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埠派出所一名警察介紹了一個家族盜竊案。
橫埠鎮最偏遠貧窮的是湛西村，總共130多人。村民孫前進找到同村的章小平商議如何掙錢，兩人嫌打工太苦又不賺錢，不約而同想到了偷。
孫前進、章小平和村裡幾個年輕人出門去了，過年時一個個衣錦還鄉，村裡人好不羨慕，這幾人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也沒有任何技術特長，他們靠什麼掙錢？終於有一天這個秘密被戳穿：他們在外面「摸分」。
2004年9月初，孫前進、章小平帶著左林鳳、章美琴等14人離開了樅陽，他們有妯娌姑嫂，有夫妻攜手，為了掩人耳目，有人甚至還將3歲的孩子帶在身邊。
他們到了一個城市後往往先在一家小旅館裡住下，然後踩點，在賓館、診所、醫院等公共場所伺機下手，得手後再轉戰另一城市。
當年9月，繁昌縣公安局抓獲了正在醫院作案的章美琴，又在一家個體旅館發現了7個房間裡全部住著橫埠客，從13個人身上查到了27部手機。
橫埠鎮派出所這名警察感慨地說，這些人中最大的不過40歲，被抓獲後竟然沒有一個流露悔意。
1月17日，記者決定深入傳說中的「賊窩」－－橫山村與育才村一探究竟。橫埠派出所警察再三叮囑我們注意安全，「此地民風彪悍，切記小心為妙。」我們在橫埠鎮上雇了一輛麵包車。
橫山村距離橫埠鎮不遠，此地多丘陵，車行不久開始下起小雨，鄉間道路異常泥濘，麵包車不斷打滑。
我們很容易找到了村支書章安維的家，兩層氣派的洋樓、碩大的院子、高高的院牆，就在村委會大樓旁邊。
章安維不在家，他的妻子正在洗衣服，我們問起村中是否有人摸分，她馬上否認：「沒有！絕對沒有！章安維也沒有說起過！都是外面瞎說的。別信！」章安維的妻子說她記不清老公的手機號碼，很客氣地送我們出了院子。
毗鄰章安維家，是另幾套同樣氣派的小洋房，這在貧困的皖北地區頗為扎眼。可惜的是，這些洋房大多鐵將軍把門。我們只得拜訪一些居住在瓦房中的百姓，一名正在家裡生爐子取暖的女青年說：「我沒看見他們摸分，不能瞎說。但是大家暗地裡都在傳。」
女青年26歲，一年前剛剛結婚。她說：「我和老公在無錫打工，一個月只能賺1000多元，他們出去一次就能有幾萬元收入。心裏當然不平衡。人家房子建得那麼好，我們都沒法抬頭，農村人在意什麼？還不就是看誰的房子好？！」
她不肯告訴我們究竟誰有摸分嫌疑，「你看看房子不就知道了嘛！反正摸分那事我們不能搞，遲早要有報應的。」
在另一戶農家，一個小媳婦嗑著瓜子笑著回答：「他們忙著呢，眼下還沒回來。我一個老百姓管得了那麼多嗎？他們也是打工嘛，各憑本領吃飯。」
記者此後數次致電章安維，都是她妻子接的電話，回答總是「還沒回家」。
管理黑洞
到育才村時已是傍晚，鑒於在橫山村沒有多大收穫，司機提醒我們應該「用香菸開路」，他說，我們這裡的人都很實在。
育才村的兩個老者接過香菸，果然打開了話匣子：「摸分的情況的確存在，是店上隊的。一開始我們也蒙在鼓裡，經常看到他們三五成群到上海、杭州去，幾天之後又回來，也不知道他們幹什麼的。後來他們開始家家建小洋房了，我們才知道了他們發財的門道。」
老農介紹，雖然村民沒有證據，但彼此心照不宣。「摸分的人回來可神氣了，新版的一百元剛出來時，我們還沒見過，他們從大城市回來就一疊疊地顯擺了。」
在村民的眼裡，摸分的人也算不得什麼道德敗壞，「能搞到錢，說明他有能耐！」老農說，那些人經常抽紅中華、玩高檔手機、掏出百元大鈔在小賣部買魚買肉，很氣派。
「也沒什麼好嫉妒的。我們還干不來呢，幹這一行也需要氣魄的。」老農舉例說，「比如到機關拎包，被門衛攔下來了，他能面不改色衝著門衛嚷嚷，我在裡面辦公，天天來的，你不認識？怎麼幹活的！門衛一看他穿著光鮮就不敢多問了。」
