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貝爾納•亨利•雷威：《自由的冒險歷程－－法國知識份子歷史之我見》，曼玲 張放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P13。
薩特與加繆，堪稱法國知識界的雙子星座，兩人同屬於左翼的介入型公共知識份子，先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加繆謙卑地接受了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說：「他被一種真正的道德感激勵著，全身心地致力於探討人生最基本的問題」，「他那嚴肅而又嚴厲的沉思試圖重建已被摧毀的東西，使正義在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上成為可能，這一切都使他成為人道主義者」；
加繆在答謝辭中說：我們這代人，「繼承了一段腐敗的歷史，其中墮落的革命、瘋狂的技術、死去的神祇和精疲力竭的意識形態都攪作一團，平庸的政權今天可以毀滅一切，卻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恭屈節到為仇恨和壓迫當婢妾的程度。」（《局外人•鼠疫》，郭宏安等譯，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P667）
加繆一生都堅守個體自由和反暴力的信念，在宏大的歷史事件與渺小的個人自由之間，他寧願選擇渺小而舍棄宏大。他說：「對個人是自由的，對所有人才是正義的。」「我選擇了自由。因為即便正義沒有實現，自由也維持了反抗非正義的權利，保持溝通的開放。」（《加繆與薩特》P111）
薩特驕傲地拒領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不接受官方的任何榮譽」，「不願意被改造成體制中人」，「諾貝爾獎已經淪為冷戰的工具。」他是迄今為止惟一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但有評論說，加繆先於薩特獲得諾獎，是薩特拒領的原因之一。
薩特從未加入過任何組織，曾激烈批評法國共產黨，但他終生堅持左翼立場和信仰社會主義，1952年宣布自己支持共產主義蘇聯。他說：「經過十年沉思，我到達了一個轉捩點：我只需要捅破一層紙。用教會的語言說，這是我的改宗。」他的改宗宣言居然是：「反共產主義者是條狗。」(P176)由此與加繆等昔日好友決裂。
一 薩特與加繆的暗中校勁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改革激情的洋溢和對外開放的興奮主導大陸知識界，在諸多被爭相閱讀的西方主義中，存在主義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加繆和薩特作為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而風靡當時的中國。可以說，兩人的作品和思想影響過一代中國知識份子。加繆的小說《局外人》、《鼠疫》和思想隨筆《西西福斯的神話》，薩特的小說《噁心》和《理智之年》，他的戲劇《骯髒的手》和《可尊敬的妓女》，他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都是我們這代中國知識人熟悉的作品，加繆標舉的西西福斯式荒謬和薩特強調的「他人即地獄」的荒謬，也變成中國知識界的時髦話題。
然而，當時的中國知識人和文學青年幾乎不知道，兩位法國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之間，也有一段傳奇的個人關係，由親密無間的朋友到老死不相往來的論敵；更不知道導致兩人決裂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立場的歧途，在東西對峙的冷戰時期，兩人作出完全不同的政治選擇：「加繆殫精竭慮地為反對暴力－－特別是革命暴力－－而寫作；薩特則逐漸向暴力－－特別是革命暴力－－敞開襟懷。」（P179）
甚至在兩人還未相識時，其友誼似乎就已經開始，通過閱讀和評論對方的作品表達著互相欣賞。加繆誇過薩特的成名作《噁心》（1938年），薩特讚過加繆的成名作《局外人》（1942年）。1943年6月，在薩特劇作《蒼蠅》首演式上，兩人初次見面，大有相見恨晚之憾。
隨著法西斯德國的節節失敗，法國地下抵抗運動獲得生機，加繆變成抵抗運動的輿論領袖，薩特也受到加繆的感召而參與了抵抗運動。1944年8月21日，抵抗運動最著名報紙《戰鬥報》在巴黎上市，加繆是創辦者兼編輯之一。薩特和波伏娃來該報簡陋的編輯部－－工廠廠房－－看望加繆。而且，薩特是該報的第一位榮獲署名權的作家，他的名字被用粗體字印在每一期報紙首頁的上端。薩特還參加了抵抗運動時期的「國家劇團委員會」，加繆也來劇團看望薩特並參與劇團活動。
在法國剛剛從希特勒的鐵蹄下解放出來的時候，加繆變成了知識份子參與抵抗運動的楷模，他主持的《戰鬥報》也變成最有影響的報紙，加繆執筆的社論往往成為全巴黎談論的對象。與此同時，薩特創辦並主持的《現代》雜誌也影響日隆，很快變成法國左翼知識界的旗幟性刊物。
由相互欣賞對方的作品到併肩參加地下抵抗運動，薩特和加繆迅速變成法國知識界的雙璧，兩人的友誼也進入蜜月期。他倆甚至還相互配合，共同反擊法國共產黨對薩特的批評。然而，從1946年開始，在如何看待蘇聯共產主義問題上兩人產生分歧。加繆由反暴力走向反共反蘇，薩特由擁護暴力變成共產黨的同路人，兩人的思想歧途終因對著名哲學家梅洛•龐蒂的不同態度而浮出水面。
1946年，前匈牙利共產黨員、著名反共作家阿瑟•庫斯勒的小說《正午的黑暗》和隨筆集《瑜伽修行者和政委》相繼在巴黎出版，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和熱烈爭論。小說深刻地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的黑幕和殘酷的洗腦術；隨筆集批判了歷史必然性理論，通過對事實和數據的系統分析推翻了蘇維埃神話。庫斯勒指出，蘇聯體制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極權專制政權」。加繆對庫斯勒的著作評價很高，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就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在哲學上頗有獨創性的梅洛•龐蒂，在政治上卻是隨大流的盲從者。在西方紛亂而蘇聯走紅的時代，他像大多數法國左翼知識份子一樣，變成蘇共的鐵干擁護者，他甚至為發生在蘇聯的那些無法辯護的暴行（如大清洗和大飢荒）作辯護。他批判庫斯勒的小說《正午的黑暗》，他寫下了一系列為蘇共大清洗大飢荒作辯護的文章，後來結集為《人道主義與恐怖》出版。他認為：斯大林的大清洗是共產主義暴力消滅資本主義暴力的手段，強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雖然造成了大飢荒，但蘇聯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證明斯大林是正確的－－沒有強制工業化取得的巨大成就，蘇聯不可能打敗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戰爭機器（現在的中國新左派也用類似的思路來為毛澤東辯護）。
