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讀書人，常見的稱呼是「士子」。當時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數也少，他們口袋裡揣著銀子與詩稿。銀子和詩稿，這兩樣當然是好東東，是青樓大院最好的通行證。對妓院的老闆來說，有銀子的就是大爺，是活菩薩，故而其熱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將南極的冰雪都融化。而對青樓的妓女來說，她們多數是文學愛好者，因而面對滿腹詩文、錦繡文章的才子，便不時秋波暗送，做做佳人會才子的美夢。所謂「鴇兒愛鈔，姐兒愛俏」，這都是青樓千古不變的真理。
舊時的考場叫貢院，尤以人才輩出的江南貢院為最。江南貢院的歷史非常悠久，屢經變遷。據史書記載，東晉丞相王導建議「治國以培育人才為重」，故立太學於秦淮北岸，是為江南貢院的前身。南宋幹道四年(1168年)，江南貢院正式建立，起初供縣、府學考試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鄉試與會試於此。公元 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這裡仍留作鄉試考場。後經不斷擴建，至清同治年間已形成一座佔地三十餘萬平方米、僅考生號舍就達二萬零六百四十四間，成為明、清兩代蘇皖兩省的科舉考場。
明、清時代的江南貢院，相當於三個北京的故宮大，是中國最大的科舉考場，科舉時代共產生過八百多名狀元，而半數以上，都出自這個考場，眾多歷史名人如唐伯虎、鄭板橋、李鴻章等更是由江南貢院走上歷史舞臺。在考生眼裡，貢院是他們通往富貴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揚名立萬的大好機會，因而每當開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紛至沓來。既然考生雲集，他們的吃住玩樂都要有人照應，這便給商人發財提供了機會，許多青樓、酒樓、茶館應運而生，而貢院邊上的秦淮河，也因為這些設施而變得嫵媚動人，形成「槳聲燈影連十里，歌女花船戲濁波」的一派繁華景象。
中國的士子與青樓有不解之緣，從古至今，關於才子與佳人的風流韻事便經久不息。從唐代開始，參加科舉幾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選擇，一旦高中進士，便意味著錦繡前程，因而需要慶祝，而向鍾情的妓女寫情詩，炫耀才華，是當時人們津津樂道的一件雅事。對於大部分「士子」來說，面對科考失意，無奈之下，「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此時，醇酒佳人，又成為減輕他們落榜痛苦的安慰劑，所謂「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鐵腕政策下，「士子」與青樓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設置妓院，稱大院，朱元璋親自為大院題寫對聯，作嫖娼的動員報告。他的上聯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風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話。 下聯是：世間多痴男痴女，痴心痴夢，況復多痴情痴意，是幾輩痴人。皇帝勸嫖倒也新鮮，只不過皇帝勸嫖的對象是「商賈之士」這樣的大款，美其名曰為國家增加稅收。只不過皇帝的好意，商人並不領情，反倒是引得一幫官員文人趨之若鶩，以致每天下朝之後，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樓報到，形成一片百官爭嫖的「壯觀」景象。如此一來，官員每天的公務變成了談嫖論經，哪還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滿，為此下達了嚴厲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這樣的法令不可謂不嚴，但依然擋不住百官向青樓前仆後繼的勇氣，朱皇帝無奈之下，國家稅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銷國營妓院，希望就此將官員「士子」嫖妓的惡習壓制下去。然而結果卻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國營妓院停辦，私營妓院卻如雨後春筍冒了出來，秦淮風月一時呈欣欣向榮之勢。
秦淮風月之所以興盛，當然與 「士子」們的大力捧場有關，而「士子」們捧場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樓為士子緊張的考試生活提供了一個舒緩的空間。為防止作弊，中國古代科舉考試制定了嚴格的選拔機制，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據余秋雨先生的《十萬進士》裡介紹，到了清朝，科舉制度已經發展到了頂峰，為防止作弊，考生們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滿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場檢查十分嚴格，有著嚴格的搜身。進考場前，兩列兵丁夾道搜查，頭髮都要打散查，衣服夾層都要摸過；盛食物和筆墨文具的是考場統一發放的竹籃，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無法夾帶入場；如果一旦發現夾帶，夾帶人將遭受毒打，捆綁在考場前石柱上示眾一月之久，並終身不得參考。進入考場之後，考場即封號柵，須等三天考完之後方才打開。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動彈，一切吃喝拉撒，都在兩平方米左右的號房內解決。一旦天熱之際，號房內屎尿泗流，臭氣熏天，在這樣的環境下答題做卷，沒有驚人的毅力，是很難完成的。因而考場三天，對士子們來說不啻於蹲三天地獄，因而放榜之日，他們如釋重負，如獲重生，到青樓瀟灑便成為他們的不二選擇。
