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7-21 01:13:51作者：陳沅森
（4） 禍從天降
1963年，我在長沙市河西嶽麓區杜家塘小學當代課教師，教六年級語文。6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放學後，我正在整理學生的作業本，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走到教室門口說：「小陳老師，有位同志找，你到小辦公室去。」
我心裏一驚！
腦子裡閃出的第一個念頭是：那間小辦公室是學校黨支部召集黨團員、積極份子商討機密的地方，出身「不好」的代課教師從來沒有涉過足，為何叫我到那裡去？
急速閃出的第二個念頭是：什麼「同志找」？學校領導親自來傳喚，一定有重要事情，猜想可能是個外調幹部。﹝注８﹞
領導的傳喚便是命令，我忙走到小辦公室，輕輕推開虛掩的門，看見一位黃黑色國字型臉膛、臉上有兩塊小巴痕的中年幹部。我站在門口，他用嚴厲的目光審視我，語調生硬地問「你就是陳沅森？」不待我回答，又急切地命令：「跟我走一趟！」
我的腦袋「嗡」的一聲炸開了，幾乎失去知覺。那年頭，普通老百姓夾緊尾巴做人，天天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惹是非……這個幹部通過領導而來，態度如此蠻橫，凶多吉少，看來，「是非」想躲也躲不脫地降臨到頭上了……
不容思索，要盡量表現出「服從」和「老實」，根本沒有考慮問他是「什麼事？」「到哪兒去？」
我定了定神，穩住身子，按照他的命令轉身朝外走，他跟在後面，像押送犯人一樣。
走出校門，他在我身後問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不知道。」我小聲地回答。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去！」身後傳來惡狠狠的聲音。
我的腦袋又「嗡」的一聲炸開了。當年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公安局，不是必不得已要辦的事，誰都不願跨進那座衙門。——我到底惹了什麼禍，犯了什麼法，要押送我到那個鬼見愁的地方去？
真是禍從天降！
雖然害怕，驚恐，但理智還是令我作出了瞬間分析：自高考落榜流落社會底層以來，從沒有做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事，也沒有與別人議論過毛主席，總不能無罪抓我……有了這一念，才稍微平靜一點，用平穩的步子走進了左家壠派出所。
公安把我領到一間坐了五條漢子的房間裡，令我坐在他們對面一張小靠椅上，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來。
六位公安便衣呈半圓弧圍著我，一個個虎視眈眈，如臨大敵。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陣勢，我顫顫兢兢，如坐針氈。
天氣有些燠熱，坐在中間那位胖子穿著球背心，上面印了「長沙市九中」字樣。他搖著一把大蒲扇（那年頭沒有電扇、空調），大喇喇的派頭，顯示出他是這裡的「頭」，且「官位」不小。
待我坐定，胖子用蒲扇指著我，嚴肅而又堅定地說：
「今天叫你來，不是沒事，而是有事。你要端正態度，好好向政府交代問題。」
硬邦邦的當頭棒喝！發話的人是一位操生殺大權的公安高官，他代表的又是操生殺大權的「人民政府」；他用無可質疑的語氣肯定你「有問題」，證明他已經抓到了你的「辮子」（證據）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氣，不知自己在什麼地方出了疏漏，竟然惹上這麼大的禍！此時此刻，必須冷靜下來，竭盡全力認真對待。「天」已經塌下來了，初始階段的驚恐過去，反而平靜了一些。
首先，我必須端正態度，俯首貼耳、老實恭順、聲音低八度。經過瞬間回憶，我確實想不起哪個地方出了紕漏。
公安首長的問話，是必須回答的。
但我確實想不起應該交代什麼問題，不能回答「是」，只好點點頭，表示「聽到了」，「知道了」。
……
就這樣，我落入了長沙公安的羅網。
從上面的細節敍述中，人們可以看出當年公安的權力是何等巨大，他們是何等專橫、霸道！人民在他們面前，簡直就像小雞遇了老鷹，老鼠見了貓，任何人都無法逃脫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的掌控。
在這場來勢洶洶的審問中，公安總是強調我「有問題」；我則耐心地反覆申述自己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沒幹壞事。幾個回合下來，公安在怒斥我「不老實」、「不坦白交代」的同時，大約也看出我的態度是合作的，而不是故意頑抗，便改變策略，按他們的審訊程式，開始追查我的朋友、同學和熟人。
這個好辦，反正沒有不可告人的，一一告訴他們就是。於是，我一個一個報名字，他們一個一個作記錄：姓甚名誰，家住何方，家庭出身，個人簡歷……在審訊中，我發現公安對兩個人比較感興趣，一個是我的同學Z君，一個是W姑娘。﹝注9﹞反反覆複審問這兩個人，於是，我恍然大悟了：啊，公安是奔這件事而來！
（5）「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湘江流經長沙，把城市劈為兩半，河東為主城區，河西嶽麓山下大專院校林立，為風景文化區。
