
*高新：民主化進程與期待相距甚遠*
旅居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高新認為，林牧等從中國共產黨內分化出來的黨內持不同政見者陸續辭世，是一種悲哀，說明中國民主化進程要比當年的期待有相當的距離。
高新說：「無論是像林牧先生這樣從中國共產黨內分化出來的所謂黨內持不同政見者，是仍然堅持留在國內的，還是前些年陸陸續續流落海外的已經去世的王若望、劉賓雁等人，他們當年一腔熱血所要推動的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要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願望，如果說以六四為界限的話，六四已經過去快17週年了，從中國共產黨內分化出來的一批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經歷，也就是從當時成為黨內異己分子到今天他們又陸續辭世，其過程用悲哀形容也不過份。
「說明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日程要比當年他們包括年輕一代的人在六四以及六四之後的期待有相當的距離。」
高新認為，當今中國社會很難再興起像六四那樣的全國規模的民主抗議運動，老一輩異議人士的未竟使命不見得能在我們能看得到的時間內完成。
□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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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林牧先生
楊海
林牧先生於今天(2006年10月15日)下午2時離開了這個世界。帶著他的夢想和遺憾，離開了我們。面對他安詳的遺容，我心中的淒涼無以言表。僅以此文表達我對林牧先生的深切悼念。
我同許多比較悲觀的朋友不同，我對大陸知識份子的未來以及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持有較為樂觀的態度。這是因為在我看來大陸知識份子階層正在形成一個獨立的自由知識份子陣營，尊崇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理念的群體已經形成並在逐步壯大。許良英先生在給李慎之先生的回信中所說的：「人心永遠不會死，愛國誌士依然隨處可見。」對此我深表贊同。愛國誌士現在的整合已不僅僅是理念層面上的，而且正在對大陸現實的終極關懷與理性行動來表達他們對自由理念的共同認知。這種自覺的行動是積極的和劃時代的。
討論知識份子的話題，就不能不提到八九「六·四」。六四及隨後的大鎮壓使得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初步形成的獨立知識份子陣營遭到了慘重的打擊。之後出現了不同取向的分化，入獄的入獄、堅守的堅守、流亡的流亡、受招安的受招安，陣營幾乎安全瓦解。作為一名堅守者，六四後，林牧先生以良知的抉擇回應了勸他檢討的種種壓力和遊說，由於他絕不妥協的立場，被中共第三次開除黨籍。林牧先生以大無畏的勇氣連續不斷地對獨裁者的義正辭嚴的譴責代表了大陸獨立知識份子們的聲音。對於幾代大陸知識份子而言，最為寶貴的是獨立人格。獨立人格是知識份子能夠真正站起來的最內在的支撐。而良知又是獨立人格最堅實的基石。是去毀滅良知與理性，心甘情願地作一名現實的奴隸、幫凶，還是奮而起立、不妥協地堅守良知的底線，為光明的新世紀而頑強的抗爭，林牧先生作了最好的回答。可以說，六四之後，林牧與許良英、丁子霖等先生一起，成為大陸獨立知識份子良知的代表。這種道義的價值是無可否認的。
