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志是政治組織的靈魂；政治組織是體現政治意志實效性的機構。海外民運組織林立，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組織真正具備同中共極權專製作政治決戰的素質和能力。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海外民運的各組織均沒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並與現代人類道德意識相一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相反，在改良主義思潮的嚴重毒害之下，各民運組織政治結構軟弱渙散，政治紀律蕩然無存，政治能量如風中之燭。
最經典地表現出改良主義思潮毒害的政治組織觀念，莫過於聲稱要把民運組織構建成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或者要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組建民運政治組織。
上述政治組織觀念乃大荒謬。這種荒謬是建立在對政治範疇基本認知的錯誤之上。
在憲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範疇之內，才會有同「執政黨」相對應的「反對黨」的概念。中共極權專制之下根本沒有「反對黨」生存的任何空間。現代之中國，只有老子黨和兒子黨──共產黨是老子黨，政治協商會議內的各政黨都是由共產黨發薪水養活的兒子黨。老子黨與兒子黨之間實行的是「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專制倫理關係。所以，中國的兒子黨必須通過比共產黨自我吹噓更賣力地吹捧共產黨，作為自己生存的政治前提。
不知要在中共極權體制內組建「反對黨」的諸君，是否要讓民主運動步中國兒子黨的後塵？更不知具有建設性之「反對黨」之「建設性」要如何體現？因為，有利於中共極權的「建設性」才被中共專制之法允許；有利於否定中共極權、實現民主政治的建設性，則一概被中共之法以「顛覆國家罪」予以鎮壓。以為用「建設性」一詞的掩護，「反對黨」的生存權就可以得到中共的肯定，乃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之舉。如果是在中國大陸，出於鬥爭策略的考慮，提出建設性「反對黨」的概念，或許還應當被理解。來到海外，依然傳播這種概念，實在令人齒冷。
至於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構建當今之中國民運組織的觀念，流播更廣，為害更甚，其荒謬性也更加明顯。憲政民主體制之內運作的政黨，同要與極權專制進行政治決戰的民主政治組織，處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範疇，面臨完全不同的政治任務，因此，這兩類政治組織必須各自具有與其所處政治範疇，和承擔的政治任務相適應的完全不同的組織結構，而決不可以互相模仿。
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組建民運組織，由於政治範疇的錯位，使海外民運組織徹底喪失了向中共暴政挑戰的銳利的政治意志，徹底喪失了同中共暴政政治決戰所必須的迅速的決策能力和果斷的行動能力。海外民運組織也因此變成「政治的自由市場」，成為小政客叫賣雜亂的政見，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聰明的領域。而潑婦斯打般的內鬥，毫無政治道德底線的陰謀，沒有任何政治紀律約束的我行我素，更徹底剝奪了海外民運組織形成堅硬的組織構架，決戰中共暴政的可能。
其實，構建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也好，組建「議會黨」式的民運組織也好，其意識的深處都鬱積著濃烈的改良主義氣息。此類組織的構建者似乎並不把推動極權專制轉化為憲政民主的歷史進程當作自己的政治責任，他們只是滿足於事先組建起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運作的「反對黨」，或「議會黨」，並通過「善意」或者「建設性」的呼喚，促使信奉極權專制的中共自動改良為遵守憲政民主原則的政黨，然後，他們再與中共一起坐在「圓桌旁」，共商民主建設的大計。
思想至此，令人哭笑兩難。只要想一想中共暴政五十六年間以國家恐怖主義為紙，以強權暴力為筆，蘸著中國人民無盡的血淚書寫的罪惡史，便可以明白，希圖組建「反對黨「和「議會黨」諸君對中共暴政的希求，完全是痴人夢話，醉漢顛語。
改良主義思潮束縛中國民主運動的另一條鐵鏈，就是要求民運組織的行為具備以專制之法為標準的「合法性」。中共暴政有兩類法律。一類法律是公開宣布的，一類是實際執行的。公開宣布的法律用來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實際執行的法律是為了維護極權專制。不知改良主義思潮要求民主運動組織符合的哪一類法律？如果符合公開宣布的法律，只能是幫助中共暴政欺騙世界並自欺；如果符合實際執行的法律，民主運動組織就同中共暴政維護專制的意志一致。民主運動組織的天職只在於否定中共極權的法律制度，創建憲政民主的法律制度。要求民主運動組織的行為符合專制之法，同要求民主運動組織與中共暴政同流合污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民主運動組織一旦放棄徹底否定專製法律的努力，並去符合專製法律，也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全部政治價值。