我在河東小學代課時，認識了同是代課教師的W姑娘。當年她18歲，肌膚白皙，身材窈窕，聰明能幹，很有個性，但不是那種一見就令人傾心的佳麗。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師長，在昆明勞改。因家庭問題，初中畢業考高中，學校便不予錄取了，只好代課謀生。她也愛好文學，常常與我交換書籍，交流讀書心得。我到河西代課後，因交通（當年大橋還沒修，用小火輪擺渡）、通訊（沒電話，靠郵傳）不便，往來便少了。
我的同班同學Z君，高中畢業時患肺結核沒有參加高考。他的家庭出身大地主，見出身「不好」的同學紛紛落榜，便失去了參加高考的信心，在河東某印刷廠職工業餘學校當教師。Z君「生平無大志，只願小安康」。他酷愛舊體詩詞和毛主席詩詞，常常與我切磋琢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的思想基本一致，不大注意時政，也不喜歡嘰嘰喳喳議論社會弊端。他是我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這次審訊前不久的一次會面，Z君曾小聲透露一句：「W姑娘與幾位青年來往密切，可能在搞組織。」
我聽了像木頭一樣，毫無反應。既沒有追問「哪些人？」「搞什麼組織？」因缺乏經驗，也沒有說應該迴避，疏遠他們。反正當時聽了就聽了，既不感興趣，也沒有反感，像春風吹馬耳一樣，過後便忘記了。
從這種事不關己的態度可以看出，當年我確實沒有一絲半毫反黨思想。儘管家庭經歷「土改」沒收，父親劃右，自己被剝奪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但我仍然毫無怨言，內心還是擁護共產黨，拜服毛主席的。從1949年開始，受黨十多年「教育」，「共產黨、毛主席偉大、光榮、正確」天天響在耳邊，深入腦髓。讀小學五年級時，發現父母「思想改造」帶回的一堆書籍中有一本《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囫圇吞棗地讀完後，感覺共產黨、毛主席真偉大，欽佩得五體投地。我還記住了作者「胡喬木」這個名字。
當年我是這樣想的：既然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了一個這樣偉大的國家，帝國主義不敢欺侮我們了。現在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搞建設，人人按毛主席的指示去辦，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千萬不能成為歷史前進的絆腳石。大家齊心合力國家肯定會建設好，國家建設好了，家庭和個人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因此，我（崇）拜服（從）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恍然大悟後，我心中有「數」了。原來公安發現了W姑娘和那幾位青年「搞組織」的蛛絲馬跡，包括Z君在內，甚至認為我也可能參加了。
這是天大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性命攸關！
當年，「反革命」是政府嚴厲打擊的頭號罪行，人們最怕受到牽連，誰也不敢沾邊。「知情不報」也「有罪」，當局要求每一個老百姓聽到「反動言論」，發現「反革命份子」，都要及時報告，否則，就犯了隱瞞包庇罪。
想到這裡，我心裏著急起來。如果Z君不講那句話給我聽，我是百分之百的不知情，在回答公安審訊時，態度就會堅定一些，但偏偏聽到了那句話。想到公安今天是有的放矢，有備而來，心裏就虛了半截。
父親劃為右派後曾告誡我：跟共產黨打交道，絕對不能講半句假話，共產黨有能耐把事情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再現當時的現場，講假話被戳穿後，罪加一等。
心中有「數」之後，父親的教導立馬響起在耳邊。那時候年輕，缺乏經驗，素來不喜歡撒謊的我，哪裡是幾位破案經驗豐富的公安的對手？在目光犀利的窮追緊問之下，隱瞞不住，終於敗下陣來，只好用低頭認罪的態度供認：
「前不久，我聽Z君說，W姑娘和幾位青年，可能在搞組織。」
幾位公安聽到這句話，大為振奮。胖子得勢不饒人地說：
「是吧，我說你有問題，你不承認，企圖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沒問題。現在怎麼樣，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滿面羞慚，啞口無言。
抓到突破口之後，公安乘勝追擊，重點問話是：
「你參沒參加？」
「你知道還有哪些人參加了？」
「有次游岳麓山，你去了沒有？」……
這些問題都依據事實一一回答之後，威脅、恐嚇的話，像連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來：
「你說你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為什麼聽到有人搞組織，不向政府檢舉揭發？」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問題，不但不檢舉，我們來找你，還繼續隱瞞，與我們兜圈子，和政府對抗。」
「放著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份子，硬要往刺蓬裡鑽（長沙方言，意為‘往絕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沒有問題，負隅頑抗，不見棺材不流淚。」
