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5-10-13 07:12:00作者：
首都「顏面地帶」的慘劇
二OO五年九月五日，北京西單「西西工程」（西單北大街西側綜合改造建設工程）四號工地發生重大坍塌事故，數十名工人被掩埋在兩百多立方的混凝土之中，迄今為止，已經發現八具屍體，同時受傷的還有二十多人。在已經找到屍體、確認死亡的八人中，五人來自四川儀隴，一人來自四川巴中，一 人來自雲南，一人來自湖北。
西單是北京僅次於王府井的商業中心，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北京的「心臟地帶」和「顏面地帶」，居然會發生如此可怕的事故。據工友回憶說，四十八歲的四川農民許期勇，是一個特別規矩的人，「工地上要求施工時不能穿短褲，他連上街溜躂也從不穿短褲，他總愛說，北京西單是全國文明地兒，穿短褲不文明。」多麼憨厚可愛的四川老鄉啊，就是這樣一個「特別規矩」的農民，卻在他一心呵護的首都失去了生命。他們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永遠地閉上了眼睛，以一種極其慘烈的方式有的屍體是救援者用乙炔槍切割開已經凝固的混凝土之後才挖出來的，九日凌晨發現的年僅二十歲的木工蔡文才，「整個身體被嵌在一米高的混凝土大餅裡，只露出頭部，腦袋都變型了，沒法辨認」，狀況慘不忍睹。
房地產商無所不用其極
那麼，是誰吞噬了他們的生命？首先，當然是黑心的房地產開發商和建築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增長點。近年來瘋狂細升的房價，更是使得房地產成為一本萬利的行業，成為人人爭奪的「肥肉」。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上，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房地產大亨便三分天下居有其二。在房地產企業的老總之中，固然有公眾形象相對較佳的人物，但大部分都屬於與上海灘首富周正毅有相似之處的「權力資本」。這是一個高度壟斷、高度依靠幕後權力運作的領域──從土地的取得到資金的來源，各大房地產公司都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足為外人道也」。如果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高層的關係，怎麼可能拿到黃金地段土地的批文，又怎麼可能從銀行獲得鉅額的貸款？有的人可以做到「空手套白狼」，將土地批文一轉手就立即獲得數億報酬；有的人可以從銀行取得數十億的貸款，用國家和儲戶的錢來為自己掙錢，一介平民，焉能如此？而在偷稅漏稅、欺騙購房者等方面，許多房地產商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正是通過種種非法手段，一個房地產寡頭階層正在中國形成。
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民工
在建築施工領域，工程的招投標過程和施工安全規範等形同虛設──這一點與煤礦行業頗有相似之處。許多工程被多次分包，層層剝皮──此次出事的四號地工程，便經過了三次分包。許多工地普遍存在著重大安全隱患，工人們時刻徘徊在死亡的大門口。事故之後，據一位水泥工許師傅披露，他們來到工地之後，平常每月發一兩百元生活費，工資分兩次發放，從來沒有聽說過自己有保險，也沒有收到任何證明單據。一位在現場的工人指出，上級為了節約成本，使用已經生鏽的、壁厚較薄的鋼管搭建腳手架，根本不符合施工規範，監理人員拒絕簽字，但工人們仍然被強令開工。由於工作機會難得，工人們雖然明知腳手架存在安全隱患，也不得不爬到二十二米高的地方施工。在施工中死傷的工人們，處於這條「大魚吃小魚」的食物鏈的最底層：──除了出賣最原始的體力來換取被壓到最低點的報酬之外，他們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城市裡還能做什麼呢？即便如此，他們也經常拿不到工錢，拖欠工錢的情形一度嚴重到了危害社會穩定的程度，甚至出現了國務院總理親自替民工討要工錢的新聞。
就在事故發生之後，已有數十名工人在工地上討要工資。拿不到工錢倒還在其次，失去了生命才是最可怕的後果。然而，在某些揮金如土的大亨和顯貴們眼中，民工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發生傷殘乃至死難事故，至多給一筆賠償就可以擺平了。家屬再不服從，還可以利用黑社會的力量恐嚇之。從暴力拆遷到奴役工人，若干官商勾結的房地產企業的資本積累所走的堪稱一條血腥之路。此次西單工地的事故，因為死傷慘重，且發生在北京的中心地帶，所以引起了媒體和政府高層的關注。北京市副市長在緊急電話會議中表示要依法嚴肅處理、絕不遷就，但最後究竟會懲辦到哪個層面的哪些責任人，依然是一個未知數。
農村政策失誤農村經濟凋敝
吞噬農民工生命的，還有農村政策的嚴重失誤和農村經濟凋敝的現狀。一九四九年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在改革開放之後並未得以根本改變，相反「劫貧濟富」的政策取向仍然在延續。政府在三農問題上的失誤，使得中西部地區的農村日漸喪失活力，青壯年紛紛到城市打工掙錢，許多村落簡直到了「堅壁清野」的狀態。敢於挑戰此一「潛規則」的李昌平，最後卻在家鄉無立錐之地。儀隴和巴中是四川的貧困地區，在當地依靠農業生產根本不能餬口，故而成為民工輸出的大縣。儘管近年來農業稅有所降低，但是單靠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種植以及飼養牲畜等，普通的農民家庭根本無法應對以下幾項必要的開支。