加繆從來不是資本主義的辯護人，而是反資本主義的著名左翼知識份子，但他堅決反對梅洛•龐蒂替斯大林辯護，進而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紅色暴力。他認為，斯大林的大清洗大飢荒無異於謀殺，他把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一律視為敵人，拒絕與法共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1946年，加繆寫出第一篇批判馬克思主義和斯大林制度的長文《不當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連載於11月19日－30日的《戰鬥報》。此文可視為一位曾參加過法共而後被開除的著名左翼知識份子與共產主義徹底決裂的宣言。只要看一下全文各節的小標題，加繆的政治思想便一目瞭然：《恐懼的世紀》，《拯救生命》，《社會主義的矛盾》，《被背叛的革命》，《國際民主和獨裁》，《這世界變化快》，《一份新社會契約》，《走向對話》。
該文開篇就援引《瑜伽修行者和政委》和「加繆－庫斯勒對話」，系統地批判了「以目標的合理來論證手段的正義」的歷史觀。在加繆看來，無論目標多麼高尚，也無論歷史必然性如何不可抗拒，都不能證明專制暴力和恐怖手段的正當性。而馬克思主義正是用「高尚目標來證明謀殺合理」的主義，共產革命和斯大林體制正是在實現共產主義的口號下把暴力和謀殺加以合法化。在此意義上，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徹底的哲學」，誰就是承認「謀殺合法」。加繆說：「按照馬克思式的看法，十萬具屍體無足輕重，只要能換來幾億人的幸福。」
在加繆與梅洛•龐蒂的爭論中，薩特站在梅洛•龐蒂一邊，他主持的《現代》雜誌，哲學上是「存在主義」的傳聲筒，政治上大力宣揚共產主義並為斯大林體制進行辯護，梅洛•龐蒂正是《現代》的核心作者之一。儘管當時的薩特沒有親自出面批判加繆，加繆在批評梅洛•龐蒂時也從未提到薩特，但兩人心裏都清楚各自的立場，衝突的公開爆發僅僅是時間問題。
在《現代》雜誌1947年2月－7月上，薩特發表了長文《什麼是文學？》，全面闡述他的介入思想，既批評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也間接地批評了加繆的《不當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1948年10月，薩特發表談論自由的文章《飢餓已經意味著渴望自由》。他認為，「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是一種愚弄，因為工人得不到真正的經濟權利。相反，工人們的飢餓是一種脫離貧困、成為完整的人的訴求。」一個月後，加繆發表文章為資本主義民主辯護，他認為，民主政治是「一種謙遜的練習」，是「最小惡性」的政治制度。
二 薩特與加繆的公開論戰
1951年，加繆發表著名政論《反抗者》，薩特主持的《現代》雜誌，在1951年－1952年刊發了多篇批評加繆《反抗者》的文章，包括「超現實主義」領袖布勒東和著名作家莫利亞克的批評，特別是年僅25歲的讓松批判加繆《反抗者》的長篇書評《阿貝爾•加繆或反抗的靈魂》，發表在1952年7月號《現代》上，成為薩特與加繆公開筆戰的導火索。
加繆的《反抗者》旨在論證：崇高的理想主義和歷史必然性理論，如何蛻變為簡單而僵化的教條；致力於解放全人類的革命，何以蛻變為恐怖政治，並屢屢製造了人間地獄。這種蛻變不僅來自理想的盲目，更來自對權力的貪婪。而真正的反抗應該是：反抗者不說謊並承認自己的無知；反抗者既要拒絕被奴役也要拒絕奴役別人，在任何情況下，反抗者都必須拒絕專制統治，特別要拒絕斯大林式暴政。
讓松對加繆式反抗的主要指責是：1，過於沉溺於個人反抗而脫離了階級反抗，忘記了階級鬥爭；2，提倡無條件非暴力而放棄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當暴力；3，提倡悲劇性的「充滿屈辱的反抗」而反對蘇聯式的「勝利的反抗」。
《現代》1952年8月號，發表加繆答覆批評的17頁長信《致「現代」主編的信》，也發表了薩特寫下的長達20頁的長文《答加繆書》。在此文中，薩特明確選擇站在蘇共陣營一邊，正式宣告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也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時，同期《現代》還發表了讓松回應加繆的30頁長文《為了把一切告訴你……》。
就薩特與法國共產黨的關係而言，薩特選擇共產主義似乎有些令人費解。在薩特改宗之前，直到40年代末，他一直被法國共產黨視為「異己」、甚至「敵人」，1946年年中，他還為反擊法共黨員加洛蒂的批評而發表《唯物主義與革命》一文，批評法共的斯大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機械唯物論。但薩特的政治思維卻與馬克思頗為相似，具有鮮明的一元論和決定論的色彩，把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理想化為惟一的革命力量。他憎惡資本主義，認為能夠代替資本主義的制度只有共產主義，而選擇共產主義就必須支持共產黨。他說：「工人階級是惟一有綱領的階級，是惟一的其『排他主義』與國家利益完美和諧的階級：代表它的是一個偉大的正當，惟一一個把維護民主制度、重塑國家主義、捍衛和平納入其規劃的政黨，惟一一個關注經濟重建及購買力增長的政黨，事實上，也是惟一一個活著的、在其他政黨爬滿蟲豸的時候洋溢著生命氣息的政黨；」（P240）
