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和此後，我還寫了《社會敵我主義－－中共的死路》和《中共文化教育是在教人練邪惡功》，已經探索過個中究竟，在《中共毀中華三個步驟》等文中我強調歷史上多年的國共鬥爭是人魔較量，對中共毀中華的原因或能量已經有所交代。不過「邪魔」、「魔智高過理智」、「練邪惡功」等詞語可能有些打人腦殼。此文試圖以更為明晰的話語、系統的思維來回答中共何以能夠毀中華這一問題。
中共之所以能夠毀中華，主要在於它散佈共產下流主義和社會敵我主義邪惡思想卓有成效，狡黠地滿足了中華政治大兒童急切的心理需求。
一、共產下流主義勾起了中華小人中流氓對財色的無限貪慾。
共產下流主義，是我受艾迪先生「下流的共產主義」一詞啟發而自撰的一個概念。中共信奉的馬列共產主義，在剩餘價值學說、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包裝下，精緻地包裝了人類古而有之的「公有共產，天下大同」的空想。正如艾迪先生所說：「本質上、核心上、骨子裡，共產主義所強調的，所關心的，目標所指的，無非是一個字：產。財產的產，資產的產。把產作為主義，把產作為信仰，把產作為遠大前景，把產作為終極目標……」這就是說，共產黨的「公產主義」思想本質上在宣傳「人為財死」的財產追求，即「鳥食主義」生活方式。
鳥為食亡的「鳥食主義」活法在中華一直是下流的小人生活。這種生活在剩餘財產和氏族貴族出現的古文明社會的早期就有了。中華祖先管理這種社會行之有效的方式便是儒家「勞心者治勞力者」的士大夫輔佐皇權大一統政治。在儒家主導的兩千多年中華社會裏，人口佔極少數的上智者創造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等文化，為情而死，為義而死，殺身成仁者都出自這個階層。但在士之下被視為「小人」階層的「農工商」們，人口佔絕大多數，他們的生活從秦漢到明清都不過「吃喝玩樂」四個字就可以概括。吃喝者，「民以食為天」， 玩樂者「民淫家人本」。
但這種大多數人的活法，在中華古代一直由中華儒家（與日俱進地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以習俗的私有財產制度和仁義道德之禮樂教化遏制著，並向上導引著，卻在中共統治下被鼓勵。反右和文革毀了文化名人和文人的尊嚴。瘸子資本主義看似丟了共產主義，其實並沒有，丟掉的只是劉賓雁等人難舍的「天下大同」的空想，卻由於國有資產的腐化使用和腐敗瓜分，將「公產•鳥食」主義之中華小人「食淫文化」大肆張揚，使中國「人民」日益流氓化，無限貪求財色。在中共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中，共產主義基本死亡，下流主義卻甚囂塵上。
二、社會敵我主義滿足了中共邪知分子壟斷政權的政治需求。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這一思想寫在上井岡山之前，卻一直統帥著今天胡錦濤的心智。中共所謂社會主義革命一直就是辨別敵友的思想意識指導下的奪權或維權鬥爭，無論是共產黨發動工農革命的階級鬥爭，還是整肅異己的幫派鬥爭，或者共產黨領導下的「法治」建設，本質上都是以黨或黨頭為界線而站隊的敵我鬥爭和生死革命－－順我者（為朋友）昌，逆我者（為敵人）亡。中共所謂社會主義在紙上和嘴上一直概念不清，但在實踐上卻從來都是毫不含糊的敵我主義，即社會敵我主義，永遠敵視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所以胡錦濤講和諧社會，永遠都是嘴上的玩藝。
從1927年到今年到今天，中國社會主義一直走在建立、鞏固和發展敵我社會的絕路上，走了80年啊。這是一條國家和民族的毀滅絕路。我在《中共毀中華三個步驟》，指出：「中共以無神論思想宣傳、文化教育和政治運動掌控了國人心智（微觀的物質世界），所以得以成功地把中國變成民國戰亂國和流氓鬥爭國、淫亂國，毀了中華的安定、和諧和人一樣的生活。在今天中共國成了高老莊，官民都成了豬八戒。」其實中共國一直還有一種景象，那就是一旦搞鬥爭，到處都是花果山，官民都是孫悟空。這種高老莊國花果山國最後必是無言的結局：毀滅。
中共社會主義慘無人道、殘酷無比，中華民運和維權人士一直在批評，他們卻不知道最清楚其悲慘和殘酷的還不是他們，而是全力反對他們批評的中共及其黨頭。中共及其黨頭清楚卻要堅持走這條你死我活的鬥爭、革命和專政的絕路，那是因為這是邪知分子壟斷政權的惟一的路。大躍進一開始就在玩兒戲，卻直到玩死了8千萬人才不玩了。文革一年就整垮了劉少奇，卻慣性地滑了十年。鎮壓法輪功三個月的叫囂落了空，卻還要弄出 「天安門自焚騙局」來抵抗，到今日蘇家屯活體摘除學員器官並焚屍毀跡之邪罪被曝光還要硬撐。在中共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中，社會主義也基本死亡，敵我主義卻從沒鬆勁，就為對權力的絕對控制。
