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文怡邀請您還有另外兩位律師到美國參加這個辯護律師團，您會從什麼樣的角度或從哪一方面提供這種法律援助呢？
高智晟：如果能夠成行的話，我們需要在程序技術上和美國同行作一些勾通。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程序技術方面追蹤、協決和適應問題；另外一個是實質性辯護問題。實質性辯護我們也要適當瞭解美國的這種程序技術和美國的一些基本的這種審理運作方式及心理結構，都得作一些研究。但是我們想酗@點，因為美國它不是制定法國家，它是一個判立法國家，而刑法在維護人類基本安全和基本秩序的過程中，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海洋法系，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說，刑法懲治的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這個應該是相通的東西。
那麼人類的司法判斷，它當然應當是人類認識文明的一部分，這個也應當是一個基本點。也就是說，王文怡的行為是否構成了對社會的危害，尤其是刑法意義上的，或者說犯罪意義上的，在非制定法國家，海洋法系國家裡面你很難談刑法意義上，也就是說談犯罪意義上的社會危害性問題，我們認為這樣的社會危害性是不存在的，因為大致上目前我們所能夠揣度的就是，或者說我們所能作判斷的只有兩種認識結果：法庭之外的認識形式，另外一種是通過程序法庭的認識形式。法庭無疑是整個社會認識價值當中的一部分，它不能游離於這種社會認識之外。當然，它有它的認識特點，它甚至於有它的認識的特定的程序技術。
可能你也注意到，現在人類幾乎是每一個角落，可能除了中共內部極少數反動勢力以外，都在讚美王文怡的壯舉。這倒不是一個巧合，因為我們每天也接到大量這樣的電話，就在你打電話進來之前的前一分鐘，廊坊那位經常給我們匿名打電話的人打來電話，他打來電話從來不多講，話語非常少，特地讓我一定轉達對王文怡女士的敬意。他剛才的原話是：請轉告王文怡，在十三億中國人中，她是一個聖人。他強調了幾次：她是一個聖人，她是神讓她這樣說的。希望高律師一定轉達他對她的敬意，同時希望高律師能去為她辯護。
所以，王文怡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但是這樣的法庭審理過程 ──對擺脫王文怡們的災難，擺脫整個暴政對中國人民的傷害，擺脫對信仰自由壓迫的災難，這樣的過程的話，雖然給王文怡帶來很多的麻煩，但是這樣的過程卻是對整個國際社會關注王文怡事件背後的信仰團體所遭到的這種摧殘境遇提供了過程，甚至提供了人類不能繼續再麻木下去的警示，說難一聽點兒，提供了人類沒有理由再無恥下去的條件，它就是一種質問，逼著人類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希望並非常樂意能為王文怡辯護，同時我希望我為王文怡的辯護能迅速進入實質性的工作程序。
記者：您認為您為法輪功上書的三封信在法庭上能夠起到作用嗎？
高智晟：我想我們對美國的司法制度和美國人民的這種道德道義，以及他們對這種價值的定位和依從，還是抱有足夠的信心的。美國的法庭你還不能說它像制定法國家和中國這種舊模式審判的，它就是法官意志。美國對一個人有罪無罪，實際上是一種名義，因為它的審判委員會來源於不確定的民間，所以應該說王文怡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按目前美國民意所表達出來的這種態勢的話，我們是感到非常有信心的，應該是不會被判有罪的。
記者：就這個法庭從法律考上慮這有罪沒罪，它會不會考慮到民間的呼聲呢，聲援還有讚美的這種，從道義上講？
高智晟：你本身不要寄希望於法庭是否會吸收民間的呼聲和民間的一些吁求。這些審判委員會的人員本身就來源於民間啊。
記者：美國以外的這個律師到美國去參加律師團，有沒有這個先例呢？
高智晟：我們作為公民是可以的。應該說作為公民的辯護的話在全球都應該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在美國，尤其是美國，至少美國律師在中國是絕不能以律師身份來進行辯護，我想美國就應該是一個全球的司法通例。但是我們作為公民是可以的。
記者： 那您認為您能成行嗎？
高智晟：我們正在努力，因為我們的所有東西，我們遇到的是這麼一個非常的所謂□政府□，既然是非常的，你就不能作規律性的判斷，無法作規律性的判斷。我們只能說盡最大的努力。我是希望無論我能否成行，這個法庭判斷的過程當中，繼續把三封公開信作為法庭判斷思想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他們對王文怡所喊的問題到底在中國處於一種什麼樣的情勢，處於什麼樣一種狀態，這三封公開信可為他們的這種判斷提供一個極好的基礎。
◆連日來，美國各地多個民間團體以及王文怡之友在華府地區法院前公園舉行公眾大集會，呼籲美國布希政府撤銷對王文怡的一切控告，並且無罪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