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1-12 02:56:00作者：
元前 490年（晉定公二十一年），以趙鞅為首的趙、韓、魏、智四卿聯合滅了範、中行氏二家。侯馬盟誓便是趙鞅在返回絳都後，為了鞏固聯合陣線，壯大發展自己實力，削弱分化敵營力量，而與自己的宗族成員、同盟諸卿，以及從敵方（範、中行、邯鄲趙氏）跑過來的投誠者共同舉行的宗教儀式，其歷史遺存便是侯馬盟誓遺址和侯馬盟書。侯馬盟誓遺址位於山西侯馬東郊澮河北岸的臺地上，面積約3800多平方米，從1956年至1972年先後發掘出埋有盟書的豎坑、埋有牛羊和馬等犧牲的獸坑和埋有人殉人牲的陪葬坑，其中盟書坑多達400餘處，且有疊壓、打亂的現象，說明趙鞅在那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曾舉行過多次盟誓，即史書中所說的「尋盟」現象。
盟書在歷史文獻中常稱之為「載書」，它是當時諸侯或卿大夫為了鞏固團結、打擊敵對勢力而經常舉行的盟誓活動的產物。這種活動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尤為盛行。據統計，從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到公元前468年（魯哀公二十七年）的254年中，諸侯國之間的盟誓就有近 200次，其中和晉國有關的達50多次，至於私家和宗族間的盟誓就更多了，因而有人把春秋形容為「世道交喪，盟詛滋彰」的時代。
據《周禮．司盟》等記載，古代盟誓時所寫的盟書都是一式兩份，一份藏在掌管盟書的專門機構－－盟府，作為存檔；一份告於鬼神，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侯馬盟書便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
在我國古代史籍中，記載的盟誓種類很多，依據不同的角度可有不同的類型。按其參加人員分，主要有天子與大臣、諸侯間的，王臣參加的，多個諸侯之間的，諸侯與卿大夫之間的，諸侯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諸侯國君與國人之間的，卿大夫與卿大夫、家臣、本宗族成員之間的等；按其性質分，又有政治性的，軍事性的，經濟性的，混合型的；按其儀式分，又有血盟（人血盟、動物血盟）和非血盟之分。而侯馬盟誓則主要是晉國卿大夫、本宗族成員間的政治軍事性的動物血盟。其盟誓遺物－－盟書，後來被整理成大型考古報告《侯馬盟書》，整理者根據內容把盟書分為宗盟類、委質類、納室類、詛咒類、卜筮類、其他等六大類，並認為主盟人是趙孟，即趙鞅、趙簡子，盟書本身便是趙鞅在那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中為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所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並逐步取得勝利的歷史見證，所以說侯馬盟書及其反映的歷次盟誓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首先，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文獻記載。如文獻記載盟誓以後有坎牲加書的禮制，但具體情況，如什麼是坎，如何進行等，我們不甚清楚，侯馬盟誓遺址的發現解開了這個疑團。從發掘現場看，盟書都埋在一長方形豎坑中，坑的方向以正北為主。其形制，多數北寬南窄，四壁垂直、光滑，底部也很平整。坑的大小、深淺不盡相同，一般長1米、寬 0．5米；深度0．4米∼6米，而以1∼2米的居多。這些坑基本上都是「坎牲」的，其用牲以羊為主（共177具），兼用牛（63具）、馬（19具），另有一坑（坑80）的填土中發現有雞骨。多數坑的北壁，靠近坑底約5－10厘米處有一小壁龕，內放一件璧或璋等玉器（古時稱為幣），多的有3∼8件。這種埋盟書和犧牲的豎坑，就是古代所謂的「坎」。從出土跡象看，是先鑿地為坎，再奉置玉幣和殺牲，然後將硃筆寫就的盟書和所用之牲掩埋起來，這與文獻記載大體相符。