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選條件是「愛國者」當選這兩個老少護法，老的叫許崇德，少的叫做王振民。他們均出身號稱「第二神學院」的中國人民大學，許還是王的導師，因此不但是老少配，還是最佳拍檔，只是對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來說，不是最佳，而是最差。
起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老護法，現在已經凋零，至少是從政治生命來說，許崇德是碩果僅存。活到這個年紀，他的腦筋僵化也就罷了，應該去頤養天年，卻還喜歡對香港說三道四，誤導港人。他的弟子王振民可是年輕一代，同他的老師完全一樣，沒有與時俱進，未免「未老先僵」。之所以如此，可能還不完全是個人因素，而是黨的因素。在共產黨底下混口飯吃，稍微少一點骨氣，或者私心雜念多一些，還不是被共產黨當槍使？
在四月二十七日舉行紀念香港基本法通過十六週年研討會上，許崇德說，普選是有條件的，並不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隨便採用。這句話不完全錯，例如在精神病院裡，當然不能舉行普選。但是當許崇德揭出他的普選條件時，卻使人吃了一驚。因為他說：「今天你跟我打保票，肯定能把愛國者選出來，我主張今天就普選。」除了海珊時代的伊拉克，保證他以接近百分之百的選票當選，恐怕也沒有人敢舉行打保票的普選。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自己也不敢打保票，否則怎麼至今仍然不敢推行普選呢？
誰來決定「愛國者」標準？
但是問題還在於，什麼叫「愛國者」？由誰來決定標準？例如那個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能夠擔任如此「海上長城」高職者，不論當年的軍委主席江澤民，還是軍委副主席胡錦濤，都認為他是愛國者，因此委以重任。結果他卻是貪污腐化分子，挪用公款上億元，包養五個情婦。成了國家蛀蟲的人，還是愛國者嗎？即使委任也不能避免委出一個壞蛋，為何普選就非選出一個「愛國者」不可呢？那些千千萬萬的中共貪官，不正是沒有普選，被上級提拔，才得以橫行黨內、國內，甚至卷款外逃嗎？為何沒有美國貪官如此做？許崇德要香港向他打保票，口氣也未免太大。難道他一個人就可以代表黨，代表中央政府？如果因為他是「護法」而代表「法」，那不是「朕即法律」嗎？
忘乎所以的固守一黨專政相對於許崇德的直率，一語道出共產黨的最擔心所在而發表出來的「許一保」，王振民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兜了一大圈，最後還是歸結到反對普選上。他為普選提出六個前提條件：一，政治上，除社會各界要認同普選外，這個認同也要取得中央的認可；二，經濟方面，普選要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保證香港經濟不會衰落；三，法律方面，必須先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工作，進一步完善有關政黨發展的法律；四，教育方面，香港必須有足夠的國民教育；五，香港社會要尋求積極的、建設性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簡單的對抗式政治文化；六，生活方式上，假如香港實施普選，很多生活方式會出現變化，特別是普選特首會面對更大民意壓力，屆時社會辦事方式會有所改變，香港需要足夠時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先不從內容上來探討，這些條件，香港會比菲律賓與印尼差嗎？如果因為他們的血緣與香港不同，那麼臺灣又如何？這些條件中最荒唐的莫過於「普選要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保證香港經濟不會衰落」。經濟的盛衰起落不完全取決於有沒有普選，這是常識，身為教授，講出這種話居然不害臊。這種說法反映了中國一些官僚、商人與御用學者的暴發戶心態：這幾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他們忘乎所以，以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取決於中共的一黨專政。難道他們忘記了，啟動這一輪中國經濟發展的外來資金，主要是從自由的香港、民主的臺灣以及西方民主國家那裡來的？普選要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更是廢話，西方民主國家如果沒有普選，哪來的經濟繁榮？在政治與經濟方面，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是相輔相成的。印度經濟崛起，並非依靠一黨專政。如果沒有西方國家的經濟、技術、管理的援助，專制體制下的中國，絕對不會取得經濟發展的成功。這正好說明有普選的民主政治，是發展經濟的必要條件。即使因為其他原因導致民主國家的經濟衰落，也不會出現象中國與北北韓一黨專政國家那樣的大飢荒，造成百萬、千萬人的死亡。
也許王教授學的是中共的法律，不應該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問題多表態，在一黨專政下當然可以撈過界，但是自暴其醜，對黨對己都不好。
爭議可由香港居民公決這六條標準，猶如整風鳴放期間毛澤東所規定區別香花毒草的六項標準。在「毛六條」中，本來最重要的是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道路兩條。時至今日，別再拿「社會主義道路」開玩笑了，最根本的一條只剩「黨的領導」。而「王六條」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條，那就是「要取得中央認可」。「中央」就是黨中央，也就是黨的領導。「基本法」的解釋權永遠在中共手裡，因此，王振民實在沒有必要繞那麼一個大圈「勞民傷才」，甚至可能還要講出一些違心的話。
──原載《動向 2006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