「知情不報，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知情不報，該當何罪？你自己說說。」
「就憑這一條，判幾年，你沒得話說。」
……
當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問「Z書記到底是誰？」「Z書記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頭頭？」「Z書記是什麼書記？」「Z書記作的總結報告內容是什麼？」時……回答就比較難了。一來，我不知W姑娘新結識的幾位青年中，有沒有人姓Z？二來，「Z書記」「作總結報告」時，我不在現場，沒聽到；三來，「Z書記」如果是我的同學Z君，作「過多解釋」反而有包庇之嫌。問來問去，最後，我說了一句：
「這些問題，你們今後都會清楚的。」
胖子聽了這句話很高興，立即逼問：
「那麼，今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公安已經做好一個「套」，逼迫你往裡面鑽。他們不說要你做什麼，而是要你自己說出來。
「……」我低頭沉默不語。
「怎麼，啞了？」見我好一陣沒吭聲，胖子問道。
明明是要我當特務（線人），出賣朋友，這是江湖上最忌諱的事。幾次猶猶豫豫，在緊緊催逼之下，無法迴避，只好低聲說：
「協助政府把情況搞清楚。」
「對啦！」胖子的目的達到了，表揚道，「這樣的態度就是正確的。我們找你之前，對你的情況進行了研究，看來還不是那種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雖不好，但願意選擇走正道，表現還可以。不過，也非常危險，如不加強思想改造，反革命份子就會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談話，是挽救你，把你從懸崖邊上拉回來。剛才你的表態很好，願意跟黨和政府合作，協助我們把情況搞清楚。你要端正態度，積極行動，立功贖罪。」
說完，胖子站起來把手一揮，出門上吉普車，一溜煙開走了。
後來才知道，這位胖子的官還真不小——長沙市公安局副局長兼一科（政治保衛科，簡稱「政保科」）科長，是這個城市「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專職最高指揮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說：「明天禮拜天，你打算怎麼辦？」
「過河去會一會W姑娘。」
「很好，與政府站在一邊沒錯的，抓緊辦吧。」L公安交代，每次與對象見面後，當晚就要寫出匯報材料，用平信郵寄給他，他將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告訴了我。
走出左家壠派出所的大門，方知天色已晚。一陣涼風吹來，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無一根干紗。
回到家裡，父親問我到哪裡去了，源源本本如實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說：「W姑娘太豈有此理了，共產黨是專挖別人牆腳出身的，還會讓你們幾個毛頭小鬼佔了便宜？幾條小泥鰍，也想掀大浪！讓他們坐幾年牢，受一點教訓也好，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頭？’你只能跟他們干，而且，千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泄露機密，否則勞教勞改，死路一條。」——我在兄妹中最會讀書，父親不願意看到他最疼愛的兒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黨和政府走。
實際上，公安是滿有把握的，在這節骨眼上，不跟黨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條。沒有干與不干的選擇餘地，攤上了，就得干，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幹也得干。
後來接觸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訴我：「我們辦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環節，由內線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準確破案。這個方法是史達林發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待續)
﹝注8﹞： 共產黨的人事政策，要求把每一個人的歷史搞得一清二楚。如發現疑點，就不惜一切代價調查訪問可能的知情人。因此，那個年代外調幹部特別多。經常有人突然來訪，問些陳年舊事。被訪問者一定要老老實實盡一己之所知，向黨和盤托出。如有隱瞞，輕則受責，重則判刑勞教勞改，甚至有人為此丟了腦袋。
﹝注9﹞：1949年共產黨來到後，人與人之間無論男女都互稱「同志」，但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與共產黨「同」過「志」；當年又忌諱稱「先生」、「小姐」，因為那是屬於「舊社會」「資產階級的」；所以本文只好借用「君」稱男性，借用「姑娘」稱年輕女性。
