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發生十七年之際，我們再次看到了仍然是十七年裡一陳舊習、始終不變的兩個沈重，繼殺人凶手們的依然的蠻橫，依然的冷血，及依然的不通人性。而另一個更加的沈重的存在則是：包括那次屠殺的受害者在內的、相當一部分人的、長久以來一貫地要求中共為「六四」屠殺平反的呼聲。
前階段和幾名瑞士朋友一起聊天，在談到當下國人的精神狀態時，他們中間的一位可被稱作是中國通的人問我：「高先生，如果有一天中國政府突然宣布解除報禁，你想中國人會怎麼樣？」「你以為呢？」我反問之。「一旦中國政府解除報禁，中國人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把很大的精力和熱情都用在對中國政府廢報禁行為本身的讚美方面，而不是對它長期控制人的言說自由的不合法及不道德的批判方面。人們同樣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小心翼翼地，看著權力的眼色行事，你相信嗎？」他繼續說： 「在專制中國，來自政府的，最初的對人們的強制和禁錮，早以成功地轉變成每個個人內心的對自己的強制和禁錮。」他不無得意地回答。
我想，一些同胞聽了上述出自一個老外的這番言論的第一本能，又會是他的民族自尊心問題，這種家醜不外揚的自尊呵護模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成為專制文化能量的滋補源。我們無法迴避在今天的中國，由於這個經常殺人，且因經常玩「平反」把戲，而使它永遠「正確、光榮、偉大」的中共，長期地、野蠻地恐怖壓制中國人的言論自由，長期以往，人們既喪失了原本既有的是非、善惡、好壞、美醜等的簡單判別意識，且變成了冷漠但也是很順服的動物。當然，這種順服僅僅針對強權的暴力或利誘，對於弱勢群體的呼籲，他們是毫無順服可言的。
中共是十七年前那場冷血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它就是那場大屠殺的殺人凶手。現在人們要求中共給「六四」平反，這也包括許多那次屠殺的受害者及其親眷。人們有沒有思考過，我們這是在做什麼？我們這可是提出了讓殺人凶手給被它殺害的人進行平反的這樣一個要求。細細思忖，這樣的要求本身即是多麼地悖逆基本人倫、基本情理及人類是非判斷的最基本常識。
如果這樣的情形發生在兩個自然人之間，一則，也斷乎不會出現這樣荒謬的情形，即便出現，我的上述批評言論也會得獲得一邊倒的支持和喝采。但同樣的情形，若要用在人民與中共官方討論方面，這種情形就會變得大為不同。原本應當是徹底的理屈詞窮的領域，一旦有中共的出現，人們竟能將這種理屈詞窮變成辯詞滔滔，讓人感到異常的無奈和沈重。
中共是「六四」殺人的凶手，殺人凶手是斷無資格來為被他殺害者進行平反的，這大概是人類亙古以來再簡單不過的倫理常識，中國人也不應該認為我們就具有了顛覆人類普世人倫常識及真理的資格。相反，我們有絕對的權力、倫理力量來催逼殺人凶手承認殺人有罪這樣的人倫天理常識，讓殺人凶手按「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樣的常識價值來承擔因其非法及錯誤殺人而所應承擔的罪責－－即中共應在「六四」的問題上向中國人民謝罪，依法懲辦所有參與那次屠殺的犯罪人員，對所有因「六四」而受到傷害的人予以賠償，作為其承擔罪責的誠意及硬性條件，中共更應立即結束一黨專權這種隨時都會再出現殺人暴行的反文明的專制體制。不結束一黨專權的反現代文明的制度，所有的一切都將會成為空談。
人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中共不僅不具有平反「六四」的道德及法律資格，另一方面，他的生命機體里根本就不存為這樣事件平反的功能。中共在中國的統治歷史上，幹出了數不清的傷天害理的罪惡，「文革」十年之後所謂「冤假錯案」的平反是基於這樣的特殊背景：被打倒的、被傷害的對象後來獲得了操控中共命運的能量，他就是製造「六四」屠殺事件的劊子手鄧小平，他有著為那個打倒和壓迫他，以及造成他長子鄧樸方終生殘疾的運動進行重新評價的現實性的個人本能。該運動與其說是順應民心，不如說是延續中共罪惡統治的政治手段,,因此這場從目的上就決定了不可能維持徹底和公平地糾正罪錯的平反成為中共統治歷史上的異數，而非系由中共的糾錯機制使然。而鄧小平對於他所執行的「反右」鬥爭也只進行了有限的平反，把一個55萬人劃成「右派」的運動說成了「反右擴大化」的錯誤，並留下90萬餘人不予平反，以此證明這個擴大了5700倍的「反右」運動僅僅是個錯誤而已。而今天掌控中共命運的這群人，幾乎都是「六四」屠殺事件的受益者，更有一些人還應是「六四」罪責的承擔者。要向這些人提出平反「六四」的要求本身既是與虎謀皮。