這場爭論，終於導致兩人分道揚鑣：加繆把薩特視為親共親蘇且提倡暴力革命的左翼知識份子的精神領袖，薩特把加繆視為個人主義者和非暴力信徒的代表。儘管，薩特對蘇共的支持在1957年轉變為反蘇，但直到1960年1月加繆因車禍去世，兩人也沒有再次握手。
奇特的是，薩特左傾卻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當然也不是法國共產黨黨員，而加繆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並創建「勞工劇團」。但加繆只作了兩年法共黨員就被作為「托派分子」開除出黨。在戰後，薩特為蘇聯共產主義及其暴力辯護，而加繆反對蘇共和一切暴力。
加繆認為，法國知識界是「骯髒的」，一向養尊處優的薩特卻選擇在資本主義國家裡作個「斯大林主義者」，實在有些滑稽可笑。加繆在日記中寫道：「《現代》雜誌，他們接受罪惡卻拒絕寬容－－渴望殉道……他們惟一的藉口是這可怕的時代。他們身上的某種東西，說到底，嚮往奴役。」（《加繆傳》P556）
加繆與薩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點：
1，加繆認為，從個人自由出發的存在主義，與強調「歷史必然性」的馬克思主義是無法合流的。所以，作為自由哲學的存在主義一旦推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就等於與斯大林主義合謀了。而薩特，從發表《共產主義與和平》開始，恰恰轉向了把存在主義加以馬克思主義化，把個人自由置於歷史必然性之下。
2，加繆堅決反蘇，他認為，蘇聯是一個專制國家，首先是共產黨專政，其次是黨高層的專政，最後是一個人的專政。最突出的特點與納粹黨很相似。他將共產主義暴力視為「謀殺」，所以他也反對那些將共產暴力正當化的理論，反對文過飾非的左派，把這些人及其理論稱為「共產主義的思想幫凶。」他說：在薩特轉向馬克思主義的論說中看不到任何對自由的承擔。而薩特，他公開宣稱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的信奉，他把共產蘇聯作為未來理想社會的楷模，他將共產極權各國的獨裁者引為同道，所以，他對斯大林的大清洗給予同情的理解並為之辯護道：這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在資本主義圍攻下的可以理解的自衛。（參見《加繆和薩特》第七章《爆發》）
3，加繆認為，共產主義的訴求和它的邪惡特徵有著共同的根源：一種致命的人的衝動，即基於形而上學的或歷史必然性的犯罪激情，20世紀的人類迷戀合法化殺人，習慣了用一個完美的藉口來殺人。先是納粹主義，繼而是共產主義，使政治迫害和屠殺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變成官僚機構的例行公事。他說：「哲學，它可以被用於任何目的－－甚至把殺人犯變成法官。」（P167）只有在限制暴力的制度建立起來，從而使暴力不再成為一種文化的時候，加繆才能容忍暴力的使用。而薩特，他的政治哲學中也有類似共產主義的衝動，也就是對歷史發展的一元論和決定論的理解。他認為，實現歷史必然性的惟一力量是工人階級、共產黨和共產制度的暴力革命。所以，為了實現歷史必然性，共產主義暴力是合法的正當的。
其實，對薩特的斯大林主義傾向的最早洞察是美國人。早在薩特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之前的1946年，薩特訪問過美國，他與美國知識界相處得並不愉快。他指責美國人過於追求物質財富而缺乏對生命的「重大關懷」。但在美國人看來，他的態度有種歐洲民族主義的傲慢，其學說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斯大林主義。」
1946年3月－5月，加繆也訪問過美國，他與美國知識界的交流遠比薩特和諧。因為加繆的人道主義及反暴力立場與美國知識份子反斯大林主義的立場更為接近。與薩特和加繆在美國交流過的著名政治學家阿倫特認為，加繆是「來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絕對誠實,有政治眼光。」加繆還是一位沒有「歐洲民族主義」情緒的歐洲人，是可以「四海為家」的人；而「薩特是一個過於典型的法國人，太文學，太有才氣，太有抱負，……」
加繆在寫給《現代》雜誌的長信中提出：1，為一個孳生勞改營的制度辯護，在道德上難道不是為邪惡辯護嗎？2，蘇聯體制在光天化日下的政治恐怖，難道沒有證明蘇聯革命存在著致命缺陷嗎？3，革命暴力的所謂「解放」作用，是否已經變成了一種摧殘和毀滅人性的武器？4，不顧及蘇聯的邪惡而一味支持共產主義，難道就是法國左翼知識界的良知嗎？
然而，薩特在反駁加繆時，特別是在那封著名的《答加繆書》中，要麼對這些問題避而不答，要麼轉移論題進行狡辯，而且用了近三分之二篇幅對加繆進行人身攻擊。薩特指責加繆「自負」、「脆弱」、「冷酷」、「做作」和「虛榮」。在薩特筆下，加繆自負得把自己當作一個供人仰望的偉大人物，隨時都把塑像的底座放在自己身下：「您賞臉光顧這一期《現代》雜誌，您隨身攜帶的是一個手提的偶像底座。」（《加繆傳》P554）；加繆脆弱得經常用自己昔日的貧困來賺取同情和支持，炫耀苦出身是為了「讓陪審團潸然淚下」；加繆的虛榮心太強，因而很容易受傷，「……被受傷的虛榮心發出的臭味熏暈了頭腦」；加繆很冷酷，在爭論時不是把對手當作一個人，而是當作「一個物，一個死人」，甚至就是在談「一個湯碗或一把曼陀鈴似的」，所以，加繆是「一種陰鬱的妄自尊大的犧牲品。」
薩特對加繆進行人身攻擊時還充滿了輕蔑的嘲諷，他把加繆在爭論中的君子風度貶低為矯揉造作，而這些文字已經成為薩特《答加繆書》中最著名段落：
「您的心最讓人為難的地方就是它太過彫琢了。我不會因為它浮誇而責備你，浮誇對您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責備您的毋寧說是您悠然自得地玩弄您的憤怒。我承認我們的時代有一些讓人不悅的地方，對肝火旺的人來說，偶爾咆哮著拍桌子肯定也是一種發泄。但我遺憾地看到，甚至在情有可原的情況下，您也在這種情緒失控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辭藻。這種可能導致無意暴力的放縱在暴力處於控制之下的時候肯定會受到抵制。您多麼狡猾啊，您假裝鎮靜，這樣您一旦暴跳如雷起來才能讓我們更加震驚。您用何等的技巧顯示您的怒氣，卻立即把它藏到一個假意寬慰人心的微笑後面。假如這些手法讓我想起刑事法庭，這是不是我的過錯？事實上，只有總檢察長才會如此訓練有素：他能駕輕就熟地動怒，能自始至終隱忍著怒氣，在必要的時候轉變成大提琴那樣委婉深沉的調子。君子共和國任命您為它的公訴人了嗎？」（（《加繆和薩特》P206）