1963年，我在長沙市河西嶽麓區杜家塘小學當代課教師，教六年級語文。6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放學後，我正在整理學生的作業本，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走到教室門口說：「小陳老師，有位同志找，你到小辦公室去。」
我心裏一驚！
腦子裡閃出的第一個念頭是：那間小辦公室是學校黨支部召集黨團員、積極份子商討機密的地方，出身「不好」的代課教師從來沒有涉過足，為何叫我到那裡去？
急速閃出的第二個念頭是：什麼「同志找」？學校領導親自來傳喚，一定有重要事情，猜想可能是個外調幹部。﹝注８﹞
領導的傳喚便是命令，我忙走到小辦公室，輕輕推開虛掩的門，看見一位黃黑色國字型臉膛、臉上有兩塊小巴痕的中年幹部。我站在門口，他用嚴厲的目光審視我，語調生硬地問「你就是陳沅森？」不待我回答，又急切地命令：「跟我走一趟！」
我的腦袋「嗡」的一聲炸開了，幾乎失去知覺。那年頭，普通老百姓夾緊尾巴做人，天天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惹是非……這個幹部通過領導而來，態度如此蠻橫，凶多吉少，看來，「是非」想躲也躲不脫地降臨到頭上了……
不容思索，要盡量表現出「服從」和「老實」，根本沒有考慮問他是「什麼事？」「到哪兒去？」
我定了定神，穩住身子，按照他的命令轉身朝外走，他跟在後面，像押送犯人一樣。
走出校門，他在我身後問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不知道。」我小聲地回答。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去！」身後傳來惡狠狠的聲音。
我的腦袋又「嗡」的一聲炸開了。當年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公安局，不是必不得已要辦的事，誰都不願跨進那座衙門。——我到底惹了什麼禍，犯了什麼法，要押送我到那個鬼見愁的地方去？
真是禍從天降！
雖然害怕，驚恐，但理智還是令我作出了瞬間分析：自高考落榜流落社會底層以來，從沒有做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事，也沒有與別人議論過毛主席，總不能無罪抓我……有了這一念，才稍微平靜一點，用平穩的步子走進了左家壠派出所。
公安把我領到一間坐了五條漢子的房間裡，令我坐在他們對面一張小靠椅上，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來。
六位公安便衣呈半圓弧圍著我，一個個虎視眈眈，如臨大敵。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陣勢，我顫顫兢兢，如坐針氈。
天氣有些燠熱，坐在中間那位胖子穿著球背心，上面印了「長沙市九中」字樣。他搖著一把大蒲扇（那年頭沒有電扇、空調），大喇喇的派頭，顯示出他是這裡的「頭」，且「官位」不小。
待我坐定，胖子用蒲扇指著我，嚴肅而又堅定地說：
「今天叫你來，不是沒事，而是有事。你要端正態度，好好向政府交代問題。」
硬邦邦的當頭棒喝！發話的人是一位操生殺大權的公安高官，他代表的又是操生殺大權的「人民政府」；他用無可質疑的語氣肯定你「有問題」，證明他已經抓到了你的「辮子」（證據）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氣，不知自己在什麼地方出了疏漏，竟然惹上這麼大的禍！此時此刻，必須冷靜下來，竭盡全力認真對待。「天」已經塌下來了，初始階段的驚恐過去，反而平靜了一些。
首先，我必須端正態度，俯首貼耳、老實恭順、聲音低八度。經過瞬間回憶，我確實想不起哪個地方出了紕漏。
公安首長的問話，是必須回答的。
但我確實想不起應該交代什麼問題，不能回答「是」，只好點點頭，表示「聽到了」，「知道了」。
……
就這樣，我落入了長沙公安的羅網。
從上面的細節敍述中，人們可以看出當年公安的權力是何等巨大，他們是何等專橫、霸道！人民在他們面前，簡直就像小雞遇了老鷹，老鼠見了貓，任何人都無法逃脫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的掌控。
在這場來勢洶洶的審問中，公安總是強調我「有問題」；我則耐心地反覆申述自己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沒幹壞事。幾個回合下來，公安在怒斥我「不老實」、「不坦白交代」的同時，大約也看出我的態度是合作的，而不是故意頑抗，便改變策略，按他們的審訊程式，開始追查我的朋友、同學和熟人。
這個好辦，反正沒有不可告人的，一一告訴他們就是。於是，我一個一個報名字，他們一個一個作記錄：姓甚名誰，家住何方，家庭出身，個人簡歷……在審訊中，我發現公安對兩個人比較感興趣，一個是我的同學Z君，一個是W姑娘。﹝注9﹞反反覆複審問這兩個人，於是，我恍然大悟了：啊，公安是奔這件事而來！
（5）「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湘江流經長沙，把城市劈為兩半，河東為主城區，河西嶽麓山下大專院校林立，為風景文化區。
