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於1875年的同志社大學是日本京都地區私立大學中的佼佼者，德富蘇峰為該校早期畢業生。為紀念這位文豪，在大學圖書館中，專門設立了「德富文庫」。
「德富文庫」的一件藏品——羅振玉書簡長卷。在大約十餘封寫給德富蘇峰的信函中，所談基本為借書、還書事。1909年五六月間，羅振玉曾奉學部之命，赴日本調查農學，暇則訪求中國秘籍。
既見羅振玉手書，遂乘興尋訪其於淨土寺町構筑的寓廬。羅氏於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12月，以遺老身份再度東渡，王國維全家亦同行。
王國維僑寓京都的時間雖不及羅氏長，卻也有四載余。在此期間，其學術研究的傾向發生轉變，興趣由哲學、文學趨向經史考據。羅振玉的影響自是不小，而王氏幸逢敦煌文物與殷墟甲骨等新發現的史料大批面世，也有力地促進了其學術轉向。1917年，王國維歸國後的第二年，便彙集近數年所為文五十七篇，編成《永觀堂海內外雜文》二卷；1921年，又選輯十年來治學文字及新詩舊詞，厘為二十卷，題名《觀堂集林》，刻板印行，顯示了其國學研究的深厚功力。王國維之別號由早年的「人間」更易為晚年的「觀堂」，室名亦有先時的「學學山海居」與日後的「永觀堂」之別，其實王國維別署「觀堂」，當與京都的永觀堂有關，待我參觀此寺，才自認為解開了箇中之謎。
永觀堂乃日本淨土宗西山禪林寺派的總本山。公元855年，真紹僧都創建禪林寺，後因永觀律師(1033-1111)之德望，該寺得名「永觀堂」。寺中供奉的最有名的寶物為一尊阿彌陀佛立像。它與一般寺廟中正面垂目的標準像不同，向左側回首，似有所矚望。此中有一段傳說：永保二年(1082)二月十五日做早課時，永觀律師正一心一意在殿中念佛繞行，阿彌陀佛突然從法座降下，現身在前引領永觀。永觀不覺驚呆停步，阿彌陀佛於是左顧招呼永觀。這一形態即為永觀堂獨特的阿彌陀佛像所本。
此寺初進，似很狹小，然而愈向裡走，愈見深闊。寺後且有小路，可登山遠眺。適逢旅遊旺季，永觀堂卻是難得的清淨處所。比起遊客必至的清水寺、金閣寺，永觀堂顯然聲名黯淡得多，連同行的兩位京都大學博士生與碩士生，也未曾到此拜觀過。而其地距王國維常往看書的京都大學並不遠，平日散步，可隨便走到。從「觀堂」與「永觀堂」的使用時間看，已在王國維旅日之後。王氏1912年秋有《觀紅葉一絕句》：
漫山填谷漲紅霞，
點綴殘秋意太奢。
若問蓬萊好風景，
為言楓葉勝櫻花。
可惜我們來得早了一些，楓樹尚在變色過程中，只有零星幾株枝頭懸掛著紅葉，顏色倒比北京香山經霜的黃櫨葉鮮艷得多，只是仍然無法一覽「漫山填谷漲紅霞」的壯麗。
康有為·長懶園
神戶梁啟超故居，1906年的陰曆十月，梁啟超從橫濱移居到「兵庫縣須磨村怡和別莊」。其後我查閱了曾與康有為結鄰的鴻山俊雄所寫《須磨與康有為》等回憶文章，附刊的院景照片及文末的註釋均指出，我認定是康、梁共居的房屋，地址為「神戶市須磨區千守町一丁目五之六號」。
故居的院基建在一片長方形的坡地上。透過鐵絲網，可以看到院中未及清除的殘石，那應該是《須磨歷史》中描述的有池有水的純粹日本式庭園的遺存。
從已經拆去圍牆的大門左側跨進廢棄的庭院，立刻發現門柱背後的樹陰下，有一半人高的石墩，外表粗糙，圓形的頂部淺淺地向下凹陷。
穿過長滿荒草的院子，走到行車道邊，在如今已無蹤影的院牆位置上，立有一塊寫著「標識」二字的建築計畫方案。房主打算在舊地上建成一座公寓樓。
一九一二年……康有為與三太何旃理住在日本神戶須磨的雙濤園。雙濤園是華僑麥家的別墅，梁啟超也住該處，康梁是師生，比屋而居，朝夕會面，康有為在不少信札、日記中記載這段時間的生活，引為歡樂。該年夏歷三月初五日，康有為在須磨雙濤園做五十五歲生日，賓客甚多，非常熱鬧。美中不足的是三太何旃理年僅二十二歲，是在美國生長的華僑，見多識廣，英文又好，而梁啟超的夫人李蕙仙，四十四歲，出身封建顯宦家庭，自視甚高，因此相處不融洽，康有為因之與梁啟超分居，遷去須磨湖邊。
只是在尋訪的當日，留在印象中的惟有兩家相處的齟齬，而並未在意分居後康有為的去向。1911年，康有為於「五月十一日，重遊日本，寓須磨門人梁啟超之雙濤園，自筑小樓臨海，名曰天風海濤樓」；1912年，「二月，自須磨雙濤園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公園前」，「旋又覓得須磨湖前宅，僻地幽徑，豁為大園，頗擅林池山石澗泉花木之勝。是園舊名長懶別莊，以梁啟超之請，改名奮務園」。據此，長懶園顯然是康有為遷出雙濤園之後的寓所，直到1913年11月歸國前，他一直在此居住。