「在寫字樓、機關辦公室溜門拎包，也要進行言行舉止的包裝的，否則走出去一身泥土氣，不被抓才怪！要穿西裝、打領帶，夾著公文包的姿勢也要有腔調，還要學會說普通話。手機要握在手裡，不要別在褲腰帶上……或者，混進高檔賓館，裝成服務員進入客房……」老農告訴我們，每年春節回來，摸分的人都會交流經驗。
「我聽說公安局更好拎包，因為公安局的人不會想到有人敢在最危險的地方下手。機關的人被偷了有時候還不好意思說出口。」
老漢躲在麵包車內帶我們去找村黨支部書記章禮正的家，途中路過了店上隊，果然一排氣派的小洋房與其他簡陋的瓦房形成了強烈對比。
這些洋房大門緊鎖，老漢說，「可能都出去了，過幾天都要回來過年了。其實幹他們這一行也很危險，聽說有人在外面送了命。」不過老漢說，他們在外地作案，又很少被抓，所以鄉鄰才覺得摸分並沒有多少風險，更多的人蠢蠢欲動，「被抓後拘留幾天，數額又不大，出來後繼續干。」
臨近章禮正家時，司機不肯繼續往前開，李老漢也躲在車內不肯下車，「要是被摸分的人看到非打死我們不可！」記者只好下車在泥濘中深一腳淺一腳摸到章禮正家。看到記者，章禮正似乎有些尷尬。
記者：章書記，請你以一個黨員幹部的身份接受採訪。有舉報說，店子隊至少有16人在外盜竊，其中有兄弟聯手的，有親戚套親戚的。對此你是否瞭解？
章禮正：我們育才村有兩千多人口，其中店上隊有70多戶，300多人，40%的年輕人都在外面打工。坦率地說，一開始我們也聽村民反映有人在外面摸分，起初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後來才知道原來就是做小偷。不過，我作為一名黨員幹部不能說瞎話，我沒有收到公安局的公函，也沒有直接證據，我不能確定他們是否就是摸分的人。
記者：打斷一下，你的言下之意，至少有人有這樣的嫌疑？
章禮正：是的，不過我估計最多隻有五六個人，他們都是45歲以下，經常出去，一兩個星期之後又回來。我作為村支部書記也進行過教育，叫他們不要做壞事，但人家回答說根本沒有盜竊，我又沒有證據，只好不了了之。
記者：有人反映有一些村幹部的親友也在「摸分」，你們村有沒有這個情況？
章禮正：絕對沒有！今天下午的村支部會議，我還重點強調了這一點。那些有嫌疑的人這陣子也沒有出去，都在家裡。
記者：我們剛才採訪了部分村民，有人反映摸分的人吃用都比一般村民闊綽，在村中很有威風。
章禮正：吃用闊綽是存在，但他們不敢在我面前顯擺，畢竟我是村支部書記，會問他們哪來這麼多錢的。
記者：村裡初中畢業後的年輕人一般都幹什麼活？
章禮正：年輕人都不願意種田，基本上就是出去打工了，也有人在社會上混。
記者：一些人摸分致富，對這些年輕人是否有影響？
章禮正：肯定是有影響的，會有年輕人羨慕，想跟隨。
記者：農村基層幹部教育村民、整頓民風有什麼壓力？
章禮正：你說到我心坎上去了。我一年拿4000元工資，其他村委委員比我還要少三四百元，就是芝麻大的官，能有多大能量？！沒有證據，管了還得罪人，都是鄉里鄉親的，搞僵了可能一個家族在下一屆選舉中就不支持你！
從章禮正家出來時雨已經越下越大，老漢在車內有些興奮。他說，「你看，我今天陪了你兩個多小時，是不是可以給點好處費？」
一名知情者告訴記者，店上隊尚未有「摸分」的人買車，與育才村隔著白蕩湖相望的少風村才是真正的「賊窩」。「少風村有一個組就有18輛小轎車，經常一排車子開過，威風極了。」
老漢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在農村建一幢簡單的兩層樓房只需3萬元，如果是框架結構的需要10萬元，但是少風村不少房子十分豪華，每棟起碼花費18萬元，還不算家裡的電器裝飾。
「一輛車子加一套房子，起碼30多萬元，如果是正常的打工，一個人一年掙2萬元已經捅破天了，需要15年不吃不喝才能積攢這樣的家業，你說正常嗎？」李老漢有些憤懣。
走在泥濘的小道上，一個年輕人發起牢騷，「一腳一個坑，滿身都是泥，瞧人家過得多好，有時候一氣之下真想去摸分。」
記者此後又去少風村暗訪，村民對此話題同樣諱莫如深。