我在河東小學代課時，認識了同是代課教師的W姑娘。當年她18歲，肌膚白皙，身材窈窕，聰明能幹，很有個性，但不是那種一見就令人傾心的佳麗。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師長，在昆明勞改。因家庭問題，初中畢業考高中，學校便不予錄取了，只好代課謀生。她也愛好文學，常常與我交換書籍，交流讀書心得。我到河西代課後，因交通（當年大橋還沒修，用小火輪擺渡）、通訊（沒電話，靠郵傳）不便，往來便少了。
我的同班同學Z君，高中畢業時患肺結核沒有參加高考。他的家庭出身大地主，見出身「不好」的同學紛紛落榜，便失去了參加高考的信心，在河東某印刷廠職工業餘學校當教師。Z君「生平無大志，只願小安康」。他酷愛舊體詩詞和毛主席詩詞，常常與我切磋琢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的思想基本一致，不大注意時政，也不喜歡嘰嘰喳喳議論社會弊端。他是我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這次審訊前不久的一次會面，Z君曾小聲透露一句：「W姑娘與幾位青年來往密切，可能在搞組織。」
我聽了像木頭一樣，毫無反應。既沒有追問「哪些人？」「搞什麼組織？」因缺乏經驗，也沒有說應該迴避，疏遠他們。反正當時聽了就聽了，既不感興趣，也沒有反感，像春風吹馬耳一樣，過後便忘記了。
從這種事不關己的態度可以看出，當年我確實沒有一絲半毫反黨思想。儘管家庭經歷「土改」沒收，父親劃右，自己被剝奪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但我仍然毫無怨言，內心還是擁護共產黨，拜服毛主席的。從1949年開始，受黨十多年「教育」，「共產黨、毛主席偉大、光榮、正確」天天響在耳邊，深入腦髓。讀小學五年級時，發現父母「思想改造」帶回的一堆書籍中有一本《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囫圇吞棗地讀完後，感覺共產黨、毛主席真偉大，欽佩得五體投地。我還記住了作者「胡喬木」這個名字。
當年我是這樣想的：既然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了一個這樣偉大的國家，帝國主義不敢欺侮我們了。現在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搞建設，人人按毛主席的指示去辦，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千萬不能成為歷史前進的絆腳石。大家齊心合力國家肯定會建設好，國家建設好了，家庭和個人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因此，我（崇）拜服（從）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恍然大悟後，我心中有「數」了。原來公安發現了W姑娘和那幾位青年「搞組織」的蛛絲馬跡，包括Z君在內，甚至認為我也可能參加了。
這是天大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性命攸關！
當年，「反革命」是政府嚴厲打擊的頭號罪行，人們最怕受到牽連，誰也不敢沾邊。「知情不報」也「有罪」，當局要求每一個老百姓聽到「反動言論」，發現「反革命份子」，都要及時報告，否則，就犯了隱瞞包庇罪。
想到這裡，我心裏著急起來。如果Z君不講那句話給我聽，我是百分之百的不知情，在回答公安審訊時，態度就會堅定一些，但偏偏聽到了那句話。想到公安今天是有的放矢，有備而來，心裏就虛了半截。
父親劃為右派後曾告誡我：跟共產黨打交道，絕對不能講半句假話，共產黨有能耐把事情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再現當時的現場，講假話被戳穿後，罪加一等。
心中有「數」之後，父親的教導立馬響起在耳邊。那時候年輕，缺乏經驗，素來不喜歡撒謊的我，哪裡是幾位破案經驗豐富的公安的對手？在目光犀利的窮追緊問之下，隱瞞不住，終於敗下陣來，只好用低頭認罪的態度供認：
「前不久，我聽Z君說，W姑娘和幾位青年，可能在搞組織。」
幾位公安聽到這句話，大為振奮。胖子得勢不饒人地說：
「是吧，我說你有問題，你不承認，企圖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沒問題。現在怎麼樣，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滿面羞慚，啞口無言。
抓到突破口之後，公安乘勝追擊，重點問話是：
「你參沒參加？」
「你知道還有哪些人參加了？」
「有次游岳麓山，你去了沒有？」……
這些問題都依據事實一一回答之後，威脅、恐嚇的話，像連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來：
「你說你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為什麼聽到有人搞組織，不向政府檢舉揭發？」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問題，不但不檢舉，我們來找你，還繼續隱瞞，與我們兜圈子，和政府對抗。」
「放著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份子，硬要往刺蓬裡鑽（長沙方言，意為‘往絕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沒有問題，負隅頑抗，不見棺材不流淚。」
