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亞洲週刊最新一期報導，原定於十月召開的「張愛玲與上海」的學術研討會受到當局壓力被迫取消。一位資深雜文家曾寫信給上海市委宣傳部說：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在這時大開研討會紀念「漢奸文人」胡蘭成的妻子，主辦方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政治動機十分可疑。校方受到當局的壓力，一度將研討會推至１２月召開，但最終受到北京高層命令，被迫取消會議。主辦方在取消會議的通知書中寫到：「敝校方面準備工作業已就緒，但因意想不到無法克服的困難，我們不得不十分遺憾的通知您，研討會取消。」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星期二採訪了主辦方華師大中文系的陳子善教授，他是研究張愛玲的權威人士。他說：「背後還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問題麼？就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在做怪！文學是文學，政治是政治，本來這是可以分開的。我們想，按照中國傳統的慣例，一個作家去世五週年十週年都需要紀念或者研討。不幸的是張愛玲恰恰和抗戰勝利同一年，這個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的。今年不能開，那五年以後你仍然不能開，十年以後也不能，每五年十年不都要紀念日本侵略麼？讓我們看看政治家怎麼運用他的政治智慧來解決這個難題！」
陳教授還說，奇怪的是張愛玲的書可以出版，戲可以上演、電影也容許播放，唯獨最認真最嚴肅的在學術層面上討論張愛玲反而被禁止。文學評論家楊遠宏認為張愛玲作品本身與集權政治沒有對抗關係，而且她感傷細膩的小資情調迎合了當下中國相當一部分人的心態，她的相關作品也就可以帶來經濟效益。但任何的集權當政者都害怕聚眾、害怕形成組織形態的東西，人一集中就可以形成一種社會力量，有可能讓民間社會的空間擴大，所以書可以出版，但研討會這種聚會不能辦。
楊遠宏還說：「這個我覺得即是一種神經質的敏感，實際上是一種心虛的表現。不論學術自身到底成果怎麼樣，就是在形態上在運作上也要受到政治的監控，還搞什麼學術研究阿。中國現在可以說政治是無孔不入，學術研討有時也在所難免。」 上海文化人何滿子曾發表《張愛玲熱要降溫》一文，表示對上海淪陷時期的重要人物應抱有一個正確的政治立場。江蘇社科院陳遼也有文章批評胡蘭成和張愛玲。深圳獨立作家朱健國表示，上海作為一個經濟發展最好的城市之一，對輿論和文化限制卻最多。可見中國政府的只要堅持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就可以帶來民主和文化繁榮的論調就可以不攻自破了。他還說其實胡蘭成是否是漢奸值得商榷，即便是漢奸論存在，張愛玲和他也不相關，這是文革上綱上線的傳統作祟。更深一步講，國家這一概念是統治者定的，而不是從人民的立場考慮。
如果從以民為本的角度來看問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中國本來就是由許多國家組成的，像楚、魯、齊國，春秋戰國多少個國家？如果現在我們把近代的關於漢奸的理論向上一推的話，那麼今天中國的人都說不清了。滿清不是征服了中國了麼？結果是滿清的土地擴大了中國的土地，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們當初不和日本以武力抗爭，最後投票還是中國人佔多數，那是中國收復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