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因病逝世，終年73歲。中國學生自發的悼念胡耀邦（中共文件顯示，1987年，胡耀邦因對知識份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縱容而被中共元老們要求辭職），但很快學生的紀念活動就演變成為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抗爭。
從4月16日開始，北京高校學生以及各界人士自發前往胡耀邦家庭靈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此後，天安門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在以後的日子裡，悼念胡耀邦的紀念活動逐漸的演變成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的遊行和示威運動。
後來，學生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過、新聞言論自由、政府官員和家屬財產公開、取消遊行限制、提高知識份子待遇等。
學生當時主要的抗議方式是在天安門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在抗議的過程中，曾發生了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
4月23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北京和全國各高校倡議，舉行無限期罷課活動。他們稱，整個事件已經轉變為全面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這場大規模遊行的焦點從「悼念胡耀邦」轉變為「爭取自由民主」。
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政府的新聞封鎖，在頭版發表有關學生遊行的活動，第四版又全版報導學生遊行，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產經新聞》將這次事件與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並論，日本共同社則稱，若工人也加入到學生隊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鎮壓。
在上海，上海市委沒收了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有批評中央決定讓胡耀邦在1987年下臺的決定並同情學生遊行等內容。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但是遭到總編輯欽本立抵制，最終該報在原文處留白出版，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
同日，李鵬、楊尚昆等人到鄧小平住處匯報學生運動的情況。鄧小平對於將學生遊行定性為動亂表示贊同，並稱「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引起部分人和學生對將事件定性為「動亂」表示不滿，社論的發表在學生中有很大牴觸情緒。
學生們對「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反應強烈，他們召開記者會，反駁有關指責學生試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言論，並再度提出多項要求，包括與李鵬對話、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等。
學生們於4月27日發動大規模遊行活動。活動中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新聞宣傳方面的過失；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但是語氣更加溫和，以維持社會穩定為主旨。此外在上海，江澤民用強力的鎮壓手段關閉了《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時任總編輯欽本立遭撤職。
4月28日， 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楊尚昆、喬石等提議應該與學生和群眾展開對話，平息怒氣；李鵬、薄一波、宋平等人則認為有人在故意煽動學生，破壞穩定。
絕食
5月13日，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學生要求的對話，並增加政府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運動、並推翻《四．二六社論》的要求。
由於絕食學生瀕臨身體遭到不可逆損傷的邊緣，政府無人出面，許多醫院包括軍隊醫院自行組織搶救。為抗議政府無人理睬，參加絕食的學生越來越多，其後北京市民加入聲援隊伍、募捐搶救，許多機關單位加入募捐隊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都捐資為學生治療，近20個城市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的同學，鐵路部門默許學生和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當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約請知識份子出面斡
旋，有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未果。
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中進行50分鐘的對話。但雙方都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
5月19日趙紫陽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趙紫陽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
當天，學生絕食團宣布停止絕食，改為靜坐抗議。晚上，李鵬及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共告北京市黨政幹部大會，措辭嚴厲，宣布戒嚴，趙紫陽則沒露面。之後，李鵬在電視發表演說，發布戒嚴令。會議尚在召開，就有人通風，各大學廣播緊急通知，學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攔截軍車，設置路障。當夜從外地調進北京的部隊，分乘卡車、裝甲車和坦克，分別從豐臺、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市區前進，均被市民和大學生阻攔，未能進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鵬正式簽署戒嚴令，北京開始戒嚴，外地軍隊接到命令，開赴北京參加戒嚴。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但此時在北京郊區已經有了些零星的流血衝突。戒嚴期間，北京市區內也在許多交通要道口設置路障，市內交通出現不正常情況。由於軍隊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點燃的汽車等路障面前，軍車隊排起了長龍。並陷入了市民與學生的包圍中，在市民和學生的勸說和宣傳之下，年輕的士兵顯得不知所措。後來據稱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阻攔軍車進城的過程也發生多次衝突。
5月21日，天安門廣場上出現數架軍用直升機，低空往復飛行，撒下大量用大號字印刷的李鵬講話傳單，引起了廣場上學生的騷動。
23日，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再次舉行遊行示威活動。
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無1人死亡。
25日，中共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鐵路等部門堅決制止學生衝擊鐵路、強行乘車進入北京。
26日，由於天氣炎熱，天安門廣場上的許多學生開始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樹蔭下。而同時，大量戒嚴部隊仍在北京市區周邊休整待命，準備隨時進城。
天安門清場
