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別做共產制度的雙重犧牲品

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發給了英國作家品特－－以反對伊拉克戰爭著稱的一位左派－－此事引起英美評論家一片劣評。知名的英國評論家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去年十月在美國《外交政策》（FP）和英國《展望》（Prospect）雜誌合做的網上「公共知識份子」評選中被評為第五名（第四名是哈維爾）] 發表題為「邪氣的平庸者品特」（The Sinister Mediocrity of Harold Pinter ）一文，毫不客氣地說，品特是個三流作家，甚至是個菲利斯坦（philistine ，假貨），給他頒獎，像當年給前美國總統卡特「和平獎」一樣，都是因他們反對伊戰，來藉此打擊布希政府。連法國左翼報紙《世界報》的文學批評家雷諾力都認為諾貝爾獎的選擇「越來越激進」。在美國，甚至有評論說， 這是瑞典文學院的恥辱。

但其實恥辱早已有過，那就是五年前把這個獎給了用中文寫作的高行健。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中文世界引起的喧囂早已煙消雲散，他的作品不僅沒人看，連提都沒人提了。第一個獲得世界最高文學獎的中文作品，這麼快就被讀者拋棄（其實從來就沒被接受過），說明假的東西即使「唬」到最高光環，仍不能刺傷所有人的眼睛，更不能贏得人心。

在高行健得獎的那年，我大概是中文世界唯一的一個人花了整整兩個月的時間，用忍受酷刑般的努力，讀了能找到的所有高行健的作品，一口氣寫了十五篇評論文章（其中包括一篇專訪）。當時實在是被他的作品之爛氣壞了，在一種強烈的情緒促使下，憤然疾書，給了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一頓諷刺、挖苦和怒罵。回頭想來，頗有些感嘆，為什麼別人沒有像我那麼憤怒呢？大概是因為極少有人像我那樣，真的打開那個被套上諾貝爾光環的垃圾箱看了個仔細。人家剛剛掀開蓋，一看是垃圾，立刻逃跑了；更多的人一聽是垃圾，就聰明地遠遠躲著，連蓋都不碰，沒被髒著，熏著，噁心著，沒有那種強烈的受騙上當的感覺，所以反應不像我那麼激烈。

今天，我對高行健作品的憤怒依舊，只是更增加了一份對高行健本人的可憐，因為他是一個犧牲品，是幾種特殊情形下的犧牲品。我之所以覺得還值得寫一下，是因為高行健很有代表性，他雖人在法國二十多年，卻典型地代表著迄今還在犧牲著的無數海內外中國文化人。那麼這些人到底是哪些情形的犧牲品？

首先當然是共產專制的犧牲品。沒有人從那個制度出來不在某種程度上心靈殘廢了，只不過不知道有多少人廢到高行健那種地步而全然不知，甚至自得，以為大徹大悟了全部人生。

其次是叛逆和報復共產專制情緒的犧牲品。這是本文想重點談的一個問題。

在倍受共產專制殘害之後，一大批類似高行健這樣的中國文化人，對共產世界的一切都深惡痛絕：在政治上，對共產主義道德、理想、責任的厭惡；在文學藝術上，對文以載道的厭惡；在肉體上，對被迫清心寡慾的厭惡，等等。一句話，受夠了「貧窮、禁慾、無私、高尚情操、遠大理想」，現在就是要理直氣壯地用「要錢、要性、要自我、要活在當下、要表現虛無」來報復共產專制，來表達對共產主義的叛逆。

從被迫的極左，跳到主動的極右，一開始看似很了不起，其叛逆精神實在可嘉，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大批（甚至可能是大多數）中國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了這條路，或起碼在思想上接受了這些觀念，並驕傲地認為這是「新」觀念，代表著新時代的潮流，代表著對共產主義和封建中國的反叛，代表著自我意識的萌發，代表著個人主義的實現（實踐）。

事實上，這是最簡單、最容易、最自然的思想轉折（正如被壓迫者的反抗，所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所以最不成熟。共產專制強迫的那一套把人變成非人、虛偽的人；但走向其反面，倒是真實了，但同樣是非人。前者製造虛偽的「精神動物」，後者製造真實的「生物動物」，哪個也不是人。我在評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曾說，高行健所要表現的就是：

「你極左，我就極右；你要共產主義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沒有主義的一條蟲；你一心為公，我就一心為私；你說要犧牲今天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絕對享樂今天，活在當下，絕不要明天；你要求對黨忠誠，我就徹底犬儒主義，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禁慾，我就縱欲；你清心寡慾的時候毫無內心爭鬥，天生一個崇高的英雄，我縱欲享樂的時候更輕鬆瀟灑，天生一隻浪蕩的狗熊；你強調文以載道，宣傳意識形態，我就文以泄欲，塗抹排泄物；你讓我披一張人皮，像聖人一樣裝模作樣，我就死活不要這張人皮了，就要做真狼！一句話，高行健就是要用真獸性對待共產黨的假道德。」

這是從一種非人，變成另一種非人，仍然不是人。所以，在做了共產主義的犧牲品之後，這次則成為淺薄的叛逆心態的犧牲品。

第三，薩特和西蒙波娃的犧牲品。正當中國文人開始朦朧地反抗，同時面臨各種困惑之際，薩特的存在主義在中國登場並風靡，給文化人們的反叛帶來了恰到好處的理論依據。高行健會些法文，所以大概比絕大多數中國人更捷足先登地接觸到了薩特的存在主義，並在剛領略其皮毛之際，就轉手販賣給中國人（當然他不是翻譯介紹者，只是抄襲了幾個戲劇）。我在評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其實對高行健還過於客氣，說他是模仿。叫起真兒來，他實在是抄襲，而且抄襲得太明顯，太卑俗，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學藝術粗劣化和卑賤化了一樣。