再如集中出自67號坑的禁止「納室」的誓約，也與古文獻記載的趙簡子宣布「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相印證。而盟辭中出現的眾多人名（可辨識者達300多人次），無論是與盟者還是誅討對象，大都不見於文獻記載，可補春秋史之不足，但尚需深入研究。詛咒類盟辭中，兩次提到「俞（即偷）出入於中行寅及（先先阝）口之所」，譴責私下與中行寅和先氏往來的行為。據文獻記載，中行寅是趙鞅的政敵，由此亦可斷定侯馬盟誓的主盟人可能是趙鞅。另出自四坑共計190片的盟辭，皆為誅討趙尼一氏一家，有人認為這個趙尼即是邯鄲趙午之子趙稷，使其與文獻記載相合。如果說西周金文保存了若干不見於文獻的命書，可補《尚書．周書》所無的話，那麼《侯馬盟書》及其所反映的歷次盟誓則可以充實春秋史的內容，尤其是充實《左傳》中所記的少數完整盟書，並以實物說明瞭盟誓之制。
其次，它有助於研究我國思想發展史。盟誓時，有其隆重、繁瑣的儀式和程序，綜合文獻記載可知，一次完整的盟誓要經過征會與定期、排序、商討盟辭、鑿地為坎、殺牲於坎上執牛耳、取其血、歃血、讀盟書以昭明神、坎用牲埋書、載書之副藏於盟府、拜盟等步驟，其目的是向「明神」表示虔誠和崇拜，並在其監督下盟誓各方無條件履行盟約，對違反者則予以嚴懲，這說明在鬼神崇拜的宗教觀念約束下，盟誓還起著一定的作用。但實際上，在政治鬥爭風雲變幻、戰爭勝負反覆無常的春秋時代，盟誓這種以宗教形式出現的政治活動往往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甚至成為假借宗教行騙的手段（如屢見於《左傳》中的「偽盟」例）。但人類思想觀念的轉變畢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侯馬盟誓的內容都要靠明神監督、約束，說明祖先崇拜和神靈崇拜已滲透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了。所以，祖先崇拜和神靈崇拜應是人類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作為它的重要表現形式－－盟誓活動，當然值得研究，而趙鞅在侯馬舉行的歷次盟誓便是極為珍貴的史料。
總之，侯馬盟誓反映了公元前5世紀初中國政治舞台上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它處於晉國由「六卿」專權逐漸演變成「四卿」專權的時刻，折射出晉國公室日益衰微的社會現實，尤其是40多年後趙鞅之子趙無恤（即趙襄子）聯合智、韓、魏三家盡分範、中行二氏故地，並逐走晉出公，真正實現了「四卿」專權，究其根源，侯馬盟誓實為其肇端。
盟書在歷史文獻中常稱之為「載書」，它是當時諸侯或卿大夫為了鞏固團結、打擊敵對勢力而經常舉行的盟誓活動的產物。這種活動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尤為盛行。據統計，從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到公元前468年（魯哀公二十七年）的254年中，諸侯國之間的盟誓就有近 200次，其中和晉國有關的達50多次，至於私家和宗族間的盟誓就更多了，因而有人把春秋形容為「世道交喪，盟詛滋彰」的時代。
據《周禮．司盟》等記載，古代盟誓時所寫的盟書都是一式兩份，一份藏在掌管盟書的專門機構－－盟府，作為存檔；一份告於鬼神，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侯馬盟書便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
在我國古代史籍中，記載的盟誓種類很多，依據不同的角度可有不同的類型。按其參加人員分，主要有天子與大臣、諸侯間的，王臣參加的，多個諸侯之間的，諸侯與卿大夫之間的，諸侯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諸侯國君與國人之間的，卿大夫與卿大夫、家臣、本宗族成員之間的等；按其性質分，又有政治性的，軍事性的，經濟性的，混合型的；按其儀式分，又有血盟（人血盟、動物血盟）和非血盟之分。而侯馬盟誓則主要是晉國卿大夫、本宗族成員間的政治軍事性的動物血盟。