1995年的「寬容呼籲」是六四之後大陸獨立知識份子的第一次群體行動和發言，那是一份劃時代的宣言，它昭示著大陸獨立知識子陣營的再一次形成，陣營跨越體制內外、年齡分屬老中青三代。之後雖遭打壓，但其象徵意義無以倫比。對這份宣言書的出臺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兩位老者就是令人尊敬的許良英和林牧先生。作為那段歷史的親歷者我的感觸是很深的。出身於科學界的許良英先生和出身於政界的林牧先生，在那個嚴峻而冷酷的環境中挺身而出，對廣大中青年知識份子的精神鼓勵是絕對巨大的。由於我和林牧先生同住在西安，所以我與他的交往接觸很多，我經常感觸不到他的年齡，年齡之於他幾乎是無所謂的。他是一位站起來了並在戰鬥著的充滿活力與激情的獨立知識份子，這是我對林老最深刻的認知。
我還是有必要將林牧先生作一個概括的介紹。林牧先生，本姓駱，祖籍浙江，1927年10月生於陝西省安康縣。1946年考入西北工學院（即現在的西北工業大學）電機系。1947年參加「反內戰、反飢餓、反壓迫」的學生運動並上了黑名單，逃亡上海。1948年，林牧先生和二十多位同學投奔延安。先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共產黨。曾擔任民盟領導人楊明軒的秘書，歷時四年。林牧先生在1948年接受了三個月的政治培訓，他下定決心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要把原來從書本上得來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徹底轉變為馬列主義的世界觀。這是林牧先生世界觀的第一次轉變。這次轉變後來證明是不成功的。
1965年林牧以中共陝西省委副秘書長的身份，參與了胡耀邦（時任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陝西省第一書記）在陝西省推行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的超前改革。超前改革歷時100天，可謂胡耀邦的「百日維新」，當時，林牧先生是胡耀邦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實際上不是外界所盛傳的是胡耀邦的秘書，當時他的地位要比秘書高得多）。失敗後，林牧先生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遭到了長達12年半的政治迫害，期間兩次入獄、兩次開除黨籍、多次自殺和八年半的勞動改造。林牧先生經常對我談起胡耀邦先生，他總是說胡耀邦是他從共產主義烏托邦中覺醒的啟蒙老師，和胡耀邦共事200天，使他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林牧先生曾對我說：「與耀邦的交往，給我個人的世俗利益沒有帶來任何的好處，得來的是連續不斷的政治迫害，但我還是非常感激他，是他促使了我的覺醒。」就是長期非人的打擊，使林牧先生切身體嘗到了極權體制的殘酷和對人性的扼殺，他曾說：「我們這些人（指中共高幹）覺悟的程度，與自己所受的迫害成正比。」這種認識是相當清醒和深刻的。胡耀邦開放的思想以及自己的坎坷經歷使林牧開始逐步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意識形態產生懷疑，他的世界觀又一次開始轉變，這一次轉變伴隨著苦難、痛苦、屈辱、艱辛，不過此次轉變卻是朝向原來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方向。從某種意義上講，以人權民主為理念的林牧先生才是胡耀邦精神的真正繼承者。
1978年11月，林牧先生被平反。先後擔任中共陝西省宣傳部副部長、省委副秘書長、國務院科技幹部管理局局長、西北大學黨委書記。
1989年在北京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在天安門廣場寫下了支持愛國學生的公開信，從那一刻起，林牧先生徹底完成了他的第二次轉變。他的那封公開信當時在西安各高校中影響極其巨大。六四屠殺後，林牧先生秉承良知拒絕妥協，義無反顧地與舊體制決裂，這幾乎是西安地區政界、知識界人所共知的事跡。
和林牧先生交往時間長的朋友都會發現他有幾個極其鮮明的特點。