四顧無助的農民
第一，孩子的教育費用。由於教育日益走向產業化，使得一個工農大眾家庭要想供養一個孩子上大學，在經濟上就被壓得苦不堪言。以遇難者許期勇為例，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西安上大學，二兒子也在外打工。大兒子每年一萬多元的學雜費都要靠父親打工賺來。這一萬多元的天文數字，要想靠從土地裡刨出來根本是不可能的。工友羅師傅回憶說，「工地上就數老許最節省，從來不亂買東西，把所有的錢都攢起來給孩子上學。每當談起上大學的兒子時，他總是笑個沒完，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兒子好好上學，將來就不用像自己一樣賣苦力了。」然而，這個任勞任怨的父親再也不能供養孩子上學了，許師傅的兒子能否經受住這一慘痛的打擊、順利完成大學的學業呢？
第二，修建房屋的費用。遇難者鄭可海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給家裡蓋房子。當年兒子娶媳婦的時候沒有新房，他老覺得欠孩子什麼，就想在孫子結婚前，一定要給家裡蓋房。如今，這個願望只能依靠他的兒子來實現了。遇難者年紀最大的、已經五十歲的許章志，也是因為家裡蓋房子欠下了五萬元的債務，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工地上每次打飯只打素菜」。
二OO五年九月五日，北京西單「西西工程」（西單北大街西側綜合改造建設工程）四號工地發生重大坍塌事故，數十名工人被掩埋在兩百多立方的混凝土之中，迄今為止，已經發現八具屍體，同時受傷的還有二十多人。在已經找到屍體、確認死亡的八人中，五人來自四川儀隴，一人來自四川巴中，一 人來自雲南，一人來自湖北。
西單是北京僅次於王府井的商業中心，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北京的「心臟地帶」和「顏面地帶」，居然會發生如此可怕的事故。據工友回憶說，四十八歲的四川農民許期勇，是一個特別規矩的人，「工地上要求施工時不能穿短褲，他連上街溜躂也從不穿短褲，他總愛說，北京西單是全國文明地兒，穿短褲不文明。」多麼憨厚可愛的四川老鄉啊，就是這樣一個「特別規矩」的農民，卻在他一心呵護的首都失去了生命。他們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永遠地閉上了眼睛，以一種極其慘烈的方式有的屍體是救援者用乙炔槍切割開已經凝固的混凝土之後才挖出來的，九日凌晨發現的年僅二十歲的木工蔡文才，「整個身體被嵌在一米高的混凝土大餅裡，只露出頭部，腦袋都變型了，沒法辨認」，狀況慘不忍睹。
房地產商無所不用其極
那麼，是誰吞噬了他們的生命？首先，當然是黑心的房地產開發商和建築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增長點。近年來瘋狂細升的房價，更是使得房地產成為一本萬利的行業，成為人人爭奪的「肥肉」。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上，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房地產大亨便三分天下居有其二。在房地產企業的老總之中，固然有公眾形象相對較佳的人物，但大部分都屬於與上海灘首富周正毅有相似之處的「權力資本」。這是一個高度壟斷、高度依靠幕後權力運作的領域──從土地的取得到資金的來源，各大房地產公司都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足為外人道也」。如果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高層的關係，怎麼可能拿到黃金地段土地的批文，又怎麼可能從銀行獲得鉅額的貸款？有的人可以做到「空手套白狼」，將土地批文一轉手就立即獲得數億報酬；有的人可以從銀行取得數十億的貸款，用國家和儲戶的錢來為自己掙錢，一介平民，焉能如此？而在偷稅漏稅、欺騙購房者等方面，許多房地產商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正是通過種種非法手段，一個房地產寡頭階層正在中國形成。
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民工
在建築施工領域，工程的招投標過程和施工安全規範等形同虛設──這一點與煤礦行業頗有相似之處。許多工程被多次分包，層層剝皮──此次出事的四號地工程，便經過了三次分包。許多工地普遍存在著重大安全隱患，工人們時刻徘徊在死亡的大門口。事故之後，據一位水泥工許師傅披露，他們來到工地之後，平常每月發一兩百元生活費，工資分兩次發放，從來沒有聽說過自己有保險，也沒有收到任何證明單據。一位在現場的工人指出，上級為了節約成本，使用已經生鏽的、壁厚較薄的鋼管搭建腳手架，根本不符合施工規範，監理人員拒絕簽字，但工人們仍然被強令開工。由於工作機會難得，工人們雖然明知腳手架存在安全隱患，也不得不爬到二十二米高的地方施工。在施工中死傷的工人們，處於這條「大魚吃小魚」的食物鏈的最底層：──除了出賣最原始的體力來換取被壓到最低點的報酬之外，他們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城市裡還能做什麼呢？即便如此，他們也經常拿不到工錢，拖欠工錢的情形一度嚴重到了危害社會穩定的程度，甚至出現了國務院總理親自替民工討要工錢的新聞。