橫埠鎮派出所指導員左正好說，「村幹部最多告訴你有摸分的人，但不會說是誰，怕得罪人。」對於基層組織戰鬥力不強、作用不大的問題，許道金所長曾對媒體抱怨：「現在做什麼事都要錢，你不出錢，村裡的治保組織就不巡邏。他們不幹事，你就少了耳目，信息就不靈，基層公安派出所就唱起了獨角戲。」
一名干警透露，他也覺得「小偷村」的出現匪夷所思，「農村的道德體系怎麼了？聽說其他地方還有集體出外賣淫的情況。一個女孩子出去賣淫，過年時『榮歸故里』，臨走又帶走一批女孩子，好像沒人覺得恥辱，賺到錢就是最要緊的評價標準。」
「小偷村」整治之惑
如果是非顛倒，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摸」，一個地區的整體風氣就會畸變，就會有人跟著走。
結束橫埠鎮「小偷村」的採訪後，記者來到樅陽縣公安局，採訪了局長曹金海。
記者：曹局長，我手頭有20多頁下載資料，都是我行前從網上看到的有關樅陽人在外盜竊、詐騙的案件。我數了一下，僅今年在全國各地發生的就至少有20起，而這只是數百個網頁中的一部分。這些樅陽人一般以推銷茶葉、找人、收廢品等幌子溜進企事業單位辦公室、賓館、醫院等地伺機盜竊，在溧陽抓獲的5人盜竊團夥主要成員竟是一家人……
曹金海：可能絕大部分都是橫埠一帶的人，樅陽人的臉都給他們丟盡了。(「小偷村」)是一個令樅陽十分尷尬的問題。在你們媒體來調查之前，我們也在關注，並且通過多方渠道瞭解。這種現象極不正常。但我不認同「小偷村」的說法。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縣公安局掌控的有關情況。
曹金海：通過調查全縣近幾年的犯罪記錄，我們發現問題比較集中在橫埠，主要體現出兩大特點：詐騙與溜門入室，後者也就是所謂的「摸分」。前幾天，我們去了橫埠，正在統計橫山與育才這兩個村究竟有多少人參與(「摸分」)，研究相應的對策。
記者：我們聽說安徽省公安廳派員深入基層調研，能否告知結果？
曹金海：調研統計，橫埠鎮2005年因盜竊和詐騙在各地被處理的差不多有100人，其中被刑事處罰的有40人左右，判刑的30多人，治安處理的30多人。這幾年每年都差不多是這個數字，基本作案地都在杭州、無錫等城市。
前幾年，樅陽假和尚、假尼姑跑遍全國，樅陽簡直成了眾矢之的，壓力很大。我們採取強有力的整頓措施後，從根本上取得了好轉，當然不否認現在還有零星的現象。對於盜竊的問題，我說了，大概佔出外務工人數的1%，他們溜門入室嘗到甜頭後轉為專業盜竊，並且相互影響，夫妻結合、親戚結合、朋友聯手作案，這個情況是存在的。
記者：解決之道在哪裡？
曹金海：就公安系統而言，出現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板子應該打在何處？樅陽是比較尷尬的，橫埠的人是在外地作案，我們主要還是協助外地打擊犯罪。你去過橫埠，警員不足的問題應該瞭解，全縣100多萬人，20萬在外打工，所有警力包括交警在內只有200人。橫埠好歹還有7個警察，我們有個別鄉鎮只有2個警察。
儘管如此，我們的態度依然是堅決的，一旦外地來了協查報告，我們將全力以赴。
記者：我們在採訪中發現，無論是基層派出所還是村委、村民，都提到沒有證據的尷尬。
曹金海：確實如此。我們常遇到這樣的難題，比如，有到機關辦公室假裝找人或者賣茶葉，看到沒人就拎包，我們抓獲一些橫埠的嫌疑人後審訊，他也承認在外地盜竊的事實，但自己也記不清在具體哪個城市、哪個賓館作的案，我們又沒有接到發案地的報案，苦於沒有證據，無法送交檢察院。
記者：小偷畢竟是從樅陽出去的，樅陽的形象也的確因此受損了。那麼，對本地的民風整頓，你們是不是也該主動擔起責任？