薩特的終生情人西蒙•德•波伏娃也曾在回憶錄中惡毒地攻擊加繆。她把加繆稱為「《戰鬥報》的一個『小暴君』、一個陷入『抽象的憤怒』和『道德準則』的人。由於『無法妥協』，他成了『資產階級價值觀的一個越來越頑固的擁躉』。被反共產主義妖迷心竅，加繆成了可疑的『偉大原則』的一名信徒。」
薩特的另一不君子的表現是，他在信的結尾還單方面宣布拒絕在就加繆的回應發言：「您若想答覆我，雜誌隨時歡迎，但是我，我不再回答您了。」（P213）
在薩特抨擊加繆的長信中，三分之二是人身攻擊，只是在後半部分，薩特才涉及到政治立場選擇之爭，道出了他對加繆的反共政立場的看法。在薩特看來，在戰時，加繆全身心地介入抵抗運動，堪稱知識份子介入歷史進程的楷模；二戰後，共產主義變成了歷史潮流，而加繆卻選擇了個人主義的反潮流立場。薩特質問加繆：為什麼抵抗運動中的介入楷模沒有在解放以後順應歷史潮流？言下之意，加繆的政治悲劇在於他沒有像戰時那樣介入歷史潮流，而是站在歷史潮流之外並企圖阻擋歷史潮流的洶湧而來。同時，薩特還用歪曲加繆與法共的關係來解釋加繆的選擇，也就是把大是大非的選擇歸結為個人恩怨。薩特認為：也許是法共的代表們侮辱過加繆，才是加繆轉「著意要與歷史潮流相抗」，反對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薩特還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告誡加繆：「您的個人性只能是海市蜃樓，因為個人性只有獲得了社會現實的滋養才可能是真實的和有活力的。」（P212）
而在事實上，作為著名作家和公共知識份子的加繆從未停止過介入歷史的腳步，在共產主義風靡世界並席捲了西方左翼知識份子的50年代，難道加繆敢於逆強勢的共產思潮而動，不怕得罪人多勢眾的西方左翼而高調反對斯大林體制，不是一種孤膽英雄式的介入嗎？正是這種不順應人云亦云的所謂「歷史潮流」的孤膽英雄式的介入，才顯示出加繆的睿智、良知和遠見。
更讓加繆傷心的是，早在1946年兩人的分歧剛剛冒頭時，庫斯勒看出了加繆和薩特的政治分歧，他曾告誡加繆說：「如果你們政見不同，就不可能成為朋友！」加繆回答說：「我們寧要具體不要抽象，寧要人不要教條，我們把友誼置於政見之上。」（P117）也就是說，對於非常看重私人友誼的加繆來說，如果薩特對他的批評僅限於政見的爭論，無論分歧多麼巨大，也決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他也不會那麼痛苦地與薩特決裂。但薩特的長篇大論中，沒有多少政見之爭的內容，而大都是人身攻擊。所以，加繆在看完發表於《現代》上的薩特的20頁回信和讓松的30頁回信後，在當年9月2日寫信給弗朗辛評論說：「除了薩特說到的一點之外，兩人誰都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卻寫了血口噴人的50頁信。因此我有幸被他們呼為警察、蹩腳演員或其他諸如此類的東西。」（P218）「沒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釋這些攻擊的極端粗野」，「這種被壓抑的仇恨的爆發令人心驚膽戰，證明這些人從來就不是我的朋友」。「《現代》上的辯論－－無賴作風。他們惟一的藉口存在於那個可怕的時代。他們內心的某種東西徹底地嚮往奴役。」（P220-223）
也有明眼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兩人的論戰表面上是圍繞著對共產主義的態度而展開，實質上是兩人人格的背離遠遠超過了意識形態的分歧，標誌著兩種性格以及兩種對待生活的方式的一刀兩斷。
薩特是個獨斷的人，凡是在政治觀點上與他相左的的朋友，達都無法維持住私人友誼，薩特主動斷交的朋友，遠不止加繆一人。
老朋友雷蒙•阿隆反對共產主義和批判左翼知識界。他指出，左翼知識份子大都患有陣發性智力痙攣，特別是面對巨大政治變動的立場選擇時，很容易陷入迷亂狀態，共產主義已經變成「知識份子的鴉片」。於是，薩特與阿隆斷交。
梅洛•龐蒂也是薩特的老朋友，他為蘇聯辯護並與加繆爭論時，薩特站在梅洛•龐蒂一邊批評加繆，而1950年韓戰爆發，梅洛•龐蒂開始放棄對蘇聯的期望，他先是沉默、繼而也開始公開反蘇，還批判薩特的激進布爾什維克主義。於是，薩特便與之斷交。
薩特斷交的其他朋友還有：阿爾特芒、魯塞、艾田浦、勒伏爾等人。
對於類似薩特這樣的極左知識份子的聲望曾經如日中天的現象，雷威評論說：「法蘭西是個很滑稽的國度，在這裡，走錯了路會成為傳奇，近於作惡有助於成為神話，並且，稍許的變節行為會給您增加標碼和身價。獎賞無恥下流。榮譽或恥辱。瀆職的股份當作進入先賢祠的門票。」（《自由的冒險歷程》P47）
三 薩特的雙重標準和加繆的單一標準
本來，薩特與法共的關係一直緊張，經常相互抨擊。但與加繆決裂並選擇共產主義之後，薩特既得到了曾經抨擊過他的法共的欣賞，更得到來自斯大林的青睞。斯大林幕後操控的維也納和平大會於1952年12月召開，薩特被邀請與會並在開幕式上發言。在會上，薩特與一大批支持蘇聯的左派名流如伊利亞•愛倫堡、巴勃羅•聶魯達等人過從甚密，還與曾被他稱為「鬣狗」的蘇聯作家法捷耶夫言歸於好。
眾所周知，二戰前後，蘇聯的作品審查制度，不僅適用於蘇聯國內，而且適用於所有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無論是東歐的衛星國還是西方各國。各國共產黨組織在審查作品時出現分歧，就會把該作品是否適於公開出版的決斷權上交到蘇共的意識形態衙門。一向以追求自由標榜的大作家薩特，居然也對這種野蠻的審查制度作出讓步，的確令人吃驚。本來，薩特的劇作《骯髒的手》要在和平大會期間的維也納上演，但共產黨人認為這部戲是對他們的批判，不喜歡在此期間上演。不是黨員而僅是同路人的薩特為了維持他與共產黨人的關係，居然屈從於壓力，主動取消了演出，甚至願意為此向承辦演出者支付違約金。他公開表態說：以後，這部戲不管在哪兒上演，都應該事先徵得當地共產黨的批准！薩特還為自己的屈從辯解說，這種限定沒有侵犯他的自由和他作為作家的正直，而是對一種歷史現實的容忍：「我的劇作已變成一個政治戰場，一種政治宣傳工具。在如今緊張的空氣之下，我不覺得在主要敏感地點如柏林或維也納演出該劇，能對和平事業有所裨益。」（P233）
就在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召開的前兩週，共產捷克進行著加繆所指控的謀殺，魯道夫•斯蘭斯基等多名捷共領導人被以叛國罪進行公審，指控他們參與了一樁猶太復國主義的陰謀。12月3日，斯蘭斯基等十人被處決。在薩特出發去維也納赴會之前，著名的《費加羅報》就此向薩特發出質問：「你會發一封電報給戈特沃爾德總統，拯救那些被布拉格控告的人嗎？」但薩特沒有答覆，也沒有抗議這場卑鄙的謀殺，維也納大會也沒有提出抗議。對於幾乎同時發生在蘇聯的「醫生陰謀案」和瘋狂的反猶浪潮，薩特也保持了「共產黨同路人」的應有的沉默。他為此辯護說：「配得上對正在抗爭的人民施加影響的人，首先必須參加他們的抗爭，如果您希望改變一些東西，首先就得接受許多東西。」