第一，他充滿活力，平易近人，善於和年輕人交朋友。其實，他的個性比較穩急躁暴烈、比較感情化，他有時會發脾氣，我遇到很多次，但是年輕朋友還是喜歡和他效。這是因為他一旦意識到自己做的不妥時，就勇於承認錯誤，即使對方是年輕人也無妨。他十分平民化，這一點很像胡耀邦。
第二，他很寬容，對於大方向一致而在一些問題上與他意見相左的朋友都能寬以待之，絕不強加於人。由於出身於政界，林牧先生對中共的運動規律、行為模式十分瞭解，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出於責任感，林牧先生對許多冒進年輕朋友的給予了耐心的幫助和力所能及的保護，當這些朋友受難時，他每每都是仗義直言、慷慨救助。這讓人感觸很深。林牧先生對政治受難者的關注與關懷幾乎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種十年如一的堅持，其實只是出於林牧先生作為獨立知識份子的一種最樸素的情懷。
第三，他能公正在對待自己的歷史，真誠懺悔。他曾在自己的自述中這樣寫道：「在內部肅反、反右派鬥爭中，我都是先受審查、批判，然後有省委領導提出「沒有反黨動機」、「無心說錯話」、「黨要保護人才」等理由保護過關。但是，保護過關的條件是立功補過，就是上陣整人。歷次政治運動的前期，一般是整我的時候，政治運動的後期有時是我上陣整人的時候。我在整別人的時候，白天勉強端出一付黨性凜然黨氣熏人的面孔去批判那些觀點同自己差不多甚至不如自己嚴重的勇于思考、敢於直言的黨內黨外的優秀人物；晚上痛苦得吃安眠藥，甚至躺在被窩裡悄悄流淚。」林牧先生談到自己的時候，從不諱言歷史，稱自己曾經是雙重人格。能夠如此坦言，這一點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林牧先生與我提到他自己時，經常說自己是「後知後覺者」，或許正是由於他是後知後覺者，時間對林老而言就愈顯珍貴，他的活力、熱情，他的義無反顧，可能都是出於此吧。
現實對於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來說是殘酷和惡劣的。長期的專制統治使我們民族的傳統缺陷在知識份子身上得到了極大滋長，而真正優秀的傳統品質和文化幾乎被毀滅殆盡。由於良知被扼殺，自私、貪婪、虛偽、怯懦就成為目前知識份子的病態表象。在貧者愈貧弱者愈弱的社會裏，倍受欺凌的農民、貧弱無助的下崗工人越來越無人關注，他們在御用文人眼中不過是一群卑賤可鄙的草民，他們痛苦的呻吟只是權勢者盛宴之後打趣說笑的佐料。御用文人們在繼續力「公僕」老爺們在唱讚歌，「公僕」老爺們也在歌舞昇平，團結穩定的所謂盛世中心安理得地掠奪人民，罪犯與腐敗分子正在肆無忌憚地蹂躪貧弱的祖國，每當林老看到有的「學者」、「教授」竟對無恥與殘惡報以羨慕的讚許時，他經常憤怒不已、稟筆直書。在現今物慾橫流的現實中，林牧先生從一名中共高幹毅然絕然地遵從良知，無怨無悔地拋棄榮華富貴與舊體制決裂，這種行動具有震撼力的道義價值。對於歷史而言，林牧先生的價值不再於他覺悟的早晚，而在於他一旦秉承良知覺悟之後能夠勇於行動執著追求。林牧先生的行動是勇敢的，同時也是理性的。「理性的行動」、「戰鬥的人道主義」可以說是八九之後林牧先生自己的歷史縮影。
十多年來，林牧先生一直是在用良知抗禦暴行。在林牧先生看來，良知是一切謊言與暴力的天敵。的確，從林牧先生身上，我們深深感受到良知才是人類最珍貴的品質，它是一個坐標，衡量著個人的人格；它是一個希望，使人們在苦難的黑夜裡看到黎明的曙光；它更是一個源泉，激發人們的正義感，使人們面對醜惡與暴行敢於勇敢抗擊。
堅守良知立場的林牧先生對人權民主理論也有深入的思考。他認為國家與人類的未來發展取向都必須以人權為根本出發點，個人自由與社會公平是人權的兩大基石，現代社會的一切問題都應該用民主憲政來解決。他將今天的中國比作是「不願作奴隸的時代」更是來自於他的思考和戰鬥。
有時我想如果像林牧先生這樣的德高望重敢於直言的獨立知識份子在大陸能湧現一百位，那麼大陸的自由民主事業將會更令人感到樂觀。或許，正是由於像林牧這樣的先生太少太寶貴了，所以，林牧先生作為一代知識份子代表的存在就更顯得具有歷史的價值。
□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