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８日，紐約舉行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群眾大會，參加的有３５００人，愛因斯坦因病沒有出席，但他請人在集會上宣讀了他的電報：
「我首先要大聲疾呼，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須採取強有力的行動，我看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沒有表現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無畏精神和英雄氣概，這種責任也還是應當存在。要是在西班牙喪失了政治自由，那就會嚴重危及在人權誕生地德國的政治自由。祝願你們能夠喚醒民眾積極支持西班牙人民。……我衷心祝願你們在這一正義的和意義深遠的事業中取得成功。」
促使愛因斯坦從一個和平主義者向一個反納粹戰士轉變的原因歸根到底就一個：基於崇高道德基礎上的人類責任感、正義感。
「當世界上其他地方無辜人民受到殘酷的迫害，被剝奪權利，甚至被屠殺時，他能袖手旁觀，甚至漠不關心嗎？」
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對問題的解答。面對邪惡不僅要戰鬥，還要從道義上承擔起每個人對世界應付的責任。
基於這一點，愛因斯坦，這個曾一再呼籲寬容和解的大科學家，對德國民族幾乎作了整體的否定。１９４４年，他說：「德國人作為整個世界的一個民族，是要對這些大規模屠殺負責的，並且必須作為一個民族而受到懲罰，如果世界上還有正義，如果各國的集體責任感還沒有從地球上完全死滅的話。站在納粹黨的背後的是德國人民，在希特勒已經在他的書中和演講中把他的可恥意圖說得一清二楚而沒有一點可能發生誤解之後，他們把他選舉出來。德國人是唯一沒有做過任何認真的抵抗來保護無辜的受害者的民族。當他們全面潰敗，開始悲嘆其命運的時候，我們必須不讓自己再受欺騙，而應當牢記住：他們曾經存心利用別人的人性，來為他們最近的並且是最嚴重的反人性的罪行作準備。」
從一味強調寬容到徹底的不寬恕，這其間，該凝聚了愛因斯坦多少痛苦的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流亡在美國的德國物理學家詹姆斯．弗朗克和另外幾個在美國的德國流亡者準備發表一個呼籲，要美國人民注意當時盟軍在德國所實行的政策的災難性後果，認為它會「在歐洲中心造成一個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退化的國家，而這是會危害世界的和平重建的」。愛因斯坦看到這個草稿後，於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給以如下的答覆：「我當然不能贊同盟軍目前在德國所做的一切，但我堅決深信：為了使德國工業生產力在很多年內不能恢復，這樣做是絕對必要的。它並不足以破壞德國目前的生產能力；必須使德國人今後對原料資源不能享有獨立的支配權，這些資源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使他們變得那麼危險。
「我不贊成報復，但卻贊成這樣一種政策，它能夠最有把握地不讓德國人重新具有侵略的可能性；這種保證決不是通過道義上的勸說所能達到的。」
「萬一你們要把這個呼籲發出去，那我就不得不盡全力去反對它。」
於是，弗朗克又寫信給愛因斯坦，懇求他為德國著想，改變態度。愛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以更堅決的態度寫了如下回信：「我對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表演的眼淚運動至今記憶猶新，也就不會再被它的重演所愚弄了。德國人按照一個精心編造出來的計畫屠殺了幾百萬公民。要是他們也殺了您，幾滴鱷魚的淚無疑也會流出來的。在他們中間，少數正直的人改變不了整個局面。從我所收到的來自那邊的幾封信，以及從某些可靠人士所提供的消息，我估計德國人沒有一點認罪或者懊悔的感覺。……親愛的費朗克，不要把您自己陷進這個骯髒的泥坑吧！他們會先濫用您的善意，然後嘲笑您上當。如果我無法勸阻您，那麼就我來說，當然是不願參與這件事的。只要一有機會，我就要公開反對這個呼籲１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愛因斯坦的社會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從以前抽象的人道主義範疇裡的良心、正義轉變為切實具體的社會責任感。１９４７年５月，他為「美國紀念碑建造工會」擬的大戰中犧牲的烈士紀念碑的題詞，雖未被採用，但清楚反映出這一變化：
「我們忍受痛苦而死，為的是使你們能夠自由，使和平和正義能夠勝利。你們，活著的人們，千萬不要忘記由於我們的犧牲而加給你們的責任。」
在剩下的歲月裡，愛因斯坦從未忘記過這一份沈重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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