看來，薩特主動配合共產黨審查制度的取消演出和共產黨謀殺的沉默，就是他所說的「首先就得接受許多東西」之列。
薩特及其左翼分子還冷戰時期的東西方採取一種不公正的雙重標準，。1953年6月，薩特發表文章，憤怒地譴責美國政府以間諜罪判處羅森堡夫婦死刑，將其稱為「罪惡的精神錯亂」，「明天就能把我們統統扔進一場滅絕性的戰爭之中。」（P236）因為，這起死刑判決是「麥卡錫主義」製造的政治冤案。
就在薩特譴責美國政府以反共之名進行政治迫害的文章發表的當天，東德政府向和平示威的工人開槍。然而，法國的薩特們和左翼報紙卻把「柏林慘案中立化」。
與薩特不同，加繆的立場是單一的堅定的：知識份子的責任是對所有罪惡一視同仁，革命的理念只有在拒絕20世紀的革命法則－－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才能找回它追求自由的激情和成效。1946年，加繆在日記裡列出了他必須抗議的罪惡：1，好幾萬希臘兒童被驅逐出境；2，俄國農民階級的肉體消滅；3，集中營裡的數百萬人；4，政治綁架；5，鐵幕背後差不多每天都在發生的政治處決；6，反猶主義；7，愚蠢；8，殘酷。
所以，在50年代前期，加繆譴責美國的冤案，也譴責捷克的處決和柏林慘案。他對布拉格審判的反應極為強烈：「在維也納，鴿子飛落在了絞刑架上。」他批判親共左翼知識份子的厚此薄彼：「前往維也納意味著參加一場冷戰行動，但是，帶著十一個在捷克報紙上名字前綴著『猶太人』一詞的被絞死者的背景前往維也納，就難以名狀了……正如我們的右翼分子在希特勒的權力面前神魂顛倒，我們的左翼分子也為共產主義的神威欣喜若狂，用『效率』的名義把自己細細裝扮起來。」（P235）
加繆在抗議柏林慘案的集會上發表演講說：「如果我確信柏林的騷亂無法讓我們忘懷羅森堡夫婦，則更可怕的是情，莫過於那些自稱『左翼』的人能設法把躲在羅森堡夫婦的陰影裡開火的德國人藏匿起來。然而，這是我們親眼見到，我們司空見慣的事實，這正是我們現在何以在場的原因。我們在場，是因為若我們不在場，則顯然那些口口聲聲為保衛工人盡責的人，也不會在場。我們在場，是因為柏林工人冒著先被殺害後被出賣的風險，冒著正是被他們渴望團結的那些人出賣的風險。」他頗為動情質問道：「一個工人－－不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在坦克面前攥緊拳頭，高叫著自己不是奴隸，如果到這時我們還不聞不問，我們算什麼人？如果我們在戈特林（他作為一名前西方鼓動家被蘇聯行刑隊槍決）面前保持沉默，卻為羅森堡奔走斡旋，這又意味著什麼？」（P236-237)
對1954年－1962年，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導致阿爾及利亞的長期騷亂、甚至戰爭。薩特單方面譴責法國殖民政府，而加繆則既譴責殖民者法國政府的暴力鎮壓，呼籲法國政府結束殖民地統治；也譴責反殖民的阿爾及利亞游擊隊的恐怖主義暴力，呼籲法國人與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和平共處。加繆對法國政府說：「左手拿著《人權宣言》，右手拿著用來鎮壓的警棍時，還能以文明的創立者自居嗎？」他同時對阿爾及利亞穆斯林恐怖主義說：民族獨立和平等的訴求並不能取得「屠殺和恐怖的權利」。
但加繆對雙方的呼籲並沒阻止悲劇的發生。1960年，戴高樂鎮壓了針對自己的起義，而「阿解游擊隊」繼續進行綁架、暗殺、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等暴力屠殺；頑固不化的殖民者和軍人建立秘密軍事組織，旨在破壞任何和平協議的達成。1961年，秘密軍事組織對阿爾及利亞人及其支持者發動了一場大屠殺。在該組織的暗殺名單中，甚至包括戴高樂和薩特。1961年7月，他們在薩特住所的樓層安置炸彈；1962年1月，他們炸毀了薩特的公寓；1962年7月，阿爾及利亞最終宣告獨立，一百萬法裔阿爾及利亞人逃往法國和西班牙，毀掉了所有帶不走的東西。
面對加繆對薩特的雙重標準的質問，薩特的自我辯護非常可笑而自負：
第一，共產主義是被壓迫者、即工人階級的主義，代表未來的主義，但共產主義並非白璧無瑕，接受共產主義，也就意味著同時接受其罪惡，支持其暴力，忍受政治行為的道德代價。目的在於參與共產主義改變世界的計畫，也同時參與中改良共產主義；他自信自己可以影響蘇聯，使其避免罪惡並向善而行。
第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資本主義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忍異見的，即便你批評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不會將你清楚或滅絕；共產主義是排他的，根本不允許異見存在，反對它就只能意味著反對者的徹底出局，而出局者便無法參與改造世界的偉大事業；
第三，正因為共產主義的絕對排他性，西方知識份子的抗議或批評對共產主義政府毫無作用，既會失去影響並改良共產主義國家的機會，又可能在冷戰背景下引發戰爭行為。西方知識份子應該評論自己的影響力所及的世界大事，而不要站在資產階級勢力一邊反對共產主義蘇聯。
第四，薩特對政治與道德之間的關係的理解充滿了機會主義的聰明。他說：「政治中存在一種道德－－一個棘手的問題，從沒有被明白地考慮過－－當政治必須背叛它的道德的時候，選擇道德就是背叛政治。現在，找一條出路走出兩難吧！特別是當政治以統治人類為目標的時候。」正如《薩特和加繆》一書作者阿隆森所言：薩特「把一切社會生活都看作圍繞統治權力的惡性鬥爭。他製造了一種暴力圖騰，認為它是人類解放和社會變革的必需，而罔顧其代價幾何。鼎盛時期的加繆認識到暴力的腐化和破壞後果，特別是在那些號稱要解放人類的運動之中。」（P315）
雙重標準說明，薩特不再是為真理而戰，而僅僅是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戰。他可以毫無顧忌地用政治計算代替普世道義，自甘於政客的陰謀色彩和文人膜拜獨裁者的奴性。所以，薩特已經不配自稱是知識份子了。正如加繆所言：「這些紳士們渴望奴役，鼓吹奴役，需要奴役（要人們言聽計從）。他們很可能同時當上統治者和奴隸。」（P220）
如果說，薩特寧願背叛普世道德而選擇邪惡的現實政治，也就是選擇一種不誠實的政客立場；而加繆就寧願背叛現實政治而選擇普世道德，也就是選擇一種誠實的知識份子立場。
四 東方暴君的座上賓－－薩特