梁啟超借寓的雙濤園，位於現在JR須磨站的東南，沿著須磨浦海濱的一帶松林中。而康有為移居的長懶園，則在靠近須磨大池的山坡上。在我重新翻看的阪出祥伸著《康有為傳》中，說得更明確，長懶園地處「日本國鐵須磨站之北」。如此，我去長懶園尋找雙濤園之舉，恰可用「南轅北轍」來形容。阪出祥伸先生還描述了長懶園的今昔變遷：這所「沿著溪流蓋的房子，現在為經營毛紡商三條勝二氏所有，房屋一點也沒變，大門玄關與房間都一如往日，但建坪少了一倍。其中有翻譯兼秘書的房子，及橫跨四座橋以池為中心的庭院」。
由康有為晚年弟子蔣貴麟輯錄的《日人所藏康南海先生遺墨》收有五通康氏1913年寫給柏原文太郎的信。其寄發地址為「日本兵庫縣西須磨六十番游存別墅」，那正是昔日長懶園的門牌號碼。
李鴻章·格蘭特紀念樹
說起中國菜在美國的流行，一百年前訪美的李鴻章可算是一位功臣。梁啟超步其後塵訪游紐約，強烈感受到李鴻章帶來的旋風：
雜碎館自李合肥游美後始發生。前此西人足跡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後一到遊歷，此後來者如鯽。……合肥在美思中國飲食，屬唐人埠之酒食店進饌數次。西人問其名，華人難於具對，統名之曰雜碎。自此雜碎之名大噪，僅紐約一隅，雜碎館三四百家，遍於全市。
被梁啟超刻畫為「舉國嗜此若狂」的雜碎館系列產品，在今日任何一家中國餐館中都已不見蹤影。不過，並非意味著李氏行蹤已「事如春夢了無痕」。李鴻章1896年的游美雖只區區九日間，至今位於紐約曼哈頓島北部的格蘭特陵園中，卻還留有他當年栽種的紀念樹。
李鴻章的名字竟會與1885年故去的第十八任美國總統、國內戰爭中的北方聯邦軍統帥格蘭特連在一起，的確顯得有些古怪。讀過《李傅相歷聘歐美記》，方解開箇中之謎。原來格蘭特總統任滿後，即在其子陪同下環遊世界。路經天津時，李鴻章曾予接待。而此番會面並非尋常應酬。據王芸生編著之《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鉤稽的史料，1879年5月28日格蘭特到津之日，李鴻章即與之相見。因其時正好發生日本吞滅琉球、置為沖繩縣的重大事件，中國力爭不成，清政府與李鴻章於是希望藉助行將游日的格蘭特之名望，勸說日本放棄前議。而一個已經卸任的美國總統，其實未必有李氏想像的偉力。但有此一段因緣，李鴻章抵美之日，格蘭特之子便也專門登船迎接。禮尚往來，李鴻章因此專程拜謁格蘭特墓，以示景仰。
這座陵園現在屬於國家紀念地，距我們所住的哥倫比亞大學宿舍區很近，步行前往只需十分鐘。往訪正是黃昏時分，白色的紀念堂鍍映在柔和的背光中，平添上幾分肅穆與神聖。先進入大廳，參觀存放著格蘭特將軍與夫人遺體的石棺及兩側圓形紀念室刻滿整壁牆的戰役圖，在東邊的玻璃展櫃中，還意外地發現了兩張中國早年官方謁陵者獻上的名片。而心心唸唸所要尋訪的李鴻章手植樹，卻直待走至後園，在濃蔭蔽地的樹林中繞行一週，「驀然回首」，才發現它正在「燈火闌珊處」。
那是兩棵枝幹扭曲的矮樹，姿態如此瘦弱猥瑣，尤其是夾在周圍挺拔的樹木間，令人簡直不敢相認。樹前安放的銅牌，卻不容置疑地道明瞭其高貴的身份，文曰：
大清光緒二十有三年，歲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合肥李鴻章，敬為大美國前伯理璽天德葛蘭脫墓道種樹，用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鐵嶺楊儒謹題。
一方鐵柵欄將這生命力萎縮的百年樹種圍護起來，兩棵同樣憔悴的植株又如難兄難弟擠挨一處，使人無法分辨其真正出身，我們只得一併歸入李鴻章名下，在夕陽的余暉下為其拍照留影。
楊儒的銘文中其實存在著史實的錯誤，李鴻章拜祭格蘭特墓的具體時日應是1896年8月30日，有出版於1899年的《李傅相歷聘歐美記》為證：
二十二日(西八月三十號)，中堂出自紐約行臺，至前民主格蘭德寢園，有宿草矣，為愴然者久之。從者以鮮花環進，敬懸墓門，循西禮也。
李鴻章祭墓之日，格蘭特紀念堂尚未完工；而楊儒代李致敬種樹時，卻已在揭幕式舉行過之後。1897年4月27日，正是格蘭特將軍75歲誕辰，紀念陵園特意選擇此日舉辦落成典禮。中國大使隨即代表遠在國內的上峰前來植樹，既表現了中國人的念舊之情，也是「循西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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