其次，尋找愛情與知音是他們涉足青樓的另外一個原因。既然是讀書人，對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們到青樓中來，主要是抱著尋求愛情與知音的目的，肉體之歡倒在其次。需要說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門在外，少則半年，多則數年，須忍受青燈墨卷與孤獨寂寞，故而特別希望遭逢「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艷遇，而現實又不是蒲松齡筆下的《聊齋誌異》，有狐女與仙女以身相許，他們的理想只有在青樓實現。此外，由於遠離家庭，又沒有家族的「監督」，不用擔心給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門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擔太多的道德負擔，這與當今社會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溫暖」是同樣的道理。
還有青樓還為「士子」間的交朋結友切磋詩文提供了絕佳的「宴游之所」。「士子」應試之餘，詩文酬酢，交朋結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高中者可以多結交幾個患難之交、詩文知己，落榜者也可以憑藉高中者的關係撈個差事做做，二者皆有所得，又何樂而不為呢？雖然「士子」間貧富有別，有錢的公子可以攜家財萬貫，找高級的小姐作陪，住豪華套房，無錢的只有逛逛眼科，住招待所與地下室，但絲毫不會隔斷他們成為朋友的願望，這與《海上花列傳》中達官貴人與店夥西崽一起吃花酒是同樣的道理。因為對「士子」來說，學問文章往往是衡量他們高低的主要標誌。一個腰纏萬貫的公子，如果胸無點墨，也會成為青樓小姐嘲弄的對象；而一個學富五車的窮書生，一樣可以憑他高雅的談吐贏得佳人的芳心。因而在秦淮青樓裡，窮富並沒有絕對的分界線，富家公子因為想學幾句唬弄情人的詩句，反倒會有意與吟詞詠詩的書生結交，或許是為了沾幾分文氣吧！
進入青樓的「士子」，最大的願望是考場與歡場兩不誤。這一願望在杜秋娘《金縷衣》中得到應證：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前面兩句是勸年輕人珍惜時間，努力學習，科舉高中，功成名就；後兩句便有曖昧的味道，雖然一般人將其解釋為珍惜光陰，把握機遇，但以杜秋娘妓院老闆的派頭，恐怕用勸人及時行樂來解釋更為合理吧。杜秋娘做過妓女，又做過王妃，後來又幹起老本行，當上妓院的老闆，大起大落之間，對人間的冷暖世態自然是深諳於心，再加上平日裡結交些讀書人，對他們的心思自然是瞭如指掌。然而對讀書人來說，要做到考場與歡場兩不誤，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古代的讀書人，人生有若干願望，最大的願望莫過於「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而由於沉溺歡場，導致考場失意者，則比比皆是。
據俞樾《右臺仙館筆記》記載，咸豐乙卯科浙江鄉試，頭場有個紹興書生，在考捲上大書一首七絕：「繡鞋踏遍幾回尋，相會當年未了因。記否紅欄明月夜，樓頭偷佔一枝春。」旁人問他為何寫這等「淫詞艷句」，他只是搖頭不言。繳卷以後，同考的考生相互對答案，該書生對答如流，其他三科考試都回答得很好，只可惜其中一門因為寫了淫詞艷句，違反了考試規則，故沒有被取中。同考的「士子」都為他惋惜，認為可能是在溫柔鄉里呆得太久，故而考試時都在做春秋大夢吧。俞樾將紹興書生的落榜歸咎於「溫柔鄉中失足」，但這樣的失足並不意外。就像開在小學旁邊的網吧會對小學生形成強烈的吸引力一樣，開在考場對門的青樓，對讀書人同樣擁有極強的誘惑力。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當那一群群文弱書生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湧來時，面對秦淮河對岸的「芬芳羅綺，嘹亮笙歌」，他們真會默念著 「非禮勿視」的孔子語錄嗎？
青樓確實是個迷魂蕩志的地方，更何況是青樓中的極品－－秦淮青樓呢？對讀書人來說，眼前佳人們花團錦簇，顧盼生情，一個個潘郎曹郎地叫著，讓他們充分享受到顧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之嘆。關於秦淮風月的盛況，從明人張岱《陶庵夢憶》中的一段話可窺見一斑：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蕭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帘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各團扇輕絝，緩鬢傾髻，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鈸星鐃，宴歌弦管，騰騰如沸。士女憑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這樣的盛況當然是極盡精緻奢華了，不過，如果腰包裡沒有足夠的銀子，光玩弄詩文，恐怕是堆不起來的。