曹金海：此事已經嚴重影響了樅陽的形象，縣委領導對此非常重視。目前，縣裡決定進行一次專項整治，具體方案還在制定，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所謂的「小偷村」進行重點摸底排查，對所有橫埠鎮外出務工人員進行調查，排查出有外出盜竊嫌疑的，作為高危人群納入縣、鄉鎮、派出所的管理範疇；第二：在農村弘揚正氣教育，發揮基層黨員幹部的帶頭作用來教育群眾；第三：針對當地有幹部親屬涉嫌「摸分」的情況，我們決定從嚴管理農村基層幹部，一旦有幹部家屬參與作案，立即對幹部採取組織措施，甚至是撤職；第四：建立高危人群信息檔案，對流動性大、目的不明確的人，形成一個全國共享的信息機制，我們將發布嫌疑人的特徵、動向，以協助外地打擊犯罪；第五：將高危人群納入派出所的重點管轄範圍，一旦發現有重要線索就採取措施；第六：進一步加大對外協助。
基本上我們是本著打擊、教育、防範的思路展開工作的，以促進這個問題的好轉。
記者：你剛才提到基層黨員幹部的問題，派出所的民警也反映，因為村委會幹部發揮不了作用，導致派出所唱獨角戲。
曹金海：加強基層黨員幹部的教育，這正是我們的工作重點。農村基層組織管理意識淡薄，一定要發揮起基層黨員幹部的作用，如果是非顛倒，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摸」，一個地區的整體風氣就會畸變，就會有人跟著走。-
群體化道德越軌
農民能調動的資源有多少？改變命運的畸形途徑一旦被正常化，形成傳統就可怕了。在這樣一個貧瘠的子宮上，你能指望道德附著健康成長？
被削弱的道德判斷
「今天，我們在這裡討論樅陽的小偷村，也是被盜者對盜者的分析，我所居住的這個小區，很多人都有被盜的經歷，因此，我們會對小偷有一種強烈的義憤，但我們發現，在小偷村是不存在義憤的，無論是盜者還是非盜的村民都沒有強烈的羞恥感，這是為什麼？」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於海作了如此的開場白。
「道德分為道德認知、道德感與道德實踐三個層次，盜竊是犯法的、不道德的行為，這一點在『小偷村』，即便是盜者也是認同的，但在『小偷村』，人們的道德感已經發生改變。」於海分析，「盜者認為，我不過是小偷小摸而已，社會上還有更多比偷還要嚴重的犯罪，比如，那些貪官是大偷大盜。而非盜的村民則認為，偷的是上海、杭州這些大城市的財物，跟我們沒有任何利害關係，潛意識裡，盜者與非盜者都認為那是另一個世界的財富。」
「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城鄉對立」，於海說，「『小偷村』有人以這樣一種理由為盜竊辯解：反正偷的是有錢人、城裡人。」
「所有做壞事的人都會試圖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去罪化，把犯罪合理為自己的道德感所能忍受的程度。我們對小偷的義憤皆是因為小偷損害的是我們的利益，但小偷多不會把第三隻手伸向鄉鄰，因此村民不會有強烈的義憤和受損感。相反，小偷要獲得鄰里的接納，還會適當給予鄉鄰好處，比如遞根好煙。」於海分析。
如果一個人所處的環境都是小偷，那他的心態也會發生改變，在『小偷村』，道德判斷與道德實踐已經分離，當小偷變為一種群體現象時，村民會產生這樣的念頭：大家都這麼去做了，我不去，只有我吃虧。因此一旦有機會，村民就會加入盜竊的隊伍，「這與腐敗是一個道理，很多情況下，你還會羨慕別人(小偷)比你做得好」。
「貪官不會恨貪官，老百姓卻恨之入骨，因為他們都是腐敗的受害者，盜竊也是這個道理。」於海說，「人的道德判斷只有對自己不認識的人才會變得嚴厲。『小偷村』接受採訪的那個老者，多次強調偷盜是不道德的，但他也覺得自己整天青菜蘿蔔，人家卻是大魚大肉，看到人家抽好煙、蓋豪宅，他的心裏會羨慕，這會削弱他的道德判斷。」
對歧視的一種反抗
