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1969年夏天，我們幾個朋友議論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說：過去我們總說老保們受矇蔽，其實我們也是受矇蔽，受了個大矇蔽。
不錯，文革的造反運動確實沈重地打擊了各級黨組織，但是它幫助強化了毛的個人權力，使極權統治登峰造極。其實，毛的做法並非史無前例。史達林1937年大清洗，一度也發動普通黨員群眾揭發批判各級地方黨的領導。在我看來，像史達林和毛澤東這樣，發動普通黨員或群眾對各級黨組織和各級幹部進行批判的做法，可視為古代僭主統治術的現代運用。亞里斯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體的特徵。君王都由其朋從為之維持和擁護；至於僭主，卻別有他的經綸：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誰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們最不宜信任，對他們是應該特別注意的。」為了防範其朋從「篡黨奪權」，僭主有時就要利用下層民眾。僭主有時故意放縱奴隸等地位更低下的人。這些人一般不至於對僭主的威勢不滿，不至於參加反僭主的活動，他們往往更忿恨主人和自己的頂頭上司，因而樂於在僭主的支持下打倒主人和頂頭上司，而僭主也就樂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護者和「平民領袖」的姿態藉此加強自己的個人權力。
共產極權制度不同於傳統的君主政體而與僭主政體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領袖必須藉助於龐大的黨組織或曰官僚系統才能實行對全社會的嚴密控制；另一方面，黨組織或官僚系統——尤其是其上層——本身又可能成為領袖貫徹自己意志的某種障礙，甚至成為領袖權力的直接威脅。因此，精明的領袖就使用兩套手法，一會兒利用黨組織去壓迫民眾，一會兒又利用民眾去整治黨組織。毛既是黨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黨組織、受官僚系統壓制下的人民群眾的領袖，集兩種對立角色於一身，其奧秘就在於此。毛澤東是因為擔心出赫魯雪夫式的人物，感到共產黨的各級官員不那麼順從不那麼聽話了，所以才發動和利用群眾起來批鬥當權派，借群眾之手完成一場空前規模的大清洗，然後再重建官僚系統，使官僚系統成為他個人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從而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
中共在全盤否定的名義下禁止對文革的清理，一部文革史已經被搞得混亂不堪。特別是造反派，什麼壞事都推在造反派身上。這些都是需要認真澄清的。另外，文革期間的不少反叛思想，許多也是來自造反派隊伍。毫無疑問，造反運動中包含有反政治迫害的成分。但我們不應誇大它的份量和意義。在整個造反運動中，反迫害所佔的比重有限。另外，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真正的保護人權也還畢竟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僅僅反對當權派壓制群眾，他們還積極地揪鬥走資派和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眾所周知，在被揪鬥的走資派中，首當其衝的是彭德懷、鄧拓式的幹部；在被宣布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而狠加批判的各種政策和觀點中，主要是那些比較務實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東西。造反派是以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名義反對政治迫害的，是以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名義保護自己打擊對方的，結果就成了為毛的例如三面紅旗一類罪惡背書，倒去批判那些在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較務實的和稍具自由化的東西。
不錯，毛劉都是壞蛋。我們既然有機會借毛這個壞蛋之力去打倒劉這個壞蛋，何樂而不為？但問題是，毛之所以要打劉，不是因為劉的壞，而是因為劉的不太壞，而是因為劉還有一點好。毛是因為劉搞了點修正主義，多少糾正了點自己的錯誤，使中國走出大飢荒，才對劉無比忌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造反派助毛打劉，是幫助大壞蛋最壞的方面去打擊小壞蛋最不壞的方面。不錯，有一些造反派只是打起毛的旗號反迫害，他們只是打毛的旗號去打擊壓制他們的那些當權派。但是你只要打的是毛的旗號，你就不免被毛所利用。保守派同樣打毛的旗號。有沒有人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呢？有，但極少極少。大多數人無非是有點實用主義罷了：對於毛的指示毛的政策，對自己有利的就多講，對自己不利的就少講或迴避。但大多數人還是承認毛的權威的。這當然是過去十七年洗腦的結果。這正是毛敢於發動文革的本錢。不錯，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覆之後，越來越多的群眾和幹部從早先對毛澤東的熱烈崇拜中清醒，但與此同時，大多數人又陷入對毛澤東的強烈恐懼。這就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極權專制，因為極權專制的本質就是恐懼。
文革中，各派都打毛的旗號保護自己，都打毛的旗號打擊對手。於是毛的權力就達到頂峰。在這種情況下，不論哪派贏得上風，哪怕佔據了中央權力，也不敢公開打出反毛的旗號，因為他們擔心一打出反毛的旗號就會立即招來「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誰還能當赫魯雪夫？誰還敢當赫魯雪夫？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如意算盤。他幾乎取得成功。今天我們反思文革，首先就要深刻地認清極權專制的這種本質。
北京之春2006年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