二、青樓選美是文人雅士們泡製的一壺醇酒，餘香盈口，回味無窮
青樓選美有個很優雅的名字：「花榜」或「花案」。花榜，便是品評妓女的等級優劣；花案，即指評定妓女優劣的名單，這可能與古人喜歡以花喻女人有關。既然是花，必然是美艷的，因而不論綠肥紅瘦，她們都必須才貌雙全，是牡丹與月季的比拚，而非野花與稗草的較量。中國的青樓選美有較悠久的歷史，據說早在宋代就有民間組織的妓女選美比賽，叫「評花榜」。所謂花榜，是花界的選美活動，是歌妓們的聲色大比拚，通常由當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擔任評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們的評花鑒色的眼力；而富商，則更多是因為他們是贊助商的緣故。明代中葉以後，品艷風氣盛行，一時金陵、蘇杭為其中翹楚。明嘉靖年間，金壇人、嘉靖進士曹大章創立「蓮臺仙會」與當時社會名流吳伯高、梁伯龍等品藻名妓，一時稱為盛況。當時甚至有人評選出了「金陵十二釵」，只不過她們不是《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薛寶釵之流，而是分別姓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的十二個金陵青樓名妓。
此後，萬曆時期冰筆梅史以燕都妓樂四十人配葉以代觥籌，曹大章復作《秦淮士女錶》，判別諸妓才情色藝，分別劃分等級，有女狀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學士、太史之稱。清軍入關以後，因整頓世風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順治年間，蘇州有個叫瀋休文的浪蕩文人，終日浪跡於青樓楚館，對青樓女子多有閱歷，於是選定虎丘梅花樓為花場，品定高下，選舉朱雲為狀元，錢瑞為榜眼，余華為探花，另外列優勝者二十八人，一時盛況空前。可惜清初的社會風氣沒有明末那麼開放，最終，瀋休文被當地的地方長官李森先以有礙風化的罪名「斃於杖下」。如此一來，青樓選美便成為文人雅士們不務正業有礙風化的標誌，花榜便漸漸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不過，隨著享樂思想的流行與人們思想觀念的開放，晚清至民國期間，青樓選美又死灰復燃，並有愈演愈烈之勢。同、光年間，前兔痴道人摘紅雪詞題《二十四女花品圖》於海上，畫眉樓主復偕同人為《續花品》以李佩蘭為群芳之冠。《續花品》之後，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書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為芍藥，獨擅風華，可謂百花齊放，奼紫嫣紅。
真正將青樓選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寶嘉與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間，上海《遊戲報》主筆李寶嘉仿效朝廷科舉制度，開艷榜三科：一為花榜，以色取勝，類似於現代的世界小姐與中國小姐選美大賽，共評出一甲張四寶、金小寶、祝如椿三人，分別為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寶等三十人，其餘則為三甲。二為武榜，以歌擅場，類似於現代的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評出一甲王秀蘭、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藹卿等十八人。三為葉榜，以丫環侍兒為對象，取紅花還須綠葉襯之意，也評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寶釵等三十六人，其餘皆屬三甲。現在看來，李寶嘉這一舉措意識超前，現代意義上的選美大賽和歌唱大賽，恐怕便要追溯到他這裡。
如果說李寶嘉以超前意識取勝，那麼奚燕子便以規模宏大取勝。1917年，上海新世界遊戲場為擴大影響力，別出心裁舉行花國選舉，他們聘請《新世界報》總編輯奚燕子為主任，創辦群芳選舉大會。具體操作辦法是：選票每人一張，一張選票售價一元，選票上填寫妓女住址及優點。該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開票， 1918年元旦公布人選，最後選舉出花國大總統冠芳，副總統菊第、貝錦，花務總理蓮英。因此時是民國時期，故而青樓選美也緊跟時髦，由原來的狀元榜眼變成了總統、總理。本次選美驚動滬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為舊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青樓選美。
青樓選美是文人的一種閑情逸致，一種雅好，不過是好事文人的嘲風弄月之舉。但對於參加評選的青樓女子來說，卻是她們改變命運的大好時機。因為一旦走紅，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價上漲，財源滾滾，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會的捷徑，甚至有嫁入豪門做闊太太的機會。如此一來，參評的妓女便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想博得個榜上有名，如果能成為花魁，那是再好不過。而最好的契機，便是請自己的相好出面幫襯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樓選美便暗藏許多貓膩，黑幕重重。
