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什麼地方是我最不想呆的，我會毫不猶豫的說：中國的勞改隊裡面的瘋子隊。
看到報導【中國人權從國內知情人士處獲知，上海閔行區上訪人員劉新娟因堅持到北京上訪，第五次被閔行區七寶派出所的警察顧峰高送進精神病院】。和【王萬星，他因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六四"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十三年，但是，今年初他終於得到荷蘭醫生的會診，證明他根本沒有什麼精神病問題。】我覺得有必要說出，就我所知道的中國在勞改隊裡的精神病患者『有些可能並不是精神病患者，也被收容在瘋子隊』。
1963年8月底或九月初。我從北京的北苑化工廠【即北京的勞動教養的收容站】調到了北京延慶的磚瓦場。當時延慶的磚瓦場需要勞工，從新收容的人中挑了30個勞動力。外加上我，是為了把我和我的同案犯孫經武早日分開。
北京延慶的磚瓦場是一個戒備森嚴的監獄，裡面，就業人員非常少，主要是三部分人。勞改犯，勞動教養人員和一個混合者勞改犯，勞教人員和就業人員的瘋子隊。
在延慶的監獄，三部分的人分開，和勞改犯在一起勞動，還要一些接觸。和瘋子隊接觸很少。知道在瘋子隊裡，人數大約是兩百人左右。近距離的觀察是在實施林彪的戰備疏散，把北京的勞改隊的人員向南移的幾年以後，在河北的邢臺流村農場。
當時對瘋子隊的瞭解，是從幾個從瘋子隊回到教養對的人那裡。我現在記得的有三個人：一個人名字不記得了，是個50到60歲的黑胖子，他的胖不是自然的，是多次的胰島素休克的結果，他是一個共產黨內，級別還不算低的幹部。他的進教養所和進瘋子隊是一個理由：給所有的知名的女人寫信。既然是知名的女人，自然包括政治上知名的女人，我知道的有鄧穎超，不知道是否有江青，那是的江青可能還不大出名。這是典型的精神病，是不應該送進勞改隊的。說當局承認他有神經病，就不應該送他勞教，說當局不承認他有神經病，當局又把他送進了勞改隊的瘋子隊。他和我詳細的講過他在瘋子隊的經歷和見聞，可惜是我基本全都忘了。我印象中有的只是恐怖和無奈。我知道了所謂的瘋子隊的給瘋子治病，和給瘋子上刑沒有什麼區別。胰島素休克和電休克都是讓發瘋的病人人為的休克，當病人甦醒後，可能就不再處於發病的狀態，這是治療，但如果在電休克時，故意使電壓不夠高，使病人無法休克，這就是典型的電刑了。我在邢臺時，就知道有一個強勞的正常人，叫宋天偉的，被押進了瘋子隊，受到過電刑。
第二個人叫吳立本，我之所以記住了他的名字，是因為人們在和他開玩笑時，學他發瘋的一句話：我是吳家一本帳。他從瘋子隊回到教養院時，也不過 16歲或17歲。不知道他送進來時多大。可能他是進來時是少管，延慶的監獄裡沒有少管所，就送到了教養院。63年時還不像文革中，文革時，13，4歲的孩子都往教養隊送。第三個，是一個20歲左右的非常強壯的漢子，和吳立本一起從瘋子隊送回。名字我也不記得了。他回來沒有幾天，就因為頂撞領導【請原諒，我多次用了勞改隊裡的行話】準備把他送回瘋子隊。被他事先發覺，於是就演出了一場全武行。我們住的地方，是原來燒青磚的窯洞，有點像兩頭堵死的北京城門。他從炕上揭了不少磚頭，佔據了一個窯洞，抵抗了近三個小時，被捆進了瘋子院，沒有五分鐘，就老實了。
這三個所謂的瘋子，一個是應該送入醫院的病人，本來就不應該送進勞改隊。一個最多是只應該在勞改隊的正常人，因為不服管教【又是勞改的行話】，就送進了瘋子隊。
很早就知道，前蘇聯用精神病院，對付不同政見者。現在，在中國，也時有耳聞。想當年，慈禧想廢光緒時，對外說是光緒病重。各國的使節紛紛表示，願意派本國的醫生，給光緒看病。今天，當世界各國和聯合國，人權組織等關心中國的人權時，當中國允許一些人權組織，聯合國的官員視察中國時，他們應該也帶些醫生，去精神病院看看。最好能夠進一步的瞭解一下，現在的中國的勞改隊裡，還有沒有那個恐怖的瘋子隊。
我是很不願意回憶我在勞改隊的16年。邢臺的故事就更多了，但性質都差不多。這次所以提起往事，是因為看到了今天的報導。
張鶴慈。24、06、06 墨爾本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