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很欣賞雷根總統所說的那句話：「一個共產黨人是熟讀了馬克思和列寧作品的人，而反共產主義者，則是一個真正明白了馬列主義的人。」其實邱吉爾早在1920年1 月，俄國的布爾喬亞革命才過去兩年，就指出：「共產主義一定會失敗，因為它違反人類的天性和需要。」他認為，這是一群狂妄虛無的瘋子，嘗試將混亂的理論付諸實現，結果必然會導致腐敗、脫序和內戰。可惜，邱吉爾的預言，一一都不幸而言中。估計，上個世紀有將近一億的人死於共產暴政之下。到底該如何為死難者下定義呢？他們往往並未讀過馬列、也更談不上弄懂了什麼共產主義，就或懵懂或清醒地成為冤鬼了。而今，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樣的殺戮並未停止，前幾個星期的東洲坑血案，就是中國軍警光天化日下，向為爭取自己經濟權益的村民開槍射殺的又一個鮮活的例子。
那死於共產暴政下的大約一億冤魂，其中有一半是中國人，他們的子女親屬如今生活在胡溫虛擬的「盛世」之中，早已投入奔「錢程」的大潮流之中，再也不屑一顧父母輩那些悲慘陰暗的過去了。很難說，得過且過、漠視真理、缺乏懺悔意識（或曰「原罪精神」）、集體健忘症等，是不是中國人獨有的國民性，但是，經受過無與倫比的巨大人性災難、生命財產損失、精神人格的屈辱的民族，能在血跡未乾之時，又活蹦活跳地跟加害者坐地分贓，有滋有味地過上小日子，也堪稱異數了。
曾經嘗過流亡顛沛之苦的德國哲學家和文化評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的重鎮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有句辛酸的話：「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不可能了。」這句話要放在中國社會裏，又是大錯了。土改、反右、文革造成的怨鬼和冤魂可遠超過了奧斯維辛，然而眾所周知，如今大陸詩人遍地皆是。更有甚者，當年，甚至到了今天，被專制政權豢養起來的專業作家、記者和歌德派文人也還不在少數。東西方文化裡對正義、真理等價值的追求不同，漢民族對屈辱、壓迫具有近乎特異功能一般的承受力。
法西斯的災難過去了六七十年了，但是西方世界至今還在追捕納粹餘孽，催討賠償。蘇東的共產獨裁政權垮臺了十多年，那裡的人民年年紀念暴政下的犧牲者，查閱舊檔案，務必要把真相揭露出來，到底當年誰打過小報告，誰必須對一些冤案負責，誰下令對逃亡者開槍，哪個高層頭目做主對外國派兵鎮壓，這綿綿不斷的自揭瘡疤的舉動，看似驚心動魄，為社會製造不和諧氣氛，實則是一種自我療傷、潔淨靈魂的手段，也是顯彰法理正義，防患於未然的必經之途。
紀念法西斯鐵蹄下受難者的紀念碑世界各地都有，特別在歐洲，從西到東，由南往北，除了那些位於巴黎、柏林、華沙、莫斯科、彼得斯堡的大型著名的紀念碑之外，無數的小城鎮上有著數不清的紀念碑石。有時候只是街道中央鑲坎的一塊銅牌，或路邊牆上的石製標記，上面刻著一個人或數個人的名字和生死年月，只要一看死的年代（多半是1942-1945年之間，納粹最為倡狂及垂死掙扎的時段）， 就知道這些當地人是死於法西斯之手， 不是抗暴的義士，也至少是個無辜的冤魂。
令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華沙。這裡的城市中心，當年曾被納粹為報復華沙起義而血刃，不僅建築全毀，而且死人無數。二次世界戰後，華沙城的核心地區，按照舊的照片或圖畫，一磚一瓦又被重建起來，特別是皇宮，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簡直可以亂真。而同時，華沙內城的大街小巷許多都是按舊時的鋪路法，由一方方小青石鋪成，幾乎五步一牌，十步一碑，真是寸土寸心，每塊路面上的石塊都是歷史和記憶。筆者多年前造訪華沙時，最喜於清晨在較為安靜的街道散步，一路上可以看到形色匆忙的上班族，或在路旁一塊碑石前放下一朵自家院中摘下的鮮花，或是點上一盞蠟燭，右手還匆匆地在胸前劃一個十字。看見他們的臉上並無哀思，只有一種沉靜，就知道他們不是死者的親人，只是過路的陌生人。我想，如果一天的生活是從這樣一個微小無我的「敬」、「愛」心情出發，那麼無論當天受到什麼挫折和不快，也都不至於患得患失吧。
說來奇怪，紅色共產主義在上世紀所造成的災難，其歷時之久和殺人之眾，絕不是黑色的法西斯主義能望其項背的，然而紀念共產暴政下的受難者的紀念碑，和研究這個禍害人類深重的制度學說的機構，卻非常少。是時間還太短呢？是那些已經垮臺的共黨餘孽還在操縱社會的資源和握有一定的政治權力呢？還是人們相信那四個尚在苟延殘喘的共產國家還能反方向發展，證明它們是和平、仁慈的？這是一個難以言說的矛盾現象。不過毫無疑問的，幾位法國學者於1997年所撰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StephaneCourtois,NicolasWerth 等著：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是至今為止，對共產主義最徹底的一次清算，書中提出列寧和史達林始作俑者標榜的階級屠殺（class genocide, 吳弘達創造了另一個英文詞「classicide」, 德文裡有一個很貼切的詞「Klassenmord」- 階級謀殺），可以跟希特勒的種族屠殺（race genocide）比美。但是由於該書裡的殺戮數字是一種被評論家認為不科學的、誇大了的推斷 －－ 蘇聯二千五百萬，中國六千五百萬，柬埔寨一百七十萬因此該書雖然暢銷，其可信度和份量卻為此打了很打的折扣。