貧窮的確是滋生「小偷村」、「賣淫村」、「假僧尼村」的重要因素，貧窮可能導致多種形態的「併發症」，「小偷村」只是其中之一。但於海教授認為，貧窮並非萬惡之源，貧窮只有與另一些因素結合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畸形現象。比貧窮更可怕的是不公！於海分析，在一定的環境狀態下，即便很富裕的群體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畸形現象，「社會發展不公平對人們道德感的摧毀是相當厲害的，成群結隊的農民成為小偷較之成群結隊的市民成為小偷要容易理解得多，因為他們是被城市遺棄、歧視的群體。」
「問題就出在城鄉分化、邊緣化問題上。」於海分析，改革開放前，農村與城市這兩個世界是隔絕的，彼此的道德感不會被顛覆，但現在農民進城，即便拿了工資，還是被邊緣化，很多情況下都被歧視，「他們在城市產生心理落差，但當他們賣淫、盜竊回到農村，非但沒有被邊緣化，反倒有一種榮歸故里的優越感。」
「這對他們而言，也是對長期壓迫感的一個補償。」於海說，城市裡的小區保安多是下崗工人，他們對業主很客氣，但對農民工卻很霸道，農民工成了讓這些保安也「爽」一下的機會。
但農民去找誰來給自己「爽」、給自己歧視呢，他們已經處於社會最底層，那麼他們只能找發泄的對象，而這個對象首當其衝就是給他們形成壓迫感的人。
「人的情感力量是需要平衡的，他們的道德在農村能維持，但到了城市，在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下，就會崩潰。」
無根的1980年代
「小偷村」、「賣淫村」的主體都是18歲至30歲之間的男女青年，於海教授提到了「路徑依賴」，「小偷村」是親友帶親友，賣淫村也是如此，「只要有一個大姐大、一個先驅者，她逢年過節回農村，衣著光鮮，她當然不會說賣淫的艱辛，只會揀風光的說，因此，會有一批女孩子羨慕，然後踏上賣淫的道路。」
於海說，對於農村青年，賺錢改變他們命運的機遇是什麼？「我們發現，髮廊裡大多是農村的女孩子，當她們離開鄉土，試圖打工改變命運時，她們發現，那裡留給她們的最便捷的路似乎只有這一條。」
很多出來打工的農村小夥子都是高中生，他們都是有理想、有文化的，但就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下，他們到了城市會發現似乎也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賣力氣。
「這是一個對他們而言很辛酸、很無奈的現實，他們的道德感會因為社會發展機會的不公平而削弱。」於海說，「在一些不道德的社會分工下，弱勢群體選擇不道德的行為所遇到的自身的阻力是相當小的。」
於海認為，1980年代的農村青年比他們的父輩問題還要嚴重，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民進城，這些青年即便不是在城市出生，也是在城市文化的影響下長大的，但他們身上卻是洗不去的農村胎記，城市很文明，但這些似乎都與他們無關，城市文明似乎很難接納這些孩子。
「1980年代的孩子與城市是若即若離的，城市不是他們的根，或者說根若游絲，城市文明對他們的冷漠，也不斷培養他們的失落感甚至是對城市的怨恨。」於海說。
「春節期間，一批農村孩子回鄉下時是怎樣的心情？他們的根更不在農村，甚至他們會因為農村給他們身上打下的烙印由此導致他們被城市遺棄的遭遇，而對農村產生怨恨和羞恥感。」
於海說：「這是一批無根的孩子，他們渴望回到城市，但城市的發展機遇留給他們的似乎只有那麼幾條狹窄的道路，在道德感失去平衡時，很容易走上男盜女娼的道路。」
解決之道
「小偷如果很容易被抓，比如出去20個人被抓十幾個，我看還有誰敢繼續盜竊，問題就在極少有人受到懲罰，法制風險太低，因此就形成了一個盜竊的風氣，道德的集體崩潰，很多村民羨慕、蠢蠢欲動。」於海認為，在橫埠鎮，許多人已經把不正當的牟利視作正常，無非是從假和尚、假尼姑到盜竊花樣翻新而已，「用一個抽象的名詞概括，叫做基因遺傳。」