斯大林的死亡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使前蘇聯作為共產主義燈塔的光輝逐漸黯淡，但薩特等西方左派並沒有從中汲取教訓，一面為斯大林主義辯護，一面又把另一東方共產大國的極權者毛澤東視為新的救星。
因此，薩特一直是東方極權者的座上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薩特和波伏娃作為貴賓，先訪問蘇聯後訪問中國，兩次受到優待的訪問變成兩篇讚美東方共產極權的讚歌。
1954年薩特與波伏娃訪問蘇聯，當年12月薩特被選為「法國－蘇聯友好聯盟」副主席。訪蘇回國後，薩特發表了許多讚美蘇聯的演講和談話。他公然宣稱：「蘇聯公民能比我們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評政府」，「在蘇聯有絕對的批評自由」，「蘇聯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國旅行，而是他們不願意離開自己美麗的國家。」他還專門寫了諷刺反共媒體的戲劇《涅克拉索夫》。1956年新年，薩特在蘇聯的《真理報》上發表了「我們的蘇維埃朋友」的新年祝詞。
在最早讚美毛澤東中國的法國名流中，當然少不了薩特和他的情人西蒙•德•波伏娃。
1955年9月至11月，薩特和波伏娃應邀訪問中國，兩人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在中國足足遊覽45天；10月1日白天，他倆作為貴賓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國慶大典；當晚，兩人又被請上天安門，與茅盾夫婦同桌觀看焰火。受到如此優待的兩個法國名流，自然對毛澤東的中國大加讚美。
在後來回憶中，波伏娃這樣描述毛澤東：「毛澤東就站在他的畫像下。他像平常一樣，身著灰中帶綠的上裝，戴著一頂帽子，這頂帽子他不時取下，向歡呼的人群揮舞。」「毛澤東也是一樣地問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從容。中國領導人最迷人之處，就是他們毫不做作。」她又這樣描述天安們廣場上的人群：「在這些臉龐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們眼裡，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視，你看到的是情感。」
雖然同為哲學家，但薩特對中國的讚美，還是不同與女人的感性描述，而很有存在主義哲學的味道。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薩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觀感》。薩特說：「在中國，社會主義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中國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走向社會主義；它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變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們歡樂的青年和兒童，就會理解這個國家一定不會滅亡。」「人們在巴黎讀了你們的書籍，看了你們的報告，也還是可以想像的。可要真正掌握這個偉大性的尺度，那卻非得要親自來你們這裡……在同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爐和附近土牆茅舍的鄉村，農民們有的還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時看到古老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才能夠懂得你們當前的情況正是這個了不起的和生動的矛盾所構成的。」「這個偉大的國家正在不斷地轉變。當我到達這裡的時候，我那些從中國回到法國的朋友所講的情況已經不再完全正確。」
回國後，薩特又在《法國觀察家》週刊上發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國》一文，盛讚中國是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波伏娃利用45天的觀感和收集到的資料，寫出長達500餘頁大書《長征》，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該書在西方出版後，引起了極大反響，對擴大毛澤東中國在當時西方的影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讓人想起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但是，中國在60年代卻開始批判薩特主義。
1968年對於薩特來說是充滿刺激的一年。一方面，蘇聯帝國出動坦克，製造了血腥的「布拉格之春」，由此薩特宣布「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在中國文革進入高潮的1968年，法國也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月風暴」，薩特走向更崇尚暴力的意識形態立場，變成青年學生的精神領袖，。
毛澤東發動文革，「造反有理」的口號煽動起打砸搶的紅衛兵運動。毛澤東代替斯大林而成為西方左派知識份子和一代激進青年的新偶像。正如《毛澤東傳》的作者菲力普•肖特所言：對於成長於19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燒的一代歐洲人來說，遙遠的中國和轟轟烈烈的「文革」讓他們充滿嚮往與理想，儘管並不清楚那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1960年代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刻下烙印。