有人竟十分自得地為海外民運組織內亂烽起、內鬥不止、軟弱渙散的狀態辯解曰：追求民主的組織只能如此，像中共那樣講統一的政治意志，講鐵的紀律，講嚴密的組織結構，就必然導致奪權後的獨裁專制。
上述辯解的一個基本邏輯錯誤，就在於把兩個不具可比性的概念加以類比──民主革命組織與共產黨如雲泥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如果以民主革命是文藝復興以來「永恆的政治主題」為大背景審視，共產黨根本不是革命黨，而是偽革命黨，反革命黨。因為，舉凡共產黨建政的制度全部是中世紀專制的否定之否定，全是中世紀黑暗更泯滅人性的復辟。民主革命組織與共產黨在基本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共產黨崇尚暴力和階級仇恨，其政治目的就是為了用暴力奪取政權，並建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階級專政。民主革命的組織崇尚自由、民主、人權，其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奪取政權，而是為了建立遵循「人民主權」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度，並把自己對權力的要求，置於人民公開、公正、自由的定期選舉的選擇之下。民主革命組織同共產黨，這兩類在理論基礎，政治意志，政治目標都南轅北轍的政治組織，怎麼可能產生同樣的政治結果？那些為海外民運組織可悲的現狀進行辯解的人，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就是居心叵測者──他們希望海外民運組織永遠處於缺乏政治決戰能力的可悲狀態。
政治命運就如同草原上的野馬，只服從強者的駕馭。具備堅硬的政治意志、嚴密的組織結構、嚴明的政治紀律、迅速決策和果斷行動能力的民主革命組織，才是駕馭政治命運的強者。使歷史遺憾的是，目前海外民運組織不配稱為強者，而弱者必定被命運輕蔑地拋棄。
要想扼住命運的咽喉，就只有成為強者。革命和革命黨，乃是中國民主運動走向強者之路。而且是唯一的路。
三、為革命正名
革命，是近現代歷史的政治主題。近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中世紀君主專制；現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共產極權專制；當前，革命的目標是攻克專制主義最後的巴士底獄──中共暴政。
從歷史事實的角度審視，否定革命，就是肯定中世紀的千年黑暗，就是肯定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極權專制。然而，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正在否定革命。
為了砸碎改良主義苦戀者們用污蔑和謊言鑄成的囚禁「革命」的鐵牢，讓「革命」重新如英雄般走上與人類最後的專制暴政──中共暴政決戰的戰場，我們必須為革命正名。
就現代中國而言，革命的涵義應當明確表述如下：通過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實施政治大變革，否定中共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否定中央極權的國家結構，實現以「主權在民」為理論原則，以多黨制為政治基礎的憲政民主，建立聯邦中國。
革命同不受限制的暴力之間，並不具有改良主義苦戀者斷言的那種必然聯繫。明確即將來臨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最緊迫的理論要求。
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間的關係，表現為三項原則：
第一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的基本政治目的，就在於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體現為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因此，民主政治革命在本質上是政治暴力的天敵，是政治暴力的徹底否定者。
第二原則，民主政治革命將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許的一切方式，結束中共暴政的專制統治。這些方式包括前蘇聯東歐地區人民反抗共產專制的各種運作方式，也包括中國人民抗爭暴政過程已經使用和正在使用的各種方式。革命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之一，就是如何採取有效措施，將孤立、分散而又廣泛發生的維權抗暴的活動組織起來，最終形成統一意志指導下的全民大抗爭和全民大起義。
第三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絕不崇拜暴力，絕不提倡暴力，但也不否定在反抗專制暴力鎮壓時，人民擁有採用適度政治和法律強制力，維護自己天賦人權的權利。
首先，對於中共極權專制利用國家恐怖主義，以專制惡法的名義和暴力方式，摧殘、剝奪公民權利的犯罪行為，人民有權按照現代法治精神，進行正當防衛。
其次，在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維護人權、抗爭暴政的活動時，如果中共專制當局利用國家暴力進行鎮壓，人民有舉行全民大起義的權利。當然，人民會根據具體條件下是否有利於民主革命成功，來決定是否以及何時行使這項權利。