要求作為「六四」凶手的中共來平反「六四」，不僅僅是技術上的不可能，還因為它沒有這種道德法律和資格。從中國民族的長遠利益看，由中共來平反「六四」是對中國民族久遠價值的又一次巨大傷害，這無疑將再次耽延中華民族擺脫中共罪惡統治災難的機會及期限。中共的存在，才是所有災難的根本性根源，「六四」災難僅為其中之一。這一災難當然是給我們民族造成了永久性的傷痛，盡快結束這樣的災難當然是一件民族的幸事，但結束這樣的災難模式卻並非僅限於為「六四」平反。時至今日，事到今天，人們當冷靜思考中共在其暴虐史上的所有運作規律，人們持續地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到了一定的危機時期，它定會通過它慣用的鋪天蓋地的欺騙把戲，將平反「六四」的過程營造成大規模的、使其罪惡聲名持續獲取惡能量的過程。它不但又會大呼這是順乎民意的「先進性」本質，同時又會告訴人們那是它有錯必糾的歷來偉大。這樣的、由中共來完成「六四」平反的過程，不僅是違反人類迄今擁有的普世法理共識的過程和違反人類道德共識的過程，同時這樣的過程將會被歷史的證明是一次加重我們民族歷史性災難的過程，這是我們必須謹記的。
我們理解那些在中共持續的暴虐統治面前已沒有了提出尖銳問題勇氣的人們，但我們卻絕不原諒那些因恐懼而自己喪失、卻還要求他人也應該喪失提出尖銳問題能力的人們。重新評價「六四」是未來歷史的必然，重新評價「六四」的過程應當是一個療治我們整個民族病痛的過程。我們的痛不僅僅是因為我們的親人被殺，更深層次的痛還在於我們，由於恐懼而將異常簡單的是非判斷問題異常地複雜化。我們民族要有勇氣反思過去七年來，在中共殘酷鎮壓和殺伐同樣是我們親人的法輪功修煉者的暴行中，對是非判斷如此簡單的問題上，我們的全民族表現出的、直至今日的複雜的精神、心理狀態。在鎮壓法輪功問題上，無論是暴虐的慘烈程度，還是被殺戮及被迫害的人員的廣眾程度和持續性方面，尤以對整個社會的法律基礎、資源及社會道德、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戕害程度，都絕不亞於「六四」事件。但在七年後的今天，西方世界已開始關注發生今天中國社會的令人怵目驚心的災難實際，我們國內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死寂無聲!這如何了得？我們說：這種麻木和沉默是成就中共殺戮暴行的絕對條件!這話可能又讓一些同胞感到異常的刺耳!但我們都捫心自問，難道這不是真的嗎!
我的中國同胞們，一位名家曾說過：「如果一個民族只是被征服，還沒有墮落，即她的處境還有改善的可能。幸運的機會一旦出現，這個民族就不會辜負這樣的機會，但極權統治在壓迫一個民族的同時，還使她墮落，它使得這個民族習慣於踐踏她自己過去所尊敬的東西，奉承她自己過去瞧不起的東西，這個民族的處境就很難獲得改善。」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相信上帝的公義；作為一名律師，我一直致力謀求法律上的公平。對於「六四」屠殺，以及所有共產黨的罪惡，我下定最大的決心，也願我們民族的每一個同胞也能下最大的決心，只要這些罪惡沒有得到法律和道德層面上的公平解決，我們就不讓歷史翻過這一頁。
結果的公平，恰如其分的獎賞、懲罰和補償，以及必要且絕不過分的寬恕，才會讓受害者和加害者都心服口服，才不會有未來的冤冤相報，我們的民族才能放下這浸滿鮮血的包袱，沒有遺憾地經由和解之門走向未來。尋求公平的過程，也是我們自我的良知拷問過程，我們需要問自己為什麼正義的到來如此之晚，我們的恐懼和懦弱起到了怎樣的阻礙作用，給我們自己、他人乃至民族帶來了怎樣本來可以避免的傷害；這一過程也將是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過程，我們不能徹底反思歷史，就會讓這樣的罪惡再次發生。
《聖經》上說「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著的，就沒有神。……若有人到你們那裡，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裡，也不要問他的安。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份。」（約翰二書1:10~12），當一向瀆神的中共肆意屠殺民眾時，那些給中共請安的人，即使手上沒有沾上看得見的鮮血，他們的靈魂也沾上了血污。
在這篇文字的最後，我想再次與我的中國同胞共勉：療治「六四」傷痛，療治我們民族傷痛的過程，不應是讓凶手們再玩「平反」把戲；根絕民族病痛的方法，就是不再相信凶手，不再懼怕凶手，並徹底地拋棄凶手。
2006年6月7日 在有中共特務圍堵的日子 於北京的家裡
(根據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