農村保留傳統性是很強的，於海擔心橫埠鎮會成為別的村的先驅，事實上，橫埠鎮周邊鄉村已經受到了這種「帶動」。「農民能調動的資源有多少？教育的成本太高，沒有幾個農民能承受，改變命運的畸形途徑一旦被正常化，形成傳統就可怕了。在這樣一個貧瘠的子宮上，你能指望道德附著健康成長？」於海反問。
「他們一旦到了外部繁華的世界，不平情緒就會出現。一定要讓盜竊行為受到應有的懲罰，整頓不過是一陣風，是做給外界、做給領導看的，小偷無非就是在此時收斂點，我倒要看看，搞整頓能有幾個人被真正處理？」於海說。
警力不足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一些鄉鎮的派出所只有兩個干警，盜竊行為得不到應有懲罰，小偷回到農村後不受任何阻力，甚至一些村幹部也涉身其中。於海認為，最根本的還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享有與城市平等的社會待遇，這並非指平等的經濟待遇，而是讓農民在城市找到合理的生存機會。
「我也被偷過很多次，但我沒有怨恨，更多的是理解與擔憂。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一個個賣淫村、小偷村、詐騙村就這樣複製下去。」於海呼籲。-
山西許村復歸「藥方」
某一類違法犯罪活動集中於一個地方的現象背後，即使沒有當地少數官員的參與，起碼也與他們熟視無睹、放任無為有關。
「假煙村」、「假鈔村」、「走私村」、「偷渡村」、「小偷村」、「賣淫村」、「二奶村」……近幾年各地頻頻湧現此類所謂的「另類經濟特色村」。對於這類稱謂，所在地官員面對上級追究、媒體質詢時，或歸咎於違法犯罪活動猖獗、手段隱蔽，或抱怨法制不健全、查處乏力等等，言下之意，不是他們不管，而是管不了。
樅陽的例子說明，靠違法犯罪活動牟利，獲利者只是一小部分不法之徒，當地卻要付出名聲受損、投資人文環境受破壞的沈重代價，而這些損失短期內是難以挽回的。而某一類違法犯罪活動集中於一個地方的現象背後，即使沒有當地少數官員的參與，起碼也與他們熟視無睹、放任無為有關。
並非沒有所謂的「經濟特色村」成功「進化」的範例。山西省渾源縣永安鎮許村，一個偏遠的晉北小山村，青少年犯罪曾相當嚴重，短短兩年就由亂到治，跨進了「小康村」行列。
許村曾讓美麗的恆山蒙羞，犯罪現象相當嚴重，盜竊、搶劫、傷害現象時有發生，尤其是盜搶摩托車、自行車名聲在外，作案範圍逐漸從廣靈、靈丘、大同等周邊縣市向河北、內蒙古、北京等省市蔓延。先後有60多名青少年被司法機關懲處，是公安部掛號的「小偷村」。
2002年4月，大同將許村列為重點整治對象。縣長親自包村，並派出公安、教育、民政、團委、司法等部門領導組成的工作組進駐該村。他們加大流動人員管理力度，對外出務工青年登記造冊，定期聯繫，在務工人員較多的大同、張家口市建立協調機構，此外加大普法力度，用身邊人、身邊事教育青少年，為青少年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動豐富他們的業餘生活，成立家長學校，規範家長行為，幫助失學兒童，防止新犯罪源產生。
發展經濟，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才能為預防犯罪提供物質基礎。在上級部門扶持下，許村先後投資40萬元解決了村民吃水難問題，結束了祖祖輩輩「吃水三里半」的歷史。經過兩年多的綜合治理，許村徹底洗心革面，先後被市、縣授予「小康村」和「安全文明村」。
中國有60多萬個村委會。一個個村莊能否擁有健康的「微循環」，在城鄉一體化的當代中國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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