上個世紀，有多少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死於非命，至今還很難有確切的數字，單單看共產政權下災難性的人口政策，所直接和間接殺害的生命，已經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劫難了。由於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生命損失過多，人的性命往往就變成了數字，而不是單個的血肉之軀。在世界許多地方的紀念碑上，都刻有死者的名字，像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上面刻有所有犧牲的五萬多士兵的名字。911之後，每年美國人紀念這一天的時候，都會把所有遇難包括失蹤的2996人的名字，一個一個地念出來，哪怕念上十幾個鐘頭。在中國，別說近半世紀所死去的幾千萬人都變成蒼白抽象、不準確的數字，連當下每月、每週死於礦難的礦工、被淹死、爆炸傷亡的小學生、愛滋、癌症村的亡靈，也都只有數字，從來沒有見到公布死者的名字。唯一的例外是被虐殺的法輪功成員，海外的法輪功組織將他們的姓名甚至照片公開，這就讓人能感到痛與同情。中國人應當抗拒這種把人當成抽象數字的共產黨文化，不管中國人有十三億還是更多，每一個生命都是珍貴的，每個人都有肉體和靈魂，都有自己的名字。
從未遭受法西斯荼毒的美國卻擁有一座可以比美耶路撒冷的受難者紀念館（Yad Vashem Memorial），位於華盛頓的這座大屠殺紀念館（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每年吸引觀者萬眾。同樣地，從未遭受共產主義劫難，半個多世紀以來卻一直付出戰爭和人民生命代價的美國，又將要彌補上述的歷史缺失。早在 1993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一項決議（H.R. 3000）並獲總統的支持(PL 103-199)，要在首都的心臟地帶，靠近國會山莊的地方，建立一座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和博物館，既為紀念共產主義的受難者，又要凸現自由民主的勝利。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當時應運而生，並且要把這個目的付諸實現。經過十來年的籌畫和克服一切法律和程式上的困難，紀念碑的破土工程將於今年秋天展開，明年年初應當可以舉行揭幕典禮了。
勞改基金會的創始人吳弘達於1月10日跟該基金會的主席埃德華茲（Lee Edwards）博士會面，作為勞改倖存者吳弘達非常支持這個項目，願意盡力成全此事。埃德華茲說加州的雕塑家Thomas March正在製作一座高十英尺的民主女神雕像。當年八九學運的學生把美國的自由女神像複製出來，矗立在天安門城樓前，與毛澤東的巨幅挂像隔空相對，後來雖然被中共的坦克摧毀輾碎，但是她又浴火重生在世界各地（比如三藩市），被重新塑造起來。現在她又將出現在美國的首都。埃德華茲說，他們的基金會在討論紀念碑的藍圖設計時，所有東歐國家的代表，包括受蘇共蹂躪最烈的波羅的海三小國，都毫無異議地在柏林牆、布蘭登堡城門和天安門民主女神像的選項中，投票給了最後一個。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將鐫刻：「獻給一億多共產主義受難者和熱愛自由的人們。」背面是：「獻給所有受奴役的國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獨立。」
紀念碑將佔地90平方英尺，這塊地是華盛頓市政府免費劃撥的，設計師March也義務勞動，無償奉獻民主女神雕像。因此整個工程的費用降低到約75萬美元左右。在各個捐款的個人和機構中，臺灣的民主基金會和越南在美的僑民作了較大的奉獻。目前還差二十萬，才能達到開動計畫的財政條件，需要各界人士的捐款。埃德華茲說，他能理解，中國官方很不高興這檔子觸霉頭的事兒，卻畢竟無可奈何，不過，海外的中國人對這項意義重大的工程，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熱情，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為了紀念中國大地半世紀以來冤死在共產政權下的同胞們的亡靈，為天安門民主女神像的重生，為了點燃民主自由新中國的希望之火，望海內外的華人慷慨解囊，共同促成這項偉大工程的早日動工和完成。欲捐款者，可直接同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聯繫。http: //www.victimsofcommunism.org/support/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