存在主義在西方早已衰敗，成為連左派都揚棄的、死路一條的哲學。但它之所以能在二戰後的歐洲風靡一時，不僅僅是由於它指出人生的無望、無意義，更在於它強調人生要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人在面對注定要死亡和失敗的命運時，在奮鬥和行動的過程中證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間的聯結、承擔對自己對他人的責任中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存在主義不是悲觀消極的人生哲學，而恰恰相反，它在主張積極樂觀地去奮鬥、在實現個人意志的同時，去承擔社會的道德責任（所以薩特、西蒙波娃兩人極為入世）。但由於這個哲學命題的前提（人生本無望、無意義）完全錯了，所以後來的積極意義很難實現，硬要人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是存在不下去的。而存在主義如果沒有後半部，這個哲學就根本撐不起來，就不成為哲學，更不能風行。但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卻恰恰只理解和表現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前半部，所以，即使它們不那麼爛，也沒人能看下去。

另外薩特、西蒙波娃兩人的生活方式，也成為那一代中國文化人模仿或是羨慕的樣板。事實是，他們兩人的關係經常是在痛苦不堪中掙扎，尤其是西蒙波娃；美國最近出版的《西蒙波娃和薩特》一書，也詳細描繪了這兩人的左傾、虛偽，和充斥欺騙的情侶關係。結果是，那兩個鼻祖不僅犧牲了自己，更害死了無數西方年輕人和一代中國人。高行健則是這些薩特犧牲品的代表人物。

第四，來到海外的文化人成為自身現狀的犧牲品。本來，中國文化人歷盡千辛萬苦來到自由世界，終於開始有一個機會給自己補課，重新學習，重新認識世界，重新審視和矯正自己，以彌補在中國被犧牲掉的生命。但和絕大多數中國文化人一樣，高行健來到海外後面臨三個困境：首先當然是生存困境。其次是語言困境。雖然高行健會些法語，但誰都知道國內那點外文底子離真正夠用差多遠。即使是會聽會說，能應付生活，但只要不能快速大量閱讀，不能寫，還是像文盲一樣束手無策。再就是對西方社會和文化環境陌生的困境。

那麼面對這些困境怎麼辦？高行健這類人不是不清楚自己其實底子很薄，根本沒讀過幾本書，但又太急於出人頭地，面臨這麼多困境哪有一切從頭開始學習的能力和耐心？於是一些人開始利用「共產國家異議作家、詩人、藝術家」的招牌鑽營找錢，依靠西方「政治正確」的文化救濟金生活。而靠販賣這種身份生活，就得打「共產牌」或「中國文化牌」，到處鑽營，也挺費事。於是一晃一、二十年過去，外語沒學好，西方社會沒弄明白，只練就一身「唬」西方人的本事。高行健大概沒走領文化救濟金的路（他自己聲稱靠賣畫為生），但認識了馬悅然。以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裡的精明，他在和馬悅然接觸的二十四個小時內就可以清楚地意識道：這個熱衷中國古漢語的瑞典老頭實在不懂文學。以《皇帝新衣》裡的裁縫般的本事，高行健用道聽途說、民俗傳聞的垃圾堆起一個號稱表現多種中國文化的《靈山》，並且神奇地贏得了那兩個裁縫般的成功。難怪那個蔑視整個中文評論界的馬悅然都非常欽佩：「他膽子很大，真的膽子很大。」 另一個前「准諾貝爾獎得主」，也是早就弄明白了馬悅然是怎麼回事，只是在競爭中讓大膽做裁縫的高行健給贏了。就像另一位殺妻自縊的中國詩人顧城所說：「老外哪懂咱中國人的事呵。」

高行健的作品不是一個質量「好壞」的問題，而是一個「真偽」的問題。高行健本人也已經不屬藝術討論範圍，而是一個道德問題。

雖然高行健獲獎完全是由於偶然因素，但高行健現像在中國人圈子裡卻並不是偶然現象，只不過他的「成功」太大，太顯眼。在文化藝術界，尤其是在詩人和畫家中，大大小小的高行健們有的是（因為詩和畫最有「唬」的餘地），他們不想用認真、紮實的積累達到小成、中成，而是要用「唬」和「騙」迅速大成。利用西方人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陌生，利用西方左派要居高臨下地「賞賜」第三世界「藝術家」而鑽各種空子。他們連蒙帶唬，獲得大大小小的高行健般的「成功」，然後把這種成功反饋到中國，再「唬」中國人。中國人在自己家裡騙完，開始騙世界了，騙了世界之後再回頭騙中國人更容易！

高行健的道路，是中國文人繼續做犧牲品的道路；只不過以前是被迫，現在是主動。在這個過程中，無論他們贏得多少生活中的勝利，都絲毫塑不起做人的尊嚴。高行健現象，對外不僅嚴重損害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形象（他得獎後，外國媒體一片劣評，不是評論含金度，而是懷疑是石頭還是金子），同時破壞世界文化領域的生態健康；這種「榜樣」反饋回到中國後，再破壞已經千瘡百孔的中國社會和文壇，於是構成雙重損害。

中國社會歷盡滄桑，中國文人是各個大時代的最大犧牲品。但只有首先意識到自己是犧牲品，才有可能重新走一條拒絕做犧牲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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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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