三、基督教近現代文明世界化是在為中共魔亂世界開道。
明知把對手當敵人整死的下場最終也會輪到自己，邪知分子們也要在活著的時候帝王般風光一陣。這就是江澤民（也許也是胡錦濤）的政治心理。如此視人類為獸類的邪惡靈魂，並不來自中華儒家的修養文化，也與佛家和道家的修煉文化沒有關係。它來自西方基督教近現代文明世界化過程中科學和哲學的變異。當歐洲城市梅開二度時，新教的功利理性推動了科技工業革命的產生和走向世界。
羅馬時期產生的基督教是教人博愛向善的修煉文化，後來被經院哲學和大學科學當作思想範疇和知識體系批判著學和理智地研究，結果就弄出了唯物論、無神論和對實證科學的迷信，在反教會腐敗中把鬥爭和革命當作歷史進步的槓桿。當反天主教神職人員的腐敗，反到激烈地否定博愛和良心時，就從無神論和科學迷信中邪惡地推導出馬列無產階級（城市流氓）鬥爭•革命•專政的邪說。如此邪說在「資本家剝削工人剩餘價值」、「工農聯盟革命和獨裁創造嶄新人類文明」的邪念下進行「資本論」、「國家論」等學術研究，販賣的卻是只要一實踐就必定顯示出人心的邪惡和魔性的粗俗思想：良心不過人的鮮肉，人性就是階級和黨派的鬥爭（暫時的團結是為了永恆的鬥爭），共產主義革命就是無產的城市流氓奪有產的城市市民（所謂萬惡的剝削者）的命和產。確有良心的人被這些邪說的理論文字裡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公有•大同」的空想矇騙（林昭被騙一時，劉賓雁被騙到死）。真把良心當鮮肉的毛澤東、周恩來們也許起初也是受騙，但夢醒時分卻認定人生就是活著，要對得起鮮肉就得抓權享用財產和女人。
毛澤東、周恩來們披著共產革命主義外衣，還比較隱蔽地或利用特權玩下流。到了江澤民、黃菊們脫掉共產主義外衣時，下流就堂而皇之地成了主義。江澤民與宋祖英通姦，不懼全國人民知道，乾脆就在人權即生存權歪理邪說下，引國民學豬狗一樣活著－－都來撈錢財食樂和淫樂。這徹頭徹尾的就是魔道生活。
結語：中共毀中華得逞是民國民主政治邪變的結果。
人類最原始的自由是可以選擇修煉回天，窮人甚至奴隸都可以通過信仰去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去修神道佛。這時候全世界都是王者治國－－時勢英雄（強盜）成王敗寇。到了近代，從歐美的市民文化裡第二次出現公民政治－－選議員、選市長、選省長、選總統－－美國、法國的政治模式輸入到中國便有了中華民國。
可是中華民國的美、法民主政治，一開始就發生了邪變：公民選舉遞進變成國民不斷革命，三權憲政變成五權憲政，自由人權主義變成三民式社會主義，等等。這種所謂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的變異，當然是中國破落儒生•士大夫私心的產物。私心思變導引思邪、思惡。於是李大釗從蘇俄引進掠產奪命的下流主義和敵我主義（十年後為此遭惡報，被張作霖砍頭）。私產萬惡，共產天堂。民國學生普選權還沒得到，卻在學校裡得到這些邪知了。國共鬥爭其實是在爭邪惡。
所有的邪知追求，基督教的上帝都不會理睬，但撒但（紅龍）支持。所以，儘管共（他人）財產之殺人奪命思想在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主義，只在小人中有流氓邪統。卻由於有撒但在隱形空間操控德國、俄國、日本等國際強盜禍亂中國，硬是讓中共從無到有到壯大，到搶得大陸所有財產包括人口。「公有共產，天下大同」的空想，聽起來很偉大、很崇高，也有「解放全人類」和「全面發展人的自由個性」等美麗話語的包裝，引急切看到新中國的林昭、劉賓雁等政治大兒童蹦迪。中共操控毛澤東、周恩來們跟農民談分田地，跟工人談管工廠，跟章伯鈞、羅隆基們談聯合政府，甚至跟馬歇爾談人民普選，談什麼都可以不做或做了反悔，這全看中共的私心私利需要。中共邪知流氓就這樣把中國人民都帶成了流氓。
總之，中共通過共產下流主義，把中國人異化為做家人有吃喝樂、異性樂就知足的動物。通過社會敵我主義，建立了永久的鬥爭社會和獨裁政權，強制中國人做中共奴。於是，有著修養文化和修煉傳統的中國人就被帶上了即將與它同遭天滅的地獄之路。非真信神佛者，非三退的無神論者，恐都將作為中共分子遭神毀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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