其盟誓遺物－－盟書，後來被整理成大型考古報告《侯馬盟書》，整理者根據內容把盟書分為宗盟類、委質類、納室類、詛咒類、卜筮類、其他等六大類，並認為主盟人是趙孟，即趙鞅、趙簡子，盟書本身便是趙鞅在那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中為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所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並逐步取得勝利的歷史見證，所以說侯馬盟書及其反映的歷次盟誓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首先，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文獻記載。如文獻記載盟誓以後有坎牲加書的禮制，但具體情況，如什麼是坎，如何進行等，我們不甚清楚，侯馬盟誓遺址的發現解開了這個疑團。從發掘現場看，盟書都埋在一長方形豎坑中，坑的方向以正北為主。其形制，多數北寬南窄，四壁垂直、光滑，底部也很平整。坑的大小、深淺不盡相同，一般長1米、寬 0．5米；深度0．4米∼6米，而以1∼2米的居多。這些坑基本上都是「坎牲」的，其用牲以羊為主（共177具），兼用牛（63具）、馬（19具），另有一坑（坑80）的填土中發現有雞骨。多數坑的北壁，靠近坑底約5－10厘米處有一小壁龕，內放一件璧或璋等玉器（古時稱為幣），多的有3∼8件。這種埋盟書和犧牲的豎坑，就是古代所謂的「坎」。從出土跡象看，是先鑿地為坎，再奉置玉幣和殺牲，然後將硃筆寫就的盟書和所用之牲掩埋起來，這與文獻記載大體相符。再如集中出自67號坑的禁止「納室」的誓約，也與古文獻記載的趙簡子宣布「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相印證。而盟辭中出現的眾多人名（可辨識者達300多人次），無論是與盟者還是誅討對象，大都不見於文獻記載，可補春秋史之不足，但尚需深入研究。詛咒類盟辭中，兩次提到「俞（即偷）出入於中行寅及（先先阝）口之所」，譴責私下與中行寅和先氏往來的行為。據文獻記載，中行寅是趙鞅的政敵，由此亦可斷定侯馬盟誓的主盟人可能是趙鞅。另出自四坑共計190片的盟辭，皆為誅討趙尼一氏一家，有人認為這個趙尼即是邯鄲趙午之子趙稷，使其與文獻記載相合。如果說西周金文保存了若干不見於文獻的命書，可補《尚書．周書》所無的話，那麼《侯馬盟書》及其所反映的歷次盟誓則可以充實春秋史的內容，尤其是充實《左傳》中所記的少數完整盟書，並以實物說明瞭盟誓之制。
其次，它有助於研究我國思想發展史。盟誓時，有其隆重、繁瑣的儀式和程序，綜合文獻記載可知，一次完整的盟誓要經過征會與定期、排序、商討盟辭、鑿地為坎、殺牲於坎上執牛耳、取其血、歃血、讀盟書以昭明神、坎用牲埋書、載書之副藏於盟府、拜盟等步驟，其目的是向「明神」表示虔誠和崇拜，並在其監督下盟誓各方無條件履行盟約，對違反者則予以嚴懲，這說明在鬼神崇拜的宗教觀念約束下，盟誓還起著一定的作用。但實際上，在政治鬥爭風雲變幻、戰爭勝負反覆無常的春秋時代，盟誓這種以宗教形式出現的政治活動往往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甚至成為假借宗教行騙的手段（如屢見於《左傳》中的「偽盟」例）。但人類思想觀念的轉變畢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侯馬盟誓的內容都要靠明神監督、約束，說明祖先崇拜和神靈崇拜已滲透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了。所以，祖先崇拜和神靈崇拜應是人類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作為它的重要表現形式－－盟誓活動，當然值得研究，而趙鞅在侯馬舉行的歷次盟誓便是極為珍貴的史料。
總之，侯馬盟誓反映了公元前5世紀初中國政治舞台上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它處於晉國由「六卿」專權逐漸演變成「四卿」專權的時刻，折射出晉國公室日益衰微的社會現實，尤其是40多年後趙鞅之子趙無恤（即趙襄子）聯合智、韓、魏三家盡分範、中行二氏故地，並逐走晉出公，真正實現了「四卿」專權，究其根源，侯馬盟誓實為其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