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如火如荼，「學生造反運動」也開始風靡西方。薩特旗幟鮮明地支持1968年的法國學生運動，如同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支持紅衛兵運動一樣。薩特喜歡學生提出「把禁止禁止掉」的口號，他還煽動說：「暴力是遺留在學生手中的唯一的東西，……在我們西方國家，學生代表了反對既定統治的唯一力量。」他支持法國青年的造反運動，幫助學生們辦左派小報，甚至親自上街去叫賣《人民事業報》。這些左派小報上充斥著這樣的標題：「老闆該給關起來」、「議員該私刑處死」、「永遠消滅資產者」、「人民戰爭萬歲」……怪不得雷威先生諷刺說：「應該給這些報紙頒發發明法國報業史上最野蠻的公開大標題的榮譽證書。」 （《自由的冒險歷程－－法國知識份子歷史之我見》，【法】貝爾納•亨利•雷威著，曼玲 張放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P65）
薩特不僅讚美斯大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也同樣讚美卡斯特羅的古巴。他也曾作為古巴政府的座上賓前往哈瓦那，在主席台上與極權者卡斯特羅併肩而立，接受數十萬民眾的歡呼。在那次聚會上，卡斯特羅的演講從下午延續到深夜，居然長達八個小時，薩特也和十萬愚民一樣聆聽到底。集會散後，薩特驚嘆道：古巴革命塑造「新人」的事業竟如此成功，甚至改變了人的生理需要，征服了睡眠、休息和自我。他還與卡斯特羅和格瓦拉進行徹夜長談，他把格瓦拉奉為世界上最完整的人，進而把極權古巴當作「一種直接的民主制」。
五 誰的選擇更符合歷史潮流
1963年，波伏娃如此描述了加繆與薩特的決裂：「事實上，如果這段友誼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破裂，那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它已經沒剩多少了。1945年薩特和加繆之間就出現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且一年比一年突出。加繆是個理想主義者、道德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他一度被迫服從『歷史』，一有可能就想抽身而出；他對人們的苦難極為敏感，把它納入『自然』之中；薩特自1940年起就致力於批判理想主義，要掙脫最初的個人主義而到『歷史』之中生活；他的立場接近馬克思主義，試圖與共產黨人結盟。……薩特篤信社會主義的真理。而加繆日益成為資產階級的捍衛者；……在兩大集團中保持中立最終是不可能的；薩特因此靠攏蘇聯；加繆憎恨俄國人，儘管他也不喜歡美國，但幾乎可以說，他還是轉到了美國一邊。」（P320-321）
薩特與加繆，兩位著名作家且是親密戰友，他倆在抵抗運動時期併肩戰鬥，又是戰後法國左翼思想界的領袖級人物。所以，兩人在50年代初的公開論戰及其決裂，自然會引起輿論界的熱心炒作，幾乎所有著名報刊都大篇幅炒作兩人的爭論和決裂。
在當時西方知識界普遍左傾的歷史條件下，這場論戰的暫時勝負早在薩特的預料之中，正如薩特告誡加繆那樣：我薩特站在歷史潮流一邊，你加繆卻逆流而動。同時，在當時的法國和西方的知識界，薩特的名字如日中天，他的改宗得到了普遍的歡呼，他對加繆的抨擊自然也頗有市場。而加繆，他堅守個人自由信念本來就不合當時的潮流，他的反共產主義反暴力的立場就愈發變得孤立無援。
《加繆和薩特》的作者羅納德•阿隆森說：「沒有人質疑薩特粗暴攻擊的合理性，彷彿憑著通過與某人的友朋關係取得的證據公然中傷此人是完全正常的。……人們幸災樂禍地給兩人打分，薩特以絕對優勢領先。」（P219）
《阿爾貝•加繆傳》的作者洛特曼也說：「薩特宣布他無論如何都支持斯大林主義，而加繆拒絕加入那些時興的激進大眾，他們是跟謀殺犯作交易的人；因此，他遭到薩特主義者的嘲笑和侮辱，而當時幾乎每個人都是薩特主義者。」加繆本人也在日記中說：「所有的人都反對我，為的是摧毀我。」（《加繆傳》P561）
在兩人論戰中，薩特非常自負，總以高高在上的大師姿態俯視加繆，然而，薩特的傲慢沒能持續多久，1956年發生了兩件震驚世界的大事，一為赫魯曉夫控訴斯大林暴行的「秘密報告」傳遍世界，一為蘇聯出兵鎮壓導致的「匈牙利事件」；於是，薩特的蘇聯夢被打碎，促使他不得不宣布與蘇聯決裂。但他對兩件事的反應卻大相逕庭，儘管他被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所震撼，但他仍然竭力抨擊這個報告；儘管他強烈譴責「匈牙利事件」，但他卻作出令人困惑的選擇。
「匈牙利事件」發生後，當時的西方知識界先後出現了兩個著名的請願書。前一個由著名哲學家羅素和雅斯貝爾斯擔任主席的「保衛文化自由大會」發起，「以全人類良心的名義」敦促聯合國採取緊急措施，「以捍衛匈牙利人民的自由和獨立，並保衛這個英雄的民族免遭蘇聯軍隊的粗暴鎮壓和恐嚇」，雷蒙•阿隆在這份請願書上簽了名，薩特卻拒絕簽名。後一份請願書名為《反對蘇聯的干涉》，公開譴責「用大炮和坦克鎮壓匈牙利人民的反抗」的行徑，薩特馬上簽名且位列第一。
由此，薩特宣布自己與蘇聯和法共的徹底決裂。他在接受《快報》採訪時說：「懷著遺憾和絕決，我正在剪斷和我的俄國作家圈朋友們的友誼紐帶，他們沒有譴責（或無法譴責）匈牙利屠殺。我再也不可能對蘇聯官僚統治集團露出笑臉。」同時，他也對法共發出斷絕關係的信息：「不可能、也永無可能與現今領導著法國共產黨的人重建聯繫。他們的每一種話語，每一個姿勢，都是30年說謊和僵化守舊的最終結果。」（P282）而且，薩特在他主持的《現代》雜誌上推出一期長達487頁的匈牙利暴動專題，他其中刊載數十位匈牙利人的文章，專題的導言是薩特親自撰寫的長達120頁的論文《斯大林的幽靈》。
這次抗議蘇聯的行動以及與法共的決裂，是當了馬克思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的四年傳聲筒的薩特第一次發出獨立的聲音，也標誌著薩特從政治機會主義回歸到普世道德的立場。薩特自稱，從1952年到1956年的四年間，他是蘇共的支持者，但從1957年開始，他變成蘇共的批評者。
是的，曾經為斯大林大清洗辯護過的薩特，現在開始抗議蘇共逮捕和審判持不同政見作家，抗議蘇共把索爾仁尼琴開除出作協，抗議蘇聯出兵捷克和入侵阿富汗，……也等於否定了他作為斯大林主義者的四年。但薩特的極端左傾和支持暴力革命的立場並沒有多大變化，他仍然相信：「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對我們來說，共產主義是惟一有可能通往社會主義的運動。」他多次發表為極權主義辯護的演講，不光攻擊昔日的好友加繆，且對寫出著名的《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文的阿隆，薩特們也極盡批判、甚至謾罵和詛咒。