再次，當形勢發展到民主革命與中共極權專制決戰的關鍵時刻，如果必須使用適度政治強制力，才能取得決定性勝利，民主革命即當果斷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以推動歷史進程。羅馬尼亞人民在革命過程中，果斷處決齊奧賽斯庫，阻止專制力量重新集結反撲，加快革命成功的步伐，就是合理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的典範。在這種情況下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恰恰是為早日結束專制暴力，實現社會的非政治暴力化所必須的。
「非暴力」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賣力炫耀的一塊道德遮羞布。不過，即使是真理，一旦被吹噓到令人肉麻的程度，人民也有理由懷疑吹噓者的真誠。甘地和馬丁.路德金髮起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要求中國人民學習的經典之作。但是，如果真的學習了，中國人民將進入更加苦難深重的命運。
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及其領導的運動面對的是什麼？是以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為立國之本的政治體制。這樣的政治體制本質上符合人性，因此，它可能被人性所感動，被非暴力運動的道義力量說服。這是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成功的根本政治原因。
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什麼？是崇拜國家暴力的極權政治。中共暴政不會被人性所感動，也不會被道義力量說服。「殺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穩定」，就是獨夫民賊暴力意志的宣示──中共暴政只能被革命的意志所征服。讓中國學習甘地或馬丁.路德金，實質上就是要求中國人民在維護人權、抗爭暴政時，也要任由專制政治隨意摧殘虐殺。試想，如果「六四」之夜學生們不是撤退，而是學習甘地，繼續在天安門廣場上「非暴力」地反抗，結果會如何──結果定然是坦克群從學生的血肉之軀上壓過，將「非暴力」抵抗壓成動湯的血海。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不經過任何邏輯的推演，就將人民革命等同於暴民政治，並以此為由聲討革命。但是，值此人民革命尚只是政治設計，而中共極權專制已經將國家恐怖主義運用到極致之時；值此中共暴政利用國家暴力，貪婪地攫取社會財富，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之日；值此權利被剝奪的民眾可憐到只能用跳樓、服毒、自爆、自焚、無望的上訪等方式，表現一腔悲憤之際，不去譴責中共暴政──這個暴力的根源，卻以反暴力的名義，唾液四濺地誣衊否定中共暴政的、尚未發生的人民革命，這是多麼無恥的偽善！有文人曰：偽善也可能是善意的開始；我說，偽善比公開的罪惡更接近罪惡，因為，偽善除了罪惡之外，還有無恥的欺騙。
改良主義苦戀者另一個最能表現他們苦戀的觀點，便是宣稱「街頭民主」沒有真正的社會歷史價值，因此應當推動「議會民主」。
愚昧到何種程度才會不明白，中國的所謂「議會」──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中共暴政的一個橡皮圖章。如果在這個橡皮圖章上能夠彫刻出民主，那麼「小蝦也會吹口哨了」。人民代表大會的存在只有一種實質性政治價值，那就是作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民主」修飾物，來欺騙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
崇尚「議會民主」者所蔑視的「街頭民主」，實質上是公民的各種維護權利，抗爭暴政的活動。這種活動在相當時期內是積累政治大變革能量的主要方式。因此，否定了「街頭民主」，就意味著否定了當前中國公民維權抗暴可能採取的主要方式，就意味著否定了政治大變革的可能性。
崇尚「議會民主」者，在八九年「六四」期間，以為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有成功的可能，曾一度投機他們鄙夷不屑的「街頭民主」，試圖充當學生運動同當局之間的政治掮客。殊不知，以正義的激情為底蘊的學生運動，根本不受政客式的理性利益權衡的控制，終使政治掮客的努力，成為一枕黃粱。而崇尚「議會民主」者也被中共頑固派視為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被迫流亡海外。這真可謂造化弄人。
「六四」學生運動引發的民主大到潮退去之後，這部分改良主義苦戀者傷感之餘，又重彈貶低「街頭民主」之老調，希翼得專制者之憐愛。只可惜他們已經人老珠黃，而中共貪官們卻只喜歡摟著年輕貌美的三陪小姐，傷感地唱「遲到的愛」。崇尚「議會民主」者，不過是一小群熱衷於充當客廳英雄的文人，這就注定了他們的政治願望不可能在歷史大舞台上實現。但是，他們的觀念卻加劇了海外民運思想的混亂，加深了如北京初冬之霧般朦朧但濃重的改良主義幻想。
「民主革命」，是近現代史政治領域的「永恆主題」。命運已經注定，以英國革命為起點的政治歷史進程，將以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作為最後一幕。唯有自由民主在中國成為現實，整個人類歷史才可能走進另一個主題時代，人類的心靈也才可能開始新的精神探索過程。如果任由改良主義苦戀者在思想領域謀殺了革命，人類的歷史就將繼續在專制的最後鐵幕下徘徊；如果中國人民放棄了革命的權利，中國的命運就將凋殘於對民主的絕望之中。(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