就在事故發生之後，已有數十名工人在工地上討要工資。拿不到工錢倒還在其次，失去了生命才是最可怕的後果。然而，在某些揮金如土的大亨和顯貴們眼中，民工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發生傷殘乃至死難事故，至多給一筆賠償就可以擺平了。家屬再不服從，還可以利用黑社會的力量恐嚇之。從暴力拆遷到奴役工人，若干官商勾結的房地產企業的資本積累所走的堪稱一條血腥之路。此次西單工地的事故，因為死傷慘重，且發生在北京的中心地帶，所以引起了媒體和政府高層的關注。北京市副市長在緊急電話會議中表示要依法嚴肅處理、絕不遷就，但最後究竟會懲辦到哪個層面的哪些責任人，依然是一個未知數。
農村政策失誤農村經濟凋敝
吞噬農民工生命的，還有農村政策的嚴重失誤和農村經濟凋敝的現狀。一九四九年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在改革開放之後並未得以根本改變，相反「劫貧濟富」的政策取向仍然在延續。政府在三農問題上的失誤，使得中西部地區的農村日漸喪失活力，青壯年紛紛到城市打工掙錢，許多村落簡直到了「堅壁清野」的狀態。敢於挑戰此一「潛規則」的李昌平，最後卻在家鄉無立錐之地。儀隴和巴中是四川的貧困地區，在當地依靠農業生產根本不能餬口，故而成為民工輸出的大縣。儘管近年來農業稅有所降低，但是單靠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種植以及飼養牲畜等，普通的農民家庭根本無法應對以下幾項必要的開支。
四顧無助的農民
第一，孩子的教育費用。由於教育日益走向產業化，使得一個工農大眾家庭要想供養一個孩子上大學，在經濟上就被壓得苦不堪言。以遇難者許期勇為例，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西安上大學，二兒子也在外打工。大兒子每年一萬多元的學雜費都要靠父親打工賺來。這一萬多元的天文數字，要想靠從土地裡刨出來根本是不可能的。工友羅師傅回憶說，「工地上就數老許最節省，從來不亂買東西，把所有的錢都攢起來給孩子上學。每當談起上大學的兒子時，他總是笑個沒完，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兒子好好上學，將來就不用像自己一樣賣苦力了。」然而，這個任勞任怨的父親再也不能供養孩子上學了，許師傅的兒子能否經受住這一慘痛的打擊、順利完成大學的學業呢？
第二，修建房屋的費用。遇難者鄭可海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給家裡蓋房子。當年兒子娶媳婦的時候沒有新房，他老覺得欠孩子什麼，就想在孫子結婚前，一定要給家裡蓋房。如今，這個願望只能依靠他的兒子來實現了。遇難者年紀最大的、已經五十歲的許章志，也是因為家裡蓋房子欠下了五萬元的債務，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工地上每次打飯只打素菜」。
第三，脫離農村從事其他職業的必要經費。遇難者中二十七歲的許萬才，書包裡通常裝著五本書，除了三本放線工的專業書外，另外兩本是《汽車駕駛速成》和《寫給年輕人的六十六個人生建議》。愛讀書的許萬才經常跟工友們談起自己的人生規劃──努力掙一年錢，回家買車開出租。然而，他再也不能打開心愛的書本，再也不能回家開出租了。
第四，基本的醫療需要。今天中國的農村中，大部分農民沒有任何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一旦患病，數以億計的人們只能躺在家中等死。因此，趁著還能夠幹活的時候外出打工，積蓄一點錢，至少可以作為晚年的保命錢。這也正是為什麼許多年過五旬的農民仍然堅持到城市打工，與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一樣干最苦最累的體力活，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沒有任何的信心。中國鄉村的嚴峻狀態，絕不能被少數欣欣向榮的城市所掩蓋；中國農民不能過上小康生活，「和諧社會」便只能是水月鏡花。
汲取什麼教訓？
此次發生在西單建築工地的重大事故，理應引發整個社會對農民工生存處境的關注，這種「非人」的狀態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這種關注絕對不是某些咬文嚼字的文士所倡導的那樣，改變「農民工」這一帶有歧視性的稱呼，而換之以『務工人員」這種看似斯文的定義。這種紙面上的遊戲，與民工本身的生存處境毫無關係。他們需要的關注，是實質性的關注，是促使政府在「三農」政策上作出更大的調整，是對城市房地產業、建築業作出更有效的規範和監控，是讓尊重生命、寶貴生命的意識成為社會的共識。
讓我們為這些卑微的死難者默哀與祈禱，祝福這些勞苦擔重擔的人在天國裡獲得永遠的安寧與幸福。
(爭鳴10月號)
