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年齡沒有讀過巴金，可能和我的心性有關，在1980年代初讀書時，要考現當代文學史，老師們總要求背革命作家「郭（沫若）、老（舍）、曹（禺），魯（迅）、巴（金）、矛（盾）」們的生卒年與主要作品而刺激了我的逆反，更讓我受不了的是當年不時出現在報刊上巴金和冰心兩個「世紀文學老人」弟長姊短的煽情，特別是他在那部「蘸著自己的心血」寫成的被譽為「一個偉大靈魂的思想懺悔錄」的《隨想錄》中將自己身受其害、妻子死於非命的那場慘烈的鍋害我們這個種族十多年的真正「史無前例」、而我們誰也不敢武斷的斷言不會「後有來者」的「文革」，用「十年一夢」的文學詞藻來「升華」，令我更加明白了他「參加了新的隊伍」的底色。我對過去坊間流傳的「巴金不如鉑金，冰心不如點心」一直不能苟同，因為以文字貼補家用的我，對能認真寫一萬個以上誠實漢字的人，都保持應有有的尊重！
再回到為巴金晚年贏得巨大尊重和聲譽的兩館－－「文革紀念館」與「現代文學館」，前者（包括他對「文革」的一些反思文字）實物不甚了了，而文字又大都限於在道德層面上的太極推手，而鮮有制度性和歷史淵蔽的探究，而以無政府主義立身且有煌煌1300萬漢字創作與譯作的巴金，我想其見識不會僅限於「『文革』把人變成獸」此等情緒化的文字。我以為這與他將藝術作為改造社會的工具的創作前提不無關聯，現錄我新買的「選集」中的幾段文字：在書名《新聲》的序中，「我過去的調子，不說今天的讀者不喜歡，連我自己也受不了。……走上了新的道路，參加了新的隊伍」；「毛主席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這本天才的著作，任何時候都是我們的指路明燈（同書「作家的勇氣和責任」1962年）；「今天在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週年的時候，我又回顧了這一段痛苦的歷程，我真是萬分激動。「講話」震撼了我的靈魂，給我指明了金光大道。（1977年5月18日《一封信》）」，此類文字在這本選集中不在少數，而對於這篇像緊箍咒一樣捆綁並遺害中國文壇幾十年的《講話》，早在1957年非常年輕的黨員作家劉紹棠都曾提出過質疑，而大師巴金在1977年仍「靈魂震撼」！
在這本長達690多頁厚的書裡，目錄中以《黃文元同志》中的「同志」二字為後綴的篇目竟佔三分之一左右！且不說以同志頻繁的作為題目的文章是否有美感，僅以字面意義我們就不難有一個價值判斷，這正驗證了黃宗江在《祭吾師巴金》一文中的「我向江南（越共詩人）偶然而說起，巴金不是中共黨員，他嚴肅地說：這樣的人在越南早就入黨了，聽你說了，我更尊敬中國共產黨了！」關於巴金的同志哥身份，不但趁著這場「喜喪」的盛宴在媒體上大肆饕餮著各自慾念的中國作家們忽視了，就連信息資源相對自由的諾貝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和金庸兩位聞人，也都分別以「先生的《隨想錄》樹立了一個永恆的典範」和「巴金先生的正直精神永遠是我的激勵」來悼念。我真不知是我過於刻薄還是中國式的「人死不言過」屏閉了這些如此明瞭的常識？！但我們應該明白一個事實，巴金先生是死在了「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等為宗旨的中國作家協會最高長官任上的作協主席！雖然他也講過「長壽是一種懲罰」，但一個人只要主觀情願，我想是有辦法決定自己行為能力的。
而作為後者的「現代文學館」，只不過是為當局首肯的作家們身後謀了個豪華的雜物儲存間和親爹死了都要躲避（見《浩然口述自傳》）的文學食客舒乙們，謀了一把旱澇保收的鐵桿莊稼或者計畫經濟的獨奶頭，同時也正是這家「現代文學館」，卻把已經分配到此的巴金先生的那位嘗試著要寫點真話的小老鄉余傑拒之門外，儘管講真話也是巴金晚年的又一重要倡導！
另外，在巴金先生「揪出示眾的首先是自己」的懺悔中，做為當事人臨死都疏露了一點－－那就是向北韓民眾懺悔道歉。因為北韓民眾目前足以用「水深火熱」定義的生活是舉世共睹的，在人口只有南韓一半而國民總產值卻只有南韓十分之一不到的北韓，據援助組織「世界觀察」公布，僅1977年，就有佔總人口15%的北韓民眾已經死於當年6月份以來的大飢荒！而僅一線之隔的南韓，不但娛樂業在大陸韓流滾滾，而且民眾的富足生活也令我們正在「奔小康」的國人艷羨。而造成這種天壤之別差距的主要原因，則正是50多年前那場至今仍令憤青們血脈卉漲的「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紅，為和平，保家鄉」的抗美援朝戰爭，且不說過去這場戰爭隨著蘇美兩國檔案的解密，使得一直被「保家為國」光環籠罩著的虛幻開戰原因洞穿，也不說這場戰爭把中國打出國際大循環整整幾十年和的慘重傷亡，僅給朝鮮民眾直接在同一民族中催生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近而推演成如今南北韓各自的現實，在我所感知的範圍裡，沒有一個中國人為此向正在深受其害且苦日子遙遙不可期的北韓民眾道歉、懺悔！
從這本選集中不難看出，巴金先生在「文革」前的十幾年的作品，主要是為這場戰爭嘔歌，比如收在這本「選集」中就有：《平壤，英雄的城市》、《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歡迎最可愛的人》、《軍長的心》，而由其小說《團圓》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在中國可謂真正意義上的家喻戶曉！巴金先生做為一個赴朝慰問團的團長，當年「一手叉著腰，一手有力的揮動著在朝鮮戰場上大講『知識份子改造問題』和『如何過好三大關（見《在朝鮮戰場聽巴金演講》方文豪）」，而據上海作協陸正偉介紹：前些時候，在病床上一邊吸氧，一邊完整的看完了《英雄兒女》，巴金的神情十分專注、認真。這便是被中國作家協會譽為「作家的揩模，人民的良心」的巴金先生！
願巴金先生已升入天堂的靈魂（由於大家都在講他的善良）諒解我的刻薄，由於沒有通讀巴金先生的作品，我沒有資格對他的文學成就說三道四，在這裡我不是在討論一個普通人的道德狀況，而是在對一個被定義為「『五四』時代最後一位大師、傑出的思想家、人道主義的倡導者和中國文壇的符號和象徵」的公眾偶像人物發些個人淺見，而依照西方的慣例，對公眾人物的評價的尺度可異與常人。幸好巴金先生也曾有過: 「我不需要悼詞，我都不願意聽別人對著我的骨灰盒講好話。」的言說(見《隨想錄•大鏡子》)。
由於「巴金是中國作家的一面旗幟」（王蒙語），而傑出的作家對於一個種族而言無疑是精神的標幟。那麼我們就應該選擇一個能與之匹配的旗桿，切不可在一捆筷子裡拔根稍高些的來填充。因為筷子的用途只能是夾菜夾飯且筷子也沒有生長能力和生命基因。如果眼下沒有什麼來支撐旗幟，我們可以種下一顆希望的種子，等它生根發芽，一天天的長大……
作者為評論家，現居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