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會議中，很多學者和文革的過來人對一些歷史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圖書館的宋永毅先生對劉少奇的評價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在中國大陸官方的文革歷史中，劉少奇是一個文革的受害人，他代表了和毛澤東、林彪和在文革中掌權的極左派所不同的黨內務實派。這個評價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劉少奇在抗戰結束後曾經一度主張和國民黨合作，實現國內和平，1949年以後他主張延長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辯護。在60年代初，目睹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人禍後，劉少奇和周恩來、陳雲等人主張調整經濟政策，糾正極左傾向。這些都說明，劉少奇和毛澤東是有區別的。但在另一個方面，這種區別總的來說又是同一個領導集團內部在具體政策上的分歧，劉少奇在毛澤東一旦作出決定後總是全力貫徹，他本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積極表現也是一個事例。不但如此，宋永毅認為，即使在導致自己垮臺的文革問題上，劉少奇也有無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為什麼呢？這首先是因為劉少奇直接領導了為發動文革掃清道路的「四清」運動。1963年2月，劉少奇主持了討論四清運動的中央工作會議，為運動定調。在那段時間，他不但強調中國會「變修」的危險，說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亡黨亡國的問題」是「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而且對毛澤東提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作出了「可以造反」的回答。在運動展開後，當劉少奇聽到毛估價說有20%的生產隊的領導權掌握在腐化變質的幹部手裡，周恩來彭真等人說有三分之一的國家權力被壞人掌握時，他進一步誇大說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學校和文化藝術單位，」所以，革命非搞不可」。這無疑是緊跟毛的階級鬥爭理論，論證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難怪國內學者肖冬連在論述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的一致時指出：「 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要來做文章了」。
不但如此，在四清運動中，劉少奇還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化名去河北省唐山專區的桃園縣，擔任工作組組長，發明瞭在農村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桃園經驗」，鼓動群眾造反奪權，鬥爭基層幹部，用逼供信、體罰、揪鬥去達到目的。這些都為文革中的種種惡行開了先河。
其次，劉少奇還在文藝戰線上緊跟毛，開展大批判。1964年一月劉主持中宣部和文藝界座談會，傳達毛指示，他認為京劇有反黨動機，提出也是影射黨，把兩位作者孟超和田漢打成反黨分子。不久他又在和外國代表團的談話中說中國文學藝術有」根本方向性「問題。這都為文革首先在文藝領域展開製造了聲勢。
當文革進入緊鑼密鼓的發動期後，劉少奇也沒有做過任何抵制的活動，相反，他基本上是企圖緊跟毛的。例如，當毛決定打倒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時，以劉少奇對這些人的瞭解，他不會不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但他不但在黨內會議上落井下石，推波助瀾，而且在很多對外場合場合喜形於色地告訴外賓說中國挖出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當文革正式開始後，毛澤東故意離開北京一段時間，讓劉少奇主持工作。劉利用他掌握的權力派出工作隊，到很多單位挖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尤其在學校中，聲稱要定幾十萬右派。1966年6月，劉少奇在和派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談話時說那個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是可以肯定的了」。他還對如何揪鬥這位老革命和中學校長作出了這樣的部署：「要鬥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鬥，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
正如宋永毅先生所說，劉少奇在被打倒前的這些言行「澄清了一些流行的歷史錯覺」，「發掘出劉少奇悲劇的實質」：「這是一個不遺餘力的造神者最終被他所造的神無情拋棄和殘殺的悲劇；這是一個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頭來自掘墳墓的悲劇；這還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背叛者最後眾叛親離的悲劇。」
(ＲＦ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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