青樓選美的評委很重要，參評妓女的命運便操縱在他們手裡，而評委們又是主辦方花錢邀請的，故而選舉的最終結果由主辦者來圈定。不過，主辦方有時也要照顧到贊助商的利益，因為只有他們肯出錢了，選美活動才會有可靠的資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選美活動，其實是主辦方與贊助商的較量，最終的結果反映了他們較量的勝敗。
余懷《板橋雜記》曾記載過一次頗負盛名的選美比賽。這次比賽的時間和地點都選得恰到好處。時間選在傳說中天上牛郎與織女七月初七相會之日，正好是中國的情人節；而地點則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樓「八百居水閣」；再加上當地的戲臺班子也來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攜幼前去觀看，以致當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閣」的路上車馬喧囂，甚至連秦淮河上的船隻都擠得個水泄不通。經過預賽層層選拔，決賽時選出二十位佳麗。最終，名妓王月拔得頭籌，成為本次選美比賽的花榜狀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發現其中的貓膩：狀元王月是主辦者孫武公的相好。看來，比賽的名次只怕早在賽前就擬好了，其他的佳麗，只不過做了王月的陪襯，這倒和現在的某些選美比賽如出一轍。最初的青樓選美主觀性很強，大多由某個文人擬定一個選美名單，是為「花案」。這樣便會影響評定的公正性，因為任何一個評判者，即便他再大公無私，終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後來的青樓選舉普遍公開進行，但公開並不代表公正，因為一旦由評委決定結果，便不免有評委被收買的可能，王月之所以當選，便是評委被主辦方收買的活生生例子。後來人們發明瞭新的選舉辦法，由大眾投票來選定，如此便可反映大眾的心聲。不過問題又來了，選票需要錢來買，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個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選舉，每張選票要一個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個月的薪水。如此，參加投票的多是巨賈士紳，故而最後的結果只能是他們審美標準的反映。
青樓選美當初源於文人墨客們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後，青樓選美逐漸成為一種時尚，為普通大眾所認同，並津津樂道。這當然與娼妓業在近代的興盛有關，當金錢侵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時，舊的道德觀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觀念又沒有建立，價值觀與道德觀的多元真空讓許多人無所適從，空虛無聊。青樓選美的出現，正滿足了他們的心理與情感需要。再加上小報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瀾，狎妓幾乎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種文化形態，與喝酒打牌無異。建立在此基礎上的青樓選美因此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大樂趣，以致每逢青樓選美之時，數千粉黛躍躍欲試，各家報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門前車水馬龍，風流騷客捧場遊說，盛況空前。
而對知識階層來說，不僅收穫了許多的樂趣，填補了內心的空虛，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這種手段抒發了內心的憤懣，在嘻笑怒罵中完成對當權者的攻擊。如當時上海《中華新報》評論曰：「舉行花界選舉，社會中之心理約可區分為四類。其一，謂民國總統未愜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選政。今借花國舉行酒杯壘塊，別有用意。其二，謂此次選舉皆屬行政部之官吏，民國不可無立法部之國會，擬於大世界選舉國會議員，即以野雞有被選資格而名之曰在野黨，以符名實。其三，謂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欄中人而明目張膽冒用總統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則澆風流播為害胡有底止。其四，則謂中國名分之說，為剝奪自由之惡魔，試觀外人日用之物，且襲用其國中偉人之名，並未以為褻，今以公名冠之於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說，二可減少競名之風，實為進化，而非退化。」簡單歸納之，它其實反映了人們兩種不同的社會心態：一派認為青樓選美是人們思想腐化墮落的標誌，以青樓女子而明目張膽冒用總統之名，簡直是褻瀆神聖，以下犯上。一派認為青樓選美正好表達對民國總統的不滿，因為他是沒有經過真正的民主選舉產生的，另外，青樓選美其實是對傳統的等級制度的反撥，代表了自由的呼聲。事實上，兩派觀點正反映出當時中國由舊入新過程中人們新舊思想的激烈碰撞。青樓選美，最初是文人雅士們的業餘愛好，代表著風流文人們的審美趣味，雖然在這次活動中，許多人沉醉於青樓選美的喧鬧與夢境，然而事後看來，它終究是新生事物，頗領風氣之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