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一年來，中國大規模的民間抗議活動已經達到七萬四千宗。往往一樁小事就會引發群情激憤，火燒火燎，不可收拾。像一年前重慶萬州爆發的政府官員當街毒打平民，引發數千人的抗議暴動，驚動世人，也令中央嚇破了膽。不久之後，四川漢源地區因政府強行修水電站，跟當地居民爆發衝突。兩次事件當局都派遣數千軍警、裝甲，如臨大敵，不僅地方政府沒見過這種陣仗，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連北京面對噴湧的民憤也亂了方寸，不敢掉以輕心。六四的夢靨還揮之不去，如此天天六四，何以消受？
然而進入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中共政權沒有自省的能力，也缺乏自我改正的機制。每當面對危機時，它只能公式化地採取同樣模式做出反應：恐嚇、綏靖、鎮壓。然而中國民間的各種力量已經趨向多元化，在同專制政權的鎮壓機器對壘之時，充分發揮想像力，不僅花樣翻新，勇氣日增而且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同盟軍。六四的慘痛教訓賦予了民間一筆豐厚的道義遺產，特別是知識界人士，如今猶有餘痛和餘恨，今天青年一輩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比他們的前輩似乎更冷靜、更善於使用現代化的工具。九十年代以降，網路異議份子的隊伍逐漸成長，他們在網際網路上崢嶸頭角、大放異彩，吸引了大量的讀者。新聞和言論自由雖受政府管制審查，但是市場經濟的規律卻為它們留存了拓展的空間。同時，越受打壓的媒體越能熱賣，這幾乎成為一個規律。
中國社會裏貧富的兩極分化已經到了臨界點，手中握有公權力的政府官員驕奢淫逸，不僅對百姓進行無情壓榨，有時甚至操有生殺大權。半世紀之前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第二號人物吉拉斯（Milovan Djilas）出於良知，寫了《新階級》一書，抨擊當時的斯大林主義和黨內的官僚特權階級的腐化作風，認為高層的共產黨人遠離了「消滅階級」的理想，自己成為人民的剝削者，把國家資產當成個人財產。其實吉拉斯當時看到的南斯拉夫的官僚腐化跟今天中國統治階級的貪婪驕奢和無法無天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的。
中國的新階級是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論催生出來的。
這個新的權貴階級或是跟中共有血緣關係，是出身高幹家庭的「革命子女」，利用父輩的關係，將承襲下來的權轉化成錢；或是尋常百姓家的機靈善經營者，白手起家致富。有了錢必須有權來保護。這樣權錢勾結，「權」「利」結合，就建構成牢不可分的紐帶。 新階級的對立面是社會上佔絕大多數的貧下階級，他們真正已經到了貧無立錐之地了，卻依然受到官商勾結的無情剝削。這種利益衝突的激化，有權者的冷血殘酷，無權者的走投無路，完全應了「官逼民反」這句俗話。然而，物極必反，近年來人民普遍地覺醒了，為了護權、維權、爭權，同官方對立、據理力爭的事件越來越多，甚至民告官、民逼官的情況也時有所聞。
本來，後極權社會中普遍蔓延著人性危機，社會道德功能嚴重失調，中國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來，社會上物慾橫流，拜金媚俗的風氣盛行。也許是六四悲壯的收場，為中國知識界孕育了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每當官民處在當年六四時期那種對峙的凶險狀態時，社會上的文化精英如學者、教師、醫生、新聞工作者會經常站出來為弱勢族群呼籲聲援。像河南的愛滋病患者，由於政府袖手旁觀的態度，激發了許多社會良心人士主動地向患者伸出援手，高耀潔醫師和正義人士胡佳皆脫穎而出。SARS爆發，政府的捂蓋子做法，又製造出一個「人民英雄」－－蔣彥勇大夫。越演越烈的拆遷，烘托出一位仗義的律師鄭寵恩。政府一邊要應付咆哮的群眾，另一邊又要對付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烈士英雄，更加方寸大亂。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社會上的矛盾和危機加深，中國大地遍佈地雷，一觸即發。此時，一個非常耀眼的群體冉冉上升，每當有大規模群體爭抗事件、有重大冤情震撼人心時，他們就會挺身而出，投入第一線。這是一支有專業訓練，未經過文革洗禮的青年一代的律師。近年來的幾件大案他們都直接參與了。像2002年為湖南邵陽民辦教師轉正案挺身而出的朱久虎律師，後來又承辦了民營企業家孫大午集資案，陝北油田事件中，他又為六萬名被政府任意剝奪了經營權的投資者進行訴訟。最後竟然被當局逮捕關押了數月，成功地被塑造成當代的包青天。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辯護，又為遼寧的網路作家和記者鄭貽春進行上訴，因為鄭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得入獄七年。高志晟也參與了蔡卓華牧師的案子和2004年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被栽污和行賄的案子，喻後來刑期從12年改為8年。高律師會同徐志永幾位律師對河北承德陳國清等無辜四人，被以搶劫殺人的罪名，判處五次死刑。甚至當律師們找到真凶，凶器和物證，並向高等法院提供，該案依然難以翻案。既要為無辜者進行無罪辯護，又要身兼神探，真是叫律師太沈重
範亞峰、張星水、高智晟和滕彪幾位律師為被栽誣經營基督教書籍、非法牟利的蔡卓華牧師據理力爭，在這宗宗教迫害的案子中，蔡牧師先被關押9個月，到了開庭時，旁聽席位上幾乎全是官方派去充數的「觀眾」，而被告的母親和律師們卻無法坐上旁聽席。年輕的滕彪律師為營救同行朱久虎而奔走，滕彪還因調查山東臨沂進行暴力計畫生育政策而發表了十篇調查手記，聲名大噪。李和平律師為「新青年學會」楊子立四人進行無罪辯護，他因受到楊子立那篇詩作「農民－－我的親人」的感動，仗義而出，為四君子案出庭辯護，一開始就抱定自己也坐牢的打算。李和平還自掏腰包，親自到鄉下去看楊子立的父母，甚至接濟獄中人和他的家屬。俠義的李和平也參與了滕彪幾位保戶臨沂的盲人律師陳光誠的行動。
最近廣東番禺太石村村民欲罷免腐敗的村委會，遭受到政府的暴力阻撓，律師範亞峰、維權人士郭飛雄和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教授以及多位中外的記者都受到官方僱用的打手的攻擊。郭飛雄絕食三十多天，性命垂危。
還有數不清的同行們站在這批青年律師的身後，他們大多是在文革前後才誕生的青年一代，經過六四的洗禮，認同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自認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們生活在網路時代，不僅具有法學的專業訓練，更具有現代人的頭腦，深諳媒體的運作，嫻熟網際網路的操作。他們有俠義之心，甘冒不韙替農民、貧民甚至「罪犯」主持公道。在一個沒有法治只有扭曲的「法制」的中華大地上，他們承受公安人員的騷擾、威脅、被「請去談話」，受到權力當局的打壓、抵制，在官民衝突現場受到侮辱、甚至被打傷、逮捕，被法院吊銷執照或判刑入獄。然而他們依舊意氣風發地站到弱勢的族群一邊。當人民不再懼怕「恐懼」時，當弱者敢於反抗強者時，當棍棒落在血肉之軀上的聲音變成響徹大地的悲愴交響樂時， 當精英和草根結合時…人們所期盼的那一天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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