6月3日晚10時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了措詞更為嚴厲的第三項緊急通告，聲稱「解放軍部隊一定要按計畫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時至6月4日清晨，由於軍隊被阻，上街阻攔戒嚴部隊的大學生和北京市民與戒嚴部隊在北京城區和市郊多處發生衝突，軍隊對企圖反抗以及旁觀的民眾開槍射擊，一些企圖對傷亡市民學生進行救護的醫務人員和救護車也遭到軍隊射擊。撤出天安門廣場回校途中的一隊學生（包括北京體院學生方政）被軍隊坦克輾壓。此後若干天內，軍隊開槍射擊民眾的事件仍有發生。大多傷亡者被市民送往醫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遺體被戒嚴部隊埋在各處（包括二十八中牆外）。
有錄像資料和圖片資料證明解放軍槍殺了數目不詳的北京市民。另據中國中央新聞聯播報導有多名戰士被殘害致死。
而另一方面，香港報章報導有楊尚昆旗下的軍隊因為拒絕執行任務，與一支從外地調來的軍隊在長安大街對峙。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一九九零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呈國務院報告《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文件真偽目前未能證實]：
城市 群眾死亡 群眾受傷 軍警死亡 軍警受傷
北京 523 11570餘 45 6240餘
成都 277 2100餘 9 550餘
武漢 12 170餘 —— 125
貴陽 29 290餘 —— 150餘
哈爾濱 7 90餘 —— 190餘
鄭州 6 130餘 —— 150餘
蘭州 21 200餘 2 120餘
但此數據之真偽目前還不能判斷。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的北京國際廣播電臺這樣報導了這一事件：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鎗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臺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據傳說，英語部的節目負責人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學謙的兒子。
事情發生後，吳即被調離、審查，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
此外，6月4日當日負責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薛飛、杜憲著一襲黑衣、以沉痛的神態進行播音。此後不久，兩名主持人即被調離新聞聯播節目組。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廣播電影電視部一名副部長因」支持動亂」、帶領中央電視臺等部門工作人員示威遊行被撤職。
據當時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稱「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干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而後來死亡的軍人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的稱號，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長安街翠微路口轉彎時車速過快而翻車至油箱起火死亡。
海外媒體的報導則多稱死亡人數在千人以上，戒嚴部隊死亡十多人。多數北京市民和學生及獨立媒體對此事件的報導為中國政府暴力鎮壓和屠殺和平示威的學生與市民，世界上也有媒體將之稱為「六四屠殺」或「天安門屠殺」。
6月4日之後，儘管外國政府強烈批評中國政府的鎮壓行為，中國政府仍然繼續搜捕拘留了大批積極份子。趙紫陽本人則被軟禁。遭到通緝的學生有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及熊焱。有一部分通過各種方法從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區逃到美國，法國等地。這些人到外國後成為流亡的中國民運領袖，較出名的有王丹、封從德、王超華等。而翟偉民、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張銘等七人仍在國內。
6月4日之後，各地的學生運動仍然持續一段時間，有許多地方學生和民眾舉行遊行抗議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殺害的學生和市民。各地政府開始追究「動亂分子」。各地法庭則依據共產黨的政策「從重從快」判決了一批社會上的「動亂暴亂分子」，一些人遭到處決。直至2005年，仍有人被關押。對幹部、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則處理相對輕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後全國各組織機構仍發動大規模的「清查」行動，追查六四運動期間人們的去向並備案。據稱，參與過遊行的一代大學生之後無一被批准入黨，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門之外，對其今後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事件最初為學生運動，絕食至戒嚴後發展成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這次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對專制暴政而進行的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失敗，但其引發了中國人民對民主與憲政的追求。
相當多的自由學者與異見人士公開表達紀念和平反六四的觀點，要求實現和解促進民主與憲政。不斷地有人突破限制，通過各種渠道（如體制內的對話、海外媒體、網路特別是BBS與網志）發出這種聲音，但他們的言論或人身受到嚴厲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發的蔣彥永因為在2004年上書中國人大要求為六四正名，從而被軟禁後加以監視。
一些人認為：由於事涉當時中共領導鄧小平決策是否正當、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江澤民接任等問題，且擔心會由平反引發的不可控的清算會危及中共執政地位，中國政府試圖有意否認六四殺人的存在，並掩蓋與壓制任何關於六四的話題與活動。
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使用真子彈來鎮壓和平示威抗議民眾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譴責的，在六四之後，中共強調「精神文明建設」，對思想教育、思想控制開始加強，言論空間緊縮，八十年代中期的開明氣氛開始逐漸倒退。而在國際上，中國政府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負面形象長期揮之不去。
至今中國政府對於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評議不允許公開化。對死難者家屬的悼念亡靈的私人活動也進行騷擾和鎮壓。中國政府不允許人民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事件，公開在傳統媒體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
紀念六四的活動在中國也被認為是相當危險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門廣場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預料的事件。有人認為，六四是是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機。很多人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黨會動用國家正規軍對付平民。
中共政府對六四事件的結論雖然基本上從未改變，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會「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有一些人對政治從此徹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開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憲政等政治問題。一些長期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支持者在六四後成為共產黨的反對者。
寫在六四來臨之際
本文部分內容摘自 維基百科和《世界通史》
源自清心論壇[qxbb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