事實上，薩特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的轉變，已經證明了加繆的政治選擇是正確的。1960年，在年僅48歲的加繆不幸地死於車禍之後，薩特和波伏娃分別發表文章悼念加繆，把自己歸於「一切愛加繆的人」的行列，讚美這位昔日的好友和日後的論敵。薩特說：絕交並沒有讓我忘記他。因為，在我們時代的歷史事件中，加繆是一位堅定的道德在場者，不可動搖地反對馬基雅維裡主義，反對現實主義政治，在我們時代的中心重新確立起道德事實的存在。同時，薩特在哀悼文章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在現實主義政治的祭壇上朝拜了四年。
1952年，薩特曾全力抨擊加繆的思想隨筆《反抗者》，而薩特在後來的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的第二卷中，提出了與加繆的《反抗者》相同的問題：旨在解放全人類的革命何以製造了人間地獄？（P322）
然而，薩特並沒有完全汲取朝拜蘇聯的教訓，從1957年到1970年代，他一面反對蘇聯，一面讚美比斯大林更殘酷的暴君毛澤東；他嚮往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古巴暴君卡斯特羅併肩而立。
現在，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結束，兩人之爭作為反省冷戰時期的西方左傾思潮的一部分而被再次提起，西方知識界才明白：共產主義暴力的信徒薩特是荒謬的，他的政治視力只有0.5，而和平主義者加繆是正確的，他的政治視力是1.5。
《加繆傳》的作者洛特曼說：「他不躲避任何戰鬥。他是反對歧視北非穆斯林的先驅之一，之後，他又向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流放者、斯大林的受害者、青年反叛者、為理想拒服兵役者伸出援助之手，並成為他們的朋友。瑞典文學院向他頒發諾貝爾獎時，說他是反專製作家中最投入的一位。」（《加繆傳》，P3）
《薩特和加繆》的作者阿隆森引述一些薩特研究者的成果說：兩人的論戰，薩特在50年代前期佔了絕對上風，而「今天是加繆無可置疑地笑到了最後。在最有名的那些謬誤中，政治的薩特是個飽受『極權主義譫妄』摧毀的『盲從者』，一個『鼓吹自願接受奴役的傳教士』，相反，加繆幾乎每一次都是正確的。」（P326）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法國作家克洛德•西蒙這樣評價薩特倡導的「介入文學」：「至於『介入文學』或『介入科學』，我們知道它們已通向何處：通向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通向了米丘林，通向了李森科，通向了整個一個大國精神與經濟的全面崩潰，而這個國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曾擁有過一種巨大的潛力：這裡該回想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契珂夫、列寧格勒語言學派、俄國的數學家們，等等。」（《自由的冒險歷程》P9）
法國著名思想家貝爾納•雷威，當年也曾是左翼青年和毛主義者，但他在新世紀回顧20世紀的法國知識界時指出，他們為了政治理想而無視真理，對於他們眼中的理想國家犯下的罪惡熟視無睹或為之辯護。他對《費加羅報》說：「這個知識份子的歷史也是20世紀的歷史。一個世紀的瘋狂，一個世紀的動亂。」「他們的積極介入經常是盲目的，他們的迷途往往是犯罪的。」「信仰共產主義的法國知識份子的錯誤在於把布爾什維克革命看作新曙光。他們當中一些人認為，法國革命以一種新形式在繼續俄國的革命；另一些人則著迷於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苦行主義；而第三種人唸唸不忘對純潔性的瘋狂追求，我認為這種瘋狂追求正是20世紀的大患。」（《自由的冒險歷程》,譯序）
新世紀裡回首薩特當年的明言：「反共產主義者是條狗。」我不得不說：薩特一度曾是共產極權的一條名狗！只不過，這條名狗生活在西方，享受著免除恐懼的自由，即便對資本主義的抨擊再激烈，也不必擔心會被批鬥、被流放、被下獄、被槍斃、被紅衛兵活活打死。而活在斯大林時代或毛澤東時代的名流們，不要說公開反對「共產主義」，即便是完全擁護共產主義的名流，只要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與極權者稍有不同，也難逃被打入地獄。從蘇共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到中共的彭德懷、劉少奇和林彪，以及太多的知識名流，從蘇聯的高爾基到中國的老舍，大都由「共產主義的名狗」淪為「共產主義的棄狗」，進而在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之中變成屍骨無存的「死狗」！
早在1946年訪問美國時，加繆就在演講中告誡世界：在這個充滿暴力、破壞和死亡的時代，整整一代歐洲人的「精神經歷」面對著一個荒誕的世界：對法西斯主義，是抵抗還是合作？這種抉擇拷問著每個人的靈魂。雖然戰爭已經結束，希特勒極權垮臺了，但極權主義仍然在以其它形式存在著，暴力、滅絕、謀殺對人性的毒化並沒有解除，我們所有人的心裏都帶著毒藥，我們都應該為希特勒主義負責。所以，現代社會中的個人繼續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性價值的世界中，許多人仍然膜拜權力意志和歷史必然，仍然順從官僚理性和忍受暴力和毀滅。
即便在今天，加繆的告誡和信念仍然沒有過時。
2006年2月9日於北京家中
本文史料參考文獻：
《加繆與薩特》，【美】羅納德•阿隆森著，章樂天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加繆傳》，【美】埃爾貝•R•洛特曼著，肖雲上等譯，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自由的冒險歷程－－法國知識份子歷史之我見》，【法】貝爾納•亨利•雷威著，曼玲 張放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
《讓•保羅•薩特傳》，【法】弗朗西斯•讓松著，劉甲桂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薩特在北京過國慶 感受如日初升的新中國》，楊建民著，人民網2005-06-21。
《塑造「新人」：蘇聯、中國和古巴共產黨革命的比較研究》，程映虹著，《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3期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