「知情不報，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知情不報，該當何罪？你自己說說。」
「就憑這一條，判幾年，你沒得話說。」
……
當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問「Z書記到底是誰？」「Z書記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頭頭？」「Z書記是什麼書記？」「Z書記作的總結報告內容是什麼？」時……回答就比較難了。一來，我不知W姑娘新結識的幾位青年中，有沒有人姓Z？二來，「Z書記」「作總結報告」時，我不在現場，沒聽到；三來，「Z書記」如果是我的同學Z君，作「過多解釋」反而有包庇之嫌。問來問去，最後，我說了一句：
「這些問題，你們今後都會清楚的。」
胖子聽了這句話很高興，立即逼問：
「那麼，今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公安已經做好一個「套」，逼迫你往裡面鑽。他們不說要你做什麼，而是要你自己說出來。
「……」我低頭沉默不語。
「怎麼，啞了？」見我好一陣沒吭聲，胖子問道。
明明是要我當特務（線人），出賣朋友，這是江湖上最忌諱的事。幾次猶猶豫豫，在緊緊催逼之下，無法迴避，只好低聲說：
「協助政府把情況搞清楚。」
「對啦！」胖子的目的達到了，表揚道，「這樣的態度就是正確的。我們找你之前，對你的情況進行了研究，看來還不是那種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雖不好，但願意選擇走正道，表現還可以。不過，也非常危險，如不加強思想改造，反革命份子就會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談話，是挽救你，把你從懸崖邊上拉回來。剛才你的表態很好，願意跟黨和政府合作，協助我們把情況搞清楚。你要端正態度，積極行動，立功贖罪。」
說完，胖子站起來把手一揮，出門上吉普車，一溜煙開走了。
後來才知道，這位胖子的官還真不小——長沙市公安局副局長兼一科（政治保衛科，簡稱「政保科」）科長，是這個城市「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專職最高指揮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說：「明天禮拜天，你打算怎麼辦？」
「過河去會一會W姑娘。」
「很好，與政府站在一邊沒錯的，抓緊辦吧。」L公安交代，每次與對象見面後，當晚就要寫出匯報材料，用平信郵寄給他，他將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告訴了我。
走出左家壠派出所的大門，方知天色已晚。一陣涼風吹來，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無一根干紗。
回到家裡，父親問我到哪裡去了，源源本本如實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說：「W姑娘太豈有此理了，共產黨是專挖別人牆腳出身的，還會讓你們幾個毛頭小鬼佔了便宜？幾條小泥鰍，也想掀大浪！讓他們坐幾年牢，受一點教訓也好，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頭？’你只能跟他們干，而且，千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泄露機密，否則勞教勞改，死路一條。」——我在兄妹中最會讀書，父親不願意看到他最疼愛的兒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黨和政府走。
實際上，公安是滿有把握的，在這節骨眼上，不跟黨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條。沒有干與不干的選擇餘地，攤上了，就得干，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幹也得干。
後來接觸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訴我：「我們辦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環節，由內線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準確破案。這個方法是史達林發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待續)
﹝注8﹞： 共產黨的人事政策，要求把每一個人的歷史搞得一清二楚。如發現疑點，就不惜一切代價調查訪問可能的知情人。因此，那個年代外調幹部特別多。經常有人突然來訪，問些陳年舊事。被訪問者一定要老老實實盡一己之所知，向黨和盤托出。如有隱瞞，輕則受責，重則判刑勞教勞改，甚至有人為此丟了腦袋。
﹝注9﹞：1949年共產黨來到後，人與人之間無論男女都互稱「同志」，但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與共產黨「同」過「志」；當年又忌諱稱「先生」、「小姐」，因為那是屬於「舊社會」「資產階級的」；所以本文只好借用「君」稱男性，借用「姑娘」稱年輕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